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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巴斯克部队已经完全脱离战斗，并聚集在桑坦德以东的桑托尼亚。他们坚信，他们将根据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与意大利人谈判达成的所谓“桑托尼亚协定”撤至法国境内。这一想法是基于佛朗哥的兄弟尼古拉斯在7月23日提出的一项条件：如果巴斯克方面投降的话，那么将不会有报复行动，而且会安排他们中间的知名人物进行转移。在长时间的拖延之后（在此期间他们也许可以及早组织撤离），巴斯克人终于在8月26日同意向桑托尼亚的意大利军队投降。按照达成的协议，473名巴斯克政界和军方领导人，在意大利方面的保护下，登上了两艘英国蒸汽船——“纵横七海”号和“鲍比”号。第二天，叛军战舰在佛朗哥的命令下封锁了该港口，达维拉告之意大利人让难民下船。意大利方面予以拒绝，双方僵持达4天之久。8月31日，佛朗哥亲自命令意大利人交出那些他们已经为其提供安全承诺的巴斯克俘虏。 39 在确认相关投降条款会得到尊重后，意大利方面在12月4日移交了他们手中的俘虏。但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是，简易审判立即进行，有数百人的死刑判决被通过。遇难者包括巴斯克地方军总参谋部的全体成员。1937年12月，在桑托尼亚受审的俘虏被带往毕尔巴鄂行刑。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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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处决行动，巴斯克地区的镇压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罚款和没收财产。许多医生、律师、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执业许可证被吊销。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小学教师也是一个主要目标。巴斯克地方政府主席（巴斯克语为Lehendakari）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被课以2,000万比塞塔的罚款，他的财产被查封。许多生意和不动产被移交到叛军支持者的手中，银行存款也被没收。1939年，反叛方当局对三年前去世的航运业大亨拉蒙·德·拉·索塔爵士课以高达一亿比塞塔的罚款。他的家族被夺走了他的所有产业和全部财产，其中包括40艘曾被用于毕尔巴鄂疏散行动的船只。阿万多家族的遭遇也是一个典型案例。时年77岁的商人胡利安·德·阿万多·奥希纳加被捕，尽管他身患重病，但仍被课以超过100万比塞塔的罚款。他的两个儿子与他一起被捕，并被处以长期监禁。其中一人是杰出的妇科医生胡安·布拉斯·德·阿万多·乌雷索拉，他的诊所也被没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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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的另一组成部分是针对巴斯克语言的禁令。在接任毕尔巴鄂市长时所发表的臭名昭著的演讲中，何塞·马里亚·德·阿雷尔萨宣称：“由分离主义教士所造成的巨大耻辱已被永远终结。”该语言禁令的目的是破坏巴斯克神职人员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该禁令禁止在集体祷告、布道和教理问答等所有宗教活动中使用巴斯克语。教会当局有关允许使用巴斯克语的指示，被佛朗哥的公共秩序负责人塞韦里诺·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所推翻。使用巴斯克信众的母语与其交谈的神父会被课以巨额罚金。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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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托尼亚被捕的众多俘虏中，有81名来自巴斯克地方军随军神父团的神父，这是共和国各部队中独一无二的团体，他们主要负责在前线主持弥撒和圣餐礼等宗教事务。有3人被判处死刑（虽然后来他们都获改判）。其他人则被判处6至30年不等的徒刑。其中一位神父被称为“Aita Patxi”（弗兰克神父），他的原名为维多利亚诺·贡德拉·穆鲁瓦加，曾以弗朗西斯科·德·拉·帕西翁的名义加入天主教苦难会。他被囚禁在布尔戈斯附近的圣佩德罗–德卡德尼亚集中营中，并被判与其他巴斯克被俘士兵一同服苦役。当了解到有一个已婚并有5个孩子的阿斯图里亚斯共产党员因为试图逃跑而被判处死刑时，弗兰克神父提出可以枪毙自己以换取那个共产党员的生命。他被欺骗说他的请求已被接受，阿斯图里亚斯人将得到赦免，并且只需要在行刑队面前走走过场就行。但是他在第二天了解到，那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在黎明时分已被枪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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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1934年10月那场事件之后的镇压行动所造成的怨气，致使这场对抗将以极其激烈的方式进行。1936年7月18日，在阿斯图里亚斯各地发起的政变几乎均遭遇失败，只有位于希洪的希曼卡斯兵营的两个哨所和被安东尼奥·阿兰达上校夺取的奥维耶多城除外。阿兰达是通过两面派手段拿下该城的。他先是宣布对共和国保持忠诚，并让地方当局相信他同意向工人阶级分发武器。然而，他声称在奥维耶多并没有足够的武器弹药来武装他们，并向当地的左翼武装保证他已经在莱昂安排了相应的军事物资。7月19日（星期日），大约3,500名未武装的矿工和钢铁工人轻信其保证，他们有些人搭乘火车，有些人跟随卡车车队出城前往莱昂。其中有约300人获得了老掉牙的枪械和数量与之不成比例的弹药，然后人群继续向南并抵达萨莫拉省的贝纳文特。与此同时，在奥维耶多，阿兰达宣布参加叛乱，等待武器的其他工人遭到屠杀。7月20日，在贝纳文特，阿兰达叛变的消息传到民兵远征队那里，他们决定返回奥维耶多。那些搭乘火车返回的人在途中必须经过蓬费拉达镇，而该镇已经落入国民卫队之手。装备低劣的民兵在那里进行了勇敢的战斗，在蒙受严重伤亡后他们撤至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其中有许多是步行返回的。到7月21日，从贝纳文特搭乘卡车返回的矿工已经抵达并包围了奥维耶多。阿斯图里亚斯人民阵线委员会在萨马–德兰格雷奥建立了总部，委员会主席则由贝拉米诺·托马斯担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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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洪，政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希曼卡斯兵营的指挥官安东尼奥·皮尼利亚·巴尔塞洛上校的犹豫不决。被掌控地方委员会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包围的皮尼利亚，通过无线电广播，监督实施了叛军战列巡洋舰“塞韦拉海军上将”号对该市进行的激烈炮击。仅仅8月14日一天，空袭和舰炮打击造成市火车站和一家医院被直接命中，并导致54人丧生和78人受重伤。在随之而来的民众怒火的掩护下，一群伊无联激进分子在部分共产党员的随同下前往圣何塞教堂，有200名右翼囚犯被关押在那里。他们挑出了其中的知名人物并杀掉了这些人。第二批民兵于当晚抵达，他们带走了包括26名神父和修士在内的另一批人。其他人在当天晚间遭到枪杀。共计有106名右翼囚犯遇难。 45 从7月19日到21日，当地民兵对兵营展开猛攻。面对着即将失败的命运，皮尼利亚拒绝了对方提出的保证守军官兵生命安全的投降条件，并要求那艘叛军战舰向兵营建筑开炮。“塞韦拉海军上将”号上的指挥官认为这条讯息是一个骗局，所以并未开火。兵营终被攻陷，皮尼利亚和他手下幸存的军人在废墟中被处决。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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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维耶多的围困又持续了两个月。在城市里，阿兰达针对他眼中的内部敌人发动了一场战争。他本人声称该市有一半人口是共和国的支持者，而他手下的一名反叛分子认为应该有3/4。 47 阿兰达还告知合众通讯社记者韦布·米勒说，有700名俘虏被当作人质而遭到关押。 48 共和国方面的资料显示有超过1,000人被关押，其中包括阿斯图里亚斯工人阶级领导人物和阿斯图里亚斯国会代表们的妻子。当中的许多人从此销声匿迹。在阿兰达夺取这座城市后不久，他对忠于共和国的突击卫队驻扎的圣克拉拉兵营发动攻击。事后有25名民兵和2名突击卫队成员被枪杀。有人提出，反叛方的镇压规模有限，因为他们害怕城市落入围城矿工之手后遭到报复。确定无疑的是，阿兰达本人与镇压现场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公共秩序特派员兼市长赫拉尔多·卡瓦列罗却营造了一种恐怖氛围，此人曾在1934年10月后的镇压行动中表现突出。在他的命令下，长枪党小分队在夜间猎杀左派人士。街道上经常会出现尸体，公墓中保管有包括12名妇女在内的超过60具不明身份的无名尸体。围城期间，俘虏们被用作人盾。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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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果来自加利西亚的叛军纵队为该城解围，那么相对克制的镇压活动肯定会发生改变。该纵队由近1.9万人组成，其兵力已于9月底得到了外籍军团1个营（bandera，500人）和土著正规军8个营（tabor，2,000人）的增强。任何在沿途中被捕的民兵均遭枪杀。此外，随着该纵队沿途占领各个小镇，有大量处决行动发生，包括女性在内的教师以及其他被认定为共和国支持者的人士被处死。在纵队离开占领地继续向前推进之后，长枪党小分队开始执行被委婉地称为“净化行动”的血腥任务。一个在卢阿尔卡、博阿尔、卡斯特罗波尔和纳维尔等小城镇展开行动的武装团体，杀害了包括数名年轻女子在内的许多人。该帮派以他们的“螃蟹”而闻名，这是他们用来将受害者运往偏远地带实施谋杀的一辆绿色卡车。除了大量法外杀戮，还有很多人接受了极为简短的即决法庭审判，并因犯有“军事叛乱罪”而被判处死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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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缺乏食物、用水和用电的奥维耶多城即将落入围城的矿工之手时，加利西亚纵队于1936年10月17日抵达，阿斯图里亚斯首府的数百名人质的命运尘埃落定。第二天出版的塞维利亚《ABC》报揭示了叛军推进过程中的恐怖，它兴高采烈地评论道：“在对围城的赤色矿工加以痛宰之后，昨天，国民军纵队胜利进入奥维耶多城。” 51 370名囚犯未经审判即被处决，同时有许多人据称被送到了西边更远方的监狱。在10月下旬送出的45名囚犯和12月送出的46名囚犯，从未抵达他们的目的地。与此同时，装模作样的军法审判也在进行。在极其仓促的庭审程序之后，有许多人被立即处决，其中包括效忠共和国的突击卫队成员、省长、矿工孤儿院的院长、矿工领袖、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格拉西亚诺·安图尼亚和大学校长莱奥波尔多·阿拉斯·阿圭列斯。莱奥波尔多·阿拉斯的父亲是小说家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克拉林”③，此人曾在长篇小说《庭长夫人》（La Regenta）中对奥维耶多上流社会的褊狭与伪善进行了深度剖析。这位小说家之子是一名杰出的律师，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并且是1931年共和国制宪会议期间的国会议员之一。在一次荒谬的审判过后，他于1937年2月20日被枪杀。市民们普遍认为，他之所以被处决，恐怕不是因为他相对温和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满足当地资产阶级对其父亲的复仇渴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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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叛方援兵抵达之后，共和国部队仍试图夺回奥维耶多。虽然他们在该省南部和东部地区仍然占有优势，但是他们的努力归于徒劳。桑坦德一陷落，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就进入了佛朗哥的视线当中，而为了推迟其计划中的猛攻，比森特·罗霍将军现在发动了一场旨在夺取萨拉戈萨的猛烈攻击。共和国军队向小镇贝尔奇特发起进攻。这一次，佛朗哥没有像在布鲁内特那样接过诱饵，相反却兵分三路在1937年9月2日发动了一场合围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在达维拉将军的总指挥下，由安东尼奥·阿兰达将军和何塞·索尔查加将军率领的野战部队冒雨迅速通过了山区地带。因为急于在冬天来临前结束此役，所以佛朗哥比通常情况下更加迫切地敦促战事之进行。共和国方面几乎没有空中掩护，这让叛军的行动更为顺利。虽然阿斯图里亚斯在地理上是一个强大的防御堡垒，但是它遭到来自海上的严密封锁，并遭到来自空中的无休止的轰炸。当德国方面将燃烧弹与汽油相结合而制造出早期形式的凝固汽油弹，并借助它们沿山谷展开突袭以完善其地面进攻战术时，防守方的士气开始瓦解。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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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沦陷之后，阿斯图里亚斯方面组建了一个独立的政府，它解除了共和国军事指挥官加米尔将军的职务，并用普拉达上校取而代之。在希洪，对地方右翼的镇压极为酷烈，报复行动常常毫无根据，小型企业和商店被没收，儿童和青少年因为父母被指控为法西斯分子而遭到囚禁。囚犯们被转移到停靠在希洪以西的埃尔–穆塞尔港的一艘监狱船上。随着战事日趋不利，“提人”行动也逐渐增多。很多囚犯遭到处决，尤其是在奥维耶多附近，而随着叛军部队从桑坦德向此地推进，该地区东部的加斯–德奥尼斯也开始大量处决囚犯。 54 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战事期间，约有2,000名右派囚犯被谋杀。当阿斯图里亚斯被占领时，叛军的报复行动导致近6,000名共和派人士被杀。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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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线于10月21日崩溃时，民众搭乘小汽车、公共汽车、卡车，或者徒步逃往埃尔–穆塞尔。挤满逃难者的拖网渔船驶往法国。一些拖网渔船成功抵达目的地，有一些则在途中被反叛方舰队拦截，并被迫驶往加利西亚，在那里，船上的乘客都被赶到集中营中。长枪党团体赶来寻找牺牲品，许多人被带回希洪或奥维耶多进行审判。有些人当场就被杀害，其他人则被迫加入劳动营。军法审判往往很仓促，被告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机会。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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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希洪之后，亚历杭德罗·马丁内斯神父对镇压的酷烈深感震惊，他将其描述为“不合时宜的严厉，仿佛某些人群必须加以清算……部队大肆洗劫并将希洪抢掠一空，好像他们来到的是一座外国城市”。土著正规军和外籍军团像往常一样被允许抢掠和强奸，并且，鉴于1934年的仇恨仍未消散，其行事手段也极其残酷。在共和国统治期间一直躲藏的第五纵队分子渴望进行报复。何塞·佛朗哥·穆西奥上校是一位反叛方同情者，他之前因希望拯救右翼囚犯而留在了阿斯图里亚斯，现在他仍然待在希洪，而没有逃到共和国控制区。他和其他7名共和国军官立即被审判，并于1937年11月14日被枪杀。至少有20名学校教师被枪杀，还有更多人被监禁。在位于河谷地带的采矿区，居民遭到殴打和杀害。农场上的干草堆被点燃，躲在里面的人被迫逃出来。针对妇女的“兜风”处决、性侵犯乃至肢体残害频繁发生。 57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发生在比利亚维西奥萨附近的巴尔德迪奥斯修道院。1936年10月，奥维耶多精神病医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转移至此地，该建筑被征用。1937年10月27日，纳瓦拉旅的部队抵达此地。在没有任何明显动机的情况下，他们射杀了6名男性工作人员和11名女性工作人员。死者被埋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大墓坑里，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这样的乱葬坑（fosa）有60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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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制度化暴力尤为严重。在波拉–德莱纳，有200多人被杀，许多人在被害前被迫挖掘自己的坟墓。之后，杀人凶手举办了一次有酒助兴的庆祝活动。当叛军进入萨马–德兰格雷奥镇时，受伤的民兵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到奥维耶多围城期间所用的壕沟处活埋。在位于萨马–德兰格雷奥镇以东的图龙山谷的矿业小镇圣马丁–德尔雷伊奥雷利奥，至少有261人遇害。在图龙山谷附近，有超过200具尸体被装上卡车，然后被运往一个被称为“波索–德林孔”（Pozo del Rincón）的矿井。 59 他们的工会组织被瓦解，那些未被处死或监禁的工人随后被迫在矿区的惩戒营中充当奴工。有些人躲藏了起来，或者加入了游击队，他们不成规模地四处打着游击战，并经常与来自加利西亚的逃亡者保持联系。在好多年里，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巡逻队不停地在追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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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捕的游击队员中，有一个人是来自拉科鲁尼亚省索夫拉多–多斯蒙赫斯的帕斯夸尔·洛佩斯，从内战之初他逃跑时起，他的妻子和6个孩子就失去了他的任何消息。1939年6月，有一个在佛朗哥部队服役的人返回了村庄，并说他曾在奥维耶多附近的一个集中营中看到过帕斯夸尔。帕斯夸尔的妻子包了一些食物和衣服，并派她13岁的儿子帕斯夸林去找他。后者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步行前往奥维耶多，然后又花了两周时间才在当地的许多集中营中找到了他父亲所在的那座集中营。虽然他的父亲让他回家，但是帕斯夸林还是留了下来。他白天偷窃食物维生，晚上则偷偷溜进营地，在他父亲身边露天席地而眠。10月初，一群长枪党分子抵达并挑出了来自加利西亚的俘虏，将他们押赴希洪处决。长枪党分子骑在马上，囚犯则步行前往。帕斯夸林违背了他父亲的命令，远远地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十二天。途中，那些因年老体弱而无法跟上队伍的人均被杀害。当他们抵达埃尔–穆塞尔时，剩下的囚犯被排成一排，然后在充当海堤的一排岩石上面被枪杀。其中年纪最小的长枪党分子看到有几个人还活着，问为什么要求他们瞄准囚犯的腿开枪。他们那位久经刑场的头目称他为“菜鸟”，并告诉他说：“因为这样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流血而亡。”帕斯夸尔并没有死，他的儿子设法把他从水中拉出来，带着他进入山里，并用一把小刀将子弹从他腿里取出来。在他伤愈后，他让帕斯夸林返回加利西亚，同时他重新加入游击队，但在不久之后遇难。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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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维耶多，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期间，长枪党分子实施了许多法外处决，与此同时，还有共742人被判处死刑。仅在1938年5月，便有654人受到审判，其中260人被判死刑。当军事法庭为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展开镇压行动而于1939年1月离开阿斯图里亚斯时，高级法官对奥维耶多的警察执行死刑的速度大加赞扬。总共有1,339人被判死刑，他们中间除有15人被施以绞刑外，其余全部被枪决。为了能被埋葬在墓地，囚犯必须在神父面前忏悔，并与教会和解。只有200人进行了忏悔，但另外有102名死者因为其家人缴纳了一项特别费用而得到安葬。除了在审判后被处决的人，由于遭受虐待或营养不良，另有257人在关押期间死亡。遇难者中约1/3是矿工。许多妇女遭到强奸和殴打，行刑者意图从这些被剃光头发并遭到监禁的女人口中得到其家中男人的下落。至少有9名女性被处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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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和国政府、工会与政治领导人以及军队指挥层就在希洪，所以那里的镇压也最为严重。仅能容纳200名囚犯的埃尔–科托监狱被塞进了近2,500人。在从1937年11月9日起的12个月里，共有903名囚犯受审并遭枪杀。在其他很多未被记录的案例中，囚犯被长枪党团伙带走并被私下处死。殴打和折磨是常见的景象。当地斗牛场、一座旧玻璃厂和一座纺织厂被当作临时监狱使用。任何形式的政治或工会团体的责任人都将被消灭。希洪的军事检察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提起如此多的死刑指控，以至于他被称为“机关枪”。在1937年的最后两个月有98人被处死，在1938年则有849人。此外，还有若干起私刑处决发生。埃尔–苏库公墓（位于希洪市塞阿雷斯区）的负责人声称，在很多天里，有70到80具尸体被弃置于此。埃尔–苏库公墓中有一座最近落成的纪念碑，上面列出了从1931年10月21日到1951年期间埋在集体墓穴中的1,882名男性和52名女性的名字。他们包括来自埃尔–科托监狱的、经军事法庭审判后被枪杀的至少1,245人；因遭受殴打，刑讯或者由于营养不良、过度拥挤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所导致的疾病而死亡的84人；其他则为在玻璃厂中遭处决，以及其他姓名可确认的遇难者。有70%的遇难者是工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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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0月1日，在北方地区被征服之后，西班牙各地都庆祝了佛朗哥升任国家首脑的周年纪念日，并将其奉为“元首日”。在索里亚省的圣莱昂纳多，当穿着长枪党蓝色衬衫的亚圭将军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工人阶级时，他下面的话引起了狂热的掌声：“他们并不算太坏。真正邪恶的是他们的领导者，那些用看似美好的承诺欺骗他们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不断进攻直到他们被彻底消灭。”然后他描述了长枪党的新秩序，当他做出如下宣言时，现场立即响起了笑声和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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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你们中间的那些负隅顽抗者，你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或者是被关进监狱，或者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没有第三种可能。我们已经决定对你们进行救赎，而且不管你们愿意与否，这是我们必将做的事。我们有什么需要你们的吗？不，再也不会有任何选举，所以我们为什么还会需要你们的选票？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敌人的救赎。我们要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会打败他们，通过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就像击败那些不想要我们的公路，我们的医生和我们的防疫接种技术，总之就是不想要我们的文明的摩尔人那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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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圭的讲话可以提醒那些不明状况的人，如果有更多的领土陷入叛军之手将会发生什么。共和国最高指挥部判断佛朗哥下一步将对马德里展开进攻，所以他们决定针对阿拉贡诸省中最为凄冷的省会城市特鲁埃尔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那里的叛军防线薄弱，而且该城实际上已经被共和国部队包围。在滴水成冰的严冬里，在20世纪以来气温达至最低的极寒天气下，共和国军队经过野蛮的逐屋争夺战，终于在1938年1月8日迫使叛军守备部队投降。拥有巨大物质优势的佛朗哥展开了猛烈的反击。在力不从心的防御战之后，共和国方面不得不在2月21日特鲁埃尔将遭到合围之际实施撤退。佛朗哥在3月初向东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攻势作战。到4月中旬，他的部队已经到达地中海沿岸，并将共和国控制区一分为二。阿拉贡全境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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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阿拉贡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落入叛军之手，并经历了一场野蛮的镇压。除了在韦斯卡和特鲁埃尔之间的突出部分，萨拉戈萨省大部地区的军事政变都取得了成功。在1938年3月的叛军攻势将其余部分征服之前，该省的镇压行动已经展现出极端暴力的性质。 64 在1936年7月的头两周，已有约80名共和国官员和工会及政党领导人遭捕杀。此后，在8月份的恐怖浪潮中有730人被处决。长枪党人和卡洛斯派分子组成的“保安巡逻队”组织夜间“兜风”行动，协助当地警察，清除“不受欢迎的人”。9月军事法庭建立之后，杀戮行动的规模并未缩减，截至1936年底，共有2,578人被射杀。来势凶猛的镇压是先前定下的灭绝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无政府主义纵队向该省东部地区推进所引发的恐惧使其进一步加剧。然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萨拉戈萨地区，平民参与杀戮的动机也多种多样，有人只是嗜血，有人是希望隐藏自己曾经身处左翼阵营的历史并向新政权献媚，有人则是出于嫉妒或者长期以来日益加深的怨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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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纵队的逼近，可能是10月初发生于萨拉戈萨的一场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处决行动的原因之一。8月下旬，萨拉戈萨的叛军电台宣布，以圣胡尔霍将军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外籍军团新单位已开始招募兵员。在纳瓦拉，国民卫队各哨所接到命令，要求涉嫌同情左派阵营的男性前往征兵办公室报到。被召至军营后，他们被要求在“去（外籍）军团或者下地狱”之间做出选择。在拉里奥哈，当地报纸上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只是，为了满足所需的征兵人数，年轻男性被要求在被枪毙或加入圣胡尔霍部队之间进行选择。从9月2日至10日，有数百名年轻男子被送往萨拉戈萨进行训练。他们在9月27日进行宣誓，并于10月1日被派往位于韦斯卡南部的阿尔穆德瓦尔的前线。然而，在他们投入对抗来自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纵队的作战行动之前，他们奉命返回萨拉戈萨，在那里他们被解除武装，因为军方当局怀疑他们中许多人在策划逃跑。在10月2日至10日之间，他们被一小组一小组带到萨拉戈萨军事学院后面的一片空地上，并在那里遭到枪杀。尸体被送往托雷罗公墓，并被埋进一个巨大的集体坟冢。在总计超过300名遇难者中，有218人来自纳瓦拉。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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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拉戈萨省最北边，位于潘普洛纳到韦斯卡道路中途的偏远小村温卡斯蒂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挟私报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因1934年10月诸事件而进行的报复行动导致180人丧生。像由叛军控制的其他阿拉贡乡村地区一样，长枪党和卡洛斯派义勇军小分队在国民卫队成员的随同下破门而入，带走值钱的东西并拘留左翼组织和工会成员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这些逮捕行动是基于缴获的文件资料展开的，而这些文件中所记录的，纯粹是来自当地右翼分子因经济利益冲突或男女关系纠纷而炮制的谣言和诽谤。男人、女人和青少年被逮捕，紧接着遭到野蛮的殴打，他们经常的结局是死亡。因为曾经绣过一面共和国旗帜，24岁的罗萨里奥·马龙·普埃约和20岁的洛德斯·马龙·普埃约“获罪”并遭到强奸和杀害，其尸体被焚毁。此事是在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完成的，但是有很多处决行动是公开进行的，村子里的所有人都被迫前去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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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正是在教区司铎的“建议”下，逮捕和谋杀才得以进行。在一位怀有双胞胎的19岁年轻妇女的案例中，村中医生认为她应该得到宽恕，国民卫队方面接受了他的陈情。当地长枪党团伙也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是一位在场的神父叫道，“只有牲畜死掉，才不会有更多的狂犬病发生”，于是她被枪杀。 67 而最为著名的受害者是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前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因为在改善农业短工的工作条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招致了该地区土地所有者的憎恨。同时他也被不公正地追究在1935年10月5日至6日之革命暴动中的责任。一开始他被关押在萨拉戈萨，1936年10月初，安东尼奥·普拉诺被带到了温卡斯蒂略，并与他的妻子贝妮塔以及他的孩子安东尼奥和玛丽亚一起被囚禁在国民卫队的兵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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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计划在1934年10月事件两周年之际将其杀害。这不仅是对过去的报复，也是对未来的警示。普拉诺代表了共和国为该地区所提供的社会正义和教育方面的一切。他不仅遭到杀害，而且在死亡之前和之后经历了极其残酷的侮辱。在遭到暴打之后，他一身是血地被带出了国民卫队的兵营。国民卫队和长枪党分子逼迫村里民众前往广场观看。普拉诺之前还被强灌了一瓶蓖麻油。浑身是血、污秽不堪的他，被放在一块木板上抬走了。他在教堂前面被枪杀，在场的右翼分子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然后，他的尸体遭到踢打和摧残，并由一名长枪党分子用斧头肢解。在他被杀一年后，他被课以超过2.5万比塞塔的罚款，另外还有对他妻子的1,000比塞塔罚款。为了支付这些罚款，他们家的房屋和里面的东西都被没收。在很多类似案例中，“罚金”成为窃取被害者财产的一个借口。共有140名左派人士在温卡斯蒂略被谋杀。在曾因1934年事件而受审的110人中，很多逃跑了，但留下来的44人均被处决。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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