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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最少的西班牙省份特鲁埃尔，1936年7月内战爆发后，其西部地区立即被一支规模很小的叛军部队占领。尽管该地区并不存在多少社会冲突，但拘留行动立即开始。像其他地方一样，首批遇难者是工会和共和国政治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第二波暴力始于1938年3月，此时叛军部队进入共和国控制下的城镇和村庄。第二波镇压浪潮中最恶劣的事件之一发生于小镇卡兰达，在那里有大约50人遇害，一名怀孕的妇女被殴打致死，还有多人遭到强奸。在战争结束时，那些曾在佛朗哥分子占领特鲁埃尔省时逃离家乡的人，面临着流亡或重返家园的抉择。因为寄希望于未曾犯罪的自己不应遇到任何麻烦，所以许多人返回了家乡。在卡兰达，当他们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时突然遭到袭击。当地长枪党首领和市镇议会秘书组织了针对上述返乡者的酷刑、殴打、谋杀和性侵犯。这些事件构成了严重的丑闻，以致省长就此向军事当局进行了告发。结果凶手们接受审判并被判入狱八年。 69 在这些爆发的镇压事件中，所有遇难者都被正式进行死亡登记的情况一次也不存在。尽管如此，在特鲁埃尔，姓名可确认的被处决者数目为1,030人，其中有889人死于战争期间，141人死于战后。另外，还有258人被带到萨拉戈萨处决。还有更多的名字未进行民事登记或尸体未被埋在公墓中的遇难者。杀人凶手们不愿意看到更多的谋杀内幕被揭露出来，接下来，佛朗哥当局安排各方协同运作，对特鲁埃尔之暴行的巨大规模进行百般遮掩。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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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鲁埃尔的镇压行动之规模，一方面是叛乱分子的基本灭绝计划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叛军认为该省易受共和国攻击。从1936年7月20日起被捕的第一批人中有市长、社会党省支部书记、当地中学校长和师范学院校长。逃往共和国控制区的男人，其妻子和家属遭到拘留。例如，一位社会党市镇议员的妻子及其17岁的女儿被捕，并最终被枪杀。所有在押人士均被送入当地的神学院，他们在遇害前置身于极端恶劣的过度拥挤的环境中。直到8月13日处决行动开始前，在押人员还参与修补道路等强制劳动。他们在黎明时被送上卡车带走，这些开赴刑场的卡车有着“黎明卡车”“死亡卡车”或“单程卡车”等多种不同的称谓。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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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目的地是距离省会约2.5英里（约4千米）的孔库村。在那里，数百具尸体被扔进了一个被称为“洛斯帕索斯–德科代”（Los Pozos de Caudé）的6英尺（约2米）宽、250英尺（约73米）深的坑里，其中甚至包括年仅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被害者很少是政治激进分子。他们仅仅因为被认定对军事政变有所批评、与逃亡者有牵连、拥有收音机，或者曾经在战前阅读过自由派报纸而被定罪。在整个独裁年代中，人们出于恐惧，甚至都不敢靠近这个坑。但是，偶尔在晚上，会有一束鲜花被悄悄留在附近。1959年，在未经任何遇难者亲属许可的情况下，整整一卡车遗骨被运往位于“逝者之谷”的佛朗哥陵墓处④。当社会党在1982年执掌大权后，人们开始公开在此处献花。接下来，在1983年，有一位当地农场主站出来说，在他保留着的一本笔记本中，记录着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每天晚上听到的枪响的次数。他记录的总数是1,005。在未登记的死者中，既有被捕的共和派人士，也有从小村镇带来的人员。2005年，在一次敷设主燃气管道的工程中有部分遗骨出土，随后的发掘行动让15具尸骸重见天日。洛斯帕索斯–德科代仅仅是该省的刽子手们弃尸的几个地点之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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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鲁埃尔省，至少有两名神父被反叛方军事当局处决。何塞·胡尔韦·埃尔南德斯是托拉尔瓦－德洛斯锡索内斯的教区司铎。胡尔韦神父于1936年7月25日被捕，他被带到特鲁埃尔的监狱枪决，因为他的一个亲戚担任人民阵线政府的某市镇长官。第二个案例的当事人是弗朗西斯科·海梅–坎廷，他是卡拉莫查的教区司铎，并且还是卡洛斯派的支持者。尽管拥有这样的背景，在1936年8月，一些长枪党分子和国民卫队士兵还是逮捕了他的兄弟卡斯特罗·佩德罗，后者于9月27日被枪杀。海梅–坎廷神父获悉后，前往国民卫队兵营打听消息，但是他本人也遭逮捕并被带到特鲁埃尔，并于12月12日被枪杀。在这两个案例中，均有寻报私仇的因素存在。在战前，地主卡斯特罗·佩德罗曾因尝试驱逐其佃户而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本地委员会发生过纠纷。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他输掉了官司。当军事政变发生时，当时判案的法官被两兄弟诬告为“危险的赤色分子”，并在9月12日遭枪杀。然而，遇害法官有一个兄弟在叛军中担任军官。他前往卡拉莫查，并成功确认了捏造不利于法官的证据的，就是地主和神父两兄弟。所以他设法让两人均被处决。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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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相信，神职人员会在没有得到特鲁埃尔–阿尔瓦拉辛主教安塞尔莫·波朗科之默许的前提下遭到处决。安塞尔莫·波朗科是一位虔诚、不苟言笑和保守的教士，他经常施舍穷人。战争开始之前，他就已经与右翼站在了同一阵线。在1936年2月大选之前，他向全体教区司铎发布了一则公告，其中指出，这是一场“宗教、财产和家庭的捍卫者”对抗“渎神、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性爱的宣扬者”的斗争，以及一场在“在圣奥古斯丁所述的两个敌对的城池之间、在善恶两种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 74 这样一则信息不可能让“全世界受苦的人”喜欢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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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开始时，波朗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叛军的支持。1936年7月31日，他在一份牧函中称这场战争为“我们光荣的国民军拯救西班牙的起义”。1937年3月14日，他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了反教权主义暴力，并提到“马克思主义匪帮犯下了各种失控的暴行，而神圣的人和事物是他们怒火的首要目标”。接下来他又谴责“无神论革命分子的撒旦式的仇恨，它让大地满目疮痍，在各处制造废墟与毁灭”，简而言之，他称之为“苏维埃式的恶意毁坏之举（vandalismo）”。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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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驳斥了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的提议，理由是唯一令人满意的战争结局，就是佛朗哥的全面胜利。不出意料的是，对于发生在自己教区的大规模镇压活动，他在公开场合未置一词，尽管确有证据证明，他在私下里针对处刑表达过悲伤之情。为了拯救位于“城郊地区”（El Arrabal，即特鲁埃尔的贫苦工人聚居区）的部分教区居民，他也进行了一些不成功的尝试。这确是事实。当有一次，他代表一名囚犯前去向军事当局求情时，有一个知名的长枪党党员曾对他说：“如果你再来这里的话，那么下一回枪毙的就是你。”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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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波朗科私下的感受是什么，它并没有影响他对反叛事业的公开热情。战争期间在特鲁埃尔发生的上千次杀戮事件中，最著名的两起发生在城市中央广场，即托里科广场。第一起发生于1936年8月27日。长枪党分子驾驶两辆卡车驶入广场。从第一辆卡车上下来一群乐师，他们开始奏乐。当大群民众聚集并聆听乐队演奏时，长枪党分子关闭了广场出入口，并将13名囚犯从第二辆卡车上押下来。其中包括一位20岁的女孩和当地师范学院的校长。他们被迫绕着广场游街示众，在遭到辱骂和嘲弄后被枪杀。尸体被移走，围观群众伴随着乐队的演奏在血泊中跳舞——这种集合庆典与恐怖的场面并不罕见。 77 主教当时应该在场，因为他就后续的“舞会”向当局提出了抗议。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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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起事件有关1937年8月初外籍军团“帕拉福斯旗队”⑤的一次阅兵游行，这是以圣胡尔霍将军的姓名所命名的军团单位中的一个营。军团士兵列队经过主教宫，他们的刺刀尖上挂着人体残骸。这些残骸来自78名共和军死亡人员，他们死于为争夺特鲁埃尔以西和阿尔瓦拉辛以南的坎皮略与贝萨斯周边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一场作战。该“旗队”（营）由来自萨拉戈萨的前共和派分子组成，他们为了求生加入军团，并在1936年10月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贝萨斯于8月1日陷落。 79 俘虏们被剥得精光，然后在市镇广场上被机关枪扫射，尸体随后遭到肢解。在游街示众的行列中，还有一名身背毛毯并被拴上牛笼头牵着的俘虏，仿佛一头负重的牲畜。按照因达莱西奥·普列托的说法，此次游行的主持者正是波朗科。他可能并没有正式“主持”，但他肯定目睹了整个事件。在共和国军队占领特鲁埃尔之后，（共和国方面的）阿拉贡大区总督何塞·伊格纳西奥·曼特孔与波朗科就此事进行了讨论。主教“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诉说了“他在主教宫阳台上的所见所闻，在‘圣胡尔霍’步兵团的武装游行中，军团战士的刺刀尖上插着共和军战俘的耳朵、鼻子和其他人体器官，而此场景仅仅被他描述为‘所有战争中都会出现的过火行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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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接受共和国军方审讯的神父声称，主教曾就托里科广场事件和军团士兵的种种恶毒行径向反叛方军事当局提出过抗议。在该城于1938年1月8日被共和国军队攻克之际，此三人在特鲁埃尔神学院被捕，当时他们所持步枪的枪管还热得发烫。审讯的过程想必并不严厉，因为他们曾坦言如下：“主教并未对在特鲁埃尔发生的其他约两千次枪决进行抗议，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毫无意义，而且，毕竟，那些枪决行动，并未像在公共场合进行的杀戮那样触犯公众的良知，所以其所引发的公愤也小得多。” 81 除了在神学院抓获的三名持枪神父，还有四名教区司铎在前线服役，他们得到了波朗科的明确批准，不是作为随军神父，而是作为战斗员直接参战。主教对镇压的态度，可以从1937年8月3日他发给特鲁埃尔省各教区司铎的训示中推断出来。在教区死亡登记册遭破坏或遗失的情况下，他指示说要重新造册，并且以后只能按照四个类别填写死亡原因：自然死亡；被革命分子谋杀；在战斗中死亡；根据军事当局之命令枪决。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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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波朗科本人在共和军克复特鲁埃尔城之后被俘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进行了干预，以防止他被民兵枪杀。普列托给了阿尔贝托·奥纳因迪亚神父一份对主教的审讯报告。主教受到的主要指控是他曾在1937年7月1日的一封支持佛朗哥的主教团联名函上签字，而该函被认为构成了煽动军事叛乱罪，而且还企图对军事叛乱加以合法化。当被问及他是否知晓这封联名函时，波朗科回答说，既然他已经在上面签字，那么似乎无法否认他知情。当被问及他是否还要修改证词时，他说：“只需要再确认下日期。应该是在7月1日之前。”此时，审讯他的军官准备结束审讯，并说：“主教先生，你是西班牙人之典范。你的言语中蕴含着好的品质和勇气。在这里我们都是西班牙人，然而可悲的是，你和我们分处对立的阵营。”在普列托的许可下，奥纳因迪亚前往监狱探访波朗科，他看到对方精神状况良好，得到了体面的对待和总体来说良好的照顾。当奥纳因迪亚向他描述叛军在巴斯克地区实施的镇压行动，以及其中对神职人员的处刑时，波朗科不动声色地听着，但显然，他根本没听进去。 83 毕竟，在他的辖区内就有两位教区司铎被叛军枪杀，据信是得到了他的许可。几个月后，由于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和曼努埃尔·伊鲁霍两人的干预，他被允许主持每日弥撒，尽管他本人只选择在周日和宗教节日这样做。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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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军事政变在韦斯卡省三个主要城镇中的两个——即省会城市和哈卡城——取得了胜利，但叛军起初只控制了该省1/3左右的地区。他们随即判断共和国可能会发动进攻，于是镇压行动特别残酷，共有将近1,500人死亡，这一数字与该省共和国控制区内无政府主义者所进行的镇压行动中的死者人数相当。在韦斯卡市，军事指挥官格雷戈里奥·德·贝尼托将军与莫拉关系密切，在非洲服役期间，贝尼托曾为莫拉将军的属下。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他下令立即处决包括市长在内的几名共济会员，并逮捕其余的共和国民政官员。一场总罢工被迅速平定。被捕者包括共和派中产阶级人士——尤其是医生和教师，（在哈卡和韦斯卡城占据主导地位的）劳工总会的成员，以及逃亡者的妻子和家属。有74名妇女被处死，因为她们是逃亡者或被枪决者的妻子或母亲。在德·贝尼托前往萨拉戈萨指挥战斗之后，韦斯卡的镇压行动由另一位非洲殖民军军官路易斯·索兰斯–拉韦丹上校接手，他因在梅利利亚军事政变中的所作所为而早已声名狼藉。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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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会城市，逮捕、从监狱中提取犯人以及随后的谋杀，其执行者都是所谓的“死亡小队”。受害者的选取既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也与个人恩怨或嫉妒心相关。其中一位可能最知名的遇难者，是艺术家兼教师拉蒙·阿辛·阿基卢埃，他是全国劳工联盟的会员，同时也以其和平主义之观点而闻名。他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路易斯·布努埃尔的朋友，并协助后者制作了电影《无粮的土地》（Tierra sin pan）。阿辛于1936年8月6日被枪杀，他的死亡之于韦斯卡，相当于洛尔卡的死亡之于安达卢西亚。阿辛的妻子孔查·蒙拉斯于8月23日与包括一孕妇在内的其他94名共和派人士一同被枪杀。没有人顾及被处决者家中年幼的孩子。这些孤儿可以期望的最好归宿，是由其亲属或者其父母的朋友带走收养，但是这样做的亲朋好友自身却要冒着被告发的风险。 86 在较小的城镇中，针对左翼的清洗行动由新近招募的长枪党成员所组成的小分队进行，而他们手下的牺牲者往往由当地地主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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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奥尼西奥·帕雷哈·阿雷尼利亚少校的命令下，哈卡的镇压行动特别残酷。阿雷尼利亚少校收到了来自萨拉戈萨的指令，“要一劳永逸地清洗所有不良分子”。脑满肠肥的哈卡省主教胡安·比利亚尔·桑斯是个毫无主心骨的人，他准许一个由反动教士所组成的小团体自由行动。在哈卡本地以及诸如萨维尼亚尼戈、安索、坎弗兰克和别斯卡斯等周边村镇的地方大亨的帮助下，一份份的黑名单出炉。没有任何审判，得到长枪党分子支援的陆军纵队拘捕了数百人。枪杀行动于7月27日开始，并且贯穿了1937年8月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罪行之一发生于1936年8月6日。一名陆军上尉、两名长枪党党徒和一名嘉布遣会修士埃梅内希尔多·德·福斯提尼亚纳神父从哈卡监狱带走了两名女子，并将她们带到郊外枪杀。其中一人是时年28岁的孕妇皮拉尔·比斯卡拉，她的丈夫刚刚于一周前被杀；另一个人是社会党青年运动成员，年仅16岁的德西德里亚·希门尼斯。此事件由高大瘦削的福斯提尼亚纳神父主导。他是当地卡洛斯派武装的随军神父，时常拿着枪招摇过市。被关押者见到他到访监狱都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将他视为“报丧鸟”。处刑场面让这位神父感到兴奋，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场。他为那些即将被枪杀的人提供告解，并为他们主持最后的圣餐礼。接下来，鞋上还沾着受害者血迹的他，前往遇难者家中探访，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被拒之门外。他保留有一份包括所有被处决者在内的名单，并注明了他们被处决前是否进行过忏悔。共有超过400名来自哈卡及周边村镇的人被枪杀。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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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位于省会城市西北的名叫洛斯科拉莱斯的地方，当地的教区司铎何塞·帕斯夸尔·杜阿索也是遇难者之一。他是阿拉贡地区死于叛军之手的第三名神父。在内战爆发前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该地的教区司铎与当地左派之间的关系曾一度紧张。当地最为极端的反教权主义者是镇长安东尼奥·奥尔达斯·博德里亚斯，此人是激进社会党的一员。教区司铎强烈反对其禁止教堂敲钟和禁止宗教婚丧仪式等举措。然而，在其他方面，帕斯夸尔神父是一位深受尊重的自由主义者，在发生于1931年的哈卡的共和派政变失败之后，他曾为东躲西藏的政变军人提供食物。在当地劳工与较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之间针对乡村公地的纠纷中，他曾支持前者的主张。他也与许多当地共和派人士是朋友，其中包括具有无政府主义者身份的市镇议会秘书。1936年2月，一位社会党人士接替奥尔达斯担任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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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当洛斯科拉莱斯被纳入叛军控制区后，新任社会党镇长被逮捕，但在帕斯夸尔神父为他作保后被释放，后又在10月份遭枪杀。现已加入长枪党的奥尔达斯被重新定为镇长人选。但是，因为他的激进社会党身份以及他之前的反教权主义活动，他被囚禁在韦斯卡。他随时都有被枪毙的危险，但最终因古斯塔沃·乌鲁埃拉·费尔南德斯将军之部队中的一位军士长的干预而获救。此人是奥尔达斯的某位表姊妹的丈夫，显然他在乌鲁埃拉面前说得上话。然后，奥尔达斯竭力讨好同为长枪党党员的乌鲁埃拉，并向他提出要在镇上建立长枪党支部。奥尔达斯也想抓住机会清除那些与他有旧怨的居民。其中之一就是曾在普里莫·德·里韦拉独裁统治期间担任镇长的费利克斯·拉坎布拉·费雷尔。奥尔达斯仇恨拉坎布拉，因为后者不允许奥尔达斯追求自己女儿萨克拉门托。1936年9月15日，在奥尔达斯对其进行告发后，拉坎布拉被捕并于两天后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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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达斯更加仇视帕斯夸尔神父，并将其视为危险的敌人，因为后者知晓他之前曾身处左翼阵营的历史，并且怀疑自己被捕正是因为后者的告发（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在向长枪党省支部提交的一份报告中，奥尔达斯将帕斯夸尔神父指为颠覆分子，由此，一封申请将帕斯夸尔神父调职的信件被递交给韦斯卡主教，但此申请未获批准。然后，在11月中旬纪念奥尔达斯被任命为长枪党本地党魁的一次弥撒仪式上，帕斯夸尔神父表达了他对该地区长枪党暴行的反对意见。由于有关当局未采取任何措施，奥尔达斯决定再添一把火。12月21日，他组织了一场搜查行动，目标是为最近遇害的镇长所有的一个干草堆。搜查者从中发现了一把手枪，以及实际上是由奥尔达斯本人书写的一份足以证明某人有罪的证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由当地社会党农业工人联合会制定的一项扫除右翼“渣滓”的计划，而且该计划得到了教区司铎的支持。这一“发现”促使军事当局签发了将神父予以关押的逮捕令。奥尔达斯和他的两名同伙奉命前去逮捕神父，但他们直接在12月22日将神父枪杀于他自己的家中。奥尔达斯声称，当时是帕斯夸尔神父首先袭击了他，于是他在一场草率的调查后被免罪。与此地毗邻的阿耶韦镇的教区司铎，因为试图给韦斯卡主教拍发电报告知事件经过而遭到逮捕。然而，1939年12月，死于奥尔达斯之手的遇难者的朋友和家属设法让军方对帕斯夸尔神父的死亡进行了一次更为严肃的调查。奥尔达斯及其两名同伙于1939年12月11日被捕，他们被关押到1942年2月14日，在此期间等待着调查的结果。长枪党方面对他们表示支持，由于基本看不到送交法庭审判的希望，所以他们最终被释放，但奥尔达斯再没敢回到洛斯科拉莱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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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叛军攻势进抵地中海沿岸，在阿拉贡的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行动得以完成。同时，加泰罗尼亚地区也在叛军推进的过程中遭到入侵。意大利干涉军在1938年3月16日、17日和18日针对巴塞罗那发起持续轰炸，造成近1,000人死亡，3,000人受伤。难民猥集的工人阶层聚居区受到沉重打击。许多遇难者是妇女和儿童。按照德国大使的说法，这样做并非基于军事目的，而只是为了恐吓民众。 89 至于上述空袭行动是按照佛朗哥还是墨索里尼的命令进行的，迄今仍有争论。不过，无论是谁下的命令，在英、法、美各国政府及梵蒂冈提出抗议之后，针对加泰罗尼亚地区首府的空袭被紧急叫停。 90 然而，当佛朗哥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大部队对撤往加泰罗尼亚的缺乏组织和士气低落的共和国军民实施包抄时，在其前方的德国秃鹰军团仍在对非战斗人员展开猛烈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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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在小镇弗拉加有50人遇害。第二天，祸事又降临挤满阿拉贡难民的莱里达。莱里达已经遭到过多次轰炸，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1937年11月2日。当天有近300人遇难。由阿古斯蒂·森特列斯拍摄的一幅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著名照片也成了此次事件的见证，照片中的一名妇女在她丈夫的尸体旁边哭泣，而他们正是西班牙著名新闻记者何塞普·佩尔瑙⑥的双亲。当该市的一所中学被炸弹击中时，有一个63个孩子组成的班级，只有两人幸免于难。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由于军事当局的迅速干预，没有任何报复行动发生。在此次干预中，塞瓦斯蒂安·萨莫拉·梅迪纳少校也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而他本人就有两个女儿在此次空袭中一死一重伤。在整个3月下旬，秃鹰军团一直在发起闪电战式的进攻，旨在引发民众逃亡，以及为亚圭纵队的推进提供便利。3月27日，星期日，“海因克”51机群发动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轰炸，共造成400人死亡。由于很多建筑已经摇摇欲坠，许多尸体无法从中搬运出来。随之而来的恶臭让市中心连续数月都无法住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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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份的最后三天以及4月份的头两天，轰炸袭击再度发生。在现已担任摩洛哥军团炮兵司令的路易斯·阿拉尔孔·德·拉·拉斯特拉的指挥下，叛军还实施了炮兵弹幕射击。尽管“农民派”巴伦廷·冈萨雷斯所率领的步兵师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莱里达还是于次日被占领。佛朗哥的部队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座鬼城。在原本有4万名常住居民的城市里，现在只有2,000人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征服者。地方政府组织的一场大规模疏散行动，已将城中难民和大部分当地人口撤走。有一家佛朗哥分子的报纸得意洋洋地吹嘘说：“有少数无法逃跑的赤色分子在某些住宅中避难，但是我们将很快把他们彻底消灭。”店铺和住宅遭到洗劫。占领军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删除在轰炸中遇难的死者记录。在莱里达、甘德萨和埃布罗河右岸的各个城镇，如科尔韦拉、埃布罗河畔莫拉和其他许多城镇，简易审判和死刑处决开始了。在莱里达，其中一位被判死刑并被处死的人是该市一家医院的院长。他获罪的缘由是，第五纵队命令他将所有共和军伤员都交给反叛方，但他仍然组织了医院伤病员的转移。另外一家医院的院长服从了反叛方类似的命令，但他仍然被撤职了，因为担任院长一职意味着他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一名雇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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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叛军控制区所形成的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情绪的激烈程度，不可避免地在那里发动的镇压行动中有所反映。每当占领者进入一座城镇或村庄，紧随其后的就是禁止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命令，哪怕事实上很多老百姓根本不会说加泰罗尼亚语以外的任何语言。像在巴斯克地区一样，神职人员在所有的公共活动中也被禁止使用地方语言。 93 在曼努埃尔·卡拉斯科·福米格拉的遭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种族主义般的仇恨。卡拉斯科是一位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并且是当地基督教民主党派“加泰罗尼亚民主联盟”的高层成员之一。他因其保守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在巴塞罗那遭到伊无联的谴责，最后被迫逃离了自己深爱的加泰罗尼亚，因为地方政府无法保证他的安全。他作为加泰罗尼亚的官方代表前往巴斯克地区工作。在初访毕尔巴鄂时，他如同大使一般受到了高规格接待，之后他前去巴塞罗那接他的家人。1937年3月2日，他与妻子和八个孩子中的六个一起，经由法国启程前往巴斯克地区。前往毕尔巴鄂之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以巴约讷港为起点的海路。他们搭乘的蒸汽船“加尔达梅斯”号被叛军巡洋舰“卡纳里亚斯”号俘获。他的妻子和孩子们被关押在四个不同的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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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个月的囚禁之后，卡拉斯科·福米格拉于1937年8月28日因军事叛乱罪的指控而接受审判。无论是佛朗哥圈子中的那些加泰罗尼亚籍的大人物，还是那些其生命和财产因卡拉斯科之干预而得以保全的巴塞罗那市民，在当时盛行的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他说话。在充斥着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偏见的复仇气氛中，卡拉斯科曾经的人道主义之努力，以及他在1931年制宪会议的论战中为教会所进行的辩护，均未被纳入考虑范围。后来担任巴塞罗那市长的马特乌·普拉也未对卡拉斯科施以援手，他的财产曾经得到了后者的保护，且他本人还是布尔戈斯的佛朗哥秘书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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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军事法庭一贯的速决作风，也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供卡拉斯科进行辩护。无论情况如何，他的官方辩护人，来自医疗队的一名未接受过任何司法培训的上尉被告知，在审判开始前死刑判决即已被确定。接下来，在近七个半月的时间里，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卡拉斯科，被关在一间冰冷的囚室中。何塞·希拉尔、曼努埃尔·伊鲁霍以及包括巴黎总教区红衣主教在内的著名神职人员都在积极走动，希望能通过交换俘虏营救卡拉斯科，但佛朗哥不为所动。“元首”的一位高级合作者评论说：“我完全清楚卡拉斯科是一个模范基督徒，但他持那样的政见就是犯罪。他必须死！”在1938年4月9日的“复活节星期六”，卡拉斯科·福米格拉被行刑队处决，而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的共和主义政治立场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身份。佛朗哥选择在其部队正逐步占领加泰罗尼亚的时刻执行处决，正是为了向广大民众传达一种警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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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莱里达之后的日子里，叛军控制区的报界开始吐露某种极度兴奋的帝国主义论调，他们为亚圭的非洲军纵队粉碎“分裂主义之心腹大患”的行动而欢欣鼓舞。被认定为加泰罗尼亚人的共和派俘虏未经审判即遭枪杀。任何人，如果在说加泰罗尼亚语的时候不小心被旁人听到，都有可能遭到逮捕。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的草率镇压极度残酷，以至于佛朗哥感到自己有责任下达命令，必须避免发生任何有可能在将来造成遗憾的错误。 95 在莱里达东部地区被占领之后立即执行的许多起处决并没有得到登记。因此，有关1938年4月5日至5月31日间的“失踪”人员的数量统计，对地方史研究者而言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身份已得到确认的遇难者中有18名妇女，其中2人当时已怀孕，至少有2人被强奸。4月20日，有17名男性和5名女性在莱里达东北部的阿尔马塞利亚斯被枪杀。在位于莱里达和特伦普中途的小村庄圣利娜，所有共20名在服役年龄范围内的男子均被逮捕。在审讯中他们被问到以下类似的问题：“你杀了多少个神父？”其中被认定为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9人被带走，并且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们。其他人被送往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个集中营，有3人几乎在刚刚抵达时就死掉了。在被处决人员中，有较高比例死于“撤离”期间，或者以将囚犯押往位于巴尔瓦斯特罗的监狱的名义而把他们带走之后。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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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靠近比利牛斯山脉的埃尔–帕利亚斯–索比腊地区，这里发生的事情展现出了镇压行动的无端之野蛮。该地区为安东尼奥·萨加迪亚将军所率的第62师占领，他在索尔特城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以这里接近前线为理由，萨加迪亚宣布“警戒与净化”以及撤离“可疑居民”是当前的紧要任务，并下令安排3个国民卫队连队在长枪党分子的支援下专门执行此类任务。 97 结果，从4月15日到5月底，来自那些之前未被战争波及的小村庄的69名平民被杀害。第一批遇难者来自巴伦西亚–达内乌、博伦（9人）、伊萨瓦雷和利亚沃西（5男1女）。5月14日，来自埃斯卡洛的9人（4男5女）被枪杀，其中包括一位母亲和她的女儿。第二天，来自里亚尔布的11名男子，在他们居住地的教区司铎和右翼人士为其作保的情况下仍遭枪杀。他们的罪名是曾经加入过全国劳工联盟。5月24日，在拘留审讯后，有9人在乌纳雷被枪杀。在被处死的5名男子中，有1名因无法找到其儿子而被枪杀的74岁老翁，以及1名代替其父被枪杀的18岁青年。在4名遇害妇女中，有3人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已经逃跑。其中1人已有8个月的身孕。另一位则是她的妯娌，其17岁的女儿因为她母亲不会说卡斯蒂利亚语而获准为其进行翻译。那个女孩被迫目睹她母亲被处决，然后在遭到轮奸后也被枪杀。许多囚犯在遇害之前都被打得很惨，年轻女性则遭到性侵犯。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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