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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敌对态势在4月中旬达到了高潮，并导致了保卫马德里委员会的解散。4月14日，卡索拉在《世界工人报》（Mundo Obrero）上宣布，共和国军队中的一个重要间谍网络已被粉碎。他透露，被捕者之一是第五纵队分子阿方索·洛佩斯·德·莱托纳，此人在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梅拉指挥的人民军第14师总参谋部担任要职。洛佩斯·德·莱托纳是极端君主主义派政党“西班牙复兴党”的成员，也曾担任其领袖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的私人秘书。他曾被萨尔加多的人逮捕，但在威逼或者利诱之下开始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不过，卡索拉表示，洛佩斯·德·莱托纳能够进入国防部中由曼努埃尔·萨尔加多领导的情报机关，是得到了梅拉的总参谋长安东尼奥·贝拉迪尼·迭斯·德·费雷蒂的推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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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洛佩斯·德·莱托纳和贝拉迪尼之间确有来往，因为他们曾在一次由全国劳工联盟发起的旨在清洗第五纵队分子的行动中合作过。1936年12月针对芬兰大使馆保护下的房舍的突袭行动，揭露了外交庇护权是如何被滥用来掩护第五纵队分子之活动的。于是，爱德华多·巴尔和全劳联防卫委员会建立了一个虚假的暹罗大使馆，实际上该国与西班牙并无外交关系。洛佩斯·德·莱托纳在第五纵队分子的接头者面前充当了“担保人”，因此若干共和国的敌人积极接受了由大使馆方面提供的庇护。隐藏的监听装置记录下了他们的对话，有关其间谍网络的情报随之被收集起来。1937年1月初，当米亚哈将军得知，其中的一些叛军支持者已被巴尔的手下杀掉时，他命令终止此行动，因为这本身是违法之举，而针对第五纵队的斗争应依法进行。 26 1939年11月，洛佩斯·德·莱托纳因参与“暹罗大使馆行动”而被佛朗哥当局判处死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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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费尔南多·巴伦蒂领导的别动队破获了由费利克斯·西里萨·萨兰迪科埃切亚创立的长枪党间谍网络，贝拉迪尼在这场行动中被捕。西里萨的主要同伙与他自己一样都是长枪党分子，他曾被送上人民法庭的审判席，但由于缺乏对他进行定罪的证据而获释——这与在叛军控制区被捕的共和派人士所面对的“司法”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里萨的组织规模很大，其活动的目的包括削弱民众的士气、挑拨左派政党之间的不和，而首要目的则是刺探情报。 28 当巴伦蒂的人前去逮捕一个名叫曼努埃拉·帕索斯·凯哈的间谍网成员时，他们发现她正与贝拉迪尼在一张床上，而后者是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搜查人员在她的公寓中发现了属于国防部情报机关的重要文件，据推测它们是由已被逮捕的贝拉迪尼带过去的。西普里亚诺·梅拉对此的反应是威胁米亚哈将军，说他会从前线调回一卡车配备有冲锋枪和手榴弹的民兵，强行把贝拉迪尼从监狱里弄出来。米亚哈说服了盛怒中的卡索拉将贝拉迪尼释放。在同一天的《全国劳工联盟报》晚间版中，加西亚·普拉达斯指责卡索拉是一个进行煽风点火的法西斯特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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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索拉的强烈要求下，《全国劳工联盟报》于1937年4月15日和16日停刊两天。围绕着这场激烈冲突所进行的讨论与争吵，构成了4月15日保卫马德里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全部内容。会议从傍晚7点30分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点15分。在愤怒的无政府主义方之委员弃权的情况下，保卫委员会给卡索拉投下了信任票。然而，会上提名成立了一个由共和派人士和社会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奉命调查无政府主义者对警察和监狱系统之违法行为的指控。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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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国劳工联盟报》于4月17日解禁并重新发行时，当天的首版头条便是呼吁立即解除何塞·卡索拉的职务，并要求司法部长和内政部长对他展开调查。报上刊登的一篇长文声称，保卫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相信，卡索拉在4月14日说到的有关洛佩斯·德·莱托纳和贝拉迪尼的内容是“毫无根据的”。该文还对卡索拉任公安委员时的不法行径进行谴责：“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劳工联盟的报纸一直在谴责马德里内发生的谋杀活动。这些活动的受害者，有时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工人、真正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有时是如假包换的右翼分子。对于后者，我们应该毫不留情地采取行动，但应始终将行动约束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鉴于全国劳工联盟本身在法外处决、酷刑和“契卡”组织等方面的前科，这些话堪称厚颜无耻。文章在结束时声称，前一天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已经发现，有证据显示“在西班牙存在着一种契卡式的政治恐怖主义，对此，我们不但要从底层展开反抗，而且也要通过上层，从政府层面，尤其是通过内政部和司法部与之进行斗争。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谋杀、殴打、任意逮捕和蓄意挑衅，以免我们大家在面对敌人时所必不可少的团结，被淹没在手足相残的血泊之中”。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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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一篇由梅尔乔·罗德里格斯撰写的控诉卡里略、塞拉诺·庞塞拉和卡索拉的出彩文章。他引用了卡索拉与他本人之间的往来信件和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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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信件和公文）涉及卡索拉其人，如何通过欺骗手段，通过秘密指令和暗号，唆使他手下的密探，将那些被人民法庭宣布无罪的人再度逮捕。这些人之前因卡索拉的命令被关入政府监狱，如今他们表面上被释放，实际却被送入秘密监狱和西共民兵部队，在前线构筑“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在此声明，我已准备好向任何官方当局或委员会出示这些文件，揭露由公安委员部的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塞拉诺·庞塞拉，以及最近上任的何塞·卡索拉先后推行的阴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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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受审时，有指控称，卡索拉把右翼俘虏送到利斯特和“农民派”指挥的部队中，表面上是安排他们构筑防御工事，实际上却是在那里将其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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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乔·罗德里格斯接下来以里卡多·平塔多–费案为例，说明他所谓的“遵从公安委员卡索拉之令、携带警察徽章和逮捕令的‘共产党人’和‘提倡共产主义者’之团伙所犯下的暴行”，以及说明“共产党之‘契卡’机构如何被改造成秘密监狱，被劫持至此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因为各种基于真实或捏造之事的告发，而被一连关押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并因此遭受到种种与所有法律或道德的基本准则背道而驰的个人凌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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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丑闻引发了内阁中共产党与社会党部长之间的对抗。对米亚哈的高涨人气颇感不悦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在4月23日直接关闭了保卫委员会，以此方式平息了冲突。他甚至没有将这一决定提前告知米亚哈，后者还是从报纸上得知此消息的。保卫马德里委员会将被一个新的马德里市政议会取代。 33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声称，成立于4月15日的调查委员会正在收集爆炸性的证据，证明卡索拉已在运作一个秘密监狱网络，全国劳工联盟的激进分子在其中接受询问，常常被施以酷刑，甚至会被处决，但该报告从未完成，因为保卫委员会的解散也剥夺了调查委员会对有关问题的全部司法管辖权。4月25日，卡索拉将权力移交给新的国家保安总长文塞斯劳·卡里略，并表示他愿意接受可能进行的任何调查。文塞斯劳是圣地亚哥的父亲，他赞扬了卡索拉在让马德里的街道恢复安宁方面所做的努力。在第二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卡索拉本人写道，他之前必须保持沉默以等待调查得出结论，现在他终于可以自由发表评论了。他抨击了“某些私下求情却公开攻击的人的言语暴力”，很明显这里指的就是梅尔乔·罗德里格斯及其所涉及的平塔多–费案件。他继续捍卫他自己的履历免遭“那些最近渗透进入全劳联–伊无联组织，并使用工会会员卡隐藏他们不光彩的过去，以损害反法西斯群众之利益的坏分子”的污蔑。 34 两天后，共产党方面的报纸发布消息称，已有一个使用全国劳工联盟会员卡的第五纵队间谍网络被发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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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共产党与全国劳工联盟之间的冲突中所得出的一个明显结论是，在紧张的战时环境下，极高标准的新闻自由普遍存在。全国劳工联盟的报纸上对警方和监狱系统的所谓过火行为的谴责，是民主准则得到维持的一个显著例证。人民法庭所做的部分决定更是如此。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射杀巴勃罗·亚圭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以及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或博比·德格拉内等叛军支持者被无罪开释的案例。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因犯有盗窃或谋杀罪而被法庭判刑的案例。在叛军控制区并无类似的情形出现，甚至就连像米亚哈将军因为“暹罗大使馆行动”非法而将其叫停，保卫马德里委员会设立专门机构以调查无政府主义者对警方违法行为的指控，以及共和国政府坚持针对第五纵队的斗争应以合法手段进行等类似的事情都未发生过。对于卡索拉而言，正如他所看到的那样，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事实是，由于安全工作如此松懈，出现了很多“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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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实施暴力的行为在1936年底基本得到了控制，大众司法的新系统正在良好运作当中。为了保护被告之利益而提供的诉讼程序与充足的救济手段，使得共和国的司法实施与叛军控制区的简易审判有着显著区别。越来越多的宗教人士被法庭免除了对共和国政权不忠的指控。 36 事实上，当然是在1938年以前，正如在那些卡索拉尝试将其转为预防性逮捕的、频繁发生的无罪释放之案例中所显现的那样，宽大的判决结果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拉蒙·罗夫莱斯·帕索斯上尉于1937年1月26日在紧急法庭上的受审，以及他的哥哥何塞在同时期被指控为第五纵队刺探情报而遭遇的命运，都可以作为例证，让我们对共和国司法机构，以及共和国安全部门及其俄国顾问团的运作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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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37岁的上尉罗夫莱斯·帕索斯是一个反动的非洲殖民军军官。在战争开始时，他是位于托莱多阿尔卡萨的步兵学院中的一名教官。 37 当他的那些参与暴动的同志困守阿尔卡萨时，他本人还在马德里。他动身前去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1936年7月21日，他在途中于首都南部的赫塔费被捕，并被带到位于德利西亚斯大街的一个“契卡”机构中。他发誓忠于共和国并于数小时后被释放，同时被要求前往国防部报到。尽管他未去部队报到，但他仍然保持自由身。直到10月16日，他被布埃纳维斯塔警局（马德里最重要的警察局）的探员逮捕。在被指控违反其忠于共和国的誓言后，他被关到了模范监狱。令人惊讶的是，他逃过了11月7日、8日和9日对囚犯的转移和随后的屠杀行动。这似乎暗示了某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正在照拂着他。考虑到他的哥哥何塞从8月底开始在苏联大使馆任职，所以这很难说只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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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拉蒙被转移到本塔斯斗牛场附近的监狱，他一直被关押在那里，直到1937年1月26日因为对共和国不忠的指控而受到审判。他在法庭上再次宣誓完全忠于共和国后，以每月15日和30日前往法庭报到为条件而得到临时释放。由于他未履行此项要求，所以他遭到传唤并于2月27日再次受审。然后，他将一封充满阿谀之辞的信件寄给了（“以无上庄重之态度掌管法庭的”）法庭庭长。在信中，他请求法官告知“法庭里的同志们”，他将无法遵命行事，因为他已于2月24日奉命加入在特鲁埃尔前线战斗的共和国军队——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法庭则因为这个在前线服役的虚假说辞而将其赦免。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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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月28日，也就是在一审两天之后，拉蒙就前往智利大使馆避难。三个星期后，他搬到了法国大使馆，在此期间，他于2月22日写下了那封声称要在特鲁埃尔为共和国而战的书信。促使他前往智利和法国大使馆躲避的原因，似乎是他本人伪装忠于共和国的行径有暴露的危险。前一年12月下旬，他的兄弟何塞被捕，很可能拉蒙是担心他哥哥会在受审时透露他们之间的关系。何塞声称他曾试图说服拉蒙履行其军事职责，但安全部门怀疑他正将从苏联大使馆那里获得的情报告诉拉蒙，后者再将其传递给第五纵队方面。1938年1月，拉蒙设法转移到法国境内，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于5月中旬到达叛军控制区。他并没有像大多数穿越战线的军官那样经受严苛的调查。事实上，在五周之内，他就以少校军衔（晋升文件上填写的日期是1936年12月10日）被纳入叛军部队之中，并得到了一支土著正规军部队的指挥权。这种优遇是基于第五纵队分子所提交的一份报告，其中说明了他对反叛事业的全身心投入。后来他被提拔为中校，并多次被授予勋章。1942年，他以志愿者身份加入“蓝色师团”，跟随这支由佛朗哥派去支援希特勒的部队前往俄国战斗。此后，他在军队中步步高升，先是在1952年晋升为准将，然后在1957年升至少将，最后在1961年升至西班牙陆军中的最高军衔，也就是陆军中将，并拥有西班牙军人可以获得的最高职位——统制第7军区（巴利亚多利德）和第9军区（格拉纳达）的总司令（Captain-General）。 39 后来的这些职业成就显示出，拉蒙和何塞之间的关系的确有损共和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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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何塞的是由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和格里古列维奇领导的专于反间谍事务的别动队。如果把这一点和其兄弟所从事的活动联系起来，那么有关何塞将苏方人员的重要情报传递给第五纵队的怀疑便是合情合理的。国际形势迫使苏联逐渐缩减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所以任何有关俄国人活动的信息都很敏感，并且何塞·罗夫莱斯，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弗拉基米尔·戈列夫与共和国总参谋长之间的联络员，似乎可以接触到高级别的涉密信息。在巴伦西亚，流传着何塞·罗夫莱斯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遭到逮捕，并在苏方关押期间遭到枪杀的传言。在咖啡馆传播的小道消息的说法是，他因为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而“不小心”泄漏了军事情报。 40 拉蒙的同时期经历显示了他那并非是粗心大意。被授予接触苏联驻西班牙官僚机构与西班牙政府最高层之特权的国际知名记者与苏联问题专家路易斯·费希尔相信，处决何塞·罗夫莱斯是俄国人的杰作。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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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在美国大使馆获悉，美国使馆武官史蒂芬·富卡上校曾于1937年3月26日在一座政治犯集中营里见到过他的老朋友何塞·罗夫莱斯。 42 何塞·罗夫莱斯在该日至4月22日之间的某个时间点被处决。22日早上，多斯·帕索斯告诉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他们共同的小说家朋友约瑟芬·赫布斯特，他刚刚了解到罗夫莱斯在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审后已被处决。 43 在1939年，多斯·帕索斯说，他曾被“当时共和国反间谍机构的头目”遗憾地告知，何塞·罗夫莱斯死于“一个特别小分队”之手。 44 上述用词似乎暗示了此人是担任警察部队总督察长兼保安总局别动大队指挥官的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但是有更多的理由假定，为多斯·帕索斯提供消息的人是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的秘书佩佩·金塔尼利亚。与他的兄弟，艺术家路易斯·金塔尼利亚一样，佩佩也与海明威、赫布斯特和多斯·帕索斯有来往。处于佩佩·金塔尼利亚的职位上，他肯定知晓格里古列维奇和别动大队的事情。 45 拉蒙和何塞两兄弟迥异的命运凸显了相对宽松的人民法庭与极端严厉的别动大队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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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索拉与马德里的全国劳工联盟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是在西班牙共和国中心的一个更广泛问题的缩影。对于共产党人、相当一部分工人社会党成员以及资产阶级各共和派党团人士来说，处于核心优先级的是齐心协力进行战争，以及为此所需的国家的全面重建。不同的是，左翼革命分子，即全劳联–伊无联和马统工党却下定决心要实现工农业的集体化，并反对国家对经济和军事事务的总体控制，哪怕是在1937年2月共和国在马拉加的大惨败暴露了民兵系统的弱点以后，他们仍不肯改弦易辙。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反对重建公共秩序，虽然他们不时会发表一些“顾全大局”的官样文章。在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看来，全国劳工联盟和马统工党的活动，与第五纵队的颠覆行径是同一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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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双方在马德里存在激烈的冲突，但是在围城的环境下，共同抗敌的紧迫感总会对其有所限制。决定性的冲突将于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爆发，那里远离所有正在交火的军事战线，在这一迥异的环境里，社会和政治局势的紧张程度在数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攀升。早在1936年下半年，加泰罗尼亚的首轮革命攻势即已开始退潮，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正在试图从军事政变留下的已成废墟的国家机器中恢复失去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来自资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的路易斯·孔帕尼斯，以及加泰罗尼亚共产党（即“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试图重建对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体系的控制权。在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报》（La Batalla）上，党的领导人安德鲁·宁和他的首席理论家胡安·安德拉德指责统社党与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之间的合作是“反革命行径”，并敦促全国劳工联盟利用其革命委员会，加入马统工党反对他们的行列中。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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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6年秋，路易斯·费希尔就已告知安德拉德的妻子玛丽亚·特雷莎·加西亚·巴努斯，克里姆林宫决定消灭马统工党，并敦促她警告她的同志们采取预防措施。 47 到1936年年底，共产国际派驻统社党的特派员，化名“佩德罗”的沉默寡言而又高深莫测的埃尔诺·盖勒已发动了一场旨在罢免安德鲁·宁的地方政府司法委员之职务的运动。 48 12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路易斯”（维托里奥·科多维拉，派驻西共之代表）、“佩德罗”（埃尔诺·盖勒）和“佩佩”（西共总书记何塞·迪亚斯）拍发了如下电文：“有必要把重点放在针对托派分子的政治清洗上来，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和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通过发动政治运动，将他们赶出国家与地方政府机构，查禁他们的报纸，驱逐所有的外来势力。设法与无政府主义者达成协议。”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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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也就是12月12日，统社党总书记霍安·科莫雷拉因为呼吁将安德鲁·宁赶出地方政府而引爆了一场内阁危机。他指出，马统工党是煽动劳工总会和全国劳工联盟分裂的不和谐与不忠诚因素。他宣称，马统工党攻击和侮辱共和国唯一有实力的盟友苏联，实际上犯下了叛逆罪。 50 俄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同天晚上与孔帕尼斯共进晚餐。尽管他是安德鲁·宁的老朋友，但是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且提到了“各种理由——苏联的武器、国际形势以及（来自苏联的）原材料和食品供给”。由于物资交货期的临近和可以预见的粮食危机，而且孔帕尼斯无论如何还是很乐意看到一个更团结的内阁，所以他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安德鲁·宁在12月16日的内阁洗牌中被迫出局。 51 6个月之后，在安德鲁·宁被捕后，他曾对他的审讯人员说，当加泰罗尼亚首席部长何塞普·塔拉德利亚斯告知他本人已被从内阁开除时，他曾表示马统工党恐将遭到迫害，而其领导人将被从“政治上和肉体上”消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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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遭遇公审与处决之后，马统工党做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由此引来了苏联顾问的猛烈反击。在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怂恿下，统社党方面谴责马统工党领导层为“法西斯间谍”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代理人”，并呼吁将该政党彻底消灭。 53 然而，对反斯大林主义之左派的敌视并非仅仅源于俄国人偏执狂般的想象。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和许多外国观察者越来越相信，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全心全意投入战争这一共同事业当中。全国劳工联盟从巴塞罗那进口并在那里囤积武器，等待着可以发动革命的那一天的到来。 54 1937年3月中旬，数百名反对民兵军事正规化的“自由主义运动”的极端成员放弃了他们在赫尔萨（萨拉戈萨）的前沿阵地，并携带武器返回了加泰罗尼亚首府。受到激进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豪梅·巴柳斯·米尔的启发，他们有意建立一个革命先锋队，并反对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与中央政府的合作。甚至加西亚·奥利韦尔也认为巴柳斯是一个“狂放之人”。3月17日，他们组建了一个被称为“杜鲁蒂之友”的团体，并在几周内招募了五千名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新组织受到安德鲁·宁的热烈欢迎。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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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中的部分成员同意参加共和国政府，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一切为战争之努力而让步的必要性。然而，在全国劳工联盟的广大群众层面，特别是在巴塞罗那，革命力量的丧失引发了激烈的抵抗。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激进分子认为，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要求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所做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西方列强将佛朗哥视为一个对于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比共和国更好的选择。全国劳工联盟和马统工党中的许多人认为应该优先考虑革命，这一信条被致力于战争之共同努力的所有人认为具有背叛和颠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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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府从革命工团组织手中夺回权力的进程中所产生的紧张气氛，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混乱而进一步恶化。到1936年12月，由于多达30万难民的到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难民占据了整个地区总人口的10%，并可能占巴塞罗那城市人口的近40%。在马拉加沦陷后，这一数字猛增。为新来者提供食宿的压力激化了现存的冲突。在1936年12月之前，地方政府供给部仍由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时候，无政府主义方面提供的解决方案一直是通过人为制定的低价格征集食物。但是农民通过囤积食物的方式抵制征收，于是引发了供给短缺和通货膨胀。在12月中旬的内阁危机过后，统社党领导人霍安·科莫雷拉接管了供给部，并采用了更加贴近市场的手段。这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但也并没有将问题解决。加泰罗尼亚需要食品进口，但缺乏国际贸易所需的外汇储备。在巴塞罗那有面包骚乱发生，而全劳联–伊无联和统社党之间因争夺食品储备的控制权也爆发了武装冲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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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食品短缺和推行集体化所导致的冲突正在进行的同时，治安部队在试图限制无政府主义者的“治安巡逻队”时也导致了其他暴力事件的发生。在1937年2月，共和国国家卫队（前国民卫队）中有超过30人被杀。3月初，地方政府解散了全国劳工联盟控制的防卫委员会，并授权解散了所有地方警察和民兵委员会。突击卫队和共和国国家卫队合并成一个单独的加泰罗尼亚警察部队，其军官不得加入任何政党或工会组织。这些措施实际上将劳工们的巡逻队置于非法的地位。10天后，共和国中央政府命令所有劳工组织、委员会、治安巡逻队，以及劳工个人上缴他们的武器。地方政府的内务委员，来自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的阿特米·艾瓜德尔加紧了解除民兵巡逻队之武装的工作。与此同时，沿着法国边界，在边防警察部队与全国劳工联盟委员会之间，围绕着自1936年7月以来由后者占有的各边防哨所的控制权，爆发了越来越多的流血冲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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