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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缺乏食物、用水和用电的奥维耶多城即将落入围城的矿工之手时，加利西亚纵队于1936年10月17日抵达，阿斯图里亚斯首府的数百名人质的命运尘埃落定。第二天出版的塞维利亚《ABC》报揭示了叛军推进过程中的恐怖，它兴高采烈地评论道：“在对围城的赤色矿工加以痛宰之后，昨天，国民军纵队胜利进入奥维耶多城。” 51 370名囚犯未经审判即被处决，同时有许多人据称被送到了西边更远方的监狱。在10月下旬送出的45名囚犯和12月送出的46名囚犯，从未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与此同时，装模作样的军法审判也在进行。在极其仓促的庭审程序之后，有许多人被立即处决，其中包括效忠共和国的突击卫队成员、省长、矿工孤儿院的院长、矿工领袖、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格拉西亚诺·安图尼亚和大学校长莱奥波尔多·阿拉斯·阿圭列斯。莱奥波尔多·阿拉斯的父亲是小说家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克拉林”③，此人曾在长篇小说《庭长夫人》（La Regenta）中对奥维耶多上流社会的褊狭与伪善进行了深度剖析。这位小说家之子是一名杰出的律师，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并且是1931年共和国制宪会议期间的国会议员之一。在一次荒谬的审判过后，他于1937年2月20日被枪杀。市民们普遍认为，他之所以被处决，恐怕不是因为他相对温和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满足当地资产阶级对其父亲的复仇渴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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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叛方援兵抵达之后，共和国部队仍试图夺回奥维耶多。虽然他们在该省南部和东部地区仍然占有优势，但是他们的努力归于徒劳。桑坦德一陷落，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就进入了佛朗哥的视线当中，而为了推迟其计划中的猛攻，比森特·罗霍将军现在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萨拉戈萨的猛烈攻击。共和国军队向小镇贝尔奇特发起进攻。这一次，佛朗哥没有像在布鲁内特那样接过诱饵，相反却兵分三路在1937年9月2日发动了一场合围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在达维拉将军的总指挥下，由安东尼奥·阿兰达将军和何塞·索尔查加将军率领的野战部队冒雨迅速通过了山区地带。因为急于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此役，所以佛朗哥比通常情况下更加迫切地敦促战事之进行。共和国方面几乎没有空中掩护，这让叛军的行动更为顺利。虽然阿斯图里亚斯在地理上是一个强大的防御堡垒，但是它遭到来自海上的严密封锁，并遭到来自空中的无休止的轰炸。当德国方面将燃烧弹与汽油相结合而制造出早期形式的凝固汽油弹，并借助它们沿山谷展开突袭以完善其地面进攻战术时，防守方的士气开始瓦解。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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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沦陷之后，阿斯图里亚斯方面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府，它解除了共和国军事指挥官加米尔将军的职务，并用普拉达上校取而代之。在希洪，对地方右翼的镇压极为酷烈，报复行动常常毫无根据，小型企业和商店被没收，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父母被指控为法西斯分子而遭到囚禁。囚犯们被转移到停靠在希洪以西的埃尔–穆塞尔港的一艘监狱船上。随着战事日趋不利，“提人”行动也逐渐增多。很多囚犯遭到处决，尤其是在奥维耶多附近，而随着叛军部队从桑坦德向此地推进，该地区东部的加斯–德奥尼斯也开始大量处决囚犯。 54 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战事期间，约有2,000名右派囚犯被谋杀。当阿斯图里亚斯被占领时，叛军的报复行动导致近6,000名共和派人士被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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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线于10月21日崩溃时，民众搭乘小汽车、公共汽车、卡车，或者徒步逃往埃尔–穆塞尔。挤满逃难者的拖网渔船驶往法国。一些拖网渔船成功抵达目的地，有一些则在途中被反叛方舰队拦截，并被迫驶往加利西亚，在那里，船上的乘客都被赶到集中营中。长枪党团体赶来寻找牺牲品，许多人被带回希洪或奥维耶多进行审判。有些人当场就被杀害，其他人则被迫加入劳动营。军法审判往往很仓促，被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机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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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希洪之后，亚历杭德罗·马丁内斯神父对镇压的酷烈深感震惊，他将其描述为“不合时宜的严厉，仿佛某些人群必须加以清算……部队大肆洗劫并将希洪抢掠一空，好像他们来到的是一座外国城市”。土著正规军和外籍军团像往常一样被允许抢掠和强奸，并且，鉴于1934年的仇恨仍未消散，其行事手段也极其残酷。在共和国统治期间一直躲藏的第五纵队分子渴望进行报复。何塞·佛朗哥·穆西奥上校是一位反叛方同情者，他之前因希望拯救右翼囚犯而留在了阿斯图里亚斯，现在他仍然待在希洪，而没有逃到共和国控制区。他和其他7名共和国军官立即被审判，并于1937年11月14日被枪杀。至少有20名学校教师被枪杀，还有更多人被监禁。在位于河谷地带的采矿区，居民遭到殴打和杀害。农场上的干草堆被点燃，躲在里面的人被迫逃出来。针对妇女的“兜风”处决、性侵犯乃至肢体残害频繁发生。 57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发生在比利亚维西奥萨附近的巴尔德迪奥斯修道院。1936年10月，奥维耶多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转移至此地，该建筑被征用。1937年10月27日，纳瓦拉旅的部队抵达此地。在没有任何明显动机的情况下，他们射杀了6名男性工作人员和11名女性工作人员。死者被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大墓坑里，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这样的乱葬坑（fosa）有60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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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制度化暴力尤为严重。在波拉–德莱纳，有200多人被杀，许多人在被害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之后，杀人凶手举办了一次有酒助兴的庆祝活动。当叛军进入萨马–德兰格雷奥镇时，受伤的民兵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到奥维耶多围城期间所用的壕沟处活埋。在位于萨马–德兰格雷奥镇以东的图龙山谷的矿业小镇圣马丁–德尔雷伊奥雷利奥，至少有261人遇害。在图龙山谷附近，有超过200具尸体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往一个被称为“波索–德林孔”（Pozo del Rincón）的矿井。 59 他们的工会组织被瓦解，那些未被处死或监禁的工人随后被迫在矿区的惩戒营中充当奴工。有些人躲藏了起来，或者加入了游击队，他们不成规模地四处打着游击战，并经常与来自加利西亚的逃亡者保持联系。在好多年里，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巡逻队不停地在追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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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个人是来自拉科鲁尼亚省索夫拉多–多斯蒙赫斯的帕斯夸尔·洛佩斯，从内战之初他逃跑时起，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就失去了他的任何消息。1939年6月，有一个在佛朗哥部队服役的人返回了村庄，并说他曾在奥维耶多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中看到过帕斯夸尔。帕斯夸尔的妻子包了一些食物和衣服，并派她13岁的儿子帕斯夸林去找他。后者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步行前往奥维耶多，然后又花了两周时间才在当地的许多集中营中找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那座集中营。虽然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但是帕斯夸林还是留了下来。他白天偷窃食物维生，晚上则偷偷溜进营地，在他父亲身边露天席地而眠。10月初，一群长枪党分子抵达并挑出了来自加利西亚的俘虏，将他们押赴希洪处决。长枪党分子骑在马上，囚犯则步行前往。帕斯夸林违背了他父亲的命令，远远地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十二天。途中，那些因年老体弱而无法跟上队伍的人均被杀害。当他们抵达埃尔–穆塞尔时，剩下的囚犯被排成一排，然后在充当海堤的一排岩石上面被枪杀。其中年纪最小的长枪党分子看到有几个人还活着，问为什么要求他们瞄准囚犯的腿开枪。他们那位久经刑场的头目称他为“菜鸟”，并告诉他说：“因为这样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流血而亡。”帕斯夸尔并没有死，他的儿子设法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带着他进入山里，并用一把小刀将子弹从他腿里取出来。在他伤愈后，他让帕斯夸林返回加利西亚，同时他重新加入游击队，但在不久之后遇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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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维耶多，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期间，长枪党分子实施了许多法外处决，与此同时，还有共742人被判处死刑。仅在1938年5月，便有654人受到审判，其中260人被判死刑。当军事法庭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展开镇压行动而于1939年1月离开阿斯图里亚斯时，高级法官对奥维耶多的警察执行死刑的速度大加赞扬。总共有1,339人被判死刑，他们中间除有15人被施以绞刑外，其余全部被枪决。为了能被埋葬在墓地，囚犯必须在神父面前忏悔，并与教会和解。只有200人进行了忏悔，但另外有102名死者因为其家人缴纳了一项特别费用而得到安葬。除了在审判后被处决的人，由于遭受虐待或营养不良，另有257人在关押期间死亡。遇难者中约1/3是矿工。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和殴打，行刑者意图从这些被剃光头发并遭到监禁的女人口中得到其家中男人的下落。至少有9名女性被处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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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和国政府、工会与政治领导人以及军队指挥层就在希洪，所以那里的镇压也最为严重。仅能容纳200名囚犯的埃尔–科托监狱被塞进了近2,500人。在从1937年11月9日起的12个月里，共有903名囚犯受审并遭枪杀。在其他很多未被记录的案例中，囚犯被长枪党团伙带走并被私下处死。殴打和折磨是常见的景象。当地斗牛场、一座旧玻璃厂和一座纺织厂被当作临时监狱使用。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工会团体的责任人都将被消灭。希洪的军事检察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起如此多的死刑指控，以至于他被称为“机关枪”。在1937年的最后两个月有98人被处死，在1938年则有849人。此外，还有若干起私刑处决发生。埃尔–苏库公墓（位于希洪市塞阿雷斯区）的负责人声称，在很多天里，有70到80具尸体被弃置于此。埃尔–苏库公墓中有一座最近落成的纪念碑，上面列出了从1931年10月21日到1951年期间埋在集体墓穴中的1,882名男性和52名女性的名字。他们包括来自埃尔–科托监狱的、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杀的至少1,245人；因遭受殴打，刑讯或者由于营养不良、过度拥挤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导致的疾病而死亡的84人；其他则为在玻璃厂中遭处决，以及其他姓名可确认的遇难者。有70%的遇难者是工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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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日，在北方地区被征服之后，西班牙各地都庆祝了佛朗哥升任国家首脑的周年纪念日，并将其奉为“元首日”。在索里亚省的圣莱昂纳多，当穿着长枪党蓝色衬衫的亚圭将军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工人阶级时，他下面的话引起了狂热的掌声：“他们并不算太坏。真正邪恶的是他们的领导者，那些用看似美好的承诺欺骗他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不断进攻直到他们被彻底消灭。”然后他描述了长枪党的新秩序，当他做出如下宣言时，现场立即响起了笑声和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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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们中间的那些负隅顽抗者，你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或者是被关进监狱，或者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没有第三种可能。我们已经决定对你们进行救赎，而且不管你们愿意与否，这是我们必将做的事。我们有什么需要你们的吗？不，再也不会有任何选举，所以我们为什么还会需要你们的选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敌人的救赎。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会打败他们，通过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就像击败那些不想要我们的公路，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防疫接种技术，总之就是不想要我们的文明的摩尔人那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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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的讲话可以提醒那些不明状况的人，如果有更多的领土陷入叛军之手将会发生什么。共和国最高指挥部判断佛朗哥下一步将对马德里展开进攻，所以他们决定针对阿拉贡诸省中最为凄冷的省会城市特鲁埃尔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那里的叛军防线薄弱，而且该城实际上已经被共和国部队包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里，在20世纪以来气温达至最低的极寒天气下，共和国军队经过野蛮的逐屋争夺战，终于在1938年1月8日迫使叛军守备部队投降。拥有巨大物质优势的佛朗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力不从心的防御战之后，共和国方面不得不在2月21日特鲁埃尔将遭到合围之际实施撤退。佛朗哥在3月初向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到4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到达地中海沿岸，并将共和国控制区一分为二。阿拉贡全境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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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拉贡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落入叛军之手，并经历了一场野蛮的镇压。除了在韦斯卡和特鲁埃尔之间的突出部分，萨拉戈萨省大部地区的军事政变都取得了成功。在1938年3月的叛军攻势将其余部分征服之前，该省的镇压行动已经展现出极端暴力的性质。 64 在1936年7月的头两周，已有约80名共和国官员和工会及政党领导人遭捕杀。此后，在8月份的恐怖浪潮中有730人被处决。长枪党人和卡洛斯派分子组成的“保安巡逻队”组织夜间“兜风”行动，协助当地警察，清除“不受欢迎的人”。9月军事法庭建立之后，杀戮行动的规模并未缩减，截至1936年底，共有2,578人被射杀。来势凶猛的镇压是先前定下的灭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无政府主义纵队向该省东部地区推进所引发的恐惧使其进一步加剧。然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萨拉戈萨地区，平民参与杀戮的动机也多种多样，有人只是嗜血，有人是希望隐藏自己曾经身处左翼阵营的历史并向新政权献媚，有人则是出于嫉妒或者长期以来日益加深的怨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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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纵队的逼近，可能是10月初发生于萨拉戈萨的一场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处决行动的原因之一。8月下旬，萨拉戈萨的叛军电台宣布，以圣胡尔霍将军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外籍军团新单位已开始招募兵员。在纳瓦拉，国民卫队各哨所接到命令，要求涉嫌同情左派阵营的男性前往征兵办公室报到。被召至军营后，他们被要求在“去（外籍）军团或者下地狱”之间做出选择。在拉里奥哈，当地报纸上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只是，为了满足所需的征兵人数，年轻男性被要求在被枪毙或加入圣胡尔霍部队之间进行选择。从9月2日至10日，有数百名年轻男子被送往萨拉戈萨进行训练。他们在9月27日进行宣誓，并于10月1日被派往位于韦斯卡南部的阿尔穆德瓦尔的前线。然而，在他们投入对抗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纵队的作战行动之前，他们奉命返回萨拉戈萨，在那里他们被解除武装，因为军方当局怀疑他们中许多人在策划逃跑。在10月2日至10日之间，他们被一小组一小组带到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后面的一片空地上，并在那里遭到枪杀。尸体被送往托雷罗公墓，并被埋进一个巨大的集体坟冢。在总计超过300名遇难者中，有218人来自纳瓦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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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戈萨省最北边，位于潘普洛纳到韦斯卡道路中途的偏远小村温卡斯蒂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挟私报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因1934年10月诸事件而进行的报复行动导致180人丧生。像由叛军控制的其他阿拉贡乡村地区一样，长枪党和卡洛斯派义勇军小分队在国民卫队成员的随同下破门而入，带走值钱的东西并拘留左翼组织和工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这些逮捕行动是基于缴获的文件资料展开的，而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纯粹是来自当地右翼分子因经济利益冲突或男女关系纠纷而炮制的谣言和诽谤。男人、女人和青少年被逮捕，紧接着遭到野蛮的殴打，他们经常的结局是死亡。因为曾经绣过一面共和国旗帜，24岁的罗萨里奥·马龙·普埃约和20岁的洛德斯·马龙·普埃约“获罪”并遭到强奸和杀害，其尸体被焚毁。此事是在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完成的，但是有很多处决行动是公开进行的，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被迫前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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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在教区司铎的“建议”下，逮捕和谋杀才得以进行。在一位怀有双胞胎的19岁年轻妇女的案例中，村中医生认为她应该得到宽恕，国民卫队方面接受了他的陈情。当地长枪党团伙也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是一位在场的神父叫道，“只有牲畜死掉，才不会有更多的狂犬病发生”，于是她被枪杀。 67 而最为著名的受害者是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前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在改善农业短工的工作条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招致了该地区土地所有者的憎恨。同时他也被不公正地追究在1935年10月5日至6日之革命暴动中的责任。一开始他被关押在萨拉戈萨，1936年10月初，安东尼奥·普拉诺被带到了温卡斯蒂略，并与他的妻子贝妮塔以及他的孩子安东尼奥和玛丽亚一起被囚禁在国民卫队的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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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计划在1934年10月事件两周年之际将其杀害。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报复，也是对未来的警示。普拉诺代表了共和国为该地区所提供的社会正义和教育方面的一切。他不仅遭到杀害，而且在死亡之前和之后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侮辱。在遭到暴打之后，他一身是血地被带出了国民卫队的兵营。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分子逼迫村里民众前往广场观看。普拉诺之前还被强灌了一瓶蓖麻油。浑身是血、污秽不堪的他，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抬走了。他在教堂前面被枪杀，在场的右翼分子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然后，他的尸体遭到踢打和摧残，并由一名长枪党分子用斧头肢解。在他被杀一年后，他被课以超过2.5万比塞塔的罚款，另外还有对他妻子的1,000比塞塔罚款。为了支付这些罚款，他们家的房屋和里面的东西都被没收。在很多类似案例中，“罚金”成为窃取被害者财产的一个借口。共有140名左派人士在温卡斯蒂略被谋杀。在曾因1934年事件而受审的110人中，很多逃跑了，但留下来的44人均被处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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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最少的西班牙省份特鲁埃尔，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其西部地区立即被一支规模很小的叛军部队占领。尽管该地区并不存在多少社会冲突，但拘留行动立即开始。像其他地方一样，首批遇难者是工会和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第二波暴力始于1938年3月，此时叛军部队进入共和国控制下的城镇和村庄。第二波镇压浪潮中最恶劣的事件之一发生于小镇卡兰达，在那里有大约50人遇害，一名怀孕的妇女被殴打致死，还有多人遭到强奸。在战争结束时，那些曾在佛朗哥分子占领特鲁埃尔省时逃离家乡的人，面临着流亡或重返家园的抉择。因为寄希望于未曾犯罪的自己不应遇到任何麻烦，所以许多人返回了家乡。在卡兰达，当他们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时突然遭到袭击。当地长枪党首领和市镇议会秘书组织了针对上述返乡者的酷刑、殴打、谋杀和性侵犯。这些事件构成了严重的丑闻，以致省长就此向军事当局进行了告发。结果凶手们接受审判并被判入狱八年。 69 在这些爆发的镇压事件中，所有遇难者都被正式进行死亡登记的情况一次也不存在。尽管如此，在特鲁埃尔，姓名可确认的被处决者数目为1,030人，其中有889人死于战争期间，141人死于战后。另外，还有258人被带到萨拉戈萨处决。还有更多的名字未进行民事登记或尸体未被埋在公墓中的遇难者。杀人凶手们不愿意看到更多的谋杀内幕被揭露出来，接下来，佛朗哥当局安排各方协同运作，对特鲁埃尔之暴行的巨大规模进行百般遮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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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埃尔的镇压行动之规模，一方面是叛乱分子的基本灭绝计划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叛军认为该省易受共和国攻击。从1936年7月20日起被捕的第一批人中有市长、社会党省支部书记、当地中学校长和师范学院校长。逃往共和国控制区的男人，其妻子和家属遭到拘留。例如，一位社会党市镇议员的妻子及其17岁的女儿被捕，并最终被枪杀。所有在押人士均被送入当地的神学院，他们在遇害前置身于极端恶劣的过度拥挤的环境中。直到8月13日处决行动开始前，在押人员还参与修补道路等强制劳动。他们在黎明时被送上卡车带走，这些开赴刑场的卡车有着“黎明卡车”“死亡卡车”或“单程卡车”等多种不同的称谓。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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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目的地是距离省会约2.5英里（约4千米）的孔库村。在那里，数百具尸体被扔进了一个被称为“洛斯帕索斯–德科代”（Los Pozos de Caudé）的6英尺（约2米）宽、250英尺（约73米）深的坑里，其中甚至包括年仅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被害者很少是政治激进分子。他们仅仅因为被认定对军事政变有所批评、与逃亡者有牵连、拥有收音机，或者曾经在战前阅读过自由派报纸而被定罪。在整个独裁年代中，人们出于恐惧，甚至都不敢靠近这个坑。但是，偶尔在晚上，会有一束鲜花被悄悄留在附近。1959年，在未经任何遇难者亲属许可的情况下，整整一卡车遗骨被运往位于“逝者之谷”的佛朗哥陵墓处④。当社会党在1982年执掌大权后，人们开始公开在此处献花。接下来，在1983年，有一位当地农场主站出来说，在他保留着的一本笔记本中，记录着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每天晚上听到的枪响的次数。他记录的总数是1,005。在未登记的死者中，既有被捕的共和派人士，也有从小村镇带来的人员。2005年，在一次敷设主燃气管道的工程中有部分遗骨出土，随后的发掘行动让15具尸骸重见天日。洛斯帕索斯–德科代仅仅是该省的刽子手们弃尸的几个地点之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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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鲁埃尔省，至少有两名神父被反叛方军事当局处决。何塞·胡尔韦·埃尔南德斯是托拉尔瓦－德洛斯锡索内斯的教区司铎。胡尔韦神父于1936年7月25日被捕，他被带到特鲁埃尔的监狱枪决，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某市镇长官。第二个案例的当事人是弗朗西斯科·海梅–坎廷，他是卡拉莫查的教区司铎，并且还是卡洛斯派的支持者。尽管拥有这样的背景，在1936年8月，一些长枪党分子和国民卫队士兵还是逮捕了他的兄弟卡斯特罗·佩德罗，后者于9月27日被枪杀。海梅–坎廷神父获悉后，前往国民卫队兵营打听消息，但是他本人也遭逮捕并被带到特鲁埃尔，并于12月12日被枪杀。在这两个案例中，均有寻报私仇的因素存在。在战前，地主卡斯特罗·佩德罗曾因尝试驱逐其佃户而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本地委员会发生过纠纷。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他输掉了官司。当军事政变发生时，当时判案的法官被两兄弟诬告为“危险的赤色分子”，并在9月12日遭枪杀。然而，遇害法官有一个兄弟在叛军中担任军官。他前往卡拉莫查，并成功确认了捏造不利于法官的证据的，就是地主和神父两兄弟。所以他设法让两人均被处决。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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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神职人员会在没有得到特鲁埃尔–阿尔瓦拉辛主教安塞尔莫·波朗科之默许的前提下遭到处决。安塞尔莫·波朗科是一位虔诚、不苟言笑和保守的教士，他经常施舍穷人。战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与右翼站在了同一阵线。在1936年2月大选之前，他向全体教区司铎发布了一则公告，其中指出，这是一场“宗教、财产和家庭的捍卫者”对抗“渎神、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性爱的宣扬者”的斗争，以及一场在“在圣奥古斯丁所述的两个敌对的城池之间、在善恶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 74 这样一则信息不可能让“全世界受苦的人”喜欢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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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开始时，波朗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叛军的支持。1936年7月31日，他在一份牧函中称这场战争为“我们光荣的国民军拯救西班牙的起义”。1937年3月14日，他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了反教权主义暴力，并提到“马克思主义匪帮犯下了各种失控的暴行，而神圣的人和事物是他们怒火的首要目标”。接下来他又谴责“无神论革命分子的撒旦式的仇恨，它让大地满目疮痍，在各处制造废墟与毁灭”，简而言之，他称之为“苏维埃式的恶意毁坏之举（vandalismo）”。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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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驳斥了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理由是唯一令人满意的战争结局，就是佛朗哥的全面胜利。不出意料的是，对于发生在自己教区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他在公开场合未置一词，尽管确有证据证明，他在私下里针对处刑表达过悲伤之情。为了拯救位于“城郊地区”（El Arrabal，即特鲁埃尔的贫苦工人聚居区）的部分教区居民，他也进行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这确是事实。当有一次，他代表一名囚犯前去向军事当局求情时，有一个知名的长枪党党员曾对他说：“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那么下一回枪毙的就是你。”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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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波朗科私下的感受是什么，它并没有影响他对反叛事业的公开热情。战争期间在特鲁埃尔发生的上千次杀戮事件中，最著名的两起发生在城市中央广场，即托里科广场。第一起发生于1936年8月27日。长枪党分子驾驶两辆卡车驶入广场。从第一辆卡车上下来一群乐师，他们开始奏乐。当大群民众聚集并聆听乐队演奏时，长枪党分子关闭了广场出入口，并将13名囚犯从第二辆卡车上押下来。其中包括一位20岁的女孩和当地师范学院的校长。他们被迫绕着广场游街示众，在遭到辱骂和嘲弄后被枪杀。尸体被移走，围观群众伴随着乐队的演奏在血泊中跳舞——这种集合庆典与恐怖的场面并不罕见。 77 主教当时应该在场，因为他就后续的“舞会”向当局提出了抗议。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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