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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压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另一个举措是废除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阿拉贡自治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6年10月初成立于布哈拉洛斯，由萨拉戈萨建筑工人领袖兼奥尔蒂斯纵队的代表华金·阿斯卡索担任主席。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阿拉贡地区，自治委员会在约束民兵的过火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纵队的领导人决心维持他们的自主权，因此其有关在“满足战争所需和满足后方安全工作所需”之间进行协调的首要目标一直未能实现。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认为，自治委员会是无政府主义方面以其民兵武装作为后盾而实施独裁统治的工具。1937年8月，中央政府将其强制取缔，代价是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已被集体化的土地物归原主，无政府主义者在该地区的镇压行动被彻底终结。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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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是，俄国安全机构针对外籍托派分子的秘密战争仍然无法为共和国当局所控制。1937年9月，奥尔洛夫设法消灭了曾在挪威担任托洛茨基秘书的埃尔温·沃尔夫。1936年，沃尔夫在驳斥莫斯科审判②中提出的诸多指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同时也是第四国际之前身——“国际书记处”的核心人物。他前来西班牙与格兰迪索·穆尼斯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团体一起共事。1937年7月27日，他因颠覆活动而在巴塞罗那被捕，并于次日被释放，但旋即再度被捕。他于9月13日被正式释放，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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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在10天后失踪的著名托派人士是来自奥地利的库尔特·兰道。兰道一度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他在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有着长期反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他以“沃尔夫·贝尔特兰”这一化名，担任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团体“火花”（Der Funke）的书记。在西班牙，他与安德鲁·宁密切合作，在马统工党与外国记者及作家之间进行联络工作，并撰写文章强烈反对民兵组织的正规化以及将其并入共和国军队的举措。他在1936年12月出版的宣传册《西班牙1936，德国1918》（Spain 1936, Germany 1918）触怒了苏联，其中，他将德国工人革命被“自由军团”③粉碎一事，与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和马统工党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敌视和打击相类比。于是，他被苏联宣传机构污名化为“恐怖主义匪帮的领导人”，盖世太保和马统工党之间的联络人。 127 库尔特·兰道在1937年9月23日之前一直保持着自由身，直到这一天他被苏联特务从藏身处绑架。之后，像雷因和沃尔夫一样，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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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传言声称，游击战专家斯坦尼斯拉夫·沃普沙索夫曾在巴塞罗那某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建造了一座焚尸炉。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西班牙特务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共同负责其运行。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被诱至该建筑物中杀害，然后被毁尸灭迹，这一系列动作在一次行动中便全部完成。 129 这是否就是雷因、沃尔夫、兰道和其他失踪外籍人士所遭遇的厄运，我们仍不得而知。曼努埃尔·伊鲁霍努力避免安德鲁·宁之后再有任何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谋杀，但他无法制止苏联安全机构对外国左派人士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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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人实施上述秘密暴行的同时，内格林及其部长们也在为规范国家的警务与司法职能而努力。1937年6月下旬，针对间谍罪和高级别叛国罪的特别法庭成立。这反映了内格林认为国家权威不应该被无视的观点。不过，他完全反对任何草率的镇压行动，比如在佛朗哥当局控制区所司空见惯的那种情况。 130 经内格林的批准，伊鲁霍确保特别法庭由公正诚实的法官人员组成。许多马统工党的普通成员遭到监禁，他们因为自己被与法西斯分子和破坏分子关在一起而怒不可遏。由于尚未受到正式指控，他们正等待着新成立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在他们中间有数名外籍反斯大林主义人士。其中之一是库尔特·兰道的妻子卡蒂娅，她由一支奉俄国人之命行动的别动队逮捕。他们的意图是迫使她丈夫从藏匿处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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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尔特失踪时，卡蒂娅要求对此进行司法调查。当时奥尔特加已被解雇，内格林的新任保安总长，巴斯克社会党人保利诺·戈麦斯尝试查证库尔特的下落，但徒劳无功。在当局无法弄清楚她丈夫命运的情况下，卡蒂娅在巴塞罗那的女子监狱中发动了一场有500名在押人员参加的绝食行动。除了戈麦斯的调查行动，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于1937年11月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检视共和国监狱的状况，并试图解开安德鲁·宁、埃尔温·沃尔夫，马克·雷因和库尔特·兰道的失踪之谜。在约翰·麦戈文（乔治·奥威尔所在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总书记，该党是已同英国工党分离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和法国和平主义者费利西安·沙莱教授的带领下，该委员会被允许和因前述绝食行动而在（巴塞罗那）总医院接受治疗的卡蒂娅进行面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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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去医院看望了她，并说服她相信审判的公正性。她非常感动并中止了绝食行动。当伊鲁霍通过必要的书面手续将检察官和法官送往每个监狱时，他们被囚犯视为反对斯大林式非法行径的保障而受到鼓掌欢迎。 132 西班牙当局在兰道案中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卡蒂娅要求展开调查和发起绝食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与叛军控制区的通常程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938年，被关押于反叛方监狱的妇女无法绝食，因为她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食物。即使她们绝食，也没有人会关心，更不用说是得到部长的亲自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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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部长职务后不久，伊鲁霍即委托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起草一项法令草案，它将被用来审理内战开始以来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发生的罪案，其中包括所有的法外处决案件，还包括对由加西亚·奥利韦尔赦免的普通刑事犯进行复审。 133 1937年7月30日，鲍里斯·斯塔潘诺夫向季米特洛夫报告说，“法西斯分子伊鲁霍”以帕拉库埃略斯事件为由而试图逮捕卡里略，并且“正在组织一个针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搜查系统，原因是他们对待被关押的法西斯分子冷酷无情。这位司法部长，以法律的名义，释放了成百上千的法西斯间谍或伪装成其他身份的法西斯分子。他与苏加萨戈伊蒂亚一起，竭力为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开脱，并想方设法破坏针对他们的审判。并且，他会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无罪释放”。 134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意见，伊鲁霍的法令从未得到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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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的行事方式可见于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将军的案例。在1937年2月马拉加突然陷落后，阿森西奥将军被控进行破坏活动而遭逮捕。当年10月，就在北方地区逐步陷落的同时，他被送往法庭接受审判并被判处徒刑。在监狱服刑期间，阿森西奥获准撰写和出版一本为自己立场进行辩护的书，并将亲笔签名的样书寄给政府成员。这本书在巴塞罗那书店公开发售。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阿森西奥之所以遭到逮捕和审判，是因为西共对普列托施加压力。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阿森西奥能够出版他的书，以及此案在上诉之后于1938年7月被驳回，恰恰是内格林之独立自主的例证之一。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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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战争态势日趋恶化，特别法庭要处理的案件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多，超出了伊鲁霍最初为其设立的工作范围。那些坐实间谍罪或阴谋破坏罪名的被告有被处决的风险，但检察官主张判处死刑的案例中，实际判处死刑的情况很少，而被实际处决的罪犯则更少。在最为活跃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法庭，有166项此类判决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11日期间做出，但其中仅有7人在判决之后被枪毙。不同于叛军控制区的军事法庭，共和国的特别法庭经常会认定被告无罪。此外，许多被判有罪的人可以通过上诉获得减刑甚至撤销判决结果。那些涉嫌较轻微的第五纵队类犯罪的人，以及进行失败主义宣传和从事黑市交易的人或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或者被送往加西亚·奥利韦尔创建的劳动营。在整个1938年，军事态势对于共和国方面越来越糟，于是逃兵和躲避兵役者也被监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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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五纵队越来越肆意妄为地发动进攻，军情局的行动也变得愈加残酷，其中涌现出了几个特别残忍的家伙。拉蒙·托雷西利亚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严重败坏军情局声誉的人是前邮政部门官员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奥登，他曾负责运作臭名昭著的“索尔尼契卡部”，后来成为巴伦西亚的一名警务督察。阿佩利亚尼斯行动队在哈蒂瓦周边地区四处散播恐怖。后来在1937年8月，他成了更加令人生畏的军情局驻巴伦西亚分局局长，一直到战争结束。他被控犯有抢劫、严刑逼供和谋杀罪，但他本人声称是直接奉奥尔洛夫的指令行事。他于1939年3月被佛朗哥当局抓获并遭枪杀。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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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4月起，军情局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共有六个劳动营，据称这些劳动营条件恶劣、纪律严苛。有一些囚犯因试图逃跑而被枪杀。尽管如此，与叛军控制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劳动营中开设有扫盲班和其他教育课程，囚犯会在刑期结束时被释放。 138 共和国控制区最大的战俘集中营位于阿利坎特省的阿尔瓦特拉。该集中营于1937年10月开始接收犯人，此地犯人的任务是将4万公顷盐沼地排干，并将其转化为可耕地。 139 由于共和国地区粮食短缺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所有营地的状况也逐渐恶化，然而营地中从未出现过度拥挤、营养不良和蓄意虐待的情形，而这在叛军控制区却是很常见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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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8年3月，共和国陷入严重的困境，军民士气低落，粮食和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事实上，极为黯淡的战争前景让内格林的盟友普列托，以及阿萨尼亚总统本人逐渐认识到，一切都完了。普列托倡导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以避免更多无谓的牺牲。在3月16日和29日举行的气氛紧张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支持阿萨尼亚提出的提请法国政府出面调停结束内战的议案。内格林则重申了他所深信的观点，即战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而这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当被打败的共和国落入复仇心切的佛朗哥分子手中时，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内格林对普列托之言论给军民士气所造成的打击深感震惊，并且已下定决心带领共和国继续抗击强敌，于是他在4月5日撤销了普列托的国防部长职务。10天后，叛军到达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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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意味着战斗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后方。遵循司法程序的决心并没有阻止针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战争继续进行。1938年4月，军情局在巴塞罗那取得了一场重大成功，当时有数个第五纵队网络遭破获，其成员纷纷被捕。尽管英法两国外交人员请求宽大处理，但内阁还是以7票对5票的相对多数，决定在6月底对其中10名第五纵队分子执行死刑。英国外交代办约翰·莱什评论说：“我担心对方可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并为此向政府郑重提出了警告，但是国会议长和他在内阁中的支持者并无怜悯心，现在他们似乎不太考虑落入佛朗哥手中的共和国人民，就像佛朗哥对其陷入类似处境的支持者也漠不关心一样。”10名囚犯于6月25日上午被枪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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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埃布罗战役的爆发，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加剧。针对涉嫌参与破坏或间谍活动之人士的后方管制行动开始变得愈加无情。这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强烈不安，他们认为共和国的民主价值正受到“战时需要”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8月9日，当内格林强行通过在次日处决62名第五纵队分子的决议时，一场内阁危机爆发了。当时担任不管部长的伊鲁霍抱怨军情局在进行调查活动期间的各种违规行为。内格林大发脾气，并指责他那套“死守教条的蠢话”。与反叛方很少报道处决行动的做法相反，共和国新闻界对这一决定进行了全面报道，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丑闻。阿萨尼亚总统对此羞愤难当。佛朗哥方面立即处决了66人作为报复。 142 第二天，当伊鲁霍说军情局进行刑讯逼供时，内格林承诺着手确保此种情况不再发生。接下来伊鲁霍辞职，不过并非因为此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与流亡中的巴斯克自治政府之间所达成的一项协议，他有责任对豪梅·艾瓜德尔为抗议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受限而辞职的做法表示支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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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英国方面成立了一个以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为首的（在押人员）交换委员会。曾任驻哈瓦那副领事的保守党人兼天主教徒德尼斯·考恩，成为交换委员会与共和国当局的联络官。他于8月20日抵达巴塞罗那，并立即会见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希拉尔、内格林和阿萨尼亚。两天后，他报告说，共和国政府准备采取“几乎一切必要手段”来交换所有在押人员，“只要是以适当的互惠原则作为基础”。 144 事实上，共和国部长们的意愿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莱什觉得有必要让他们避免因此而受到伤害，于是他向切特伍德的交换委员会建议：“考虑到佛朗哥方面之前表现出的强硬和言而无信，最好能由他们一方率先提出相关方案。”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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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恩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进行交涉以期暂停死刑执行，并告诉他说，这样可以为共和国创造更加良好的谈判氛围。德尔·巴约将提案转交给内格林，内阁同意暂停执行死刑至9月30日，作为交战双方各自实施大赦的谈判基础。布尔戈斯方面没有出现对等的举措，而只是发表了一则广播公报并指出，佛朗哥的司法体系一尘不染，所以没有理由做出类似的让步。然而，为了促进切特伍德的工作，内格林承诺将暂停执行死刑至10月11日。虽然布尔戈斯当局仍然拒绝交换俘虏，但内格林在10月11日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时告诉考恩，他已将暂停行刑的期限延长至当月月底，而且，在没有向切特伍德委员会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共和国不会再实施任何处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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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在共和国控制区被判死刑的人数不到300人，而在叛军控制区则有成千上万人。内格林建议交战双方对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进行减刑，但遭到布尔戈斯方面的拒绝。在共和国暂停死刑执行的整个期间，佛朗哥当局继续处决囚犯。考恩不可避免地担心这将引起共和国方面的报复。他提醒内格林说，后者曾宣称他的政策基于“无限宽恕”之原则。内格林的回应是，他会劝说内阁方面不进行复仇。 146 暂停执行死刑的情况延续至当年12月底。在1938年圣诞节前夜，内格林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宽容与文明之准则是我国基本法的根本原则”，并向佛朗哥发出呼吁：“停止无益的暴行！”他指出共和国早在四个月前就已暂停执行死刑，并请求佛朗哥回应这一善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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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戈斯，切特伍德会见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孔德·德·霍尔达纳，后者虚伪地声称“只有那些犯有令人发指的重罪，并在法庭上经公正之审判后被定罪的人，才会被他们一方按法律程序予以处决”。为了支持这一谎言，霍尔达纳还为他引荐了佛朗哥军事司法队之首长洛伦佐·马丁内斯·菲塞中校，后者宣称布尔戈斯政权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处决任何人，甚至对于那些武装分子也是如此，而那些被处决的人，“是因为他们犯下了在普通法中要求付出生命代价的罪行”。因此，他说，佛朗哥本人无法进行干预，并已经准备接受可能来自共和国方面的报复。 148 切特伍德在11月中旬写信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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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天前我与佛朗哥会面以来，我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西班牙的惨状，尽管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他比赤色分子更糟，我无法阻止他处决落入他手中的那些不幸的俘虏。日前，我曾设法安排 140 人离开驻马德里的古巴大使馆，并让他们穿越战线。在他们顺利抵达后，佛朗哥直言，尽管他之前有过承诺，但他拒绝用他们交换他手中的任何人。而当他确实开始放人出来的时候，当中有近一半不是他曾承诺释放的人，而是那些早被关进监狱的刑事罪犯，其中许多人在战前即已入狱。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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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和国政府已经准备好让许多囚犯进入反叛方领土之时，佛朗哥却再次在一项交换在押人员的协议中食言。 150 同时，随着战争临近结束，佛朗哥拒绝用他手中关押的四五十名高级军官，来换取其在外交使馆中避难的支持者。根据切特伍德的说法，佛朗哥赌的就是共和国方面能够保证那些人的人身安全，事实证明他赌赢了。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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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格林上台6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在国会常务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他本人，以及苏加萨戈伊蒂亚和伊鲁霍在维护法律原则方面所做的努力。基本上，他的演讲就是对连续两届共和国政府致力于重建正常秩序的一曲赞歌。 152 然而，就马统工党执委会成员的最终审判和有关安德鲁·宁的死因调查等问题，内格林和伊鲁霍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对立。 153 当庭审于1938年10月启动时，伊鲁霍已不再是司法部长。特别法庭的程序非常简易，以致法庭被戏谑地称为“fotomatón”（即“照相机”之意）。有投诉称，被告方律师无法恰当地代表他们的客户，警方提供的证据根本没有任何警方证人加以支持，并且仅有的呈堂证供是由军情局所获得的供状。但类似投诉可以公开发表并且得到听取，这本身就与反叛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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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的朋友，共和派人士马里亚诺·安索接替伊鲁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然而，伊鲁霍仍作为不管部长而保留有内阁席位，并保证特别法庭下达的任何死刑判决必须得到内阁核准。在埃布罗决战的最后阶段，针对7位马统工党执委会成员的最终庭审在一种极为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尽管如此，正如伊鲁霍曾向卡蒂娅·兰道所承诺的那样，诉讼过程有充分的司法保障。伊鲁霍当时身在巴黎，但他为了能在法庭上出庭作证而返回国内，并与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一同走上了证人席。他们的证词是检察官撤销死刑申请的关键因素。2名被告无罪释放，另外5人被判监禁。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全都逃离了西班牙。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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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布罗战役惨败之后，随着佛朗哥的部队涌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共和国手中的大部分囚犯于1939年1月23日被转移。成千上万的人越过边界进入法国。然而，在蓬特–德莫林斯，内格林下令将若干较重要的在押人士转移到共和国控制的“中央区”，在那里他们可以被用于囚犯交换。在他们中间，有在1938年1月共和国部队占领特鲁埃尔时被俘的安塞尔莫·波朗科主教。波朗科先是被关押在巴伦西亚，但是很快就被送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战争结束。他所处的环境相当舒适，他获准可以行宗教之事，并给他的狱友们做弥撒。政府希望避免在波朗科身上发生任何丑闻，但是当内格林试图通过红十字会组织，用这位主教交换罗霍将军14岁的儿子时，佛朗哥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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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击败的共和国军队余部踏上未知的逃亡之旅，并遭到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叛军支持者的不断袭扰时，内格林要求保证囚犯安全的命令被无视。有一辆载有30名士兵的卡车，在佩德罗·迪亚斯少校的指挥下抵达蓬特–德莫林斯并将囚犯们控制了起来，表面上是要将他们送往罗萨斯港。车队在靠近一条峡谷的一个名叫坎德特雷策（Can de Tretze）的地方停下来，囚犯们在此遭到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浇上汽油并点燃。这42名遇难者包括了特鲁埃尔战役中被俘的大部分叛军高级官员：波朗科主教及其副主教，军事指挥官雷伊·达尔古上校，以及国民卫队首长和警察局长。遇难者中还包括在瓜达拉哈拉被俘的21名意大利人和1名德国人。这种愚蠢的报复行径成了“赤色恐怖”的典型象征。最终，在1995年，梵蒂冈为波朗科举行了宣福礼。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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