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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15日，在布尔戈斯，莫拉将军在卡斯蒂利亚电台的广播讲话中宣布：“我的话要传播到敌人那里，他们必须也应当知道，将来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以免到时候找他们算账时，他们又拿出‘刑罚不能用于处置在其施行之前的犯罪行为’的所谓法律原则①当救命稻草。” 4 在军事政变一周年之际的一次采访中，佛朗哥重申了这一荒谬透顶的立场：“这场民族运动从来都不是反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赤色分子才是叛乱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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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者和杰出的刑事诉讼律师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强调了这些声明的荒谬性，他将这种对军事反叛的指控描述为“反向的叛乱”，而被告的所谓“罪行”将接受“某种反之亦然的判决”。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在回顾时将其称为“正反颠倒的司法实践”。希门尼斯·德·阿苏亚评论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神奇的颠倒黑白的情况发生了，而这只能用‘罪咎投射’的心理学术语加以解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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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戈斯军事执政团在1936年9月13日颁布的一项法令中，进一步将镇压的初步基础加以正式化，该法令将所有支持人民阵线和反对“民族运动”的政党、工会和社会团体宣布为非法。该法令还要求没收所有公私财产和文件，以及房屋建筑和其他类似的不动产。需要负法律责任的还包括左翼和自由派政党以及工会组织、共济会人士、犹太人、扶轮社、女性主义者、素食主义者、裸体运动爱好者、世界语和顺势疗法社团、蒙特梭利学校和体育运动俱乐部。此外，法令要求消灭所有曾为共和国机构服务的公职人员、政府官员和学校教师。特别法庭被建立，以评判哪些人可以继续在原岗位工作。此举给人们带来的损失极为巨大。例如，当加泰罗尼亚于战争结束之际被占领时，在15,860名公职人员中有15,107人丢掉了工作。 7 针对不在右翼天主教价值体系之内的一切任何事物的地毯式告密，其背后所展现出的偏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右翼媒体的反共和主义运动，这些媒体的观点则来自胡安·图斯克茨、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和奥内西莫·雷东多。特别是图斯克茨神父，他将所有这些外围组织与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之阴谋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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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共和国即构成军事叛乱罪这一拟制，是所有简易军事法庭审判的基础。除了一些知名的被告，通常情况下被告的辩护权也遭到剥夺。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由军方指定，这位“律师”总是由一位军官充当，其军阶低于法官和检察官。鉴于陆军军法团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应付新形势的需求，庭审过程通常由从未经过法律培训的军官主导。一群群的囚犯，彼此互不相识，受到明显不同的指控，却在一起共同受审。他们无法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案情”，而庭审中宣读的指控也无任何证据支持。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检察官完成“立案”环节后，被告会获准与负责被告方辩护的军官进行商量，以考虑如何为自己进行辩护。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他们的案件，但不允许召唤证人或提出任何证据。被告常常不被允许听取与自己相关的“案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他们已被枪杀，或者是因为在“非常时期简易审判”中，指控根本不会被宣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上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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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来自曼萨纳雷斯的全国劳工联盟成员胡安·卡瓦·吉哈罗与其他19人一同受审时，检察官做出了如下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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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关心，我甚至不想知道，你们是否确实犯有被指控的罪行。我也不会考虑你们可能会提出的任何辩解、不在场证明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就像以前在军事法庭上那样，我必须通过调查员在民众揭发之基础上所准备的材料来确立我的指控。就涉案被告来说，我代表了正义。判处他们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的市镇、他们的仇敌和他们的邻人。我只是大声讲出了旁人谨慎提出的指控。我的态度残酷无情，似乎我的工作只是为了养活行刑队，好让他们的社会肃清工作得以继续进行。然而并不是，站在这里参与审判的是赢得战争的所有人，消除所有反对者以推行新秩序是我们共同的希望。考虑到所有指控都涉及血债，在此我的总结陈词是，我必须要求对所有被告处以死刑，并且要求将名单上的前18人由行刑队枪决，另外2人则处以绞刑。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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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律师同时代表20名被告，他并没有时间或机会准备任何形式的辩护。他起身说道：“听到我所负责辩护的所有被告受到的这些严重指控后，我只能请求法庭宽大处理。完毕。”接下来法官就对被告进行宣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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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数的军事法庭审判中，部分被告的确在“契卡”组织中犯有罪行，但是还有很多类似的犯罪者已经逃走，或者躲起来，或者流亡国外。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罪名只是他们没有积极支持军事政变。多数人只是因为被推定犯有某种罪行而被判有罪，不需要任何证据支持。在一个典型的案例中，一名铁路工人被控参与杀人事件并被判决有罪，理由是“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直接参与了劫掠、盗窃、抓捕（政治犯）或谋杀，但是因为他所持的信仰，我们可以合理推定他的确犯有此类罪行”。在有右翼人士遇害的城镇或村庄中，被告会因为自己当地左翼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而被判处死刑，哪怕被告对谋杀毫不知情，甚至还曾经反对。男人和女人因参与犯罪而被处死，不是基于直接的证据，而是根据检察官的推断——这些人具备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他们必定参与了案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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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土落到叛军之手，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囚犯会被掳到收容所中。他们在那里遭到频繁的殴打和折磨，被逼问其他共和派分子的名字。调查工作会在囚犯的家乡进行。如果在当地得到了不利于囚犯的报告，那么收容所官员通常会将囚犯遣往家乡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和检举。在被拘留者出身地的城镇进行审判，使得他们难以逃脱揭发其罪行的那些邻居之手。 11 只要有“可靠”公民所做的证明嫌疑人为“不良分子”或左派的陈述，该嫌疑人就会被逮捕，通常还会受到审判。不需进一步的调查确认，此类陈述就会作为值得信赖的“证据”而由军方当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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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恢复“解放区”平民的正常生活而颁布的军事指令中，占领区的当地民众被“邀请”揭发左翼统治期间曾出现的针对他们以及全体民众的犯罪行为。 12 当加泰罗尼亚被占领时，“所有好的西班牙人”都被强烈要求提供有关“孔帕尼斯时代”的任何犯罪或“不义之举”的信息。 13 在科尔多瓦东北部的洛斯佩德罗切斯地区，有70%的案件审判源自平民的告发。 14 这表明，在那里以及其他地方，佛朗哥分子的社会支持度相当高，要远远超出1936年会出现的情况。考虑到胜利者营造的白色恐怖以及反共和主义宣传的规模，这并不足为奇。告密行动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当地教会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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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时常来自那些在军事叛乱失败后的暴力事件中死去之人的亲属。他们的悲伤和对复仇的欲望导致他们会告发那些被认为与真凶处于同一群体的人士。因此，任何左派人士都可以被视为野蛮和堕落的“赤色匪帮”中的一员。巧合的是，许多被告发者都是曾经对告密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权构成威胁的工会组织或政党的成员。渴望弥补在革命时期生意上受到的损失的商人和地主经常会告发他们的竞争对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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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11月起，越来越多的民事律师、法官甚至法学院学生被征入军事司法部队。入伍的主要条件是有右倾表现。他们处于军事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且经常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即使其中有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也不得不严厉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16 1938年初，高级军事检察官费利佩·阿塞多·科伦加，就“战争法庭”（Auditoría de Guerra，此法庭成立于1936年11月叛军相信他们即将夺取马德里之际）的活动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军事法庭必须冷酷无情地运转，为建立新国家扫清障碍。阿塞多·科伦加坚持认为，起诉方和辩护方之间本来就不应该平等，由起诉方推定的被告意图，在判决考量中与实际行为无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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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多·科伦加的报告显示，这一法庭的“产业级”运作规模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该法庭共举行了6,770次庭审，通过安排多人同时受审，在该法庭上被起诉的人数得以高达30,224人，其中有3,189人被判处死刑。 18 共和国全境陷落后，军事法庭加强了它们的活动。它们继续在占领区以及新近征服的区域发挥作用，现在它们不得不处理俘获的大批士兵和平民。在格拉纳达，当该省东部地区陷落时，有许多先前从叛军占据之首府逃出的人落入了魔掌。在1939年有5,500起案件送审；400名被告被判死刑，超过1,000人被判无期徒刑。在1939年至1959年期间，格拉纳达共有1,001人在军事审判后被处死。1939年11月8日颁布的一条法令，通过建立众多临时法庭和扩大军事司法队伍之规模的方式，使军事法庭的数量倍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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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4日，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这一针对共和国的叛卖行径进一步推动了镇压运动的进行。共和国中央军区司令卡萨多希望停止进一步的屠杀，并与持激烈反共立场的西普里亚诺·梅拉等无政府主义派领袖，以及社会党知识分子胡利安·贝斯泰罗和米亚哈将军一同组建了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卡萨多和贝斯泰罗都天真地听信了来自第五纵队的保证，后者说佛朗哥会认真考虑达成停战，并且没有血债的人无须有任何担心。普遍的饥饿与士气低落使卡萨多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广泛支持。在随后针对共产党的一次小型内战中，有2,000人丧生。令佛朗哥高兴的是，共和国部队从前线撤出与西共方面交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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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留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佛朗哥分子找到并很快处决。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等中部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在瓜达拉哈拉省，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1936年12月6日由一次叛军空袭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有282名右翼人士在当地监狱中被杀。现在的报复行动也是残酷的。遭关押的共产党人被当地军事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留在监狱中，在叛军抵达后立即被枪杀。省长何塞·卡索拉与他的妻子奥罗拉·阿奈斯以及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曾被捕，后者在拘押期间死亡。奥罗拉和卡索拉设法与拉蒙·托雷西利亚·吉哈罗一起成功逃走，后者曾在卡索拉手下担任过警务总长。由于未能在阿利坎特搭船逃离，卡索拉和托雷西利亚返回马德里，在那里，他们一连数月都在努力组建西共秘密网络。他们于1939年8月9日被佛朗哥部队逮捕，在随后的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并于1940年1月16日被送上法庭判处死刑。最终，卡索拉和托雷西利亚分别于同年4月8日和7月2日被处死。 21 与此同时，在瓜达拉哈拉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省份，有822人被处决。共有6,000人被关押，占总人口的3%，以及成年男性人口的近10%。有143人因过分拥挤、疾病以及完全没有卫生保障的可怖环境而死于狱中。酷刑和虐待导致自杀行为层出不穷，其中有人是被狱卒伪装成自杀，以掩盖他们不堪殴打而死亡的事实。营养不良的情况极其严重，如果囚犯没有家人为其送食物，那么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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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恩省，为回报将被捕共产党人留在监狱里的卡萨多当局，佛朗哥司令部同意胜利方军队将兵不血刃地进入城市，并且为200名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士提供撤往阿尔梅里亚的安全通道。那些没有被监狱看守自行释放的囚犯被立即枪杀。搭载共和派与社会党人士的车队在驶往海岸地带的途中遭到长枪党分子的伏击。有些人在交火中被打死，大多数人则被抓获，并被带往格拉纳达枪杀。其中有四人侥幸逃脱，但后来也被逮住，他们在哈恩受审并被处死。此后，在哈恩省，有1,984人在接受军法审判后被处死，有425人被私刑杀害，另有510人死于狱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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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波·德·利亚诺在1939年4月11日造访刚被占领不久的阿尔梅里亚时，他宣称：“阿尔梅里亚必须开展悔罪行动。”这引发了长枪党分子对省立监狱的一场袭击，并导致至少3名囚犯被杀。在两周之后的4月25日，正式处决行动开始。在1939年有1,507人受审，1940年为1,412人，1941年为1,717人——从1939年到1945年期间共计有6,269人，但是只有375人被处决，这是安达卢西亚诸省份中的最低数字。这是因为许多左派人士之前曾保护右派人士免遭镇压，而且异常罕见的是，右派人士现在对左派人士之前的善举进行了回报。将6,000多名囚犯塞入一座设计容纳500人的监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的恶化。然而，这只是造成多达227名囚犯在关押期间死亡的部分原因。这些死去的囚犯中有很多青年男性被登记为死于“心力衰竭”，这恐怕就很可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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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监狱过度拥挤的情况很常见。在雷阿尔城设计容纳百人的省立监狱中，实际在押人数一直都在1,300人到2,200人之间。从1939年至1943年间，共计有超过1.9万人经历了牢狱生涯，并有超过2,000人被处死。 25 在穆尔西亚省，也有5,000多人被监禁，超过1,000人被处死。除了司空见惯的匮乏，许多囚犯也会遭到殴打。在那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对女性囚犯的性虐待也是出了名的恶劣。 26 在邻近的阿尔瓦塞特省，共有920名右派人士在该省处于共和国控制期间遇难，而佛朗哥当局的报复行动将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有超过1,000名共和派人士在受审后遭枪杀，至少有573人死于法外处决，其中有些是被长枪党分子从位于比利亚罗夫莱多的监狱和位于耶斯特的城堡中“提走”的在押人员。另有291人在过度拥挤的监狱中死去。 27 在巴伦西亚大区的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三省，有1.5万多人被监禁，其中，在经过审讯之后，到1939年底仍有7,610人身陷囹圄。在佛朗哥当局占领该地之后的若干年里，共有1,165人死于狱中。再加上被处决的4,700人，这些数字，按照百分比来看，构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之镇压规模的两倍。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在1939年1月底有数十万潜在遇害者逃离了加泰罗尼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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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近被征服之地区所发生的许多悲剧是卡萨多政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西普里亚诺·梅拉曾做出一个毫无用处的承诺：如果由他们所自封的所谓“国防委员会”未能达成体面之和平的话，那么他手下的战士将继续战斗。然而，在滞留于监狱中的囚犯被移交给佛朗哥当局，而其他人逃往东部海岸的同时，卡萨多委员会中所有想要逃跑的成员，均于1939年3月30日凌晨在甘迪亚②搭乘英国驱逐舰“伽拉忒亚”号撤离。 29 由于卡萨多的叛卖行径，数以万计的共和国民众扶老携幼于3月28日从马德里逃亡，沿途不断遭到长枪党分子的追捕。他们前往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他们被告知在那里会有船将他们带往国外。但是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共和国常用的那家法国公司拒绝开展任何撤离工作，理由是其业务往来对象只是内格林，而非卡萨多。它还声称有费用被拖欠。此外，共和国海军已经抛弃了西班牙，舰队驶往阿尔及利亚的比塞大港，随后海军官兵在此登岸。叛军舰队因执行佛朗哥不允许难民离境之命令而封锁了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港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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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坎特社会党联合会组织了最后一支撤离船队，其中包括英国蒸汽船“斯坦布鲁克”号、“海事”号、“荣文”号、“非洲贸易商”号以及部分渔船。它们搭载了5,146名乘客。载员最多的是“斯坦布鲁克”号，而“海事”号上只载了32名重要政治人物。 30 最后离港的“斯坦布鲁克”号载有多达2,638名难民，它摇摇晃晃地驶向大海。甲板和货舱中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乘客，其载重吃水线已远低于水平面。然而，该船船长阿奇博尔德·迪克森奇迹般地穿过了叛军严密的海上封锁线。“斯坦布鲁克”号抵达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尽管船上拥挤不堪且缺乏食物和饮水，但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当局拒绝让迪克森船长安排他的乘客上岸。只有当有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危险时，法国方面才大发慈悲，最终难民被送往各个收容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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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阿利坎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船的人群中，很快就加入了来自共和国残余领土的数千名难民。很多人在绝望中自杀，有的投水，有的举枪自尽。 32 有些船只出现在岸上难民的视野中，但是因为其船长害怕被反叛方海军拦截，所以他们或者空载驶离港口，或者在还没有驶入码头之前就掉头离开。由于英法两国已经承认佛朗哥政权，所以伦敦和巴黎都不准备派遣海军干涉叛军舰队的行动。难民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徒劳地等待了三天半。孩子们死于饥饿。墨西哥政府提出可接收所有的难民，但是佛朗哥予以拒绝，宣布他们都是战俘，必须面对战俘的命运。3月31日，星期五，这个城市被意大利军队占领。巴斯克地方军在桑托尼亚的遭遇再度上演。成千上万的共和国军民放下了武器，意大利方面承诺安排他们转移。然而意大利方面的承诺再度被佛朗哥否决。当两艘载着佛朗哥部队的船只到达时，大多数难民都被押走。第二天清晨，剩下的难民也被带走。 33 家庭成员被强制分离，抗议者遭到殴打或枪杀。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阿利坎特，在那里他们被塞进一个电影院中关了一个月，关押期间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并且根本没有任何盥洗设施，也无法为婴儿更换尿布。男子——包括12岁以上的男孩——都被带到阿利坎特的斗牛场，或者城外的一片宽阔场地中。这里是一个果树园，当中种满了杏树（almond），所以被称为“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Campo de los Almendro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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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犯列队进入临时集中营时，他们经过了因“试图逃跑”而遭枪杀的大片尸体。其中有一个囚犯说道：“很快，我们就会羡慕死去的人。”佛朗哥士兵夺走了他们随身的贵重物品以及夹克和外套。 35 在连续六天的时间里，4.5万人就在泥地里入眠，他们暴露在风雨中，几乎没有食物或水。六天里他们只吃过两次饭——第一次，每四人分享了一小罐沙丁鱼，每五人得到了一条面包；第二次，每四人拿到了一小罐小扁豆，每五人得到了一块面包干。囚犯们剥下树上未熟的坚果果腹，然后又开始吞咽叶子和树皮。部署的机枪阵地阻止了大规模脱逃行动的爆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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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右派团体抵达这里，从中搜寻来自他们自己村镇的左派分子。4月7日，有1.5万名囚犯被带到阿利坎特的斗牛场，以及在圣费尔南多和圣巴尔瓦拉的城堡。其余3万人被装上运牲口的卡车，并被驱赶到位于该省西南部阿尔瓦特拉的由共和国建立的集中营中。许多人死于押送途中。 37 营地的选址非常精确，囚犯可以在此进行劳作，排干营地周围不适于居住的盐沼地。这里本来计划容纳最多2,000名囚犯，而在共和国统治期间，其关押的囚犯数量从未超过1,039人。从集中营建立直到内战结束，其间只有5名囚犯死亡。 38 现在，这里有了3万名囚犯。数百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还有更多的人被押回家乡处死，每天晚上都有多人因试图逃跑而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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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饮水像他们之前在“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或斗牛场时一样稀少。从4月11日至27日，囚犯们只在4月11日、15日、20日和27日四天获得了食物，每次只有约65克沙丁鱼和60克的面包。只有最年轻和最强壮的人才能幸存，但他们已未老先衰，形销骨立，活像脱胎于自己过去之形象的幽灵。头两个星期有持续降雨。由于被迫身着湿透的衣物在泥里睡觉，很多人在高烧中死去。在空地上，随着雨水的注入，地面越来越泥泞，他们也因此受到了蚊子、跳蚤和其他寄生虫所导致的疫病之折磨。由于没有任何卫生措施，许多人因患上疟疾、斑疹伤寒和痢疾而死。营地中有少量厕所，由于便坑没有被及时清理，粪便很快就开始溢出。虽然囚犯中有不少医生，但他们无法获得药品。除了腹泻与便秘所带来的难堪，许多囚犯还受到坏血病、疥疮以及跳蚤和其他寄生虫的折磨，以致在每天需要他们连续站立数小时的例行仪式中，他们几乎无法保持站姿。他们不得不每天两次唱佛朗哥分子的颂歌。一旦唱错歌词就会遭到殴打。每一天，当来自各城镇和乡村的右翼委员会从中寻找他们本地的仇敌时，囚犯们常常需要被迫列队站立长达四小时之久，并且自始至终遭到辱骂。那些被带走的囚犯常会在附近被右翼委员会的人枪杀，因为后者根本没有耐心将其押回他们的家乡。 39 这些情况在西班牙各地的集中营里都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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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面临着来自佛朗哥当局之最大威胁的人群中有共和国政界人士、各级政治委员以及新闻记者，他们都被认为在整场战争中保持着共和主义之理想。也许最令佛朗哥当局憎恶和最值得其追捕的是军情局的前成员，以及司法系统、警务及监狱系统的工作人员。曾担任军情局负责人的安赫尔·佩德雷罗与他的200名下属一起被关押在“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他预言性地指出，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因为他们了解第五纵队的情况及其背叛行径。如果佩德雷罗活着的话，那么如今自称曾是第五纵队成员的那些人的空口大话就会被揭穿。为了解释为何他们只取得了很少的战果，他们不得不夸大其词，声称佩德雷罗对他们施加了可怕的折磨。而数以万计的其他人，其唯一“罪行”就是曾支持共和国或曾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役，他们与他们无辜的妻儿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对待。 40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遭到枪杀，其他囚犯则被迫列队目睹处刑过程。很少有人能逃跑成功，大多数尝试者很快就被重新抓获。设法成功逃离集中营的人之一是全国劳工联盟的贝尼尼奥·曼塞沃，他曾在马德里负责管理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各个法庭。几个月后，他在马德里被捕并遭处决。在其他监狱里，“提人”行动是按照日期进行组织的——每月第三天杀三个人，第七天杀七个人，以此类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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