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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新闻记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讲述了他在1939年6月中旬被从阿尔瓦特拉带到马德里的经历，与他同行的难友包括里卡多·萨瓦尔萨、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以及戴维·安东纳，后者在担任全国劳工联盟马德里支部书记期间，曾经试图对“提人”行动加以约束，并担任过雷阿尔城省的省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萨瓦尔萨作为巴伦西亚的省长，曾在制止无政府主义者之“钢铁纵队”的过火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抵达目的地后这些囚犯被分开，并被随意塞到任何有多余位置的警察分局中拘押。每20名至30名囚犯挤在一间双人拘留室中。由于不存在任何卫生保障，跳蚤和疥疮让他们苦不堪言。当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早餐是用一些含有麦芽的污浊的水来充当的“咖啡”，中午和晚上各是一碗同样污浊的水，上面偶尔会漂着一点萝卜或者大头菜，这就是“汤”或者“炖菜”了。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家人送来的食物包裹才能维生。而随着养家糊口的顶梁柱或者死去，或者流亡国外，或者在逃亡途中，或者已入狱，这些家庭均已贫困不堪。囚犯的家人被斥为毫无价值的“赤色渣滓”，因此很难获得工作机会。但他们仍旧会送入食物包裹，只不过是以自己挨饿为代价。许多人在马德里，或者在自己被囚禁的城镇中没有亲朋，但是狱中存在着一种团结精神，囚犯中间的幸运儿会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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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恶劣的监禁条件只是其核心体验的背景而已。在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被拘押的阿尔马格罗街警局，囚犯连续几天反复遭到野蛮殴打，却没有接受任何实际讯问。这是“软化”过程的一部分。实施殴打的并非职业警务人员，而是曾在“契卡”机构中工作过，但现在却声称是第五纵队成员、此前只不过是在执行煽动任务的打手。囚犯还会遭到仪式性的羞辱，比如强迫他们互殴，或把他们按到充满秽物的便池中。有时候，过度的殴打会导致囚犯死亡。在很多时候，囚犯因为不堪忍受而设法自杀。自杀者因而避免了在情绪崩溃的情况下供出他们曾经参与或者没有参与的某些事情的风险，甚至是更糟的情况，即囚犯本人也变成告密者。有些人确实招供了。最后，几乎所有囚犯都会被迫签署“声明”和供词，而他们却无法看到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因此，任何碰巧来自巴列卡斯的囚犯，都要对从哈恩始发之列车上右翼人士遇害的案件负责，来自卡拉万彻尔的那些人，则被认定犯有谋杀洛佩斯·奥乔亚将军的罪行，哪怕他们当时正在遥远的前线上作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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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萨瓦尔萨遭到刑讯逼供，但并未写下任何供状。他于1940年2月2日受审，并于24日黎明被枪决。针对他的主要指控之一，是他在1934年夏所组织的那场完全合法的收获季罢工。就在他被带到行刑队枪口前不久，他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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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了。这正是那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的愿望，而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人的我，如同在过去的生命中一样，问心无愧地接受这场检验。在你们单纯的宗教信仰中，你们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人，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即使检察官也承认这一点——并且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可耻的行为，竟然也要等待死期的来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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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伊无联的杀手费利佩·桑多瓦尔的案例，是不堪酷刑而招供的一个典型。已经患有晚期结核病的他，连续数日遭到无情的殴打。由于肋骨被打断，他无法起身，而只能在剧痛中一边咳血一边呻吟。他会再次遭到殴打，直到他把积血吐干净为止。最后，在胸腹部遭到长达数小时的拳打脚踢之后，他开始交代其逃亡中的战友的名字，并告诉审讯者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在受到进一步殴打的威胁，并且几乎已无法说话的情况下，他被迫与他的难友当面对质。他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施刑者命令他做出的指控。大多数囚犯早已对桑多瓦尔感到厌恶，而一旦他们发现他的叛变行径，厌恶则转变成了仇恨。大家的普遍看法是，他的低劣品质证明了，他远不是一名社会阶级斗争中的战士，他只是一个小偷和凶手。他们开始劝他自杀。不知是为了回应其难友的要求，还是不堪忍受极端的痛苦，终于，在1939年7月4日，他从监狱楼里的一个窗户中跳出，摔死在了天井当中。无政府主义者阿莫尔·努尼奥在保安总局中被殴打致死，他曾代表全国劳工联盟就从马德里转移囚犯一事与统一社青团达成协议，而这最终导致了帕拉库埃略斯的大屠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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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斯曼等人最终在他们各自的“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被转移到监狱中关押。载有古斯曼等人的卡车去了九所监狱，卡车司机才找到可以接纳这些囚犯的狱所。最终，他们被允许进入城市南郊位于卡拉万彻尔附近的耶塞里亚斯监狱。这里缺乏食物。每餐过后，他们都要被强制在监狱楼走廊上列队至少一小时，并齐唱长枪党、卡洛斯派和君主主义者的颂歌，如《面向太阳》（Cara al Sol）、《奥里亚门迪进行曲》（Oriamendi）和《皇家进行曲》（Marcha Real），同时还要伸出右臂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在合唱仪式结束时，他们必须高呼“佛朗哥万岁！长枪党万岁！”的口号，并仪式性地吟诵“统一的西班牙！伟大的西班牙！自由的西班牙！”那些被认为唱歌不卖力的囚犯将被带走接受惩罚，有时是被剃光头发，有时是遭到殴打，有时甚至会被枪杀。而最常见的惩罚是强迫他们一连四五个小时高举右臂站立唱歌。在除周末以外的大多数晚上，都会有被判死刑者遭到处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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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的审判与胡安·卡瓦·吉哈罗的类似。超过30名被控以各种不同“罪行”的囚犯同时受审。一个被指定的辩护人为所有被告辩护，后者直到审判前夕才有机会与其交谈。法庭的先决推定是，所有被告的被控罪名均成立。证明无罪是被告的责任，但他们通常不被允许发言。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人被指控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杀死一名特定受害者，而他当时并不在这个地方，那么他能够向法庭提交自己的不在场声明并进而证明自己清白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然而，司空见惯的情况是，某人因为多起时间、地点或受害人均不明的谋杀案件而受到指控。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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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这些指控之依据的陈述文件，则是他们在经受长达数周的严刑拷打后签署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因此，囚犯几乎没有任何无罪开释的可能。有一位被关押的女性向古斯曼诉说了她是如何因不堪严刑折磨，而被迫在一份虚假供词上签字的。那份供词显示她本人曾参与在“欧罗巴影院契卡部”发生的谋杀案件。她让古斯曼看了自己严重变形的双乳。由于打火机和火柴的反复灼烧，乳房上的部分皮肉已被完全烧掉。她的乳头也已被用订书机撕掉。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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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斯曼受审的当天，有共计四次庭审，参加庭审的被告共有近200名男性和16名女性，持续时间仅有两小时出头。在古斯曼作为被告之一的审判中，庭审过程始于法庭书记员宣读针对29名被告的起诉书。书记员以几乎听不清的死气沉沉的语调宣读完毕。事实上，只有被告及其家属因难以听清和理解这些指控而感到困扰。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此并无任何感兴趣的表示。其中那些可以勉强听清的指控，其内容简直包罗万象，从加入“契卡”组织，到在教堂实施纵火，在共和国军队中担任政治委员、军官或者只是志愿从军。与古斯曼同时受审的其他被告之一是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他被指控的罪名不但包括曾担任共产党的政治委员，还有他曾写过“诽谤”佛朗哥分子之事业的诗歌。古斯曼本人被控的罪名包括：担任《大地报》（La Tierra）主编和担任《卡斯蒂利亚自由报》（Castilla Libre）的社长，侮辱反叛方领导人，夸大共和国方面的胜利，并且要对上述两家报纸的读者所犯下的罪行负有（煽动的）责任。在宣读完所有指控之后，检察官开始进行盘问。囚犯只能回答“是”或者“否”。没有证人出席。然后，法庭成员宣布休庭。在检察官返回后，他发表了一段20分钟的讲话，在此期间，他指责这些被告为劣等渣滓、懦夫、罪犯、无教养的野蛮人、盗贼和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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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部分囚犯的所有罪行都被归咎于埃尔南德斯和古斯曼给他们带来的“启发”。检察官称，刊登于《大地报》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上的内容导致了1936年2月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同年8月在模范监狱的纵火和随后的屠杀事件，以及11月份马德里军民的抵抗。检察官似乎并未意识到或者根本不关心《大地报》已于1935年5月停刊，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直到1937年2月才创刊。辩护律师直到庭审前一天傍晚才被允许与被告进行交谈，但他既没有提前收到上述29名被告的卷宗，也没有收到之后他要负责辩护的其他对象的相关文件，而只能在庭审时草草扫上几眼。他基本上只能请求法庭判处被告轻于检察官所要求的刑罚——用无期徒刑代替死刑，用30年有期徒刑代替无期徒刑。当被告被允许发言时，他们刚一开口就被打断。当古斯曼试图指出，检察官口中所称的他曾于其上发表文章的报纸并不存在时，他被命令坐下来，并被告之法庭对他可能会讲的一切都已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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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诉讼程序不到两个小时走完。实际上，如果去掉休庭时间，那么还不到九十分钟。那一次庭审，平均到每位被告的时间还不到三分钟，在29人中有1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或30年有期徒刑。其中有一个在起诉名单中毫不起眼的人，因为某个模糊的罪名就被判处死刑。在一场持续仅11分钟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古斯曼的狱友之一，共产党员纳西索·胡利安与其他16人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在托尔托萨，案件审理工作由臭名昭著的利萨尔多·多瓦尔主持。1939年8月10日，在分别有14人和15人受审的两次审判中，他几乎都要取消宣读起诉书的环节。被告之前没有见过辩护律师。整场诉讼持续了还不到半小时。在塔拉戈纳的军事法庭，20至30名男女被告共同受审的情况很常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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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佛朗哥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因素之一，是他的安全部门与第三帝国的类似机构之间一直以来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已于1937年11月开始，当时布尔戈斯当局请求德国政府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前来指导西班牙警方采用最新手段来根除共产主义。一个在党卫军上校兼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外国情报局局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下的行动队得以组建；在未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此人将因为在俄国所犯的暴行而被判处死刑。约斯特的团队于1938年1月中旬抵达巴利亚多利德，并作为佛朗哥新近成立的公共秩序部的下属机构而存在。公共秩序部由时年75岁的塞韦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领导。马丁内斯·阿尼多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担任巴塞罗那省省长，他因在任职期间将臭名昭著的“逃跑法则”（枪杀“逃跑中”的犯人）加以常态化而闻名，佛朗哥本人对他在普里莫·德·里韦拉独裁统治时期冷酷无情地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做法深为欣赏。他想要加紧清除占领区的左派人士，并很乐于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建立必要的镇压机构及手段。约斯特于1938年2月回国，但留下了一个由党卫队保安处成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协助佛朗哥当局对警察管理体系，以及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力量进行重组。该小组的一项持久的遗产，就是对缴获的共和国档案资料进行分析并加以系统化，进而在萨拉曼卡建立了庞大的政治情报库。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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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爆发前，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便一直在狂热地制作所谓的犹太人与共济会员的名单。1937年，在他的帮助以及“元首”本人的鼓励下，总部（佛朗哥的总司令部）开始汇集从占领区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办公室，以及从共济会支部和左翼人士住所中缴获的各种资料。这项工作主要是在犹太–共济会事务处中完成的，该事务处是处于图斯克茨神父和安东尼奥·帕劳少校领导下的军事情报部的下属机构。图斯克茨神父在成堆的文件中仔细搜索，以不断扩充其共济会嫌疑分子的名单。在1937年4月20日由陆军军官和志愿者运作的新附属机构“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暨宣传办公室”成立后，此项任务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充。官方目标是“搜集、分析和编录共党及其傀儡组织在国内战场上使用的各类宣传材料，以便（我们）在西班牙国内和国外组织针对性的宣传”。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从左翼组织那里收缴所有相关的材料，其目标群体从保守共和派人士到无政府主义团体不一而足，其中还包括共济会员、和平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他们只保留数量有限的印刷件，其余的则予以销毁。比反制性的宣传更为重要的目标是，从通信和捐赠名单以及会员资料中仔细搜索人员姓名，并将其并入一个用来对左翼人士实施逮捕和审判的更大的档案索引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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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29日，在另一项类似的措施中，佛朗哥任命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埃吉拉斯担任特勤代表处的负责人。其工作内容，概括说来就是，“恢复在西班牙境内发现的，由个人或官方实体拥有的，与秘密宗派及其活动有关的所有文件，将其谨慎存放于远离危险之处，对其进行编录和分类，以便创建一个用于揭露与惩罚祖国之敌人的档案库”。 50 作为最知名的纳瓦拉卡洛斯派人士之一，乌利瓦里在担任综合军事学院院长时在萨拉戈萨与佛朗哥首度见面。乌利瓦里在推动佛朗哥的连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在该市的政治事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的任命可以看作一种奖赏，因为他在1937年4月，卡洛斯主义运动温顺地接受与长枪党的联合，进而组成佛朗哥的单一政党“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这件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该项任命同样也是对乌利瓦里强烈的反共济会思想的一种认可，而这种思想也为佛朗哥，当然也为图斯克茨神父所认同。乌利瓦里长久以来一直是图斯克茨神父的仰慕者，他在频繁造访佛朗哥位于萨拉曼卡主教宫的住所时，与这位反共济会运动的战友相识。乌利瓦里对共济会和犹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以至于在其所属的卡洛斯派团体中，他被称为“共济会之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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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星期以内，乌利瓦里成立了文件复原办公室（ORD）。在巴斯克地区即将被佛朗哥分子攻陷之际，文件复原办公室的目标是系统性地寻取文件并随之对其进行分类。该任务被委托给一个特别挑选出来的国民卫队小部队执行。很快，乌利瓦里就主张将文件恢复办公室与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暨宣传办公室合并。专横跋扈的乌利瓦里试图将所有类似活动集中化的决心最终导致了他与图斯克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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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即将紧随巴斯克地区落入叛军之手时，乌利瓦里呼吁加快文件搜集工作的速度，以便使随后的镇压效率最大化。他表示，在每场胜利之后，警方必须得到“可以指明那些应立即受审之人的罪证的文件”。在叛军取得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并紧接着穿越阿拉贡开赴地中海沿岸之后，巨量的机会来临。1938年4月26日，遂乌利瓦里所愿，佛朗哥当局的内政部长塞拉诺·苏涅尔颁布法令创建文件复原工作国家代表委员会（DERD，以下简称“文件复原委员会”），相关部门被正式合并。委员会的目标是收集所有来自“反对乃至不支持民族运动”的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文件资料，并对其进行存档和分类，以便对他们进行定位和惩戒。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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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这次合并之后，原由军事情报部下属之犹太–共济会事务处收集的文件被转交给文件复原办公室。然而，乌利瓦里在努力集中所有事关共济会的情报的过程中，他还企图让图斯克茨移交他个人的档案索引系统，该系统已经因为纳入来自共和国军事情报局的资料而被大大扩充。图斯克茨的答复是否认他有任何材料，并声称他的文件都在巴塞罗那。然而最终，看起来图斯克茨手头的档案还是交给了文件复原委员会保管。直到1939年1月加泰罗尼亚沦陷之前，图斯克茨一直在军事情报部下属的那个规模已大大缩减的犹太–共济会事务处中工作。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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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利瓦里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人员之一，是警察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1938年8月，佛朗哥控制区的所有安全部门都已被整合到由何塞·梅迪纳中校领导的国家安全总局中来。其中最主要的部门是侦查处和治安警察处，这些部门又分为多个不同的科室。其中一个科室是反马克思主义科，该科又分为三个小组：共济会事务组、犹太人事务组和出版事务组。科明·科洛梅尔是共济会事务组和犹太人事务组的负责人，同时也负责出版《反马克思主义情报通讯》（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Antimarxista）。1939年1月，他被借调给文件复原委员会，担任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的助理。在那里，他对查缴之材料进行分类和筛选，以供秘密警察使用，并在此事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54 这些素材将成为他个人传奇般的图书馆的基础，同时也将供他在未来35年里出版一系列谴责共和国左翼所有派别的书籍和小册子时使用。在此期间，他的助手之一就是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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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朗哥军队穿越阿拉贡山区进入加泰罗尼亚时，文件复原委员会的搜索队紧随其后。巴塞罗那于1939年1月26日被占领，第二天占领军即宣布戒严。文件复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于1月28日开始在城中四处搜查，截至6月7日，查缴的文件已经装满了14栋建筑。有200吨文件被用卡车和火车从加泰罗尼亚运往萨拉曼卡。来自共和国残余控制区的文件总量达800吨。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这些材料转化成了一个包括8万名共济会嫌疑分子在内的大规模索引库。然而，事实上，1936年在西班牙的共济会员只有5,000到7,000人左右，1939年以后在西班牙只剩不到1,000人。这些档案将有助于20世纪40年代由臭名昭著的“特别法庭”所主导的清洗活动的开展，该特别法庭是为贯彻1940年2月颁布的“镇压共济会及共产主义特别法”（Law for the Repression of Freemasonry and Communism ）而设立的。 56 乌利瓦里于1940年9月1日被任命为第一任庭长，但在不久之后即被曾主持过巴利亚多利德镇压行动的安德烈斯·萨利克特将军取代。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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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克茨的卖力工作所造成的恶果是，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某人如果被认为是共济会员，那么他就犯有叛国罪。这通常意味着不经审判的死刑处决。到1936年年底，萨拉曼卡的共济会埃尔曼蒂支部有30名成员被枪杀。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在萨拉戈萨的康斯坦西亚支部的30名成员身上；而在洛格罗尼奥有15人遇害，在布尔戈斯为7人，在韦斯卡为5人，在休达为17人，在阿尔赫西拉斯为24人，在拉利内亚为12人，在格拉纳达为54人。在比戈、卢戈、拉科鲁尼亚、萨莫拉、加的斯、梅利利亚、得土安和拉斯帕尔马斯的所有共济会员都被枪杀。萨拉曼卡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所进行的偏执狂般的夸大导致了严重后果，例如，在战争爆发之前只有5名共济会员的韦斯卡，却有多达100人因被指控属于某个共济会支部而遭枪杀。到1937年10月，在马拉加有80名被指控为共济会分子的男性遭到枪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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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公共秩序部长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进行联络，建议进一步扩大西班牙和德国之间的警务合作。盖世太保对于遣返曾在国际纵队中服役并被佛朗哥当局俘获的德国犹太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很感兴趣。7月31日签署的协议允许两国安全部门迅速交换各自抓获的左翼人士。国际纵队战士被移交到派驻西班牙的盖世太保审讯人员手中，随后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直接被德国方面带走。针对个体的遣返只需要经过佛朗哥本人的批准，而佛朗哥的答复总是“同意”。作为回报，驻萨拉曼卡德国使馆的盖世太保外交随员，党卫队突击大队长保罗·文策尔主持实施了一项针对佛朗哥政权的政治警察的培训计划。马丁内斯·阿尼多在快到1938年底时死去，其部门的职能被内政部吸收。塞拉诺·苏涅尔任命他的密友，第十七代马亚尔德伯爵何塞·菲纳特·埃斯克里瓦·德·罗马尼担任其保安总长。按照马亚尔德的建议，希姆莱被授予该政权最高荣誉，“牛轭与捆箭”帝国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与佛朗哥西班牙之敌的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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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也获得了回报：法国崩溃之后，有数千名西班牙流亡者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在1940年6月22日法德两国于贡比涅签署停战协议的当天，西班牙外交部就通知法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说阿萨尼亚、内格林和“其他赤党头目”已在申请离开法国前往墨西哥的签证。佛朗哥当局引渡共和国知名人士的计划在德国占领区更为顺利，在新成立的维希政权的控制区则遇到了更多问题。塞拉诺·苏涅尔要求法国大使勒孔特·罗贝尔·雷农·德·拉·博梅转告维希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西班牙正在焦急等待着法国“清除”目前滞留于其领土上的西班牙赤色领袖。然后，在7月24日，西班牙政府要求孔特·德·拉·博梅阻止时年74岁的前总理，保守派人士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以及数名巴斯克地方政府要员离开法国前往墨西哥。 60 佛朗哥政府之所以有意引渡波特拉，是因为他在胡安·图斯克茨神父的名单中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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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8月27日提出的一项强硬要求中，西班牙政府表示须立即引渡据其认为仍滞留于维希法国控制区的636名共和国知名人士。这些要求的背后则是赤裸裸的威胁，西班牙政府表示，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将利用与纳粹德国的特殊关系，将领土主张推向法属北非。贝当元帅肯定不会喜欢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但他也不愿意破坏庇护权的行使。因此，面对马德里方面的强烈不满，维希政府仍坚持主张，必须按照1877年法西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以及1927年颁布的一项有关引渡行为需经个案审理的法律，在法庭判决后方可执行引渡。然而，尽管有上述行为，维希法国警察还是根据佛朗哥政权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提供的姓名和住址，开始对前共和国的知名人士实施围捕，或者至少将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法国人知道，移交这些人就意味着将他们推到枪口下。令塞拉诺·苏涅尔出离愤怒的是，包括普列托和内格林在内的数名要员已在法国当局的里应外合下成功出逃。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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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1日，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通知他在法国的全权外交公使路易斯·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塔沃阿达，墨西哥已做好了接收目前在法的所有西班牙难民的准备。此外，他还指示其全权公使通知法国政府，在针对难民的运输工作安排好以前，所有在法的西班牙共和国难民都处于墨西哥的外交保护之下。7月8日，罗德里格斯·塔沃阿达在维希城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接见。贝当元帅在向他提出这些西班牙人都是“不受欢迎者”的警告之后，原则上同意了墨西哥方面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和维希当局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商讨难民转移工作的细节，双方于8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许多维希政府官员对这一安排表示怀疑，他们和占领区的德国人依从西班牙方面的要求，对许多企图离开法国的前共和国人士予以阻止。尽管如此，墨西哥方面主动伸出的援手还是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前共和国人士脱离险境，直至1942年11月德国占领维希法国控制区并切断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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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维希法国在司法方面的顾虑和墨西哥政府的人道主义努力给佛朗哥当局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他们发现在法国德占区，引渡西班牙难民不会遇到此类问题。在巴黎沦陷之后的几天之内，长枪党团伙就洗劫了西班牙共和国各流亡党团组织办公室所在的多座建筑物。其资金和档案被夺走并送回西班牙。莱克里卡迅速与德国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后者为西班牙警察在占领区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于是流亡中的共和派人士的寓所遭到搜查，他们的财物和文件被扣押，他们本人即便没有被逮捕或被引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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