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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尔洛夫的文件中有一份相关的短笺,据说是格里古列维奇写的。将它翻译过来就是“N.,从埃纳雷斯堡往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方向,中途,距离公路100米,在野地里。[现场有]博姆、施韦德、尤齐克和两个西班牙人。还有皮埃尔的司机维克多”。这意味着犯罪现场和安德鲁·宁的埋葬地是在埃纳雷斯堡和塔胡尼亚河畔佩拉莱斯之间。执行者就是奥尔洛夫(施韦德)、格里古列维奇(尤齐克)、德籍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埃里希·塔克(博姆)、两名身份不明的西班牙人和另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维克多·涅任斯基。“皮埃尔”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巴塞罗那分站的负责人瑙姆·艾廷贡,而非普遍认为的埃尔诺·盖勒。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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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鲁·宁消失后不久,奥尔洛夫拜访了内格林,数月之前他曾作为“布莱克斯通”而被介绍给总理。奥尔洛夫声称,他是前来报告他手下人的成功事迹的:他们已经查明安德鲁·宁失踪事件的原委。根据他的版本,安德鲁·宁被伪装成国际纵队成员的长枪党分子劫持,判断的依据是绑架者和安德鲁·宁本人落下的指示犯罪者身份的文字资料。奥尔洛夫问内格林,这是否足以让他放弃正式调查。当内格林说这取决于司法当局时,奥尔洛夫问他本人是否相信自己刚刚所说的话。共和国总理告诉奥尔洛夫,这个故事的线条干净得就像一部廉价的侦探小说,后者于是恼羞成怒。他大喊大叫,说内格林侮辱了苏联,于是他被要求离开。几个小时后,苏联外交临时代办谢尔盖·马尔琴科拜访了内格林,他表示已经听说了当天上午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并对此表达了他的歉意。他提出对奥尔洛夫施以惩罚,当内格林回答事情到此为止时,他说奥尔洛夫已经被从使馆工作人员名单上除名。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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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苏加萨戈伊蒂亚第一次问到安德鲁·宁到底发生了什么时,奥尔特加多少露出了一点马脚,他说:“别担心,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会找到他。”苏加萨戈伊蒂亚回答说,他对安德鲁·宁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希望见到活着的他。当天晚些时候,在部长的进一步质疑中,奥尔特加声称,安德鲁·宁是盖世太保的特务,他的组织已经把他带走,以免他遭到共和国安全部门的审讯。当苏加萨戈伊蒂亚问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时,奥尔特加说这只是他脑海中闪过的一个想法。部长立即告诉内格林,他怀疑奥尔特加参与了针对安德鲁·宁的暴行。内格林让他去搜集有关事实真相的报告。根据费尔南多、巴伦蒂、比达特和苏加萨戈伊蒂亚本人的说法,他要求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出具一份正式报告,后者则提供了两份草案。在第一个“官方”文件中,他检视了安德鲁·宁分别被长枪党分子、盖世太保特务或者马统工党成员绑架这三种可能性。在第二份只呈交给苏加萨戈伊蒂亚本人的秘密报告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安德鲁·宁的失踪根本就与盖世太保或长枪党无关,而是马统工党与西班牙共产党之间冲突的结果,后者则受到了负责运作保安总局的俄国人的怂恿。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很可能是在无法找到格里古列维奇或奥尔洛夫和他们讨论此案件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古怪之处并得出上述结论的。格里古列维奇已经返回苏联。此时,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认为安德鲁·宁还活着。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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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以不存在的“马克斯·里格尔”之名出版的书中出现了上述伪造的文件内容,名为何塞·贝尔加明的人为本书作序,并要求对被捕人员不加审判立即处决。“马克斯·里格尔”是法国共产党记者乔治·索里亚,最近抵达的共产国际代表、别名为“鲍里斯·斯塔潘诺夫”的保加利亚人斯托扬·米内夫,以及西班牙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文塞斯劳·罗塞斯的集体化名。 108 当奥尔特加遭到苏加萨戈伊蒂亚的内政部次长胡安–西梅翁·比达特的质疑时,奥尔特加鹦鹉学舌般地重复了共产国际方面炮制的这一说辞。对此表示怀疑的比达特回应说:“听着,上校,到底你是白痴,还是你以为我是?”据说,当奥尔洛夫提出他早已计划好的用于构陷安德鲁·宁的谎言时,赫苏斯·埃尔南德斯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而当内格林将奥尔洛夫的说法告诉阿萨尼亚时,总统回答说故事线条未免太干净了。事实上,在6月29日,普列托已经告诉了阿萨尼亚关于安德鲁·宁的绑架事件,并分享了他所深信的观点:即奥尔特加不但是个笨蛋,还是个共党分子。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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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内格林将奥尔特加的行为解释为无能,认为身为边防警察部队士官的他,被擢升到了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职位。但是在内格林被告知奥尔特加是共产党员之后,他和苏加萨戈伊蒂亚同意必须把此人换掉。为了尽可能减少与共产党部长之间就其解职而引起的摩擦,他们编造了一个理由,说迫切希望他前往前线。保安总局监察官兼保安次长莫龙担任代理保安总长。 110 为了回应安德鲁·宁的失踪引起的国际抗议,内格林授权伊鲁霍针对此案展开司法调查。据称莫龙曾对苏加萨戈伊蒂亚说:“既然总理想知道真相,你可以告诉他,事实就是,安德鲁·宁绑架案的谋划者是意大利人科多维拉、政治委员卡洛斯·孔特雷拉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包括佩佩·迪亚斯在内的共产党领导层。奥尔洛夫下达了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的指令,他们都在拼命满足斯大林想让这位红军缔造者的秘书和密友消失的渴望。告诉内格林,如果他想要逮捕他们,我明天就会把他们全送到监狱里。”比达特对此事件的记述暗示了莫龙的情报来自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 111 曾经有人试图暗杀比达特。他的小汽车的前轴被人切断,导致他驾车时撞上了一棵榆树。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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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案件展开调查,伊鲁霍向一位国家检察官格雷戈里奥·佩塞斯·巴尔瓦·德尔·布里奥授予全权,后者将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费尔南多·巴伦蒂、哈辛托·罗塞利·科洛马和安德烈斯·乌雷索拉·奥乔亚逮捕。由于坚信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并非有罪方,愤怒的加夫列尔·莫龙公开指责伊鲁霍是一个“可怜的疯子”,并立即让他们获释,而他们也没有再次被逮捕。尽管内格林认可了莫龙直截了当的做法,但他也认为有必要将其换掉。 113 在11月中旬,莫龙被保利诺·戈麦斯·赛斯取代,后者从6月初开始就担任驻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中央政府特派员,并在此岗位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14 内格林虽然支持开除奥尔特加并对奥尔洛夫深为怀疑,但他并不准备看到更多有损内阁团结的内幕被揭露出来。他做出了暂停伊鲁霍之调查的艰难决定,因为,正如他反对非官方授权的镇压行动一样,他也坚信在战时不能容忍马统工党的鲁莽行事,这些行为实际上有叛逆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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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共和国的国家安全,在1937年夏,共和国各反间谍组织经历了一场大规模重组。6月12日,曾由无政府主义者曼努埃尔·萨尔加多领导的中央军总参谋部特勤局(Special Services Bureau)遭到解散。有人注意到了这里的囚犯可疑失踪的情况,还有人怀疑萨尔加多的团队已经为长枪党分子所渗透。事实上,他的秘书就是长枪党党员安东尼奥·博特列尔·埃斯帕尼亚。现在,特勤局的职能与别动大队和其他从事内安工作之组织的职能融为一体,成立了国家特别情报局。新机构最初由戴维·巴斯克斯·巴尔多米诺斯领导,听从的是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的直接命令,奉命在忠于共和国的区域中彻底肃清间谍和破坏分子。 115 国家特别情报局的目标不只是佛朗哥的支持者,而且包括像马统工党成员那样被当作危险颠覆因素的左翼人士。外籍人士受到严重的怀疑——马统工党和国际纵队都被认为是间谍们的潜在避难所,无论他们是来自轴心国,还是像内务人民委员部执意认为的那样,来自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组织。实际上,共和国极易受到敌方间谍活动的攻击,不管是来自盖世太保、意大利秘密警察还是更为错综复杂的第五纵队。 116 毕尔巴鄂在6月19日的陷落,以及持续不断的失败,进一步加剧了此种焦虑和偏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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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6个星期之后,8月9日,普列托在国防部架构之下创建了一个被称为军事情报局(SIM,简称“军情局”)的军方反间谍机构。随着军情局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后方搜集政治情报和因而产生的警务工作等职责,国家特别情报局于1938年3月下旬被纳入军情局之中。 117 最初,军情局直接对普列托负责,后者表示它是根据苏联“技术人员”的建议而创立的。不过,他也声称,鉴于安德鲁·宁的事件,他因为担心警察独立于政府行事,就像共产党员安东尼奥·奥尔特加的情况那样,所以他在采纳这一建议时也曾犹豫不决。热衷于将所有共和国特别行动机构都置于自己指挥之下的普列托,任命他的朋友安赫尔·迪亚斯·巴萨担任军情局的首长,而根据奥尔洛夫的说法,此人是一个在夜总会行业拥有股权的投机商。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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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区(马德里)军情局局长的关键职务,最初是根据奥尔洛夫的建议,经过米亚哈的首肯,被授予了一位颇具才干的年轻军官古斯塔沃·杜兰少校。普列托对此表示接受,不过后来他声称他知道杜兰是共产党员,所以委任安赫尔·佩德雷罗·加西亚作为杜兰的副手来监视他。加西亚·阿塔德利侦缉队解散后,担任过该队副指挥的佩德雷罗曾作为警务督察在马德里市中心的钱贝里区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后来,在12月份,他调到了国防部下属的由萨尔加多领导的特勤局。他在军事反间谍领域日趋重要,1937年10月,他成为西班牙中央军区军情局的首长。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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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军情局的法令中,普列托已经明文规定,招募任何探员都需经国防部长本人批准,并且他们的证件上都要带有国防部长的签名。然而,古斯塔沃·杜兰却无视规定擅自行事,并自行任命了约400名军情局的探员。普列托宣称他们都是共产党分子(杜兰和奥尔洛夫对此予以否认),并且以“前线需要杜兰”作为借口,在此人仅仅上任两周后就暂时停止了他在军情局的职务。奥尔洛夫在杜兰被停职一事上进行了干预。佩德雷罗表示,杜兰还得到了来自艾廷贡、中央军区总参谋部伊万·马克西莫夫、其他苏联军事顾问,以及米亚哈将军本人的支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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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情局总长安赫尔·迪亚斯·巴萨不愿充当这一角色,不久之后,他的副手普鲁登西奥·萨亚格斯临时接替了这一职务。同时,普列托在物色更合适的长期人选,他最终任命了后来官至上校的曼努埃尔·乌利瓦里·巴鲁特利少校。普列托坦承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在托莱多前线作战期间,乌利瓦里被指犯有大规模抢劫的罪行。现在,他一开始还遵循普列托的指令,但他逐渐与共产党方面结成同盟。 121 乌利瓦里最终于1938年4月携带大量钱财珠宝叛逃。内格林抓住时机对军情局展开清洗。根据苏加萨戈伊蒂亚和保利诺·戈麦斯的建议,他任命社会党人圣地亚哥·加尔塞斯·阿罗约担任军情局负责人,以限制共产党方面的影响力。 122 到1938年2月,只有社会党人才有机会在军情局中工作。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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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面临实际威胁的民主社会一样,西班牙共和国也采纳了诸如实施新闻出版审查、不经审判即行拘留、限制公民自由权、针对重要产业颁布罢工禁令及强制征兵等不符合民主标准的行事规则。为了将第五纵队网络连根拔起并获取供词,从1938年5月起,军情局开始实施非法逮捕行动,军情局探员有时使用各种精心设计的刑讯手段,利用强光、持续的强烈噪音或者冷水折磨犯人。床和长凳被设置成倾斜的角度,导致犯人坐卧困难。地面上散布着砖块和其他几何形状的水泥块,导致囚犯无法在囚室内来回踱步而只能盯着墙壁发呆。可是墙壁又被设计成曲线形,上面绘有令人晕眩的方块和螺旋形图案,再加上特殊的照明效果,会让人产生墙壁在不断移动的错觉。这些建于巴塞罗那的特殊牢房,分别位于由一座修道院改造而成的所谓“巴利马霍尔契卡部”(或称为“D号疗养院”),以及位于萨拉戈萨街的“G号疗养院”。两地均由军情局负责运作。这些以营造精神压力见长的设计,是一位古怪的名叫阿方索·劳伦西克的国际冒险家的杰作。当军情局将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秘密反特机构“情报组”纳入其中时,他是后者中的一员。自封为职业钢琴演奏家和建筑师的劳伦西克是一个拥有南斯拉夫国籍、父母为奥地利人的法国公民,他曾在西班牙外籍军团服役。他曾经加入过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和马统工党等左派组织,他曾经贩卖虚假护照牟利,最后连军情局也成了他的诈骗对象。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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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压制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另一个举措是废除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阿拉贡自治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6年10月初成立于布哈拉洛斯,由萨拉戈萨建筑工人领袖兼奥尔蒂斯纵队的代表华金·阿斯卡索担任主席。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阿拉贡地区,自治委员会在约束民兵的过火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纵队的领导人决心维持他们的自主权,因此其有关在“满足战争所需和满足后方安全工作所需”之间进行协调的首要目标一直未能实现。共和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认为,自治委员会是无政府主义方面以其民兵武装作为后盾而实施独裁统治的工具。1937年8月,中央政府将其强制取缔,代价是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已被集体化的土地物归原主,无政府主义者在该地区的镇压行动被彻底终结。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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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担忧的是,俄国安全机构针对外籍托派分子的秘密战争仍然无法为共和国当局所控制。1937年9月,奥尔洛夫设法消灭了曾在挪威担任托洛茨基秘书的埃尔温·沃尔夫。1936年,沃尔夫在驳斥莫斯科审判②中提出的诸多指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同时也是第四国际之前身——“国际书记处”的核心人物。他前来西班牙与格兰迪索·穆尼斯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团体一起共事。1937年7月27日,他因颠覆活动而在巴塞罗那被捕,并于次日被释放,但旋即再度被捕。他于9月13日被正式释放,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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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在10天后失踪的著名托派人士是来自奥地利的库尔特·兰道。兰道一度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他在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有着长期反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他以“沃尔夫·贝尔特兰”这一化名,担任国际共产主义反对派团体“火花”(Der Funke)的书记。在西班牙,他与安德鲁·宁密切合作,在马统工党与外国记者及作家之间进行联络工作,并撰写文章强烈反对民兵组织的正规化以及将其并入共和国军队的举措。他在1936年12月出版的宣传册《西班牙1936,德国1918》(Spain 1936, Germany 1918)触怒了苏联,其中,他将德国工人革命被“自由军团”③粉碎一事,与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和马统工党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敌视和打击相类比。于是,他被苏联宣传机构污名化为“恐怖主义匪帮的领导人”,盖世太保和马统工党之间的联络人。 127 库尔特·兰道在1937年9月23日之前一直保持着自由身,直到这一天他被苏联特务从藏身处绑架。之后,像雷因和沃尔夫一样,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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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传言声称,游击战专家斯坦尼斯拉夫·沃普沙索夫曾在巴塞罗那某建筑物的地下室里建造了一座焚尸炉。他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西班牙特务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共同负责其运行。那些被列入黑名单的人被诱至该建筑物中杀害,然后被毁尸灭迹,这一系列动作在一次行动中便全部完成。 129 这是否就是雷因、沃尔夫、兰道和其他失踪外籍人士所遭遇的厄运,我们仍不得而知。曼努埃尔·伊鲁霍努力避免安德鲁·宁之后再有任何西班牙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谋杀,但他无法制止苏联安全机构对外国左派人士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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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人实施上述秘密暴行的同时,内格林及其部长们也在为规范国家的警务与司法职能而努力。1937年6月下旬,针对间谍罪和高级别叛国罪的特别法庭成立。这反映了内格林认为国家权威不应该被无视的观点。不过,他完全反对任何草率的镇压行动,比如在佛朗哥当局控制区所司空见惯的那种情况。 130 经内格林的批准,伊鲁霍确保特别法庭由公正诚实的法官人员组成。许多马统工党的普通成员遭到监禁,他们因为自己被与法西斯分子和破坏分子关在一起而怒不可遏。由于尚未受到正式指控,他们正等待着新成立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在他们中间有数名外籍反斯大林主义人士。其中之一是库尔特·兰道的妻子卡蒂娅,她由一支奉俄国人之命行动的别动队逮捕。他们的意图是迫使她丈夫从藏匿处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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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尔特失踪时,卡蒂娅要求对此进行司法调查。当时奥尔特加已被解雇,内格林的新任保安总长,巴斯克社会党人保利诺·戈麦斯尝试查证库尔特的下落,但徒劳无功。在当局无法弄清楚她丈夫命运的情况下,卡蒂娅在巴塞罗那的女子监狱中发动了一场有500名在押人员参加的绝食行动。除了戈麦斯的调查行动,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于1937年11月进入加泰罗尼亚境内检视共和国监狱的状况,并试图解开安德鲁·宁、埃尔温·沃尔夫,马克·雷因和库尔特·兰道的失踪之谜。在约翰·麦戈文(乔治·奥威尔所在的英国独立工党的总书记,该党是已同英国工党分离的一个激进左派组织)和法国和平主义者费利西安·沙莱教授的带领下,该委员会被允许和因前述绝食行动而在(巴塞罗那)总医院接受治疗的卡蒂娅进行面谈。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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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去医院看望了她,并说服她相信审判的公正性。她非常感动并中止了绝食行动。当伊鲁霍通过必要的书面手续将检察官和法官送往每个监狱时,他们被囚犯视为反对斯大林式非法行径的保障而受到鼓掌欢迎。 132 西班牙当局在兰道案中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卡蒂娅要求展开调查和发起绝食行动,并获得了成功——与叛军控制区的通常程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1938年,被关押于反叛方监狱的妇女无法绝食,因为她们本来就没有多少食物。即使她们绝食,也没有人会关心,更不用说是得到部长的亲自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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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部长职务后不久,伊鲁霍即委托最高法院院长马里亚诺·戈麦斯起草一项法令草案,它将被用来审理内战开始以来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发生的罪案,其中包括所有的法外处决案件,还包括对由加西亚·奥利韦尔赦免的普通刑事犯进行复审。 133 1937年7月30日,鲍里斯·斯塔潘诺夫向季米特洛夫报告说,“法西斯分子伊鲁霍”以帕拉库埃略斯事件为由而试图逮捕卡里略,并且“正在组织一个针对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搜查系统,原因是他们对待被关押的法西斯分子冷酷无情。这位司法部长,以法律的名义,释放了成百上千的法西斯间谍或伪装成其他身份的法西斯分子。他与苏加萨戈伊蒂亚一起,竭力为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开脱,并想方设法破坏针对他们的审判。并且,他会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无罪释放”。 134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意见,伊鲁霍的法令从未得到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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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鲁霍的行事方式可见于何塞·阿森西奥·托拉多将军的案例。在1937年2月马拉加突然陷落后,阿森西奥将军被控进行破坏活动而遭逮捕。当年10月,就在北方地区逐步陷落的同时,他被送往法庭接受审判并被判处徒刑。在监狱服刑期间,阿森西奥获准撰写和出版一本为自己立场进行辩护的书,并将亲笔签名的样书寄给政府成员。这本书在巴塞罗那书店公开发售。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阿森西奥之所以遭到逮捕和审判,是因为西共对普列托施加压力。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阿森西奥能够出版他的书,以及此案在上诉之后于1938年7月被驳回,恰恰是内格林之独立自主的例证之一。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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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战争态势日趋恶化,特别法庭要处理的案件数量和种类都不断增多,超出了伊鲁霍最初为其设立的工作范围。那些坐实间谍罪或阴谋破坏罪名的被告有被处决的风险,但检察官主张判处死刑的案例中,实际判处死刑的情况很少,而被实际处决的罪犯则更少。在最为活跃的加泰罗尼亚地方法庭,有166项此类判决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11日期间做出,但其中仅有7人在判决之后被枪毙。不同于叛军控制区的军事法庭,共和国的特别法庭经常会认定被告无罪。此外,许多被判有罪的人可以通过上诉获得减刑甚至撤销判决结果。那些涉嫌较轻微的第五纵队类犯罪的人,以及进行失败主义宣传和从事黑市交易的人或者被关押在监狱中,或者被送往加西亚·奥利韦尔创建的劳动营。在整个1938年,军事态势对于共和国方面越来越糟,于是逃兵和躲避兵役者也被监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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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五纵队越来越肆意妄为地发动进攻,军情局的行动也变得愈加残酷,其中涌现出了几个特别残忍的家伙。拉蒙·托雷西利亚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严重败坏军情局声誉的人是前邮政部门官员洛雷托·阿佩利亚尼斯·奥登,他曾负责运作臭名昭著的“索尔尼契卡部”,后来成为巴伦西亚的一名警务督察。阿佩利亚尼斯行动队在哈蒂瓦周边地区四处散播恐怖。后来在1937年8月,他成了更加令人生畏的军情局驻巴伦西亚分局局长,一直到战争结束。他被控犯有抢劫、严刑逼供和谋杀罪,但他本人声称是直接奉奥尔洛夫的指令行事。他于1939年3月被佛朗哥当局抓获并遭枪杀。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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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4月起,军情局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共有六个劳动营,据称这些劳动营条件恶劣、纪律严苛。有一些囚犯因试图逃跑而被枪杀。尽管如此,与叛军控制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劳动营中开设有扫盲班和其他教育课程,囚犯会在刑期结束时被释放。 138 共和国控制区最大的战俘集中营位于阿利坎特省的阿尔瓦特拉。该集中营于1937年10月开始接收犯人,此地犯人的任务是将4万公顷盐沼地排干,并将其转化为可耕地。 139 由于共和国地区粮食短缺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所有营地的状况也逐渐恶化,然而营地中从未出现过度拥挤、营养不良和蓄意虐待的情形,而这在叛军控制区却是很常见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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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8年3月,共和国陷入严重的困境,军民士气低落,粮食和武器装备严重不足。事实上,极为黯淡的战争前景让内格林的盟友普列托,以及阿萨尼亚总统本人逐渐认识到,一切都完了。普列托倡导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以避免更多无谓的牺牲。在3月16日和29日举行的气氛紧张的内阁会议上,普列托支持阿萨尼亚提出的提请法国政府出面调停结束内战的议案。内格林则重申了他所深信的观点,即战争应该继续进行下去,而这正是因为他意识到,当被打败的共和国落入复仇心切的佛朗哥分子手中时,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内格林对普列托之言论给军民士气所造成的打击深感震惊,并且已下定决心带领共和国继续抗击强敌,于是他在4月5日撤销了普列托的国防部长职务。10天后,叛军到达地中海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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