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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本·米齐安上校指挥下的摩洛哥部队侵入加泰罗尼亚南部地区，并于4月2日夺取了巴特阿、皮内尔–德布赖和甘德萨。在那里，如同在埃布罗河右岸以及铁拉阿尔塔地区的诸多城镇，如阿内斯、科尔韦拉、埃布罗河畔莫拉、阿斯科、弗利克斯、托尔托萨、安波斯塔和其他许多城镇的情况一样，他们发现房屋都上了锁，街道上空无一人。许多人已经逃走，但是仍有法外处决和简易审判发生。正如非洲军纵队抵达后司空见惯的场面那样，住宅遭到抢掠，妇女被强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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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于佛朗哥而言，加泰罗尼亚全境已经唾手可得，但是令其手下幕僚人员失望和不解的是，他命令亚圭在塞格雷河沿岸掘壕据守。对共和国之残存军工产业所在地加泰罗尼亚发动攻势，无疑可以让战事更快结束，但是佛朗哥对于一场仍会在西班牙中部与南部地区遗留数十万共和派武装的速决战毫无兴趣。他也不想挥师马德里，因为如果马德里迅速崩溃，加泰罗尼亚与东南部地区的大量共和国军队的实力将得到保留。在这两种情况下，要想停战，都需要适当考虑战败者的诉求。而正如佛朗哥向意大利方面所阐明的那样，他的目标始终是针对共和国及其支持者的渐进却彻底的歼灭战。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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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7月份，他并未攻击马德里或巴塞罗那，而是发起了一场针对巴伦西亚的大规模进攻。像以往一样，他企图用共和派人士的鲜血书写他不可战胜的讯息。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一方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当他的大军穿越马埃斯特拉斯戈⑦进入卡斯特利翁时，共和国军队精心部署的防线让佛朗哥方面蒙受了重大伤亡，而共和国方面的伤亡却小得多。虽然叛军在推进过程中可谓举步维艰，但他们却不屈不挠。7月份，卡斯特利翁、布里亚纳和努莱斯在遭到猛烈的空袭打击后被占领。叛军在入侵塔拉戈纳南部和卡斯特利翁省的过程中，在当地实施了与莱里达规模相当的镇压行动。例如，在比纳罗斯，圣弗朗西斯科教堂被军方征用作监狱。那里的过度拥挤之情形和极其恶劣的卫生状况，令代理教区司铎，即后来的总教长比森特·埃里克·塔兰孔红衣主教蒙席震骇不已。更让他震惊的是处决行动发生的频率。当他抱怨说被告在军法审判中不允许为自己进行申辩，并且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处决时，他被告知在战时没有时间做这些表面光鲜的法律文章。 101 轰炸机群的空袭范围远至莱万特沿岸的港口城市——巴伦西亚、甘迪亚、阿尔科伊和阿利坎特。到1938年7月23日，巴伦西亚受到了直接威胁，因为佛朗哥军队已经抵达距离该城不到25英里（约40千米）的地方。如果巴伦西亚陷落，战争实际上就将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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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败似乎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共和国总理胡安·内格林更加坚定了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他相信投降的唯一后果，就是将大屠杀的最后一道闸门打开。当共和国的一位大人物（几乎可以肯定是阿萨尼亚），暗示与叛军达成协议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时，内格林回答说：“签订一项合约？那在麦德林的可怜士兵要怎么办？”当时，位于唐贝尼托附近的麦德林，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前线的最远点。由于佛朗哥坚持要求彻底投降，所以内格林明白，一场通过谈判实现的和平，最多只能让数百或数千名政治人物安全逃脱。然而，绝大多数共和国普通军民将落到冷酷无情的佛朗哥分子手中，任其宰割。 102 1938年7月25日，麦德林和整个巴达霍斯省拉塞雷纳地区均落入叛乱分子之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周围村庄的大批人员被带到麦德林枪杀，更多的人则被转移到位于卡斯图埃拉的集中营。该集中营处于以残暴著称的埃内斯托·纳瓦雷特·阿尔卡的统治之下。囚犯们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忍饥挨饿，还要被迫服苦役，遭受殴打，并常有人被带走接受私下处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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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方已推进至距离巴伦西亚不到25英里处，在拉塞雷纳陷落的同一天，共和国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牵制行动。为了设法恢复加泰罗尼亚与其他共和国控制区之间的联系，一支由8万人组成的大军越过埃布罗河。共和国军队在北起弗利克斯，南至米拉韦特的埃布罗河大河曲沿线向前推进，给予薄弱的叛军防线以突然打击。内格林希望，如果共和国能够再坚持战斗一年，那么她就会在一场他坚信一定会到来的欧洲乃至世界大战中得到拯救。共和国军队在一周之内推进了25英里并抵达甘德萨，但是随着佛朗哥的驰援，战事陷入胶着。内格林明白，佛朗哥不想通过谈判手段达成停火，他自己则拒绝考虑无条件投降。8月7日，他对他的朋友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说：“我不会交出成百上千名曾经为共和国英勇奋战、但现在无力保卫自己的西班牙人，任由他们落入佛朗哥手中，供其枪杀取乐。在忠于佛朗哥的加利西亚，在安达卢西亚，在巴斯克地区，以及在残暴铁蹄践踏过并留下印记的所有地方，这种情形一再出现，我不想见到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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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本可以进攻附近缺乏支援的巴塞罗那，以对试图越过埃布罗河的共和国军队形成牵制。然而，他却抓住此机会困住共和国军主力，然后包围并将其摧毁，将铁拉阿尔塔的沃土变成他们的葬身地。由于他已拥有了近百万人的武装力量，所以他可以不必谨慎考虑己方的人员伤亡。随着战局向有利于佛朗哥的方向发展，在11月7日，他向合众通讯社副总裁詹姆斯·米勒表示：“不会有任何调停发生，因为罪犯与受害者不可能和平共处。”他继续扬言道：“我们已经对超过两百万人的姓名进行存档，并附有证明其所犯罪行的证据。” 105 他指的是从各个被占领的城镇中所缴获的政治文件和档案。这些信息都在萨拉曼卡存档，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佛朗哥方面制作了有关政党、工会组织和共济会之成员的海量卡片索引，而这些索引转而又成为实施制度化恐怖政策的数据库。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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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8年11月中旬，在付出近1.5万人死亡和11万人负伤或因伤致残的代价后，佛朗哥分子将共和国军队逐出了其在7月份占据的区域。经过此役，共和国陆军损失殆尽。佛朗哥分子即将向加泰罗尼亚腹地猛力推进。战事遂内格林所愿得以延长，他希望借此让民主国家清醒认识到轴心国的侵略野心，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在慕尼黑会议上遭到英法两国的出卖，埃布罗战役于是变成了一场毫无用处的牺牲。在安排其部队利用战事间隙完成休整之后，11月份下旬，在从地中海沿岸到埃布罗河流域再到比利牛斯山区的宽大正面上，佛朗哥开始围绕着残余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控制区集结一支大军。在暴雨造成的延迟之后，尽管教廷大使恳请在圣诞期间暂停战事，但总攻还是在12月23日发起。 107 西班牙“元首”拥有众多的新式德国装备、绝对的空中优势以及充足的西班牙与意大利方面的后备兵力，足以保证其前线部队每两天即可进行轮换。进攻部队由5个西班牙军团和4个意大利师组成。叛军在进攻之前发起了一场猛烈的炮火弹幕打击。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共和国部队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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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军过程中，许多共和国战俘在被捕后立即遭到枪杀。针对平民的暴行也是罄竹难书。有当地农民被杀害，但除了讲加泰罗尼亚语，再无其他明显的被杀理由。在1938年圣诞节前夜，当位于莱里达以南的马亚尔斯被正规军占领时，至少有4名妇女被强奸。在其中一起强奸事件中，受害者的丈夫和7岁的儿子被迫在枪口下目睹了暴行。在另一起事件中，受害者的父亲因为抗议此暴行而被枪杀。在一座独门独栋的乡间别墅中，有一名年轻女子遭强奸，并因被刺刀刺中腹部而身亡。15分钟后，她的母亲也被奸杀。在普里奥拉特地区的下维莱利亚，有位男性在试图阻止一名女子遭强奸时被枪杀。在巴塞罗那省卡柳斯郊外的一座农场，有位男性遭到枪杀，与他一起生活的妻子、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侄女遭到强奸，并被用刺刀刺死。在附近的小村庄马尔内尔，有两名妇女被正规军士兵强奸，然后摩尔人在她们的双腿之间放置手榴弹，拉开导火索将她们炸死。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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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摩尔人的恐惧导致通往巴塞罗那的道路被惊慌失措的难民堵得水泄不通，在此期间，佛朗哥在1938年12月31日同曼努埃尔·阿斯纳尔的一次会面中谈到了他对战败者命运的安排。他将他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可救药的顽固罪犯，另一类则是那些受其领导人蒙蔽但可以悔改的人。对于战败的共和国支持者，不会有大赦，也不会有和解，唯有惩罚和悔改才能开启他们的“救赎”之路。对于那些犯有轻微“罪行”的人来说，监狱和劳动营是必要的涤罪之所。其他人则难逃死亡或者放逐的命运。 110 至于佛朗哥所谓的救赎到底意味着什么，加泰罗尼亚在1939年1月15日塔拉戈纳被占领之后的经历，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范例。这座城市被遗弃，成千上万的难民正在向北艰难跋涉。一场精心策划的有一个步兵连队参加的庆祝仪式在当地主教座堂举行。主祭神父是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教士何塞·阿特罗，在布道期间他失控地大叫道：“加泰罗尼亚的犬类！你们不配活在阳光的照耀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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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拉戈纳城沦陷后，处决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大量人员已经逃离的事实确实减少了大规模屠杀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有人出来告密，还是有许多人被逮捕。正式的军法审判开始于1939年2月16日。虽然只是草率为之的走过场式的庭审，但军事当局还是将其设置于公开场合举行，并将时间和地点广而告之。佛朗哥当局的新任市长没有料到民众对这种免费娱乐项目反应冷淡，于是，为了让庭审现场的旁听席满员，他向民众公开发出了所谓爱国主义的呼吁。在做出死刑判决后，处决也在公开场合进行。在1939年进行了大量处决——4月22日有23人被枪杀，7月15日有31人，10月20日有43人，11月15日则有40人。在每场处决中，现场的医生都将死因确认为“内出血”。 112 在上坎波周边地区的镇压行动规模类似。审判和随后的处决发生在巴尔斯。7月17日有41人被处死，8月8日有40人，10月19日则另有44人。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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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朗哥军团已进抵城南略夫雷加特河的消息在1939年1月23日抵达巴塞罗那时，一场倾城而出的大逃亡开始了。1月25日晚，共和国政府向北逃往赫罗纳。当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驱车最后一次穿过满目凄凉的市中心时，号召进行抵抗的传单，伴随着被撕碎的党证与工会会员卡一起漫天飞扬。 114 第二天早上，街道上弥漫着政府部门、政党和工会组织焚烧文件时所形成的浓烟。青年共产党员特雷莎·帕米埃斯在1月26日目睹了人们对推进中的叛军部队心怀恐惧的可怕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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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伤员从巴尔卡卡医院爬出来，他们肢体残缺，缠着绷带，几乎赤身裸体，冒着严寒来到大街上，尖叫着恳求我们不要将他们留下来任由胜利者宰割。那令人难忘的一天的其他所有细节，在那些手无寸铁的士兵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我们离开他们，让他们听凭命运摆布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将永远令我们蒙羞。那些没有腿的人拖着自己的身体在地面上前行，那些失去一臂的人举起了握紧拳头的另一条臂膀，年纪最轻的人因为恐惧而哭泣，较年长者则因愤怒而陷入疯狂。他们抓住驶过的卡车侧面的栏杆，那上面载着家具、鸟笼和被褥，载着沉默的妇女、无动于衷的老人和被吓坏的孩子。他们尖叫着，哭嚎着，谩骂和诅咒那些抛弃他们逃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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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共有约两万名共和国伤兵。他们的伤情和他们失去的肢体证明他们曾经参加过战斗，并让他们毫无悬念地成了报复行动的牺牲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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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万名陷入恐慌的妇女、儿童、老人和战败的军人开始了向法国的长途跋涉。逃亡队伍的人数，以及逃亡者所遭受的苦难，是诺尔曼·白求恩在从马拉加到阿尔梅里亚之道路上的恐怖见闻都无法相比的。那些可以挤进各种交通工具的逃难者是可以想见的。还有许多人，他们裹着毯子，拿着仅有的一点财产，有的还带着婴儿，沿途冒着叛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在冰冷刺骨的冻雨和风雪中步行前进。妇女在路边生产。婴儿死于严寒，孩子们在拥挤中遭踩踏而死。一位目击者的寥寥数语，勾勒出了逃亡途中的恐怖景象：“在路边，有一个人在树上上吊自杀。一只脚上穿着绳编便鞋，另一只脚则光着。在树底下有一个打开的手提箱，里面躺着一个夜里被冻死的小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前往法国的路途中死去。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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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逃亡者面对着极为黯淡的前景，但是他们宁愿如此，也不愿意选择被佛朗哥“解放”。从1月28日起，法国政府终于不情愿地允许第一批难民过境。 首先，他们得在西班牙境内的最后一站，也就是菲格雷斯城的街道上露宿。许多人在叛军持续不断的空袭中丧生。 117 战败的共和国军民，其中很多都有伤病在身，而接收他们的法国机动卫队（Garde Mobile）士兵像对待罪犯一般对待他们。妇女、小孩和老人都被领到用来过境中转的宿营地中。士兵则在解除武装之后被押送到位于海岸地带的卫生条件堪忧的难民营，而所谓的难民营，只是在海滩上用带刺的铁丝网仓促划出的一些临时场地。在佩皮尼昂东南数英里处的位于圣西普里安的营地中，难民们在眼神空洞的塞内加尔士兵的看管下，在潮湿的沙滩上挖掘临时的栖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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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叛军举行了入城式，由安德烈斯·索尔查加将军率领的纳瓦拉军团带头进入了阴森寂静的巴塞罗那。按照佛朗哥总部一位英国军官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获得了这一荣誉，“不是因为他们打仗更出色，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仇恨——在这里也就是，当这一仇恨的对象是加泰罗尼亚或加泰罗尼亚人的时候”。 118 在佛朗哥的一位密友比克托·鲁伊斯·阿尔韦尼斯（“基督徒医生”⑧）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声称，加泰罗尼亚需要“通过一场圣经式的惩罚（所多玛与蛾摩拉）来净化这座赤色的城市，需要通过烈焰烧灼这唯一的疗法，根除无政府主义和分离主义这两种痼疾”。作为征服者一方的军队将领或长枪党分子则并未提及粉碎马克思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他们的全部话语都是有关西班牙对加泰罗尼亚的征服。有一名军官曾对葡萄牙记者说，“加泰罗尼亚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消灭加泰罗尼亚人。而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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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禁止加泰罗尼亚语在公共场合的使用。在佛朗哥的连襟兼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看来，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是一种必须加以根除的疾病。他曾对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记者说，加泰罗尼亚人民“处于病态的道德和政治当中”。被他任命为巴塞罗那省省长的文塞斯劳·冈萨雷斯·奥利韦罗斯声称，佛朗哥的部队已前来“拯救好的西班牙人，并且打败而非说服西班牙的敌人”，这是对乌纳穆诺那句反叛者会“赢得胜利（vencer），却无法赢得人心（convencer）”的名言的翻转。对于冈萨雷斯·奥利韦罗斯来说，“敌人”意味着全体加泰罗尼亚人。他表示，“比起共产主义来，西班牙更激烈地反对导致分裂的自治法案”，而对于任何一种地方主义的任何容忍，都会导致“我们刚刚通过外科手术切除的马克思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脓肿再度出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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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秘密警察机构在一周之内开始正式运作。报纸上刊登了招募人员的广告，共和国军事情报局的前在押人员会得到优先考虑。于是，聚集在占领军办公室外面的告密者排起了长队。结果，在头8个月中就有22,700人被捕。 121 正是因为有大量军政要人已经逃跑，所以在加泰罗尼亚被叛军杀害的人数可能比预期要少。在死于占领军之手或者在受审后被处死的人员当中，有超过1,700人死于巴塞罗那，750人死于莱里达，703人死于塔拉戈纳，500人死于赫罗纳。更多的人死于监狱关押期间的虐待。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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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泰罗尼亚，正如在叛军占领的西班牙其他地区一样，镇压有许多种形式。对于许多共和派人士来说，活命已然不易。没有被处死、监禁或者流放的人生活在恐怖气氛当中。战败者的日常是对抗饥饿、疾病以及恐惧，他们害怕因被邻居或神父告发而被捕。乡村的教区司铎在告发他们的教区居民一事上特别卖力。他们在加剧社会分裂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表明他们是在寻求报复，而非践行基督徒的宽恕或和解。战败者极为悲惨的生活解释了自杀率的飙升。女性在“救赎”的名义下遭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寡妇和被关押者的妻子除了因自己儿子或丈夫的行为而被没收财产和遭到监禁，她们也会被强奸。许多人被迫在赤贫中挣扎求生，而且经常出于绝望在街上出卖自己的身体。卖淫活动的增加不但满足了佛朗哥分子的淫欲，同样也让他们再度确信，“赤色”妇女就是污秽与腐败之源。被分派在贫穷家庭中住宿的士兵经常侵犯不受保护的家庭妇女。许多神父为其男性教区居民的名誉辩护，指控手中的女性受害者为“赤色分子”。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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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罗尼亚陷落后，西班牙全境约30%的国土仍在共和国手中。内格林仍然抱有继续战斗等待欧战爆发的希望，因为直到那时民主国家可能才会意识到，共和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他们自己的战争。由于更优先考虑镇压，所以佛朗哥并不急于投入战斗。无论如何，他都有理由相信，共和国即将面临重大分裂，有可能为他免去在西班牙中部地区进行苦战的大麻烦。他的信心是如此之充足，以至于他在1939年2月9日颁布了所谓的《政治责任法》，此举打破了非共产党身份的共和派人士想要背叛内格林，通过谈判手段达成和平的愿望。该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934年10月，并宣布共和国支持者均犯有军事叛乱罪，这本质上是为剥夺战败者财产进行辩护的一种工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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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共和国中央军区司令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组成了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并希望与佛朗哥进行谈判。此举实际上引发了共和国控制区的第二场内战。虽然他击败了支持西共的武装力量，却没有任何希望能够与佛朗哥进行交涉。整条战线上的部队不是投降就是放下武器自行返家。3月26日，一场沿着宽广正面且实际未遇抵抗的大规模推进开始了。第二天，佛朗哥部队占据了被遗弃的阵地，进入了死寂的马德里。成千上万的共和国支持者涌向地中海沿岸，徒劳等待着撤离的机会。战争结束了，但是和解并未出现。相反，在落入佛朗哥之手的巴伦西亚、阿利坎特、穆尔西亚、阿尔瓦塞特、阿尔梅里亚和安达卢西亚东部，以及新卡斯蒂利亚东部地区，政治逮捕、审判、处决和监禁的狂涛巨浪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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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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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sé Manuel Martínez Bande, Nueve meses de guerra en el norte, 2nd edn (Madrid: Editorial San Martín, 1980) pp. 41–50; Pedro Barruso, Verano y revolución: la Guerra Civil en Gipuzkoa (julio–septiembre de 1936) (San Sebastian: R&B Editores, 1996) pp. 8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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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avier Ugarte, ‘Represión como instrumento de acción política del Nuevo Estado (Álava, 1936–1939)’,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No. 35, 2007, pp. 249–71; Marisol Martínez and David Mendaza, 1936: Guerra Civil en Euskal Herria, Vol. III: La guerra en Araba: el levantamiento militar en Bizkaia (Pamplona: Aralar Liburuak, 1999) pp. 48–55, 71–84, 209–11, 234–49; Iñaki Egaña, Los crímenes de Franco en Euskal Herria 1936–1940 (Tafalla: Editorial Txalaparta, 2009) pp. 69–70,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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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dro Barruso Barés, Violencia política y represión en Guipúzcoa durante la guerra civil y el primer franquismo (San Sebastián: Hiria Liburuak, 2005) pp. 50–7, 143–6; Iñaki Egaña, 1936: Guerra Civil en Euskal Herria, Vol. V: El estatuto de autonomía (Pamplona: Aralar Liburuak, 1998) pp.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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