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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亚哈很快与构筑囚犯最终命运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何塞·卡索拉建立了密切联系。 28 沉默寡言的卡索拉同样决心消灭叛军支持者。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为完成这一任务，他采纳了苏联安全人员的意见。与米亚哈一样对囚犯之动向表示焦虑的，是时年42岁且最近获得晋升的比森特·罗霍中校。他将第五纵队视为“有足够的兵力和实力攻击正规部队后方的作战纵队”。他相信第五纵队不仅仅是由形形色色的间谍、破坏分子和煽动者组成，它是一个能够在各个层面上对战争施加影响的紧密编织的网络，而且它在战争爆发之前早已存在。在11月初，他害怕第五纵队将在决定首都最终命运的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于是，罗霍写道，军事当局必须下定决心将其彻底消灭。 29 在1936年11月，这是对第五纵队之危害性的过度悲观的估计，因为它要好几个月以后才能达到这一水平。不过，罗霍的观点也反映出共和国所感受到的恐惧，而且，鉴于叛军多次获悉有关共和国方面之动向的准确情报，以及随着叛军部队深入首都西郊，冷枪手的活动不断增多，这种反应也完全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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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多的推测认为，米哈伊尔·科尔佐夫在决定囚犯之命运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是基于他在11月7日的日记中的记载，其中他描述了佩德罗·切卡是如何在“米格尔·马丁内斯”的压力下，于7日凌晨做出派遣民兵前往监狱之决定的，而后者据说是一名拉美裔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有足够的影响力向最高层转达自己的意见。人们普遍认为，“米格尔·马丁内斯”不是别人，正是科尔佐夫本人。因为后者的日记中，有一些据称是出自“米格尔·马丁内斯”之手的活动，其执行者确系科尔佐夫本人。而且，在1937年4月于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开玩笑地将科尔佐夫称为“唐·米格尔”。然而，“米格尔·马丁内斯”很可能是由科尔佐夫发明的一个拼贴而成的虚构人物，这样他便能够在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包含进很多素材，而同时不至于暴露其手下线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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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森特·罗霍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一位名叫“米格尔·马丁内斯”的外籍共产党员，此人曾帮助孔特雷拉斯进行第五团的组建工作。罗霍当然认识科尔佐夫，他没有理由不提到他的名字。因此，很显然，对于罗霍来说，“米格尔·马丁内斯”是科尔佐夫之外的一个人，几乎可以肯定，他是以“米格尔同志”的名义，与维达利一起在第五团中工作，而且能说西班牙语的共产党人士。唯一符合上述特征的，是一位名叫约西夫·格里古列维奇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 30 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驻西班牙的人员并不多，特务不会多于10人，其中有些是“合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向西班牙外交部进行过申报，并拥有外交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有些（两三个）则是“非法的”，换言之，他们是地下工作者。前者的代表之一是列夫·拉扎列维奇·尼科尔斯基，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马德里情报站的负责人，他的化名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约西夫·格里古列维奇。尼科尔斯基（奥尔洛夫）在西班牙为共和国安全部门的组建出谋划策，同时也负责清洗外籍托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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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夫·罗穆亚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是一位时年23岁的立陶宛人，他曾以“米格尔同志”的名字旅居阿根廷，因而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作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任务处的一名成员，格里古列维奇接受过暗杀和绑架的训练。在西班牙，他协助组建了所谓的“别动队”（special squads），并帮助奥尔洛夫消灭托派分子。因此，在科尔佐夫的日记中，“米格尔·马丁内斯”有时是科尔佐夫本人，有时是格里古列维奇，有时是戈列夫将军，也许有时还会是别的什么人。 31 在别尔津前往巴伦西亚之后，从11月6日晚间起，戈列夫实际上是在马德里的最高级苏联军官，在此期间，科尔佐夫有时会担任他的信使。戈列夫后来向莫斯科汇报说：“科尔佐夫和卡门同志与我们一起，他们忠实且严格地完成了我委托给他们的有关保卫城市的一切任务。”这一点也得到了作家阿图罗·巴雷亚的证实，他回忆说，科尔佐夫让他在围城期间负责对境外媒体实施审查，而这样做必须要有戈列夫的授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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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与切卡会面的“米格尔·马丁内斯”，可能是戈列夫、格里古列维奇或科尔佐夫本人。苏联摄影记者罗曼·卡门的回忆录暗示了此人实际上可能就是科尔佐夫。11月6日深夜，卡门前往共和国国防部，却发现那里已经人去楼空。徘徊片刻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米赫、戈列夫将军和共和国总参谋长比森特·罗霍——这三位有影响力的大人物都非常关心右翼囚犯的问题。离开国防部后，他前往西共总部，在那里他发现科尔佐夫正在与佩德罗·切卡说个不停。 33 这可能就是科尔佐夫的日记中所描述的切卡与“米格尔·马丁内斯”的那次会面。在科尔佐夫的版本中，“米格尔·马丁内斯”呼吁切卡继续转移囚犯。科尔佐夫（米格尔·马丁内斯）指出，没有必要将8,000人全部转移，但是将最危险的分子挑选出来并把他们分批送往后方却很紧要。 34 切卡接受了这一主张，并派出三人前往“两座大型监狱”。虽然科尔佐夫并未提到这两座监狱的名字，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就是圣安东监狱和模范监狱，11月7日这两个地方就发生了“提人”行动。“点名过后，他们把挑选出来的法西斯分子带入监狱天井。囚犯们以为自己即将被枪杀，所以都恐慌不已。然而他们只是被带往阿兰达方向。”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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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科尔佐夫不太可能有权进行如此关键的干预。然而，作为戈列夫将军的使者，他也许是被派去敦促囚犯转移行动的实施。如果的确如此，戈列夫和西共在决策链中的联系便得以建立。由于科尔佐夫的“日记”并非真正的日记，而是根据他的笔记和《真理报》文章而完成的一部书稿，所以那场据说是在11月7日凌晨召开的会议，也完全有可能是在11月6日深夜举行的。这么说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民兵部队在晚些时间的7日早晨去过那几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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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早在11月6日下午晚些时候或者入夜后，西共的双人领导层便应米亚哈之求，安排组建了“保卫委员会”下管理公共秩序的机构，并委任圣地亚哥·卡里略负责此机构的运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公安委员部在同一天晚上已经开始运作，并着手推动囚犯的转移工作。切卡与米赫同俄国人进行接触的事实同样也很明确。卡门见到米赫、戈列夫和比森特·罗霍在一起开会，又见到科尔佐夫和佩德罗·切卡也在见面商谈。上述会议的内容没有被记录下来，但是很难想象他们会不关心如何处置这些囚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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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共产党高层成员，第五团的指挥官恩里克·卡斯特罗·德尔加多，任命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维托里奥·维达利为他的政治委员。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他们显然讨论了处决囚犯之事宜。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后来在提及对囚犯的屠杀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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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命令来自驻马德里的共产国际之代理人，因为据我所知，那个阴险的维托里奥·维达利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晚上。他对被带到他面前的囚犯进行短暂审讯，接下来，就像他一直所做的那样，当他认定某人是第五纵队分子后，他就用左轮手枪朝囚犯的后脑射击。欧内斯特·海明威告诉我，他听说维达利由于扣动扳机太过频繁，所以他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皮肤都被严重烫伤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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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从某处听来又告诉马修斯的这些情况，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可靠证据的支持。然而，意大利人维达利的确是共产国际派驻西班牙的特使，并以“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化名行动，但他同时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无论是曾在第五团中短暂担任维达利之副手的约西夫·格里古列维奇（代号“马克斯”），还是维达利本人（代号“马里奥”），均隶属于由雅科夫·伊萨科维奇·谢列布里延斯基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之特别任务处（从事暗杀、恐怖、破坏和绑架行动）。 37 维达利和格里古列维奇两人后来深入参与了针对托洛茨基的首次暗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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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特罗·德尔加多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段落，它支持了马修斯对维达利（孔特雷拉斯）的上述评语。据卡斯特罗所述，在11月6日晚与孔特雷拉斯谈话过后，他对某特别小组的头目，一个被他称为“托马斯”的人说道：“屠杀开始了。不要手下留情。必须在莫拉的第五纵队展开行动之前将其摧毁。不要担心犯错误！有可能你会发现有20个人站在你面前，你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叛徒，但不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你面临着一个问题——是忠于你的良心？还是忠于党？你明白吗？”托马斯理解得简直太好了：宁可错杀无辜，也绝不放过任何叛徒。卡斯特罗继续说：“请你记住，如果有第五纵队分子越狱逃跑，你和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极大的麻烦。”托马斯问道：“可以完全自由行事？”卡斯特罗答道：“在像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党没有选择，必须将自由处置权交给所有党员——至少是你们这些领导者。”托马斯表示同意，卡斯特罗接着对一直在场的孔特雷拉斯说：“让我们睡上几小时。明天是11月7日。决定性的一天。布尔什维克曾经经历过的，我们也将要面对。我们想的是否一样，或者还有什么你不同意的，委员同志？”孔特雷拉斯回答说：“完全同意。” 38 由于维达利的级别更高，所以合理的假设是：卡斯特罗给托马斯下达的指示，恰恰来自维达利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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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发表在第五团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卡斯特罗·德尔加多的指示必须被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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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些莫拉的同伙。现在，反叛分子的邪恶之鸟投下致命的炸弹，杀死了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儿童，第五纵队的法西斯分子在四处投掷手榴弹和施放冷枪……我们很清楚，如果让摩尔暴徒和外籍军团进入马德里，那些野蛮人将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我们不能怜悯那些野蛮人的帮凶。必须将第五纵队斩草除根！每座公寓楼的管理委员会都必须找出法西斯分子、叛国者和嫌疑犯的藏匿之处并主动向政府报告。让我们抓紧时间消灭他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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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特雷拉斯（维达利）和卡斯特罗·德尔加多之间的短暂会面明显暗示了，共产党第五团和内务人员委员部的成员均参与了11月份处置囚犯的行动。在之前提到的那份戈列夫的报告中，他颇为欣赏地写道，“友邻单位”（指内务人民委员部马德里站），“其领导人奥尔洛夫同志，为防止发生内部暴动做出了很多努力”。转移囚犯的意图，正是要阻止被关押的军官发起越狱行动（即发起“内部暴动”）。因此，戈列夫的报告暗示了，虽然奥尔洛夫并未参与最初的决策过程，但参与了消灭囚犯的行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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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也就是在格里古列维奇逝世前两年的一次爆料采访中，他表示，在马德里期间，他曾在圣地亚哥·卡里略的手下工作，负责一个隶属于保安总局并由社会党激进分子组成的别动队（the Brigada Especial），该队主要负责干各种“脏活”。 41 这支精锐的独立小部队，在1936年12月扩大到三个别动队的规模，领导人也从卡里略换成了卡索拉。最初的那支队伍由格里古列维奇组建，其成员从他所谓的“可靠分子”，也就是参与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安保工作的统一社青团成员中招募。表面上，它由拥有社会党成员身份的警务人员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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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古列维奇于9月下旬抵达西班牙，他在为孔特雷拉斯工作数周之后，于10月底或11月初开始同卡里略合作。在卡里略、卡索拉和该单位的成员面前，格里古列维奇的名字是“何塞·埃斯考伊”，而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他是“何塞·奥坎波”。该组织由保安总局运作。格里古列维奇的陈词得到了佛朗哥分子的档案记录（“普遍司法调查”）的支持，内战过后，三支别动队的统一社青团成员接受了审讯。在公开出版的“普遍司法调查”之庭审记录摘要中有这样的叙述：“自称为‘科托同志’‘潘乔同志’和‘莱奥同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在一个使用‘何塞·奥坎波’之名的神秘人物和几名女性译员的支持下，盘踞在阿方索十一世大街的盖洛德旅馆……对马德里的赤色警察发号施令。”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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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受审时，第一别动队的成员之一托马斯·杜兰·冈萨雷斯给出的供词，尽管并非完全准确，但是能够帮助确定上述几人的身份。他说，“科托”为审讯和调查工作提供建议。杜兰认为他是苏联刑侦技术组（Sovie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Group）的负责人。在他的描述中，“科托”时年约35岁，身材高大，深色的头发梳成分头，脸刮得很干净，而且总是穿着平民服装。“科托”很少在马德里出现，因为他的基地在巴塞罗那。因此，“科托”可以被确定为37岁的瑙姆·伊萨科维奇·艾廷贡（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科托夫），他是设在巴塞罗那苏联领事馆中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分支机构的驻外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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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杜兰的描述，“潘乔”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他“大约45岁，身材高胖，红脸膛，夹杂有灰发的金色卷发梳成了大背头”。他也参与了对囚犯的审问和刑讯。这暗示了“潘乔”的身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安全中校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瑟罗耶日金。杜兰给出的描述符合瑟罗耶日金在照片中的形象。在另一份单独的声明中，后来负责第一别动队的费尔南多·巴伦蒂·费尔南德斯称呼“潘乔”为“潘乔·博利亚斯基”。这个记得不太准确的俄国姓氏可能指的是瑟罗耶日金的副手兼亲密伙伴列夫·瓦西列夫斯基，因为巴伦蒂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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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记得，一直以“莱奥”的名字在自己面前活动的那个人负责苏联大使馆的内部安保。他“高大瘦削，大约有28岁，肤色黝黑”。如果杜兰的证词是准确的，那么他指的可能是列夫·索科洛夫，后者的确也是使馆安全工作的负责人。“何塞·奥坎波”（格里古列维奇）则被描述为年龄约为35岁，具有明显的阿根廷口音，身高5英尺6英寸，粗壮结实，面色苍白，眼睛充血并且拥有深色卷发。他于1937年6月杀害安德鲁·宁之后，就从西班牙消失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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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塞·卡索拉在战后的审讯中，证实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创建和运作别动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告诉审讯者，苏联大使馆的政务参赞列夫·加伊基斯把他介绍给一个他称为“亚历山大”的俄国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为其提供帮助与建议的“亚历山大”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站的代理负责人奥尔洛夫。卡索拉也承认，他和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同“何塞·奥坎波”（格里古列维奇）密切合作，而且也是加伊基斯将卡索拉引荐给此人的。“奥坎波”和“亚历山大”——后者此时尚被卡索拉称为“里奥”（列夫·尼科尔斯基/奥尔洛夫）——在卡索拉所谓的“反间谍事务”，即针对第五纵队的战役中提供技术层面的意见。“潘乔”（瑟罗耶日金）也与卡索拉和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两人定期接触。 44 此时奥尔洛夫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苏联大使馆，他享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权。毫无疑问，他会把右翼囚犯视为一种威胁，并可能会命令格里古列维奇协助卡里略和卡索拉转移并处决囚犯，以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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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7年夏天，奥尔洛夫告诉共和国总理胡安·内格林说，“他的部门”同共和国安全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协作。 45 此外，共和国警方于1937年10月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专于安全和反间谍事务的俄国技术人员频繁造访卡里略之办公室的情况。该报告还指出，这些技术人员曾经“就马德里公安工作”与最高当局展开“积极合作”，这里可能指向了米亚哈或者卡里略。如果是前者的话，说明卡里略的行动得到了米亚哈的首肯，虽然鉴于西班牙共产党和苏联之间所存在的联系，他与俄国人迟早要展开合作。报告中还提到，卡里略将这些技术人员派往“别动队的头目和军官”处，这里指的只能是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的继任者费尔南多·巴伦蒂，在审问他的长枪党党员面前证实了这一点。通过听从这些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的建议，别动队在战时环境下所必需的一个警察活动之新领域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报告中指出：“上述技术人员的合作程度在不断得到加强，直至西班牙和俄国的安全部门之间达成了全面共识。” 46 格里古列维奇后来自称公安委员部中“卡里略的左右手”。 47 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组织，即“克格勃”或曰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记录，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多年后，卡里略选择格里古列维奇为自己儿子的世俗“教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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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米亚哈、罗霍、戈列夫和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都急于看到右翼囚犯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他们肯定是批准了囚犯的转移，但并不一定批准了处决行动，虽说他们批准后者也是有可能的。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保卫委员会成立后即刻召开的会议中，他们授权西共的双人领导层处理此事。而后者肯定批准了处决囚犯的行动，并将具体事务交由卡里略、卡索拉和塞拉诺·庞塞拉负责。为了贯彻他们的指示，三人小组可以使用在塞拉诺·庞塞拉领导的公安代表处任职的统一社青团成员，该组织后来负责运作马德里的保安总局。他们还可以依靠孔特雷拉斯（维达利）、共产党第五团以及来自格里古列维奇和别动队的支援。不过，那些控制出入马德里之道路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在他们的影响范围之内。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在抓捕和杀戮囚犯，所以他们也不太可能在共产党面前寸步不让。而且，事实上，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盟各民兵组织的高层成员即将达成正式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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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委员会的首届会议于1936年11月7日下午6时开始。新上任的委员会主席米亚哈将军解释了当前的危险局势，并说明了驻留首都之部队缺乏武器，以及他们的士气由于共和国方面节节败退而备受打击的现状。后备兵力几乎为零，国防部已处于崩溃边缘。 49 下午5点30分左右，在会议之前，卡里略从米亚哈位于国防部的办公室出来时，遇见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乔治·亨尼博士，以及陪同在侧的挪威领事费利克斯·施莱尔。卡里略邀请他们在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去他的办公室会谈。接受邀请的两人在会议没有结束之前去了模范监狱，在那里他们了解到有数百名囚犯已被带走。当他们重回国防部时，卡里略亲切地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向他们保证，他已下定决心保护囚犯并制止杀戮。当他们告之他们在模范监狱的所见所闻后，他却又表示自己对“转移”行动一无所知。施莱尔后来说，哪怕他所述为实，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已经告知了卡里略和米亚哈有关囚犯转移的情况，而他们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该行动在当晚和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进行。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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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间稍晚时候，在控制新成立的公安委员部的统一社青团不知名代表与全国劳工联盟本地支部的成员之间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讨论了如何处置右翼囚犯的问题。尽管互相敌视，但是两者之间保持联系非常必要，因为现在在马德里市内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共产党，他们控制着警察力量、监狱系统和囚犯的档案，而无政府主义者则通过他们的民兵力量控制着出入城市的道路。第二天上午，在全国劳工联盟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份有关前一天晚上，全劳联–统一社青团的碰头会所达成之协议的详细报告被提交上来。有关这次会议的仅存资料，是保卫委员会军工产业委员阿莫尔·努尼奥·佩雷斯所做的会议纪要。但是，会议纪要中并不包括全劳联–统一社青团的会议上其他与会者的姓名。有理由认为，由于此次会议是在保卫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立即举行的，所以，全国劳工联盟的与会者应该包括参加保卫委员会的部分或全部提名代表——阿莫尔·努尼奥，他的副手恩里克·加西亚·佩雷斯，以及情报委员马里亚诺·加西亚·卡拉斯卡斯和他的副手安东尼奥·奥尼亚特，后两人均来自自由主义青年联盟。同样合理的假设是，统一社青团中的代表至少包括圣地亚哥·卡里略、何塞·卡索拉、塞贡多·塞拉诺·庞塞拉中的两人。被讨论之事项的严重性以及所达成的实际共识，表明当时的与会者不太可能是统一社青团中资历较浅的代表。如果卡里略确实不在场，那么作为公安委员和统一社青团总书记的他，也肯定充分了解会议的内容，不管实际参会的代表是谁，否则就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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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国劳工联盟会议的格雷戈里奥·加列戈后来对他熟悉的阿莫尔·努尼奥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通常来说，阿莫尔·努尼奥容易激动，喜怒无常，且行事往往欠缺考虑。而当他少见地进行思考时，却又不相信自己通过思考得出的判断。”在别处，加列戈又写道：“阿莫尔·努尼奥就像一只易于受惊的松鼠，他无法在任何地方安静下来。他总是想要掌控一切，却无法让自己专注于任何一项事务。”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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