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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实施其计划的基础是两个精心编排的“发现”。第一个“发现”被安排在长枪党分子何塞·罗加·法尔格拉斯在赫罗纳开设的一家书店内。罗加是该镇上的第五纵队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一网络以一家小旅馆为中心,小旅馆的所有者是科斯梅·达尔毛·莫拉。该网络已经被警方发现,但警方并未打草惊蛇,而是继续进行监视。在五月的某一天,有一个穿着优雅的男人进入罗加的店铺,为达尔毛留下了口信和一些钱。他问他是否可以留下一个手提箱,他会在几天后来取。第二天,警方出其不意地来到店里搜查,他们在手提箱中发现了一系列犯罪证据,其中包括有关炸弹制作的技术文件,以及暗杀共和国要员的计划。所有这些上面都清晰地盖着马统工党军事委员会的印章。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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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发现”最初并非无中生有,但是被奥尔洛夫做了手脚,成为马统工党与长枪党方面互相勾结的“罪证”。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物件是一份详细绘制的马德里地图,它是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和费尔南多·巴伦蒂·费尔南德斯的别动大队在攻破一个大型第五纵队间谍网络时找到的。协助此次行动的是一名领取报酬的双面间谍阿尔贝托·卡斯蒂利亚·奥拉瓦里亚,此人是一个具有右翼思想的巴斯克人,曾在秘鲁大使馆避难,这使他能够渗透进入第五纵队。在建筑师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费尔南德斯·戈尔芬负责运作的所谓“戈尔芬–科鲁霍组织”这一大型第五纵队网络中,他担任构成该网络的4个长枪党团体之间的联络人。当该组织由于卡斯蒂利亚的情报而遭到瓦解时,费尔南德斯·戈尔芬被发现掌握有一份马德里的街道平面图,他的兄弟曼努埃尔绘制了图上的细节并标出了军事设施的位置。这份地图是该组织协助叛军侵入首都的计划的一部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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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百余名长枪党分子被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的小分队逮捕,但只有27人受到审判。他们的供词将在奥尔洛夫秘密策划的复杂阴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本人不大可能参与奥尔洛夫对那份街道地图的“加工”。奥尔洛夫的详细计划在1937年5月23日发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如下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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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场绝大多数被告均承认有罪的案件,已经给军政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本案有着确凿的文件证据,以及来自被告的不可推翻的供词,我决定利用该案件的重要影响和众多无可争辩的事实,将马统工党领导层也牵扯进来——在执行侦查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试图找出他们与反叛方[可能存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已经编写了随附的文件,其中指示出马统工党领导层与西班牙长枪党组织之间存在合作,而且通过长枪党他们还与佛朗哥本人和德国方面相勾结。我们将用我们(已经破解并)可随意使用的佛朗哥之密码来加密文件内容,并将密文写在那份从长枪党特务团伙处查获的平面图的背面,在那张图上,标有我军在“田园之家”所有重火力阵地的部署位置。这份文件已经过五人之手:这五名法西斯分子均承认,这份在他们中间传递的文件最终将会送到佛朗哥本人手中。在另一份查获的文件中,我们将用隐显墨水书写几行不怎么重要的内容。在西班牙方面的配合下,我们将从这份文件开始,仔细审视这些文件是否藏有加密信息。我们将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些文件进行处理,而有一种特殊的化学药水会让密写的几行字句显影。然后我们会用此显影剂处理所有其他文件,最终促使那封将马统工党领导层拉下水的伪造书信被曝光。西班牙反间谍部门的首脑[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将立即离开前往巴伦西亚,在那里国防部的密码破译部门将破译信件内容。根据我方情报,他们的密码破译部门拥有所需的密码本。但是,如果该部门因某种原因未能破译信件,那么我们将“花费几天的时间”自行破译。我们预计,此事将非常有效地揭露马统工党在巴塞罗那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旦其领导人之一与佛朗哥进行直接接触的秘密被公诸于世,政府必将采取一系列行政措施对付西班牙的托派分子,让马统工党被打上德国–佛朗哥集团间谍组织的标签而声誉尽丧。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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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37年10月下旬的一份警方报告,首先检查被查获文件的,是当时的保安总长文塞斯劳·卡里略,以及米亚哈将军和最近获得晋升的比森特·罗霍将军。在此阶段,由于文件背面的“罪证”尚未添加,所以也就没有被“发现”。后来它又被“发现”,则被归因于采用隐显墨水书写密文。 89 警方报告用赞赏的语气提到了从外国(苏联)专家处所获得的宝贵技术帮助,后者可以自由查阅在别动队办公室中存放的被缴获文件,并获准将其带回他们自己的大使馆。奥尔洛夫向莫斯科通报说,基于实际文件的伪造工作是由格里古列维奇进行的。巴伦蒂在战后受审时对佛朗哥当局的审判员说,那份地图曾在格里古列维奇的手里待过一段时间。当后者将地图带回别动队之后,他建议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采用化学方法,它可以测试是否有使用隐显墨水书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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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报告也说明了俄国技术人员曾提供必要的化学试剂和用来加热纸张的电热板。当地图被加热时,其背面用密文书写的消息得以显现。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在这个时候被喊到了现场。由于无法破解信息,他和巴伦蒂在两名外国技术人员(奥尔洛夫和格里古列维奇?)的陪同下,将该文件带到巴伦西亚,并交给了新上任的保安总长奥尔特加上校。他们为破译密文而在奥尔特加的办公室里折腾了将近18个小时。最后,是军方的密电破解员,借助佛朗哥方面的密码本破解了相关的消息内容。接下来,所有有关人等都到苏联驻巴伦西亚大使馆拟定一份报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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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密消息中最终得到的确定“文本”表明,费尔南德斯·戈尔芬之组织中的其中一名成员曾与“代号为‘N’的马统工党领导人”进行过会面,而后者“所控制的武装力量,将为国民军的胜利提供重要的支持”。此外还有一封写给佛朗哥的信件,信中概括了马统工党在组织间谍和破坏活动,以及在挑动反共和国之动乱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安德鲁·宁难道会使用“N”作为他的代号?而且这个消息的内容本身同样令人难以置信。在6个月之后,也就是1938年1月,两位笔迹专家在针对上述信息的一份分析报告中说,上述信息是伪造的,它不可能为此间谍网络中的任何人所写。 91 然而现在,在苏联使馆中出炉的报告所呈现的是有关费尔南德斯·戈尔芬之谍报网络的真假参半的故事和上述以假乱真的文件证据。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建议“消灭”马统工党。1937年6月1日,文件副本被从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位于马德里警察局的反间谍机构发送给苏加萨戈伊蒂亚和奥尔特加。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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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巴伦蒂和别动队重返马德里。6天后,奥尔特加发出一份命令,要求巴伦蒂及其别动队中包括哈辛托·罗塞利·科洛马和安德烈斯·乌雷索拉·奥乔亚在内的7名成员,前往巴伦西亚向他报到。按照别动队中另一位统一社青团成员哈维尔·希门尼斯·马丁的说法,这支小分队由“一个名叫若泽的巴西人”带领:“我们都认为若泽是俄国人。他说俄语,而且你真的可以看出来,他就是组织中的掌权者。”毫无疑问,“名叫若泽的巴西人”就是格里古列维奇。 93 在巴伦西亚,他们奉奥尔特加之命前往巴塞罗那逮捕了安德鲁·宁。奥尔特加后来承认,他自始至终都在遵循奥尔洛夫的指令。 94 奥尔特加是西共党员,本身又能力堪忧,他从未得到苏加萨戈伊蒂亚的信任,后者委任阿尔梅里亚的省长,社会党人加夫列尔·莫龙·迪亚斯为保安总局监察官兼保安次长,以便对奥尔特加进行监视。不过,在安德鲁·宁被捕的那天,奥尔特加用某种借口将他支到了雷阿尔城。6月15日,巴伦蒂和他的手下人在格里古列维奇的陪同下前往巴塞罗那。6月16日,安德鲁·宁及马统工党执委会的其他成员先后被由布里略中校指挥的地方警察逮捕。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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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统工党报纸《战斗报》已于5月28日被查禁。现在,马统工党本身也被宣布为非法,其民兵组织遭到解散。对这一连串动作进行解释的公告声称,保安总局已从马统工党总部查获了“有关钱款、武器采购和走私行动的密文、电报、暗号和文档资料,以及显示马统工党领导层,也就是安德鲁·宁本人卷入间谍活动的文件”。奥尔洛夫本人向莫斯科报告说,马德里警方认定这份伪造的文件“在正反两面都绝对真实”——换言之,不但包括供叛军占领马德里所用的原始平面图,也包括后来用隐显墨水增加的那部分。 96 然而与之相反的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和他的宣传部门负责人豪梅·米拉维特列斯却认为,将安德鲁·宁当成法西斯间谍的想法非常荒谬,并且会对共和国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他们为此目的写信给巴伦西亚政府。当奥尔特加试图说服米拉维特列斯,并向他展示经人动过手脚的街道地图时,后者大笑起来,并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间谍在一份证明自己有罪的情报上签署了自己的真名。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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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宁先是被带到巴伦西亚,然后被转移到马德里。 98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执行奥尔特加的命令:安德鲁·宁在接受审问期间要予以隔离,并且要在一个适合关押他这类囚犯的地方。首都所有可用的拘押地点,均已为戈尔芬一案中被捕的第五纵队分子所占据。他被留置于别动队的办公室中,直到“某外国高级技术人员”(毫无疑问是奥尔洛夫)在埃纳雷斯堡提供了可以用来关押他的屋舍。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接受了奥尔洛夫的提议,并提出安排他手下的几名特务看管安德鲁·宁。奥尔洛夫没有理会他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他提出由他来负责安德鲁·宁的安全。6月17日,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签署了将安德鲁·宁转移到新关押地点,并且只安排两名特务进行看守的命令。奥尔洛夫着手为他们提供配给。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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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转移到埃纳雷斯堡之前,安德鲁·宁曾在马德里遭到别动队书记哈辛托·罗塞利的四次审讯,时间分别是在6月18日、6月19日(两次)和6月21日。在一份由马统工党方面自己公布的、有安德鲁·宁签字的相关文件副本上,无论从罗塞利提出的问题中,还是从安德鲁·宁的回答中,都无法看出更多的东西,这似乎就是一次合法的审讯,其间并不曾发生折磨和拷打。而经常言过其实的赫苏斯·埃尔南德斯声称,安德鲁·宁接连几天遭到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拷打与刑讯,他们企图让他签署一份承认与第五纵队有联系的“供状”。这恐怕不太可能。庭审判决是需要以被告的供认为基础的,而这样一来,在公众面前露面的安德鲁·宁必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并证明他并未遭到过拷打。6月21日,按照奥尔特加的命令,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将罗塞利和别动队中的其他成员派往巴伦西亚,命令他们去集合包括安德拉德在内的其他马统工党囚犯,押送他们前往马德里。与此同时,安德鲁·宁被转移到埃纳雷斯堡。 100 因为他并未认罪,所以有关方面所希望的公审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于是奥尔洛夫决定直接实施肉体消灭。一场编排拙劣的丑剧在安德鲁·宁的关押处上演。6月22日晚9点30分至10点,在猛烈的暴风雨中,一些身着军服的男子在一名“上尉”和一名“中尉”(他们均操着带有浓重外国口音的西班牙语)的带领下抵达现场。他们出示了有关移交安德鲁·宁的命令文件,其上带有伪造的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与米亚哈的签名。据称,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手下的特务进行了抵抗,但他们最终被制服并遭到捆绑,嘴巴也被塞住。在搏斗中,入侵者身下掉落了叛军控制区的纸币、德国方面的文件等指示凶手身份的所谓“证据”。特务们后来表示,“上尉”以非常友好的方式同安德鲁·宁讲话,并称他为“同志”。当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开始调查这些事件时,奥尔洛夫已经无法联系上了。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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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判断上述打斗的确发生过,还是仅仅是他们在报告中的说辞,因为在别动队中,也可能存在忠于奥尔洛夫而非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是,有辆小汽车曾抵达现场,车里载有奥尔洛夫、格里古列维奇、一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司机、一名德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以及两名西班牙人。他们很可能联手击倒了两名看守人员,抓住了安德鲁·宁,并留下了那些指示犯罪者身份的文件。可以确认的是,安德鲁·宁被带走,并在埃纳雷斯堡和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间主干道的中途附近被枪杀。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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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德鲁·宁予以肉体消灭的念头来自俄国人,而不是来自共和国当局。仅仅基于奥尔洛夫在叛逃后向联邦调查局做出的不实陈述,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就声称:“斯大林签发了一份处决安德鲁·宁的手写命令,该命令至今仍保留在克格勃档案中。” 103 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低。然而,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安德鲁·宁已经成了字母行动的目标之一。此外,在他拒绝签署不实的认罪书后,奥尔洛夫哪怕没有对他用刑,也并不打算将他释放。奥尔洛夫在1937年7月24日向莫斯科发出的关于“NIKOLAI行动”的报告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描述了将安德鲁·宁从关押处抓走并杀害的情况,“当中的用词正是他(奥尔洛夫)通常拿来指代字母行动的隐秘用语”。它除了揭示格里古列维奇伪造用于栽赃安德鲁·宁的文件,还强调了奥尔洛夫本人在此行动中的参与。作为别动队的成员之一,格里古列维奇的警方人员身份为他通过路上的检查站提供了便利。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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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洛夫的文件中有一份相关的短笺,据说是格里古列维奇写的。将它翻译过来就是“N.,从埃纳雷斯堡往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方向,中途,距离公路100米,在野地里。[现场有]博姆、施韦德、尤齐克和两个西班牙人。还有皮埃尔的司机维克多”。这意味着犯罪现场和安德鲁·宁的埋葬地是在埃纳雷斯堡和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之间。执行者就是奥尔洛夫(施韦德)、格里古列维奇(尤齐克)、德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埃里希·塔克(博姆)、两名身份不明的西班牙人和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维克多·涅任斯基。“皮埃尔”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巴塞罗那分站的负责人瑙姆·艾廷贡,而非普遍认为的埃尔诺·盖勒。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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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鲁·宁消失后不久,奥尔洛夫拜访了内格林,数月之前他曾作为“布莱克斯通”而被介绍给总理。奥尔洛夫声称,他是前来报告他手下人的成功事迹的:他们已经查明安德鲁·宁失踪事件的原委。根据他的版本,安德鲁·宁被伪装成国际纵队成员的长枪党分子劫持,判断的依据是绑架者和安德鲁·宁本人落下的指示犯罪者身份的文字资料。奥尔洛夫问内格林,这是否足以让他放弃正式调查。当内格林说这取决于司法当局时,奥尔洛夫问他本人是否相信自己刚刚所说的话。共和国总理告诉奥尔洛夫,这个故事的线条干净得就像一部廉价的侦探小说,后者于是恼羞成怒。他大喊大叫,说内格林侮辱了苏联,于是他被要求离开。几个小时后,苏联外交临时代办谢尔盖·马尔琴科拜访了内格林,他表示已经听说了当天上午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并对此表达了他的歉意。他提出对奥尔洛夫施以惩罚,当内格林回答事情到此为止时,他说奥尔洛夫已经被从使馆工作人员名单上除名。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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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第一次问到安德鲁·宁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奥尔特加多少露出了一点马脚,他说:“别担心,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会找到他。”苏加萨戈伊蒂亚回答说,他对安德鲁·宁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希望见到活着的他。当天晚些时候,在部长的进一步质疑中,奥尔特加声称,安德鲁·宁是盖世太保的特务,他的组织已经把他带走,以免他遭到共和国安全部门的审讯。当苏加萨戈伊蒂亚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时,奥尔特加说这只是他脑海中闪过的一个想法。部长立即告诉内格林,他怀疑奥尔特加参与了针对安德鲁·宁的暴行。内格林让他去搜集有关事实真相的报告。根据费尔南多、巴伦蒂、比达特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本人的说法,他要求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出具一份正式报告,后者则提供了两份草案。在第一个“官方”文件中,他检视了安德鲁·宁分别被长枪党分子、盖世太保特务或者马统工党成员绑架这三种可能性。在第二份只呈交给苏加萨戈伊蒂亚本人的秘密报告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安德鲁·宁的失踪根本就与盖世太保或长枪党无关,而是马统工党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冲突的结果,后者则受到了负责运作保安总局的俄国人的怂恿。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很可能是在无法找到格里古列维奇或奥尔洛夫和他们讨论此案件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古怪之处并得出上述结论的。格里古列维奇已经返回苏联。此时,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认为安德鲁·宁还活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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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以不存在的“马克斯·里格尔”之名出版的书中出现了上述伪造的文件内容,名为何塞·贝尔加明的人为本书作序,并要求对被捕人员不加审判立即处决。“马克斯·里格尔”是法国共产党记者乔治·索里亚,最近抵达的共产国际代表、别名为“鲍里斯·斯塔潘诺夫”的保加利亚人斯托扬·米内夫,以及西班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文塞斯劳·罗塞斯的集体化名。 108 当奥尔特加遭到苏加萨戈伊蒂亚的内政部次长胡安–西梅翁·比达特的质疑时,奥尔特加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共产国际方面炮制的这一说辞。对此表示怀疑的比达特回应说:“听着,上校,到底你是白痴,还是你以为我是?”据说,当奥尔洛夫提出他早已计划好的用于构陷安德鲁·宁的谎言时,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而当内格林将奥尔洛夫的说法告诉阿萨尼亚时,总统回答说故事线条未免太干净了。事实上,在6月29日,普列托已经告诉了阿萨尼亚关于安德鲁·宁的绑架事件,并分享了他所深信的观点:即奥尔特加不但是个笨蛋,还是个共党分子。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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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内格林将奥尔特加的行为解释为无能,认为身为边防警察部队士官的他,被擢升到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职位。但是在内格林被告知奥尔特加是共产党员之后,他和苏加萨戈伊蒂亚同意必须把此人换掉。为了尽可能减少与共产党部长之间就其解职而引起的摩擦,他们编造了一个理由,说迫切希望他前往前线。保安总局监察官兼保安次长莫龙担任代理保安总长。 110 为了回应安德鲁·宁的失踪引起的国际抗议,内格林授权伊鲁霍针对此案展开司法调查。据称莫龙曾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既然总理想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事实就是,安德鲁·宁绑架案的谋划者是意大利人科多维拉、政治委员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包括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层。奥尔洛夫下达了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的指令,他们都在拼命满足斯大林想让这位红军缔造者的秘书和密友消失的渴望。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要逮捕他们,我明天就会把他们全送到监狱里。”比达特对此事件的记述暗示了莫龙的情报来自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 111 曾经有人试图暗杀比达特。他的小汽车的前轴被人切断,导致他驾车时撞上了一棵榆树。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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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案件展开调查,伊鲁霍向一位国家检察官格雷戈里奥·佩塞斯·巴尔瓦·德尔·布里奥授予全权,后者将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费尔南多·巴伦蒂、哈辛托·罗塞利·科洛马和安德烈斯·乌雷索拉·奥乔亚逮捕。由于坚信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并非有罪方,愤怒的加夫列尔·莫龙公开指责伊鲁霍是一个“可怜的疯子”,并立即让他们获释,而他们也没有再次被逮捕。尽管内格林认可了莫龙直截了当的做法,但他也认为有必要将其换掉。 113 在11月中旬,莫龙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取代,后者从6月初开始就担任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中央政府特派员,并在此岗位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14 内格林虽然支持开除奥尔特加并对奥尔洛夫深为怀疑,但他并不准备看到更多有损内阁团结的内幕被揭露出来。他做出了暂停伊鲁霍之调查的艰难决定,因为,正如他反对非官方授权的镇压行动一样,他也坚信在战时不能容忍马统工党的鲁莽行事,这些行为实际上有叛逆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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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在1937年夏,共和国各反间谍组织经历了一场大规模重组。6月12日,曾由无政府主义者曼努埃尔·萨尔加多领导的中央军总参谋部特勤局(Special Services Bureau)遭到解散。有人注意到了这里的囚犯可疑失踪的情况,还有人怀疑萨尔加多的团队已经为长枪党分子所渗透。事实上,他的秘书就是长枪党党员安东尼奥·博特列尔·埃斯帕尼亚。现在,特勤局的职能与别动大队和其他从事内安工作之组织的职能融为一体,成立了国家特别情报局。新机构最初由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领导,听从的是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直接命令,奉命在忠于共和国的区域中彻底肃清间谍和破坏分子。 115 国家特别情报局的目标不只是佛朗哥的支持者,而且包括像马统工党成员那样被当作危险颠覆因素的左翼人士。外籍人士受到严重的怀疑——马统工党和国际纵队都被认为是间谍们的潜在避难所,无论他们是来自轴心国,还是像内务人民委员部执意认为的那样,来自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组织。实际上,共和国极易受到敌方间谍活动的攻击,不管是来自盖世太保、意大利秘密警察还是更为错综复杂的第五纵队。 116 毕尔巴鄂在6月19日的陷落,以及持续不断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此种焦虑和偏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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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6个星期之后,8月9日,普列托在国防部架构之下创建了一个被称为军事情报局(SIM,简称“军情局”)的军方反间谍机构。随着军情局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后方搜集政治情报和因而产生的警务工作等职责,国家特别情报局于1938年3月下旬被纳入军情局之中。 117 最初,军情局直接对普列托负责,后者表示它是根据苏联“技术人员”的建议而创立的。不过,他也声称,鉴于安德鲁·宁的事件,他因为担心警察独立于政府行事,就像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情况那样,所以他在采纳这一建议时也曾犹豫不决。热衷于将所有共和国特别行动机构都置于自己指挥之下的普列托,任命他的朋友安赫尔·迪亚斯·巴萨担任军情局的首长,而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此人是一个在夜总会行业拥有股权的投机商。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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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区(马德里)军情局局长的关键职务,最初是根据奥尔洛夫的建议,经过米亚哈的首肯,被授予了一位颇具才干的年轻军官古斯塔沃·杜兰少校。普列托对此表示接受,不过后来他声称他知道杜兰是共产党员,所以委任安赫尔·佩德雷罗·加西亚作为杜兰的副手来监视他。加西亚·阿塔德利侦缉队解散后,担任过该队副指挥的佩德雷罗曾作为警务督察在马德里市中心的钱贝里区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后来,在12月份,他调到了国防部下属的由萨尔加多领导的特勤局。他在军事反间谍领域日趋重要,1937年10月,他成为西班牙中央军区军情局的首长。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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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军情局的法令中,普列托已经明文规定,招募任何探员都需经国防部长本人批准,并且他们的证件上都要带有国防部长的签名。然而,古斯塔沃·杜兰却无视规定擅自行事,并自行任命了约400名军情局的探员。普列托宣称他们都是共产党分子(杜兰和奥尔洛夫对此予以否认),并且以“前线需要杜兰”作为借口,在此人仅仅上任两周后就暂时停止了他在军情局的职务。奥尔洛夫在杜兰被停职一事上进行了干预。佩德雷罗表示,杜兰还得到了来自艾廷贡、中央军区总参谋部伊万·马克西莫夫、其他苏联军事顾问,以及米亚哈将军本人的支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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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局总长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不愿充当这一角色,不久之后,他的副手普鲁登西奥·萨亚格斯临时接替了这一职务。同时,普列托在物色更合适的长期人选,他最终任命了后来官至上校的曼努埃尔·乌利瓦里·巴鲁特利少校。普列托坦承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在托莱多前线作战期间,乌利瓦里被指犯有大规模抢劫的罪行。现在,他一开始还遵循普列托的指令,但他逐渐与共产党方面结成同盟。 121 乌利瓦里最终于1938年4月携带大量钱财珠宝叛逃。内格林抓住时机对军情局展开清洗。根据苏加萨戈伊蒂亚和保利诺·戈麦斯的建议,他任命社会党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担任军情局负责人,以限制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力。 122 到1938年2月,只有社会党人才有机会在军情局中工作。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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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面临实际威胁的民主社会一样,西班牙共和国也采纳了诸如实施新闻出版审查、不经审判即行拘留、限制公民自由权、针对重要产业颁布罢工禁令及强制征兵等不符合民主标准的行事规则。为了将第五纵队网络连根拔起并获取供词,从1938年5月起,军情局开始实施非法逮捕行动,军情局探员有时使用各种精心设计的刑讯手段,利用强光、持续的强烈噪音或者冷水折磨犯人。床和长凳被设置成倾斜的角度,导致犯人坐卧困难。地面上散布着砖块和其他几何形状的水泥块,导致囚犯无法在囚室内来回踱步而只能盯着墙壁发呆。可是墙壁又被设计成曲线形,上面绘有令人晕眩的方块和螺旋形图案,再加上特殊的照明效果,会让人产生墙壁在不断移动的错觉。这些建于巴塞罗那的特殊牢房,分别位于由一座修道院改造而成的所谓“巴利马霍尔契卡部”(或称为“D号疗养院”),以及位于萨拉戈萨街的“G号疗养院”。两地均由军情局负责运作。这些以营造精神压力见长的设计,是一位古怪的名叫阿方索·劳伦西克的国际冒险家的杰作。当军情局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秘密反特机构“情报组”纳入其中时,他是后者中的一员。自封为职业钢琴演奏家和建筑师的劳伦西克是一个拥有南斯拉夫国籍、父母为奥地利人的法国公民,他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服役。他曾经加入过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和马统工党等左派组织,他曾经贩卖虚假护照牟利,最后连军情局也成了他的诈骗对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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