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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意味着战斗不仅发生在战场上，而且也发生在后方。遵循司法程序的决心并没有阻止针对间谍和破坏分子的战争继续进行。1938年4月，军情局在巴塞罗那取得了一场重大成功，当时有数个第五纵队网络遭破获，其成员纷纷被捕。尽管英法两国外交人员请求宽大处理，但内阁还是以7票对5票的相对多数，决定在6月底对其中10名第五纵队分子执行死刑。英国外交代办约翰·莱什评论说：“我担心对方可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并为此向政府郑重提出了警告，但是国会议长和他在内阁中的支持者并无怜悯心，现在他们似乎不太考虑落入佛朗哥手中的共和国人民，就像佛朗哥对其陷入类似处境的支持者也漠不关心一样。”10名囚犯于6月25日上午被枪决。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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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埃布罗战役的爆发，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加剧。针对涉嫌参与破坏或间谍活动之人士的后方管制行动开始变得愈加无情。这引起了一些人士的强烈不安，他们认为共和国的民主价值正受到“战时需要”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8月9日，当内格林强行通过在次日处决62名第五纵队分子的决议时，一场内阁危机爆发了。当时担任不管部长的伊鲁霍抱怨军情局在进行调查活动期间的各种违规行为。内格林大发脾气，并指责他那套“死守教条的蠢话”。与反叛方很少报道处决行动的做法相反，共和国新闻界对这一决定进行了全面报道，并最终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丑闻。阿萨尼亚总统对此羞愤难当。佛朗哥方面立即处决了66人作为报复。 142 第二天，当伊鲁霍说军情局进行刑讯逼供时，内格林承诺着手确保此种情况不再发生。接下来伊鲁霍辞职，不过并非因为此事。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根据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与流亡中的巴斯克自治政府之间所达成的一项协议，他有责任对豪梅·艾瓜德尔为抗议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受限而辞职的做法表示支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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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英国方面成立了一个以陆军元帅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为首的（在押人员）交换委员会。曾任驻哈瓦那副领事的保守党人兼天主教徒德尼斯·考恩，成为交换委员会与共和国当局的联络官。他于8月20日抵达巴塞罗那，并立即会见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希拉尔、内格林和阿萨尼亚。两天后，他报告说，共和国政府准备采取“几乎一切必要手段”来交换所有在押人员，“只要是以适当的互惠原则作为基础”。 144 事实上，共和国部长们的意愿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莱什觉得有必要让他们避免因此而受到伤害，于是他向切特伍德的交换委员会建议：“考虑到佛朗哥方面之前表现出的强硬和言而无信，最好能由他们一方率先提出相关方案。”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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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恩与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进行交涉以期暂停死刑执行，并告诉他说，这样可以为共和国创造更加良好的谈判氛围。德尔·巴约将提案转交给内格林，内阁同意暂停执行死刑至9月30日，作为交战双方各自实施大赦的谈判基础。布尔戈斯方面没有出现对等的举措，而只是发表了一则广播公报并指出，佛朗哥的司法体系一尘不染，所以没有理由做出类似的让步。然而，为了促进切特伍德的工作，内格林承诺将暂停执行死刑至10月11日。虽然布尔戈斯当局仍然拒绝交换俘虏，但内格林在10月11日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时告诉考恩，他已将暂停行刑的期限延长至当月月底，而且，在没有向切特伍德委员会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共和国不会再实施任何处决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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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在共和国控制区被判死刑的人数不到300人，而在叛军控制区则有成千上万人。内格林建议交战双方对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进行减刑，但遭到布尔戈斯方面的拒绝。在共和国暂停死刑执行的整个期间，佛朗哥当局继续处决囚犯。考恩不可避免地担心这将引起共和国方面的报复。他提醒内格林说，后者曾宣称他的政策基于“无限宽恕”之原则。内格林的回应是，他会劝说内阁方面不进行复仇。 146 暂停执行死刑的情况延续至当年12月底。在1938年圣诞节前夜，内格林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宽容与文明之准则是我国基本法的根本原则”，并向佛朗哥发出呼吁：“停止无益的暴行！”他指出共和国早在四个月前就已暂停执行死刑，并请求佛朗哥回应这一善举。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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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尔戈斯，切特伍德会见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孔德·德·霍尔达纳，后者虚伪地声称“只有那些犯有令人发指的重罪，并在法庭上经公正之审判后被定罪的人，才会被他们一方按法律程序予以处决”。为了支持这一谎言，霍尔达纳还为他引荐了佛朗哥军事司法队之首长洛伦佐·马丁内斯·菲塞中校，后者宣称布尔戈斯政权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处决任何人，甚至对于那些武装分子也是如此，而那些被处决的人，“是因为他们犯下了在普通法中要求付出生命代价的罪行”。因此，他说，佛朗哥本人无法进行干预，并已经准备接受可能来自共和国方面的报复。 148 切特伍德在11月中旬写信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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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3天前我与佛朗哥会面以来，我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西班牙的惨状，尽管对此我早有心理准备。他比赤色分子更糟，我无法阻止他处决落入他手中的那些不幸的俘虏。日前，我曾设法安排 140 人离开驻马德里的古巴大使馆，并让他们穿越战线。在他们顺利抵达后，佛朗哥直言，尽管他之前有过承诺，但他拒绝用他们交换他手中的任何人。而当他确实开始放人出来的时候，当中有近一半不是他曾承诺释放的人，而是那些早被关进监狱的刑事罪犯，其中许多人在战前即已入狱。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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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和国政府已经准备好让许多囚犯进入反叛方领土之时，佛朗哥却再次在一项交换在押人员的协议中食言。 150 同时，随着战争临近结束，佛朗哥拒绝用他手中关押的四五十名高级军官，来换取其在外交使馆中避难的支持者。根据切特伍德的说法，佛朗哥赌的就是共和国方面能够保证那些人的人身安全，事实证明他赌赢了。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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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格林上台6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在国会常务委员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了他本人，以及苏加萨戈伊蒂亚和伊鲁霍在维护法律原则方面所做的努力。基本上，他的演讲就是对连续两届共和国政府致力于重建正常秩序的一曲赞歌。 152 然而，就马统工党执委会成员的最终审判和有关安德鲁·宁的死因调查等问题，内格林和伊鲁霍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对立。 153 当庭审于1938年10月启动时，伊鲁霍已不再是司法部长。特别法庭的程序非常简易，以致法庭被戏谑地称为“fotomatón”（即“照相机”之意）。有投诉称，被告方律师无法恰当地代表他们的客户，警方提供的证据根本没有任何警方证人加以支持，并且仅有的呈堂证供是由军情局所获得的供状。但类似投诉可以公开发表并且得到听取，这本身就与反叛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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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的朋友，共和派人士马里亚诺·安索接替伊鲁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然而，伊鲁霍仍作为不管部长而保留有内阁席位，并保证特别法庭下达的任何死刑判决必须得到内阁核准。在埃布罗决战的最后阶段，针对7位马统工党执委会成员的最终庭审在一种极为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尽管如此，正如伊鲁霍曾向卡蒂娅·兰道所承诺的那样，诉讼过程有充分的司法保障。伊鲁霍当时身在巴黎，但他为了能在法庭上出庭作证而返回国内，并与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一同走上了证人席。他们的证词是检察官撤销死刑申请的关键因素。2名被告无罪释放，另外5人被判监禁。他们在战争结束时全都逃离了西班牙。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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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布罗战役惨败之后，随着佛朗哥的部队涌入加泰罗尼亚境内，共和国手中的大部分囚犯于1939年1月23日被转移。成千上万的人越过边界进入法国。然而，在蓬特–德莫林斯，内格林下令将若干较重要的在押人士转移到共和国控制的“中央区”，在那里他们可以被用于囚犯交换。在他们中间，有在1938年1月共和国部队占领特鲁埃尔时被俘的安塞尔莫·波朗科主教。波朗科先是被关押在巴伦西亚，但是很快就被送到巴塞罗那，他在那里一直被关押到战争结束。他所处的环境相当舒适，他获准可以行宗教之事，并给他的狱友们做弥撒。政府希望避免在波朗科身上发生任何丑闻，但是当内格林试图通过红十字会组织，用这位主教交换罗霍将军14岁的儿子时，佛朗哥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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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击败的共和国军队余部踏上未知的逃亡之旅，并遭到混在平民百姓中的叛军支持者的不断袭扰时，内格林要求保证囚犯安全的命令被无视。有一辆载有30名士兵的卡车，在佩德罗·迪亚斯少校的指挥下抵达蓬特–德莫林斯并将囚犯们控制了起来，表面上是要将他们送往罗萨斯港。车队在靠近一条峡谷的一个名叫坎德特雷策（Can de Tretze）的地方停下来，囚犯们在此遭到枪杀。他们的尸体被浇上汽油并点燃。这42名遇难者包括了特鲁埃尔战役中被俘的大部分叛军高级官员：波朗科主教及其副主教，军事指挥官雷伊·达尔古上校，以及国民卫队首长和警察局长。遇难者中还包括在瓜达拉哈拉被俘的21名意大利人和1名德国人。这种愚蠢的报复行径成了“赤色恐怖”的典型象征。最终，在1995年，梵蒂冈为波朗科举行了宣福礼。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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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39年1月加泰罗尼亚地区沦陷，数十万平民被迫逃离家园时，在菲格雷斯的最后一次国会会议上，内格林提出了一个停战计划，以换取佛朗哥遵守某些特定条款，尤其是不要实施报复行动。 157 该计划交给了英法两国代表，而他们的答复是，布尔戈斯政府对于人道主义愿景、实现和平或宽恕敌人根本没有兴趣，反正他们声称其惩治对象只是普通刑事犯。内格林在评论中特别强调了这种说法的虚伪：“在像我们所进行的这样一场野蛮无情的内战中，要么一切都可称为一般意义上的犯罪，要么一切都不是犯罪。”于是，内格林主动向佛朗哥方面提出，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如果佛朗哥接受具有象征意义的针对他本人的死刑执行，而赦免众多共和国无辜平民的话，那么他就会把自己交给反叛方。他并没有向除苏加萨戈伊蒂亚以外的大多数内阁成员透露这一疯狂的提议。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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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林提出的价码被佛朗哥直接无视。政府仍然留在西班牙境内位于菲格雷斯的城堡中，直到共和国军队的最后几支队伍于2月9日越过法国边界为止。前一天晚上，与内格林一起留下来的少数同僚之一，他的朋友，边防警察部队总监拉斐尔·门德斯博士对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做什么。我害怕在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被卡洛斯派分子用枪托叫醒。”内格林把门德斯叫到一边，并对他说：“在最后一名士兵越过边界之前，我们都要留在这里。”为了亲眼见证这些共和国的保卫者和支持者免遭佛朗哥复仇烈焰之荼毒，他在那里等待了18个小时，直到罗霍将军抵达，并宣布所有的共和国部队均已进入法国。直到那时，内格林才前往图卢兹，并从那里乘飞机返回阿利坎特。有些部长认为他疯了，但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我当时没有那样做，那么今天我会羞愧而死。” 159 回到西班牙之后，他试图重组中央区的军事力量展开抵抗，直到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爆发，或者至少等到一场大规模撤离行动完成，那时共和国方面的人员损失程度能减至最低。2月16日，他在阿尔瓦塞特举行了一次军队高层会议。由于他已经查探得知，至少从表面上看，共和国军队的普通官兵仍然保有较高的士气，所以当高级军官们坚持必须尽快结束战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吃惊。当被问及他为什么不向佛朗哥方面求和时，他回答说：“因为乞求和平才是一场大灾难的开端。”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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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其朋友的美国记者路易斯·费希尔后来写道：“内格林和德尔·巴约希望能够再多支撑一些时日，凭借这短暂的抵抗，从佛朗哥那里得到宽恕和仁慈的承诺，并给那些被反叛方点名要捉拿的人赢得逃跑的时间。” 161 然而，认为佛朗哥有可能做出不对失败一方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的保证，完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佛朗哥于2月9日颁布的《政治责任法》（Law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中，共和国的拥护者均在事实上犯有军事叛乱罪。而在他颠倒黑白的道德世界中，这指的就是所有那些未曾支持1936年军事政变的人。内格林相信,他们是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但他拖延战争进程的举动却被普列托指责为已经引发了“彻头彻尾的大屠杀”。普列托声称，他们原本可以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和平，并谴责了因佛朗哥方面的报复而持续抵抗的政策。这当中所显露的，要么是他对叛军在其占领区之所作所为的无知（这种无知应该受到谴责），要么是他试图通过反对内格林，在即将到来的共和国流亡政府之权力斗争中捞取政治资本的自私欲望（这种欲望则让人发出冷笑）。对于那些只想着尽早结束战争的人，内格林有些尖刻地指出，他们“没有考虑到数以百万计无法自救的不幸者”。 162 但最终，他那维持抵抗战线以挽救更多共和国军民的希望，被佛朗哥本人，以及1939年3月由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动的政变打破了。对此他的悲伤多于愤怒，他告诉国会常务委员会说：“我们本来可以继续抵抗和坚持的，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们有义务留下来拯救那些现在即将遭到杀害或被送往集中营的人。”而结果却是，他说，因为卡萨多，共和国死于“毁灭性的灾难与耻辱”。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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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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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nuel Azaña, Apuntes de memoria inéditos y cartas 1938–1939–1940 (Valencia: Pre-Textos, 1990) pp.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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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riano Ansó, Yo fui ministro de Negrín (Barcelona: Planeta, 1976) pp.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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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ulio Aróstegui and Jesús A. Martínez, La Junta de Defensa de Madrid (Madrid: Comunidad de Madrid, 1984) pp. 234; Santiago Carrillo, Memorias (Barcelona: Planeta, 1993),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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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安德烈·罗德里格斯，见Antonio Nadal, Guerra civil en Málaga (Málaga: Editorial Arguval, 1984) pp. 90–7；Sergio José Brenes, ‘Andrés Rodríguez, concejal comunista en Málaga’, Revista Jábega, No. 88, 2001, pp. 71–81。罗德里格斯的遇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帮派战争。关于德西德里奥·特里利亚斯·迈内，见La Vanguardia, 1, 2 August 1936。关于利斯特和维达利的情况，见report of André Marty to Comintern Secretariat, 10 October 1936, Ronald Radosh, Mary R. Habeck and Grigory Sevostianov, eds, Spain Betray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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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cedimiento Militar contra José Cazorla Maure, AHN, FC-Causa General, 1525-1, pp. 4–5, 11–14, 25, 31–2; AHN, FC-Causa General, 1526-3, Exp. 5, p. 201. 科内萨后来被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下令处决：ABC, 15, 24 March 1939; Luis Español Bouché, Madrid 1939: del golpe de Casado al final de la guerra civil (Madrid: Almena Ediciones, 2004) pp. 55, 57,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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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uan-Simeón Vidarte, Todos fuimos culpables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73) p.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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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nuel Tarín-Iglesias, Los años rojos (Barcelona: Planeta, 1985) pp.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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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rmen González Martínez, Guerra civil en Murcia: un análisis sobre el Poder y los comportamientos colectivos (Murcia: Universidad de Murcia, 1999) pp. 174–9; José Peirats, La CNT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2nd edn, 3 vols (Paris: Ediciones Ruedo Ibérico, 1971) II, pp. 73–7; Jesús Hernández, Negro y rojo: los anarquistas en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 (Mexico City: La España Contemporánea, 1946) pp. 2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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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rge Martínez Reverte, La batalla de Madrid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2004) pp. 457–8; Gregorio Gallego, Madrid, corazón que se desangra (Madrid: G. del Toro, 1976) pp. 275–6. See also Miguel Iñíguez, Esbozo de una enciclopedia histórica del anarquismo español (Madrid: Fundación de Estudios Libertarios Anselmo Lorenzo, 2001) p. 438; Eduardo de Guzmán, Nosotros los asesinos (Madrid: G. del Toro, 1976) pp.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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