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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在整个巴斯克地区共计杀害了16名神父，而遭到监禁和拷打的人数要更多。遇难者之一塞莱斯蒂诺·奥纳因迪亚·苏洛阿加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的弟弟阿尔贝托，作为巴利亚多利德主教座堂的一名教士，是巴斯克政府主席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的朋友，并且为其充当某种形式的巡回外交使节。另一位神父华金·伊图里卡斯蒂里奥，因为批评与巴斯克风俗相悖的贴面华尔兹而被指控为危险的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然后在11月8日被枪杀。一般来说，那些要被处决的人名出现在来自潘普洛纳的卡洛斯派分子带来的黑名单中。红衣主教戈马因为这些针对神父的处刑而向佛朗哥多次提出抗议，然而在面对梵蒂冈时，他却为此举进行辩护，言明这是神父参与政治活动的结果。当阿尔贝托·奥纳因迪亚神父听说他兄弟被杀的消息后，他说：“如果军队对待巴斯克神职人员尚且如此，那么可想而知平民将面临何种命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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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20日，吉普斯夸省军事长官阿方索·贝拉尔德写信给维多利亚市的副主教，要求对支持巴斯克民族主义运动的神父进行“有力的惩罚”。根据某种扭曲的逻辑，他把毕尔巴鄂监狱遭到的某次袭击归咎于他们，认为他们是在为两星期前的一次空袭事件而进行报复。信件随附两份名单，其中一份名单包括189名神父，他们被划分为“极端主义分子、民族主义者和同情者”三类；另一份包括90名神父，据称他们均属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成员。在军方与教会当局争吵过后，他们达成共识：应对吉普斯夸省的神职人员进行清洗，有24名神父被逐出吉普斯夸省，31人流亡国外，13人被转移，另有44人遭囚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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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派与军方在巴斯克地区实施的镇压行动背后的刻骨仇恨，也在法国玩具制造商让·佩尔蒂埃的回忆录中有所反映。佩尔蒂埃当时正前往毕尔巴鄂为儿童捐赠玩具滑翔机。1936年10月15日，他搭乘巴斯克政府征用来向毕尔巴鄂运送邮件的拖网渔船“加莱尔纳”号驶离法国巴约讷。该船被来自圣塞瓦斯蒂安的帕萨赫斯港的6艘叛军武装渔船俘获——船长很可能与叛军相勾结。这些叛军的渔船由巴斯克渔民驾驶，但他们受卡洛斯派分子的控制。乘客均遭到囚禁。佩尔蒂埃因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法国空军飞行员，而他的行李中又装有玩具滑翔机，所以被当成向巴斯克政府销售飞机的商人。他遭到严刑拷打，而与他同船的乘客中，有19人（其中绝大多数完全不关心政治）在10月18日晚上被枪杀。在他们中间有一名18岁的女孩、一些老人、一名16岁的男孩，以及作家“艾特索尔”（何塞·阿里斯蒂穆尼奥神父），他们在被杀前遭到殴打和折磨。在最后一分钟，佩尔蒂埃被从临刑者的队列中揪了出来，原本他要与他们一起被押上公共汽车，然后被送往埃尔纳尼的公墓枪决。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用的人质。其他人后来也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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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中旬吉普斯夸省公布了马德里沦陷的不实消息后，有许多商人和店主因未展现必要的爱国热情而遭逮捕，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有几名神父也被拘留，而且他们的教士长袍也被没收以示羞辱。佩尔蒂埃仍处于监禁状态，因为佛朗哥当局试图说服法国政府支付一笔高额的赎金，要与一船粮食的价格相当。6个月后，当巴斯克地方政府同意用他交换一名被俘的德国轰炸机飞行员时，他终于获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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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军专注攻打马德里的同时，巴斯克前线在1937年3月底之前一直处于僵持状态。甚至早在圣塞瓦斯蒂安沦陷之前，莫拉就发起了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的秘密谈判。他希望比斯开省和平投降，作为交换条件，他承诺不对毕尔巴鄂进行破坏，并保证不进行后续的镇压行动。鉴于在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陷落后所发生的事情，巴斯克民族主义党领导层并不打算相信他。阿尔贝托·奥纳因迪亚是巴斯克民族主义党方面与莫拉之代表进行谈判的主要对话者。他呼吁莫拉不要对毕尔巴鄂进行轰炸，理由是这样做会引发人们对该城市2,500名被监禁之右派人士的报复。 15 1936年9月25日和26日，针对毕尔巴鄂的大规模爆炸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并且造成多名妇女、儿童伤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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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料之中的那样，陷入饥饿中的人民在愤怒中爆发了。尽管当地治安部队进行了干预，无政府主义者仍然袭击了两艘监狱船，并杀害了包括2名神父在内的60名右派在押人员。在共和国于10月6日批准区域自治之后，次日，紧随着巴斯克地方政府的组建，遏制此类暴行的力度进一步增强。零星空袭事件仍有发生，但是对于接下来在1937年1月4日发生的那场持续打击的大规模空袭，民众普遍没有心理准备。作为回应，这座城市的4所监狱遭到了更为猛烈的袭击，共造成224名右翼人士遇害，其中多数属于卡洛斯派，但是也包括若干神父和一些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其中一所监狱，派去制止暴行的劳工总会民兵武装也参与了杀戮行动。巴斯克地方政府的成员冒着相当大的风险前往监狱，并设法在大屠杀波及所有在押人员之前将其控制住。 16 与马德里的镇压行动形成鲜明对比，更与整个叛军控制区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巴斯克政府承认自身对暴行的发生负有责任，并且允许遇难者家属公开举行葬礼。将歹徒绳之以法的程序已启动，但是在毕尔巴鄂陷落之时并未完成。剩下的囚犯在叛军占领比斯开省之前受到良好的对待，并被平安无事地释放。毕尔巴鄂的人民法庭于1936年10月开始运作，共实施了457次审判，有156人被判处死刑，其中实际行刑的有19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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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7年3月底，莫拉集结了近4万人的部队，对比斯开省发动了一场最后的总攻。在战役开始时，通过电台讲话和针对主要城镇空投的成千上万份传单，莫拉将他的威胁广为传播：“如果你们不立即表示屈服，我将把比斯开全境夷为平地，首先从军火工业开始。我有充分的手段这样做。” 18 3月31日，他抵达维多利亚，为次日的总攻进行最后的完善。为了瓦解敌方士气，他下令处决16名囚犯，其中包括若干在当地人气颇高的人物，市长也是其中一员。这导致了当地右翼分子的抗议。 19 紧接着这一随意实施的暴行之后的，是一场针对比斯开省东部地区的为期4天的大规模炮轰与空袭。在这期间，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杜兰戈被摧毁，轰炸还造成127名平民死亡，另有131人其后不久也伤重不治。死者中包括14位修女和2名神父。 20 在杜兰戈遭到轰炸的4天之后，佛朗哥会见了意大利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并解释了如此野蛮行事的原因：“其他人可能认为，我军飞机轰炸赤色分子的城市，是在进行一场常规意义上的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发出了不详的预言：“在已经被我占领但还没有接受救赎的城镇和乡村，我们必须逐步执行拯救与绥靖的漫长任务，如果不这么做，单纯的军事占领基本上是无用的。”他接着说道：“我关注的并非领土，而是其上的居民。重新征服领土是手段，完成对居民的救赎才是目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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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开始愈加依赖德国秃鹰军团的空中支援，该军团的总参谋长和后来的总司令是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中校，他后来策划了德国入侵波兰的闪电战。杜兰戈见证了里希特霍芬之恐怖实验的开端：通过大规模轰炸摧毁民众士气并破坏穿越人口中心的道路交通。4月25日晚上，据估计是根据莫拉的指示，萨拉曼卡的反叛方电台向巴斯克民众播报了如下的警告：“佛朗哥即将发动一场强有力的打击，所有抵抗都是徒劳的。巴斯克人民！现在投降，你还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22 所谓“强有力的打击”，就是通过持续一下午的无情轰炸将格尔尼卡从地图上抹去。在轰炸事件过后的第二天，目击者之一阿尔贝托·奥纳因迪亚神父就给红衣主教戈马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我刚刚从毕尔巴鄂抵达这里，我的灵魂遭到了重创，因为我目睹了那场针对和平小镇格尔尼卡所犯下的可怕罪行。”他向红衣主教描述了“长达三小时的恐怖和但丁笔下地狱般的场景。妇女和儿童倒在路边，母亲尖叫着祈祷，信仰基督的民众被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罪犯惨无人道地杀害。红衣主教大人，为了主的尊严，为了主之真理的荣耀，为了基督对世人的无限怜悯，决不允许犯下如此可怕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末日般的、只有地狱中之场景可与之相比的罪行”。在描述了无法移动的病人被活活烧死和伤员被埋在成堆的灰烬之中的场景后，奥纳因迪亚呼吁戈马进行交涉，提醒他勿忘国际法，勿忘“禁止杀戮无辜者的永恒铁律，即上帝之律法。这些律法在星期一的格尔尼卡遭到了粗暴的践踏。是哪个残忍的大人物冷血策划了这场焚烧和屠戮整座和平城镇的可怖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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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信的末尾，奥纳因迪亚恳请戈马出面，阻止反叛方真的把毕尔巴鄂变成下一个格尔尼卡。戈马对此不屑一顾，他在回复中重提了莫拉的威胁，其中体现出的教会官方对佛朗哥之灭绝战争的肯定，令人毛骨悚然：“对于正在比斯开省发生的事，我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感到遗憾。上帝明鉴，我已为此难受了好几个月。看到你那些曾经留存有纯洁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城镇遭受毁灭，我感到特别遗憾。但是，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可以很容易预料到的。”戈马愤怒地提到巴斯克人对马德里政府的忠诚，并斥责道，“民众需要付出代价，因为他们与魔鬼订立了契约，因为他们一意孤行坚守契约的邪恶之举”。然后他若无其事地给莫拉的威胁进行背书：“虽然您的来信这般痛苦，但恕我在回信中冒昧给出一条简短的提议。毕尔巴鄂必须投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它可以有尊严地投降，它本可以在两个月前就这样做。无论哪一方需对格尔尼卡的毁灭负责，对于这座伟大的城市来说，它都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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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叛乱分子于4月29日抵达已成残垣断壁的格尔尼卡城时，卡洛斯派人士海梅·德尔·布尔戈向莫拉参谋部中的一位中校质问道：“有必要这样做吗？”而那名军官咆哮道：“在比斯开省和加泰罗尼亚全境都要照此行事。” 24 虽然佛朗哥的宣传机构极力否认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事实，但是毫无疑问，莫拉和佛朗哥需要共同对此负最终责任，并且他们都很乐于见到这一结果。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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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地区接下来遭到了为期6周的轰炸，而防守方只用微弱的防空火力予以回击。尽管如此，巴斯克崎岖的山区地形让面临防守方之顽强抵抗的叛军寸步难行。随着城镇不断陷落，镇压愈加猛烈。5月16日，在阿莫雷维耶塔，当地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院长试图与叛军进攻部队进行谈判以控制镇压规模。然而对方却将他当作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枪决，并抢走大批钱财。叛军在报纸上宣称他是被赤色分离主义分子杀害，同时他们私下告知加尔默罗修会方面，说他是被当作间谍而处决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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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火打击和空袭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共和国军队内部的政治对立，导致了巴斯克地区抵抗行动的逐渐崩溃。即使莫拉在6月3日因坠机事故而丧生，局势对于共和国一方来说也没有任何改观。在菲德尔·达维拉将军指挥下的北方集团军继续向毕尔巴鄂推进。当城市于6月19日陷落时，有20万人向西退散至桑坦德，他们首先搭乘的是拖网渔船。然后，当佛朗哥分子夺取毕尔巴鄂港后，难民搭乘小汽车、卡车、马车，或者徒步逃跑。他们沿途遭到秃鹰军团的轰炸和扫射。 27 有15名妇女被枪杀，但被宣布为自杀。 28 店铺遭到洗劫，来自巴利亚多利德的长枪党分子被允许自由行动。随后的镇压行动是在貌似遵循法律程序的所谓“非常时期简易军事法庭”的基础上实施的，自从1937年2月征服马拉加以来，它已经取代了广泛使用的戒严法令。近8,000人因其民族主义之抱负而受到监禁，其中许多人被迫进入劳动营。随着首轮审判的结束，处决行动于12月份开始，有数百名遇难者死于行刑队之手，并且至少有30人被施以绞刑。 29 然而，根据高级军事检察官费利佩·阿塞多·科伦加的说法，在巴斯克地区的镇压力度明显低于其他区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其一可能是反叛方需要熟练技工来确保巴斯克地区工业的正常运转，其二可能是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徒占绝对多数的省份，天主教会不太需要采取复仇性的政策。 30 关于比斯开省被处决人数的不同主张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估计是916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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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多人已经遭到杀害，纳瓦拉的卡洛斯派报纸还在叫嚣着将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彻底消灭。新获任命的长枪党市长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本身就是巴斯克人，在7月8日宣告胜利的讲话中，他颇为自得地说道：“那个名为‘欧司卡迪’①的叛逆、凶险、邪恶的噩梦已被永远粉碎……［巴斯克政府主席］阿吉雷，你这个追求私利、无耻变态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分子，你将永无翻身之日，在长达十一个月的充斥着犯罪和抢劫的日子里，你假装成一个大人物，而可怜的巴斯克士兵却在乡村中像四足动物那样遭到套索的猎杀，他们的皮囊散布在比斯开山区的各个角落。” 32 阿雷尔萨积极地进行镇压，被他告发的许多人接下来遭到了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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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克地方军队撤退到桑坦德，并从位于海岸地带的翁顿向南一路稳固了战线。叛军部队在巩固对毕尔巴鄂的占领，并未对巴斯克方面展开追击，于是就在佛朗哥对下一阶段战争的准备工作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错失了快速横扫北部地区的机会。最终，通过比斯开省西部地区向桑坦德推进的作战计划被敲定。然而，在叛军此次的进攻发起之前，共和国在马德里前线上的布鲁内特展开了一场牵制性进攻。佛朗哥暂停了在北部的攻势，并派出两个纳瓦拉旅以及德国秃鹰军团和意大利飞行军团前往马德里。尽管布鲁内特并无太多战略价值，但是佛朗哥仍投入了拥有数量及技术优势的大规模部队，以期摧毁共和国军队之主力。在一场血腥的消耗战中，布鲁内特使共和国损失了两万多名最优秀的战士和许多宝贵的装备，但收获却只是让桑坦德的最后崩溃推迟了五个星期而已。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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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桑坦德的工作从来都是困难重重。该省的军事政变因计划不善和执行不力而遭遇失败。但是，虽然有托雷拉韦加、波兰科、埃拉斯蒂列罗、雷诺萨和乌迪亚莱斯堡等工业区的存在，该省及其省会仍然是极端保守派的大本营。 34 省会城市几乎没有经历过任何战斗。餐厅和咖啡馆仍在开门营业，短缺情况并不多见。 35 然而，在该省处于共和国控制期间，有近1,300名右翼人士遇害。省长曼努埃尔·内拉·马丁对此应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非常奇怪地任命胡安·鲁伊斯·奥拉萨兰担任警察总长。内拉曾做过售货员，并且还是步枪射击比赛的冠军，他因残酷和腐败而臭名昭著。折磨囚犯是他的乐趣，从囚犯处盗来的财物使他积累了一大笔财富。1936年12月27日，在德国干涉军针对工人阶级聚居的国王大街发起的一次持续空袭行动中，有47名妇女、11名儿童和9名男子丧生，另有50人身负重伤。寻求报复的人群聚集在港口，旁边停泊着“阿方索·佩雷斯”号，其上关押有980名右翼囚犯。手榴弹被扔到货舱之中。然后，在鲁伊斯·奥拉萨兰和内拉的监督下，甲板上举行了简易审判。那些被认定为军官、神父或右翼团体激进分子的人遭到枪杀。当晚共有156名长枪党分子和其他右派人士被害。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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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内的局面早已升级至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近17万名难民的抵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严重的粮食短缺，以及包括受伤与残废军人在内的数以千计的巴斯克人在街道上露宿的场景，令当地居民产生了严重的怨恨情绪。不少巴斯克人被内拉自己的“契卡”机构杀害。巴斯克军人展开了复仇袭击。有近40名巴斯克神父，在付出大笔赎金后才免于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杀害。该省的防御不仅受到这些内耗的侵蚀，而且也受到巴斯克武装和阿斯图里亚斯部队均不愿全力投入此项任务的影响。此外，指挥这些各行其是的队伍的副司令官阿道弗·普拉达·巴克罗上校告诉阿萨尼亚，在那些来自桑坦德的兵员中，有85%的应征入伍者忠诚度可疑。1937年8月14日，一支由6万人组成的大部队开始对桑坦德实施合围。这支部队得到了来自意大利方面之武器装备的充足供应，并有德国秃鹰军团和意大利“志愿军团”②提供支援。在8月的骄阳下，充足的空军和炮火支援以及兵力上的优势，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缺乏组织的共和国军队和巴斯克方面的残余武装被打得七零八落。普拉达声称，叛军部队的推进速度要高于演习时的速度，这证明了守方抵抗不力。桑坦德于8月26日陷落。共和国北部军区指挥官马里亚诺·加米尔·乌利瓦里将军未能及时下令撤离，所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险境。留下来处理投降事宜的市长被立即枪杀。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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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镇压行动要比巴斯克地区的镇压严厉得多。最令人震惊的处决行动之一，是针对何塞·佩雷斯·加西亚·阿圭列斯上校的处刑。在1936年7月18日，他是桑坦德的军事长官。他因参与政变而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但随后被减刑，改为入狱监禁。叛军到达时，他再次遭到逮捕，因为他在7月18日至20日犹豫不决，逮捕者认为他对政变的失败负有责任。他在1937年10月25日被判处死刑，并于11月18日被处死。共有超过1.3万人受审，其中有1,267人被判死刑。另有739人在法外“兜风”处决中被杀，至少有389人因不堪狱中苛待而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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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斯克部队已经完全脱离战斗，并聚集在桑坦德以东的桑托尼亚。他们坚信，他们将根据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与意大利人谈判达成的所谓“桑托尼亚协定”撤至法国境内。这一想法是基于佛朗哥的兄弟尼古拉斯在7月23日提出的一项条件：如果巴斯克方面投降的话，那么将不会有报复行动，而且会安排他们中间的知名人物进行转移。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在此期间他们也许可以及早组织撤离），巴斯克人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向桑托尼亚的意大利军队投降。按照达成的协议，473名巴斯克政界和军方领导人，在意大利方面的保护下，登上了两艘英国蒸汽船——“纵横七海”号和“鲍比”号。第二天，叛军战舰在佛朗哥的命令下封锁了该港口，达维拉告之意大利人让难民下船。意大利方面予以拒绝，双方僵持达4天之久。8月31日，佛朗哥亲自命令意大利人交出那些他们已经为其提供安全承诺的巴斯克俘虏。 39 在确认相关投降条款会得到尊重后，意大利方面在12月4日移交了他们手中的俘虏。但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是，简易审判立即进行，有数百人的死刑判决被通过。遇难者包括巴斯克地方军总参谋部的全体成员。1937年12月，在桑托尼亚受审的俘虏被带往毕尔巴鄂行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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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处决行动，巴斯克地区的镇压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罚款和没收财产。许多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执业许可证被吊销。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小学教师也是一个主要目标。巴斯克地方政府主席（巴斯克语为Lehendakari）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被课以2,000万比塞塔的罚款，他的财产被查封。许多生意和不动产被移交到叛军支持者的手中，银行存款也被没收。1939年，反叛方当局对三年前去世的航运业大亨拉蒙·德·拉·索塔爵士课以高达一亿比塞塔的罚款。他的家族被夺走了他的所有产业和全部财产，其中包括40艘曾被用于毕尔巴鄂疏散行动的船只。阿万多家族的遭遇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时年77岁的商人胡利安·德·阿万多·奥希纳加被捕，尽管他身患重病，但仍被课以超过100万比塞塔的罚款。他的两个儿子与他一起被捕，并被处以长期监禁。其中一人是杰出的妇科医生胡安·布拉斯·德·阿万多·乌雷索拉，他的诊所也被没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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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的另一组成部分是针对巴斯克语言的禁令。在接任毕尔巴鄂市长时所发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讲中，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宣称：“由分离主义教士所造成的巨大耻辱已被永远终结。”该语言禁令的目的是破坏巴斯克神职人员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该禁令禁止在集体祷告、布道和教理问答等所有宗教活动中使用巴斯克语。教会当局有关允许使用巴斯克语的指示，被佛朗哥的公共秩序负责人塞韦里诺·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所推翻。使用巴斯克信众的母语与其交谈的神父会被课以巨额罚金。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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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托尼亚被捕的众多俘虏中，有81名来自巴斯克地方军随军神父团的神父，这是共和国各部队中独一无二的团体，他们主要负责在前线主持弥撒和圣餐礼等宗教事务。有3人被判处死刑（虽然后来他们都获改判）。其他人则被判处6至30年不等的徒刑。其中一位神父被称为“Aita Patxi”（弗兰克神父），他的原名为维多利亚诺·贡德拉·穆鲁瓦加，曾以弗朗西斯科·德·拉·帕西翁的名义加入天主教苦难会。他被囚禁在布尔戈斯附近的圣佩德罗–德卡德尼亚集中营中，并被判与其他巴斯克被俘士兵一同服苦役。当了解到有一个已婚并有5个孩子的阿斯图里亚斯共产党员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判处死刑时，弗兰克神父提出可以枪毙自己以换取那个共产党员的生命。他被欺骗说他的请求已被接受，阿斯图里亚斯人将得到赦免，并且只需要在行刑队面前走走过场就行。但是他在第二天了解到，那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在黎明时分已被枪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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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1934年10月那场事件之后的镇压行动所造成的怨气，致使这场对抗将以极其激烈的方式进行。1936年7月18日，在阿斯图里亚斯各地发起的政变几乎均遭遇失败，只有位于希洪的希曼卡斯兵营的两个哨所和被安东尼奥·阿兰达上校夺取的奥维耶多城除外。阿兰达是通过两面派手段拿下该城的。他先是宣布对共和国保持忠诚，并让地方当局相信他同意向工人阶级分发武器。然而，他声称在奥维耶多并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来武装他们，并向当地的左翼武装保证他已经在莱昂安排了相应的军事物资。7月19日（星期日），大约3,500名未武装的矿工和钢铁工人轻信其保证，他们有些人搭乘火车，有些人跟随卡车车队出城前往莱昂。其中有约300人获得了老掉牙的枪械和数量与之不成比例的弹药，然后人群继续向南并抵达萨莫拉省的贝纳文特。与此同时，在奥维耶多，阿兰达宣布参加叛乱，等待武器的其他工人遭到屠杀。7月20日，在贝纳文特，阿兰达叛变的消息传到民兵远征队那里，他们决定返回奥维耶多。那些搭乘火车返回的人在途中必须经过蓬费拉达镇，而该镇已经落入国民卫队之手。装备低劣的民兵在那里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在蒙受严重伤亡后他们撤至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其中有许多是步行返回的。到7月21日，从贝纳文特搭乘卡车返回的矿工已经抵达并包围了奥维耶多。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在萨马–德兰格雷奥建立了总部，委员会主席则由贝拉米诺·托马斯担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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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洪，政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曼卡斯兵营的指挥官安东尼奥·皮尼利亚·巴尔塞洛上校的犹豫不决。被掌控地方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包围的皮尼利亚，通过无线电广播，监督实施了叛军战列巡洋舰“塞韦拉海军上将”号对该市进行的激烈炮击。仅仅8月14日一天，空袭和舰炮打击造成市火车站和一家医院被直接命中，并导致54人丧生和78人受重伤。在随之而来的民众怒火的掩护下，一群伊无联激进分子在部分共产党员的随同下前往圣何塞教堂，有200名右翼囚犯被关押在那里。他们挑出了其中的知名人物并杀掉了这些人。第二批民兵于当晚抵达，他们带走了包括26名神父和修士在内的另一批人。其他人在当天晚间遭到枪杀。共计有106名右翼囚犯遇难。 45 从7月19日到21日，当地民兵对兵营展开猛攻。面对着即将失败的命运，皮尼利亚拒绝了对方提出的保证守军官兵生命安全的投降条件，并要求那艘叛军战舰向兵营建筑开炮。“塞韦拉海军上将”号上的指挥官认为这条讯息是一个骗局，所以并未开火。兵营终被攻陷，皮尼利亚和他手下幸存的军人在废墟中被处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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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维耶多的围困又持续了两个月。在城市里，阿兰达针对他眼中的内部敌人发动了一场战争。他本人声称该市有一半人口是共和国的支持者，而他手下的一名反叛分子认为应该有3/4。 47 阿兰达还告知合众通讯社记者韦布·米勒说，有700名俘虏被当作人质而遭到关押。 48 共和国方面的资料显示有超过1,000人被关押，其中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领导人物和阿斯图里亚斯国会代表们的妻子。当中的许多人从此销声匿迹。在阿兰达夺取这座城市后不久，他对忠于共和国的突击卫队驻扎的圣克拉拉兵营发动攻击。事后有25名民兵和2名突击卫队成员被枪杀。有人提出，反叛方的镇压规模有限，因为他们害怕城市落入围城矿工之手后遭到报复。确定无疑的是，阿兰达本人与镇压现场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公共秩序特派员兼市长赫拉尔多·卡瓦列罗却营造了一种恐怖氛围，此人曾在1934年10月后的镇压行动中表现突出。在他的命令下，长枪党小分队在夜间猎杀左派人士。街道上经常会出现尸体，公墓中保管有包括12名妇女在内的超过60具不明身份的无名尸体。围城期间，俘虏们被用作人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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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来自加利西亚的叛军纵队为该城解围，那么相对克制的镇压活动肯定会发生改变。该纵队由近1.9万人组成，其兵力已于9月底得到了外籍军团1个营（bandera，500人）和土著正规军8个营（tabor，2,000人）的增强。任何在沿途中被捕的民兵均遭枪杀。此外，随着该纵队沿途占领各个小镇，有大量处决行动发生，包括女性在内的教师以及其他被认定为共和国支持者的人士被处死。在纵队离开占领地继续向前推进之后，长枪党小分队开始执行被委婉地称为“净化行动”的血腥任务。一个在卢阿尔卡、博阿尔、卡斯特罗波尔和纳维尔等小城镇展开行动的武装团体，杀害了包括数名年轻女子在内的许多人。该帮派以他们的“螃蟹”而闻名，这是他们用来将受害者运往偏远地带实施谋杀的一辆绿色卡车。除了大量法外杀戮，还有很多人接受了极为简短的即决法庭审判，并因犯有“军事叛乱罪”而被判处死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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