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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24日,无政府主义者做出反应,他们针对由艾瓜德尔任命的加泰罗尼亚警务总长,来自统社党的欧塞维奥·罗德里格斯·萨拉斯发动了一次暗杀行动。第二天,当地方政府劳工与公共工程委员拉斐尔·比迭利亚的秘书,统社党党员罗尔丹·科尔塔达在巴塞罗那附近的莫林斯–德雷伊遭暗杀时,事情到了紧要关头。两天之后,统社党官方精心安排的一支庞大的送葬队伍,抬着科尔塔达的棺材经过了巴塞罗那的街巷,这实际上是针对全劳联–伊无联的一场大规模示威。与此同时,在莱里达省内被称为“塞尔达尼亚”(La Cerdanya)的比利牛斯山边境地区,发生了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整个地区由绰号为“来自马拉加的瘸子”(el Cojo de Málaga)的伊无联活动家和走私贩安东尼奥·马丁·埃斯库德罗控制。作为塞尔达尼亚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马丁通过走私行动和向试图越境前往法国的富人敲诈勒索而赚取了一笔财富。重要的政治人物被拘留并遭到马丁手下枪手的威胁。控制边界对于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不但要将没收的贵重物品顺利输送出境,同时还要确保通过非法交易获得的武器可以顺利入境。有关边防警察部队和其他政府部队活动的情报,正通过全国劳工联盟控制下的加泰罗尼亚各地之电话通讯网络转达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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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各市镇长官决心结束马丁的恐怖统治,最终,在4月份,他们开始从艾瓜德尔和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支持。来自巴塞罗那的情报显示,针对他的政府部队正在小镇贝利韦尔集结,于是马丁率领一支民兵大部队前往攻击该镇。然而,在枪战中攻击方落败,马丁和他手下的一些人被打死。 58 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的文献资料将这个土匪头子粉饰成一位烈士。整个事件都经过了改写,它试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个事实上的罪犯马丁并非死于贝利韦尔守卫者的枪弹之下,而是在普奇塞达为地方政府之军警所害。地方政府的经济事务委员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曾两度随政府代表团前去调查针对马丁的诸多控告,他充分了解到了马丁本人不光彩的记录,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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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食物供应发生的争执以及在塞尔达尼亚发生的事件,显示了在革命倡导者和那些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战争事务的人士之间,存在着多么根深蒂固的冲突。至于说,这种冲突在所谓的“五月事件”中达到高潮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斯大林式阴谋,其实并无事实根据。在五月份将长期酝酿之冲突点燃的直接导火索,是地方政府的两个动作。地方政府颁布了一项禁止举行传统“五一节”集会的法令,这本是为了防止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但被全国劳工联盟的广大群众视作一种挑衅。然后,在5月3日,阿特米·艾瓜德尔下令对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的全国劳工联盟控制下的电话交换局发动一次突袭,该行动由好斗的警察专员罗德里格斯·萨拉斯负责实施。艾瓜德尔所奉的是孔帕尼斯本人的指示,后者曾因获悉全国劳工联盟的接线员挂断了阿萨尼亚总统打给他的一通电话而感到屈辱。显然,国家需要对主要通信系统加以控制,但是孔帕尼斯受到一位来自全国劳工联盟的政府委员的警告,对方说无政府主义方面的群众会对此进行抵抗。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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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被警方在过去3个月里收缴民兵巡逻队之武器的举动激怒了。针对艾瓜德尔的举措,全国劳工联盟方面用暴动加以回应,这表明他们实际上早有准备。全国劳工联盟方面拥有的军备规模导致危机升级至非常严重的程度,整个地区已经处于一场小型内战的边缘。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出现在巴塞罗那和其他几个城镇的街道上。在一次讨论当前局势的内阁会议过后,无政府主义方面的一位部长(可能是加西亚·奥利韦尔)说:“这仅仅是开始。进攻将会是全面和决定性的。”孔帕尼斯拒绝撤回包围电话局大楼的部队,他抓住机会对全国劳工联盟的巡逻力量展开了坚决果断的进攻,并最终重申了对加泰罗尼亚地方的统治权。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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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市中心出现了街垒。“杜鲁蒂之友”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马统工党共同抗击地方政府部队和统社党武装达4天之久。位于格拉西亚大道的统社党总部遭到3辆装甲汽车的攻击,但攻击行动并未奏效。工人阶级聚居区和市郊工业区掌握在无政府主义大众的手中,但是他们之间缺乏协调,于是孔帕尼斯夺回了主动权。 62 虽然危机的起因与加泰罗尼亚所处的战时环境密切相关,但地方政府和统社党方面意识到,他们必须抓住此机会,瓦解全国劳工联盟的力量。(巴伦西亚)中央政府也看到了限制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之权力的机会。加西亚·奥利韦尔和劳工总会的卡洛斯·埃尔南德斯·桑卡霍被派往巴塞罗那与全国劳工联盟领导层讨论当前局势。他们遭到了羞辱,在无政府主义分子慢条斯理地享用晚餐时,他们只能坐冷板凳。当他们要求用餐时,送到他们手里的只有两块薄薄的三明治。他们一事无成地返回了巴伦西亚。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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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这些廉价的胜利不谈,该事件暴露了全国劳工联盟方面所面临的根本性的两难处境。无政府主义者要想在加泰罗尼亚取得胜利,就需要付出与共和国其他武装力量进行全面战争的代价。全国劳工联盟在马德里发行的报纸《自由阵线报》(Frente Libertario)谴责(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中的)革命分子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盟友。加西亚·奥利韦尔代表中央政府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方面的部长,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处发布广播讲话,并呼吁仍在观望中的武装分子放下武器。而且,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领导层中的大多数成员,并不愿意召回阿拉贡前线的民兵部队与地方政府及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敌。5月7日,巴伦西亚政府派出增援的警察部队,这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此举仅仅是为了回报地方政府交出加泰罗尼亚境内陆军部队的控制权,以及履行维护加泰罗尼亚之公共秩序的责任。全国劳工联盟和马统工党中有数百名成员被捕,不过,因为需要尽快让兵工产业恢复正常运行,镇压运动的规模受到了限制。而在发生上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佛朗哥军队侵入了巴斯克地区。正如著名新闻记者曼努埃尔·多明格斯·贝纳维德斯所述,当巴斯克地区遭受狂轰滥炸时,“马统工党和伊无联组织了一场血腥的革命狂欢”。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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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的事件出乎俄国人的意料。他们中间的一些游击战高级顾问因为街巷中发生的战斗而被意外地困在巴塞罗那。高级军事顾问格里戈里·施泰恩将军后来写道,他们当时绝对没有被当作事件的煽动者而遭到仇视,相反,俄国人“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双方的路障之间穿行,无政府主义者还会握紧拳头向其敬礼”。 65 当然,即便是苏联和西共方面没有在背后策划整个事件,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机会。马统工党吹嘘他们是这场暴动的领导者,虽然实际上它是全国劳工联盟之成员的杰作,于是现在,马统工党成了“五月事件”的替罪羊。 66 在危机期间,由安德鲁·宁和马统工党其他领导人发表的众多革命宣言,要比全国劳工联盟方面的类似言论激进得多。此外,由于事件的主要受益方是反叛军和他们的轴心国盟友,所以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人士强烈怀疑,在马统工党和全国劳工联盟之活动的背后,恐有法西斯分子煽动的因素存在。卡索拉和其他人经常抱怨说,全国劳工联盟的组织就像筛子一样,非常容易遭敌渗透。而坚持国际主义的马统工党则极其欢迎外国志愿者的加入。有一个具体的案例是,1937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的一位谍报人员向莫斯科报告说,德国方面的特务已经渗透进了马统工党组织。 67 佛朗哥本人也曾向德国外交临时代办威廉·福佩尔将军吹嘘说,“巷战是由他的特务们发动的”——佛朗哥在这里指的是5月2日晚,属于右翼的加泰罗尼亚国民党(Estat Català)党徒,根据来自萨拉曼卡的指示所发动的针对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攻击行动。同样,意大利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也向驻罗马的佛朗哥政权使节吹嘘说,意大利方面的特务人员也参与制造了此次的混乱局面。全国劳工联盟中确实不乏意大利人,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就是秘密潜入的意大利秘密警察(OVRA)①之密探。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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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塞罗那的冲突结束后不久,拉尔戈·卡瓦列罗就被撤去总理职务,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于危机期间所犯下的错误。当然,曾在“五月事件”中被困于加泰罗尼亚法院大楼的总统阿萨尼亚,绝对不会原谅未及时安排其撤离的拉尔戈·卡瓦列罗。但除此之外,担任不管部长的左翼共和党人何塞·希拉尔告知阿萨尼亚,共和派人士、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一致,希望做出重要的改变。他们已经深感苦恼,不仅是因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可笑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因为他不经内阁讨论就独断专行。当部长们抱怨说对正在发生的大事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会告诉他们去看报纸。上述3个群体均对拉尔戈·卡瓦列罗表示不满,因为他对全国劳工联盟的同情态度,以及他在处理公共秩序问题上的失当。他们同样希望将他那位无能的内政部长安赫尔·加拉尔萨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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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部长们在事先征得社会党和共和党方面同意的情况下,于5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率先发难。他们要求改变军事战略,并宣布马统工党为非法。当总理表示拒绝,并且不愿在伊无联和“杜鲁蒂之友”免受惩罚的情况下让马统工党承担全部责任时,他们全体离开了会场。拉尔戈·卡瓦列罗试图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开会,但令他惊讶的是,其他内阁部长也对共产党方面的要求表示支持。 69 于是他被迫辞职,政府权力被交给胡安·内格林博士,这是反革命派政治力量的一次胜利。自此开始,战争初期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将逐步被瓦解,而之后的政策路线则由接管内阁中关键部长职位的共和派与温和社会党人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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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总理下定决心结束恐怖统治,此中体现的人道主义关怀实则与他的一个观点密切相关,他认为暴行正在被用作民主国家拒绝帮助共和国的理由。在1936年9月至1937年5月期间,作为财政部长,内格林已在竭力使共和国不致负债。他努力确保国家资源被投入为了战争的共同努力中,无论是把共和国的黄金储备运往国外,作为军火采购的资金来源,还是加强边防警察部队的力量以重新建立国家的外汇管制,并遏制法国–加泰罗尼亚边界上大量由全国劳工联盟所设的边防哨所的非法活动。随着他升任共和国总理,他为制止非法镇压行动而做出的努力也将升至一个不同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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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新内阁中,内格林任命巴斯克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为内政部长,后者同样致力于重新建立法制和秩序。此外,他选择另一位巴斯克籍人士曼努埃尔·伊鲁霍担任其司法部长,这两人的任职保证了即使在苏联决心摧毁马统工党的前提条件下,西班牙也不会出现像莫斯科那样的公审闹剧。其他的一系列重要任命,进一步加强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另一位社会党人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获提名担任苏加萨戈伊蒂亚的部门次长,而他的首轮行动是解散一个根据安赫尔·加拉尔萨之命令执行法外处决的小分队,并关闭巴伦西亚臭名昭著的圣乌尔苏拉监狱。社会党人保利诺·戈麦斯·赛斯被任命为派驻加泰罗尼亚的公安特派员,以加强中央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办事得力的里卡多·布里略中校成为巴塞罗那的警察总长,而一位名叫特奥多罗·伊列拉·马丁的职业警员则被派到该市担任保安总局特派员。当1936年7月13日卡尔沃·索特洛遇害时,布里略在位于庞特霍斯街的突击卫队兵营中担任指挥官。尽管他并未参与这一谋杀事件,但他还是因为这项“罪名”而于1939年被处死。他是一位共产党员,但同样也忠于内格林。 70 然而,1937年5月27日对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古铁雷斯上校的保安总长之任命,却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内格林之所以将此要职委任给奥尔特加,仅仅是相信他是一名职业军人,而且是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一名社会党追随者。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如果他知道奥尔特加的效忠对象是西共而非共和国政府,他决不会接受这一推荐。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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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的说法,在巴塞罗那的左派人员手中共有6万件武器,其中大多数都在全劳联–伊无联成员的手中。抵达巴塞罗那后,比达特和布里略开始解散各“治安巡逻队”,并着手没收他们的武器。该进程遭到全劳联–伊无联成员的大规模暴力抵制,其间,在6月4日,有1位边防警察部队的中士和4名突击卫队士兵被杀。据比达特透露,负责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下辖之调查委员会运作的曼努埃尔·埃斯科尔萨·德尔·巴尔在这场抵制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些对死亡事件负责的肇事者被捕,但内格林坚持主张不应对任何人处以死刑。 72 伊列拉解雇了地方政府中的72名警察,他声称他们参与了盗窃、谋杀和走私的犯罪活动,这些恰恰是与安东尼奥·马丁·埃斯库德罗(“来自马拉加的瘸子”)相关的那类罪行。伊列拉不可避免地要与被他取代的那个人,也就是来自伊无联的迪奥尼西奥·埃罗莱斯·巴特略发生冲突。在内格林接管政府之前,此人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公安工作负责人。伊列拉还面临着全劳联–伊无联之“治安巡逻队”的领导人奥雷利奥·费尔南德斯·桑切斯的激烈反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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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鲁霍在担任不管部长期间为阻止共和国后方的暴力所做的努力,内格林有着充分的了解。 74 现在,伊鲁霍接任司法部长,他的上台宣言便反映出了内格林对镇压的态度:“‘兜风’执法已告结束……政府丧失权柄已有时日。它曾无法制止社会犯罪。但那些时日已经成为过去……敌人的野蛮兽行,绝不能成为我们犯下可憎罪行的借口。” 75 革命的正义正在被常规的资产阶级司法取代。人民法庭由训练有素的职业法官群体负责。伊鲁霍最开始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监狱工作专业化,以确保1936年11月的暴行不再重演。监狱管理的松懈程度,与叛军控制区相比简直不可想象。天主教神职人员、修士、修女被释放。监狱系统对红十字会完全开放。 76 有很多平民囚犯可以因为家中有人出生、结婚、生病或死亡而获准假释出狱。由于推行上述措施,伊鲁霍一度遭到无政府主义方面报纸的公开指责,并被称作“唯教皇至上的野蛮人”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但是最终,他因为自己的杰出工作而得到一个无政府主义代表团的称赞。同样,在内政部中,苏加萨戈伊蒂亚也会借助职务之便,拯救被共和国关押的那些长枪党知名人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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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梅利亚·德·阿萨罗拉的特别案例中,内格林与伊鲁霍的伦理观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阿萨罗拉是一位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她同时也是长枪党创始人之一胡利奥·鲁伊斯·德·阿尔达的妻子,并深深地爱着他。她于1936年8月被捕,就在她丈夫死于模范监狱的大屠杀之前不久。她于1937年3月29日因“敌视现政权”的指控而受到审判。伊鲁霍和内格林两人在审判中为她出庭作证。从她在巴斯克地区的家乡那里,伊鲁霍了解到她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内格林曾在马德里大学与她一起学医,并谈到她作为左翼学生和共和主义者所参与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她被判无罪,但卡索拉拒绝将她释放,并将她继续关押,以便在未来交换俘虏时用作筹码。她获准在位于巴伦西亚市近郊的阿拉夸斯镇的女子监狱工作。经过内格林的干预,在1937年秋天,阿萨罗拉医生被保安总局释放,并被允许返回位于巴塞罗那的家中接受保护性拘留。后来,她在1938年初的一次俘虏交换中获释,随后她前往纳瓦拉。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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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罗拉医生曾经工作过的阿拉夸斯监狱原本是一处耶稣会的驻地,手下人按照伊鲁霍的命令对其进行了翻新。那里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有一个室内体育馆和游泳池,条件相对舒适。凯波·德·利亚诺的妹妹罗萨里奥于1937年7月抵达那里,并遇到了一些佛朗哥方面的重要人物的亲眷,其中包括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的妹妹卡门,他的姑妈玛丽亚·赫苏斯,以及他的弟媳玛戈·拉里奥斯,另外还有西班牙外籍军团创始人的妹妹玛丽亚·路易莎·米连·阿斯特赖,佛朗哥的侄女皮拉尔·哈赖斯·佛朗哥,阿尔瓦公爵的一个同辈姊妹,以及几位著名反叛方军官的女性亲属。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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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接受司法部长之职的条件是必须尊重信仰自由,并使宗教活动合法化。他为神父、修士和修女颁发安全通行证和身份证件,并尽力让他们做礼拜的权利得到认可。他创建了宗教团体办公室,经过不懈的努力,在1937年8月15日,他终于成功地在巴伦西亚的巴斯克代表团驻地安排了首场公开的弥撒仪式,并且成功地让巴塞罗那的一座教堂重新开放。这些成果引发了全国劳工联盟的激烈批评。在宗教团体办公室工作的赫苏斯·德·加林德斯在上述弥撒仪式上担任助祭。第五纵队试图破坏这一积极举措,他们四处传播有关教堂被改为俗用且所有参加弥撒仪式的人将被开除教籍的谣言。他们意识到,随着教堂的开放,他们已失去了反对政府的一个主要的宣传武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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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所无法做的一件事是控制化名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站负责人列夫·拉扎列维奇·尼科尔斯基的活动。理论上,奥尔洛夫有多项任务——反间谍行动,尤其是排查国际纵队内部的敌特分子;组织游击作战和敌后破坏活动;以及组建一支规模较小的、用于对付内部反政府人士的共和国精锐秘密警察部队。最后一项是他的主要活动,而其成果则是各个别动队的创立。创建这些队伍的初衷是打击第五纵队,但是他们很快就被转而用于对付那些被视为颠覆分子和叛徒的西班牙左派人士。1937年5月3日,格里古列维奇带领一支别动队前往巴塞罗那,并借助混乱局势的掩护,去清除多名与马统工党有关联的重要外籍托洛茨基分子。 80 有人提出,格里古列维奇的团伙可能是在5月5日至6日晚间谋杀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内里和弗朗切斯科·巴尔别里的凶手。但是由于贝内里在墨索里尼那里比在斯大林那里的威胁性更大,因此那也可能是意大利秘密警察的杰作。根据全国劳工联盟自己的调查结论,杀害贝内里的是为意大利秘密警察工作的一些加泰罗尼亚国民党的成员。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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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陷入偏执狂状态的斯大林而言,他所关心的,同时也是奥尔洛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西班牙根除持不同政见的外籍共产主义者。事实上,西班牙共和国的俄国安全人员关心此任务更甚于关心任何针对马统工党的行动,后者被认为是西班牙警方的工作。在加泰罗尼亚,许多东欧人士被一个称为“情报组”(Grup d’Informació)的单位派出的密探逮捕和囚禁。这个与马德里别动队类似的单位,是已同奥尔洛夫建立联系的地方政府防卫委员会所下辖的情报部门的一部分。被捕的托派分子被带到位于巴伦西亚的圣乌尔苏拉修道院,在那里他们遭到来自俄国人、德国人和东欧人士的刑讯和折磨,而这些人都是他们本国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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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手下的遇难者之一是俄国孟什维克党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马克·雷因。雷因此前作为包括纽约的犹太人日报《前进报》(Forward)在内的几家反斯大林报刊的新闻记者而来到了西班牙。1937年4月9日,他在离开巴塞罗那大陆酒店之后,就再也没有被人看到过。他遭到了“情报组”密探的绑架和杀害。 83 奥尔洛夫的另一个目标是安德鲁·宁,选中他更多是由于他曾经是托洛茨基的密切合作者,而非因为他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奥尔洛夫在1937年2月下旬向莫斯科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即已指出,共和国的战争进程正在受到“党派内部冲突”的破坏,“大多数人将其精力放在为自己的党派赢得权力和对他人进行诋毁上,而不是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上”。在对戈列夫和别尔津表示嗤之以鼻后,他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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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必要对当前的险恶形势进行分析……并向西班牙政府(与各党派领导人)郑重说明当前局面的严重性,以及提出必要之措施(前提是西班牙政府真的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得帮助):(1)使军队及其指挥体系处于更健康的守纪状态(通过枪毙逃兵和维持军纪等手段),(2)结束党派之间的争吵。如果,在面临紧急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让西班牙政府走上正轨,那么灾难性的事变就会发生。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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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五月事件”发生之后,奥尔洛夫策划了针对眼下成为其主要目标的安德鲁·宁的谋杀事件,而且由于马统工党在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任务变得更加容易。安德鲁·宁被设立为一次“字母”(liter)行动的目标。在“字母”行动中,有一份用字母来编码的“字母”文件,它的开启意味着暗杀对象被列入计划。每个暗杀目标都会被赋予一个代号,具体到安德鲁·宁的案例,他的代号是“助理”(Assistant),这里指的也许是他曾与托洛茨基共事的经历。该文件被用字母“A”来标记,“A”所代表的那类行动是“采取主动措施”(“aktivka”——直接行动,即暗杀)。按照共产党部长赫苏斯·埃尔南德斯的说法,在安德鲁·宁遇害的第二天,有一份内容为“A. N.任务已由A程序完成”的电报被发往莫斯科。如果他的说法可信的话,这或许并非巧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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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实施其计划的基础是两个精心编排的“发现”。第一个“发现”被安排在长枪党分子何塞·罗加·法尔格拉斯在赫罗纳开设的一家书店内。罗加是该镇上的第五纵队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一网络以一家小旅馆为中心,小旅馆的所有者是科斯梅·达尔毛·莫拉。该网络已经被警方发现,但警方并未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进行监视。在五月的某一天,有一个穿着优雅的男人进入罗加的店铺,为达尔毛留下了口信和一些钱。他问他是否可以留下一个手提箱,他会在几天后来取。第二天,警方出其不意地来到店里搜查,他们在手提箱中发现了一系列犯罪证据,其中包括有关炸弹制作的技术文件,以及暗杀共和国要员的计划。所有这些上面都清晰地盖着马统工党军事委员会的印章。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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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发现”最初并非无中生有,但是被奥尔洛夫做了手脚,成为马统工党与长枪党方面互相勾结的“罪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物件是一份详细绘制的马德里地图,它是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和费尔南多·巴伦蒂·费尔南德斯的别动大队在攻破一个大型第五纵队间谍网络时找到的。协助此次行动的是一名领取报酬的双面间谍阿尔贝托·卡斯蒂利亚·奥拉瓦里亚,此人是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巴斯克人,曾在秘鲁大使馆避难,这使他能够渗透进入第五纵队。在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费尔南德斯·戈尔芬负责运作的所谓“戈尔芬–科鲁霍组织”这一大型第五纵队网络中,他担任构成该网络的4个长枪党团体之间的联络人。当该组织由于卡斯蒂利亚的情报而遭到瓦解时,费尔南德斯·戈尔芬被发现掌握有一份马德里的街道平面图,他的兄弟曼努埃尔绘制了图上的细节并标出了军事设施的位置。这份地图是该组织协助叛军侵入首都的计划的一部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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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余名长枪党分子被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的小分队逮捕,但只有27人受到审判。他们的供词将在奥尔洛夫秘密策划的复杂阴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本人不大可能参与奥尔洛夫对那份街道地图的“加工”。奥尔洛夫的详细计划在1937年5月23日发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如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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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场绝大多数被告均承认有罪的案件,已经给军政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本案有着确凿的文件证据,以及来自被告的不可推翻的供词,我决定利用该案件的重要影响和众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将马统工党领导层也牵扯进来——在执行侦查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试图找出他们与反叛方[可能存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已经编写了随附的文件,其中指示出马统工党领导层与西班牙长枪党组织之间存在合作,而且通过长枪党他们还与佛朗哥本人和德国方面相勾结。我们将用我们(已经破解并)可随意使用的佛朗哥之密码来加密文件内容,并将密文写在那份从长枪党特务团伙处查获的平面图的背面,在那张图上,标有我军在“田园之家”所有重火力阵地的部署位置。这份文件已经过五人之手:这五名法西斯分子均承认,这份在他们中间传递的文件最终将会送到佛朗哥本人手中。在另一份查获的文件中,我们将用隐显墨水书写几行不怎么重要的内容。在西班牙方面的配合下,我们将从这份文件开始,仔细审视这些文件是否藏有加密信息。我们将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文件进行处理,而有一种特殊的化学药水会让密写的几行字句显影。然后我们会用此显影剂处理所有其他文件,最终促使那封将马统工党领导层拉下水的伪造书信被曝光。西班牙反间谍部门的首脑[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将立即离开前往巴伦西亚,在那里国防部的密码破译部门将破译信件内容。根据我方情报,他们的密码破译部门拥有所需的密码本。但是,如果该部门因某种原因未能破译信件,那么我们将“花费几天的时间”自行破译。我们预计,此事将非常有效地揭露马统工党在巴塞罗那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旦其领导人之一与佛朗哥进行直接接触的秘密被公诸于世,政府必将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对付西班牙的托派分子,让马统工党被打上德国–佛朗哥集团间谍组织的标签而声誉尽丧。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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