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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发时常来自那些在军事叛乱失败后的暴力事件中死去之人的亲属。他们的悲伤和对复仇的欲望导致他们会告发那些被认为与真凶处于同一群体的人士。因此,任何左派人士都可以被视为野蛮和堕落的“赤色匪帮”中的一员。巧合的是,许多被告发者都是曾经对告密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特权构成威胁的工会组织或政党的成员。渴望弥补在革命时期生意上受到的损失的商人和地主经常会告发他们的竞争对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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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11月起,越来越多的民事律师、法官甚至法学院学生被征入军事司法部队。入伍的主要条件是有右倾表现。他们处于军事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且经常担心自己的安全,所以即使其中有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也不得不严厉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16 1938年初,高级军事检察官费利佩·阿塞多·科伦加,就“战争法庭”(Auditoría de Guerra,此法庭成立于1936年11月叛军相信他们即将夺取马德里之际)的活动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指出,军事法庭必须冷酷无情地运转,为建立新国家扫清障碍。阿塞多·科伦加坚持认为,起诉方和辩护方之间本来就不应该平等,由起诉方推定的被告意图,在判决考量中与实际行为无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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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多·科伦加的报告显示,这一法庭的“产业级”运作规模一直持续到1938年底。该法庭共举行了6,770次庭审,通过安排多人同时受审,在该法庭上被起诉的人数得以高达30,224人,其中有3,189人被判处死刑。 18 共和国全境陷落后,军事法庭加强了它们的活动。它们继续在占领区以及新近征服的区域发挥作用,现在它们不得不处理俘获的大批士兵和平民。在格拉纳达,当该省东部地区陷落时,有许多先前从叛军占据之首府逃出的人落入了魔掌。在1939年有5,500起案件送审;400名被告被判死刑,超过1,000人被判无期徒刑。在1939年至1959年期间,格拉纳达共有1,001人在军事审判后被处死。1939年11月8日颁布的一条法令,通过建立众多临时法庭和扩大军事司法队伍之规模的方式,使军事法庭的数量倍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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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4日,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这一针对共和国的叛卖行径进一步推动了镇压运动的进行。共和国中央军区司令卡萨多希望停止进一步的屠杀,并与持激烈反共立场的西普里亚诺·梅拉等无政府主义派领袖,以及社会党知识分子胡利安·贝斯泰罗和米亚哈将军一同组建了反内格林的国防委员会。卡萨多和贝斯泰罗都天真地听信了来自第五纵队的保证,后者说佛朗哥会认真考虑达成停战,并且没有血债的人无须有任何担心。普遍的饥饿与士气低落使卡萨多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广泛支持。在随后针对共产党的一次小型内战中,有2,000人丧生。令佛朗哥高兴的是,共和国部队从前线撤出与西共方面交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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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留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佛朗哥分子找到并很快处决。在马德里和瓜达拉哈拉等中部地区,情况尤其如此。在瓜达拉哈拉省,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样,在1936年12月6日由一次叛军空袭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有282名右翼人士在当地监狱中被杀。现在的报复行动也是残酷的。遭关押的共产党人被当地军事指挥官西普里亚诺·梅拉留在监狱中,在叛军抵达后立即被枪杀。省长何塞·卡索拉与他的妻子奥罗拉·阿奈斯以及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曾被捕,后者在拘押期间死亡。奥罗拉和卡索拉设法与拉蒙·托雷西利亚·吉哈罗一起成功逃走,后者曾在卡索拉手下担任过警务总长。由于未能在阿利坎特搭船逃离,卡索拉和托雷西利亚返回马德里,在那里,他们一连数月都在努力组建西共秘密网络。他们于1939年8月9日被佛朗哥部队逮捕,在随后的审讯中遭到严刑拷打,并于1940年1月16日被送上法庭判处死刑。最终,卡索拉和托雷西利亚分别于同年4月8日和7月2日被处死。 21 与此同时,在瓜达拉哈拉这个只有20万人口的小省份,有822人被处决。共有6,000人被关押,占总人口的3%,以及成年男性人口的近10%。有143人因过分拥挤、疾病以及完全没有卫生保障的可怖环境而死于狱中。酷刑和虐待导致自杀行为层出不穷,其中有人是被狱卒伪装成自杀,以掩盖他们不堪殴打而死亡的事实。营养不良的情况极其严重,如果囚犯没有家人为其送食物,那么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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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恩省,为回报将被捕共产党人留在监狱里的卡萨多当局,佛朗哥司令部同意胜利方军队将兵不血刃地进入城市,并且为200名共和派和社会党人士提供撤往阿尔梅里亚的安全通道。那些没有被监狱看守自行释放的囚犯被立即枪杀。搭载共和派与社会党人士的车队在驶往海岸地带的途中遭到长枪党分子的伏击。有些人在交火中被打死,大多数人则被抓获,并被带往格拉纳达枪杀。其中有四人侥幸逃脱,但后来也被逮住,他们在哈恩受审并被处死。此后,在哈恩省,有1,984人在接受军法审判后被处死,有425人被私刑杀害,另有510人死于狱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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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凯波·德·利亚诺在1939年4月11日造访刚被占领不久的阿尔梅里亚时,他宣称:“阿尔梅里亚必须开展悔罪行动。”这引发了长枪党分子对省立监狱的一场袭击,并导致至少3名囚犯被杀。在两周之后的4月25日,正式处决行动开始。在1939年有1,507人受审,1940年为1,412人,1941年为1,717人——从1939年到1945年期间共计有6,269人,但是只有375人被处决,这是安达卢西亚诸省份中的最低数字。这是因为许多左派人士之前曾保护右派人士免遭镇压,而且异常罕见的是,右派人士现在对左派人士之前的善举进行了回报。将6,000多名囚犯塞入一座设计容纳500人的监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的恶化。然而,这只是造成多达227名囚犯在关押期间死亡的部分原因。这些死去的囚犯中有很多青年男性被登记为死于“心力衰竭”,这恐怕就很可疑。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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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监狱过度拥挤的情况很常见。在雷阿尔城设计容纳百人的省立监狱中,实际在押人数一直都在1,300人到2,200人之间。从1939年至1943年间,共计有超过1.9万人经历了牢狱生涯,并有超过2,000人被处死。 25 在穆尔西亚省,也有5,000多人被监禁,超过1,000人被处死。除了司空见惯的匮乏,许多囚犯也会遭到殴打。在那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对女性囚犯的性虐待也是出了名的恶劣。 26 在邻近的阿尔瓦塞特省,共有920名右派人士在该省处于共和国控制期间遇难,而佛朗哥当局的报复行动将这个数字翻了一番。在1939年至1943年期间,有超过1,000名共和派人士在受审后遭枪杀,至少有573人死于法外处决,其中有些是被长枪党分子从位于比利亚罗夫莱多的监狱和位于耶斯特的城堡中“提走”的在押人员。另有291人在过度拥挤的监狱中死去。 27 在巴伦西亚大区的卡斯特利翁、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三省,有1.5万多人被监禁,其中,在经过审讯之后,到1939年底仍有7,610人身陷囹圄。在佛朗哥当局占领该地之后的若干年里,共有1,165人死于狱中。再加上被处决的4,700人,这些数字,按照百分比来看,构成了加泰罗尼亚地区之镇压规模的两倍。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在1939年1月底有数十万潜在遇害者逃离了加泰罗尼亚。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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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近被征服之地区所发生的许多悲剧是卡萨多政变所导致的直接后果。西普里亚诺·梅拉曾做出一个毫无用处的承诺:如果由他们所自封的所谓“国防委员会”未能达成体面之和平的话,那么他手下的战士将继续战斗。然而,在滞留于监狱中的囚犯被移交给佛朗哥当局,而其他人逃往东部海岸的同时,卡萨多委员会中所有想要逃跑的成员,均于1939年3月30日凌晨在甘迪亚②搭乘英国驱逐舰“伽拉忒亚”号撤离。 29 由于卡萨多的叛卖行径,数以万计的共和国民众扶老携幼于3月28日从马德里逃亡,沿途不断遭到长枪党分子的追捕。他们前往巴伦西亚和阿利坎特。他们被告知在那里会有船将他们带往国外。但是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逃离的机会。共和国常用的那家法国公司拒绝开展任何撤离工作,理由是其业务往来对象只是内格林,而非卡萨多。它还声称有费用被拖欠。此外,共和国海军已经抛弃了西班牙,舰队驶往阿尔及利亚的比塞大港,随后海军官兵在此登岸。叛军舰队因执行佛朗哥不允许难民离境之命令而封锁了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港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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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坎特社会党联合会组织了最后一支撤离船队,其中包括英国蒸汽船“斯坦布鲁克”号、“海事”号、“荣文”号、“非洲贸易商”号以及部分渔船。它们搭载了5,146名乘客。载员最多的是“斯坦布鲁克”号,而“海事”号上只载了32名重要政治人物。 30 最后离港的“斯坦布鲁克”号载有多达2,638名难民,它摇摇晃晃地驶向大海。甲板和货舱中的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乘客,其载重吃水线已远低于水平面。然而,该船船长阿奇博尔德·迪克森奇迹般地穿过了叛军严密的海上封锁线。“斯坦布鲁克”号抵达了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尽管船上拥挤不堪且缺乏食物和饮水,但是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法国当局拒绝让迪克森船长安排他的乘客上岸。只有当有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危险时,法国方面才大发慈悲,最终难民被送往各个收容所。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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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阿利坎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船的人群中,很快就加入了来自共和国残余领土的数千名难民。很多人在绝望中自杀,有的投水,有的举枪自尽。 32 有些船只出现在岸上难民的视野中,但是因为其船长害怕被反叛方海军拦截,所以他们或者空载驶离港口,或者在还没有驶入码头之前就掉头离开。由于英法两国已经承认佛朗哥政权,所以伦敦和巴黎都不准备派遣海军干涉叛军舰队的行动。难民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徒劳地等待了三天半。孩子们死于饥饿。墨西哥政府提出可接收所有的难民,但是佛朗哥予以拒绝,宣布他们都是战俘,必须面对战俘的命运。3月31日,星期五,这个城市被意大利军队占领。巴斯克地方军在桑托尼亚的遭遇再度上演。成千上万的共和国军民放下了武器,意大利方面承诺安排他们转移。然而意大利方面的承诺再度被佛朗哥否决。当两艘载着佛朗哥部队的船只到达时,大多数难民都被押走。第二天清晨,剩下的难民也被带走。 33 家庭成员被强制分离,抗议者遭到殴打或枪杀。妇女和儿童被转移到阿利坎特,在那里他们被塞进一个电影院中关了一个月,关押期间提供的食物少得可怜,并且根本没有任何盥洗设施,也无法为婴儿更换尿布。男子——包括12岁以上的男孩——都被带到阿利坎特的斗牛场,或者城外的一片宽阔场地中。这里是一个果树园,当中种满了杏树(almond),所以被称为“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Campo de los Almendro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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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犯列队进入临时集中营时,他们经过了因“试图逃跑”而遭枪杀的大片尸体。其中有一个囚犯说道:“很快,我们就会羡慕死去的人。”佛朗哥士兵夺走了他们随身的贵重物品以及夹克和外套。 35 在连续六天的时间里,4.5万人就在泥地里入眠,他们暴露在风雨中,几乎没有食物或水。六天里他们只吃过两次饭——第一次,每四人分享了一小罐沙丁鱼,每五人得到了一条面包;第二次,每四人拿到了一小罐小扁豆,每五人得到了一块面包干。囚犯们剥下树上未熟的坚果果腹,然后又开始吞咽叶子和树皮。部署的机枪阵地阻止了大规模脱逃行动的爆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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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右派团体抵达这里,从中搜寻来自他们自己村镇的左派分子。4月7日,有1.5万名囚犯被带到阿利坎特的斗牛场,以及在圣费尔南多和圣巴尔瓦拉的城堡。其余3万人被装上运牲口的卡车,并被驱赶到位于该省西南部阿尔瓦特拉的由共和国建立的集中营中。许多人死于押送途中。 37 营地的选址非常精确,囚犯可以在此进行劳作,排干营地周围不适于居住的盐沼地。这里本来计划容纳最多2,000名囚犯,而在共和国统治期间,其关押的囚犯数量从未超过1,039人。从集中营建立直到内战结束,其间只有5名囚犯死亡。 38 现在,这里有了3万名囚犯。数百人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还有更多的人被押回家乡处死,每天晚上都有多人因试图逃跑而被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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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和饮水像他们之前在“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或斗牛场时一样稀少。从4月11日至27日,囚犯们只在4月11日、15日、20日和27日四天获得了食物,每次只有约65克沙丁鱼和60克的面包。只有最年轻和最强壮的人才能幸存,但他们已未老先衰,形销骨立,活像脱胎于自己过去之形象的幽灵。头两个星期有持续降雨。由于被迫身着湿透的衣物在泥里睡觉,很多人在高烧中死去。在空地上,随着雨水的注入,地面越来越泥泞,他们也因此受到了蚊子、跳蚤和其他寄生虫所导致的疫病之折磨。由于没有任何卫生措施,许多人因患上疟疾、斑疹伤寒和痢疾而死。营地中有少量厕所,由于便坑没有被及时清理,粪便很快就开始溢出。虽然囚犯中有不少医生,但他们无法获得药品。除了腹泻与便秘所带来的难堪,许多囚犯还受到坏血病、疥疮以及跳蚤和其他寄生虫的折磨,以致在每天需要他们连续站立数小时的例行仪式中,他们几乎无法保持站姿。他们不得不每天两次唱佛朗哥分子的颂歌。一旦唱错歌词就会遭到殴打。每一天,当来自各城镇和乡村的右翼委员会从中寻找他们本地的仇敌时,囚犯们常常需要被迫列队站立长达四小时之久,并且自始至终遭到辱骂。那些被带走的囚犯常会在附近被右翼委员会的人枪杀,因为后者根本没有耐心将其押回他们的家乡。 39 这些情况在西班牙各地的集中营里都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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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面临着来自佛朗哥当局之最大威胁的人群中有共和国政界人士、各级政治委员以及新闻记者,他们都被认为在整场战争中保持着共和主义之理想。也许最令佛朗哥当局憎恶和最值得其追捕的是军情局的前成员,以及司法系统、警务及监狱系统的工作人员。曾担任军情局负责人的安赫尔·佩德雷罗与他的200名下属一起被关押在“德洛斯–阿尔门德罗斯田园”,他预言性地指出,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因为他们了解第五纵队的情况及其背叛行径。如果佩德雷罗活着的话,那么如今自称曾是第五纵队成员的那些人的空口大话就会被揭穿。为了解释为何他们只取得了很少的战果,他们不得不夸大其词,声称佩德雷罗对他们施加了可怕的折磨。而数以万计的其他人,其唯一“罪行”就是曾支持共和国或曾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役,他们与他们无辜的妻儿受到了极为可怕的对待。 40 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遭到枪杀,其他囚犯则被迫列队目睹处刑过程。很少有人能逃跑成功,大多数尝试者很快就被重新抓获。设法成功逃离集中营的人之一是全国劳工联盟的贝尼尼奥·曼塞沃,他曾在马德里负责管理省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各个法庭。几个月后,他在马德里被捕并遭处决。在其他监狱里,“提人”行动是按照日期进行组织的——每月第三天杀三个人,第七天杀七个人,以此类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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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新闻记者的无政府主义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讲述了他在1939年6月中旬被从阿尔瓦特拉带到马德里的经历,与他同行的难友包括里卡多·萨瓦尔萨、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何塞·罗德里格斯·维加以及戴维·安东纳,后者在担任全国劳工联盟马德里支部书记期间,曾经试图对“提人”行动加以约束,并担任过雷阿尔城省的省长。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萨瓦尔萨作为巴伦西亚的省长,曾在制止无政府主义者之“钢铁纵队”的过火行动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抵达目的地后这些囚犯被分开,并被随意塞到任何有多余位置的警察分局中拘押。每20名至30名囚犯挤在一间双人拘留室中。由于不存在任何卫生保障,跳蚤和疥疮让他们苦不堪言。当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早餐是用一些含有麦芽的污浊的水来充当的“咖啡”,中午和晚上各是一碗同样污浊的水,上面偶尔会漂着一点萝卜或者大头菜,这就是“汤”或者“炖菜”了。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家人送来的食物包裹才能维生。而随着养家糊口的顶梁柱或者死去,或者流亡国外,或者在逃亡途中,或者已入狱,这些家庭均已贫困不堪。囚犯的家人被斥为毫无价值的“赤色渣滓”,因此很难获得工作机会。但他们仍旧会送入食物包裹,只不过是以自己挨饿为代价。许多人在马德里,或者在自己被囚禁的城镇中没有亲朋,但是狱中存在着一种团结精神,囚犯中间的幸运儿会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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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囚犯来说,恶劣的监禁条件只是其核心体验的背景而已。在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被拘押的阿尔马格罗街警局,囚犯连续几天反复遭到野蛮殴打,却没有接受任何实际讯问。这是“软化”过程的一部分。实施殴打的并非职业警务人员,而是曾在“契卡”机构中工作过,但现在却声称是第五纵队成员、此前只不过是在执行煽动任务的打手。囚犯还会遭到仪式性的羞辱,比如强迫他们互殴,或把他们按到充满秽物的便池中。有时候,过度的殴打会导致囚犯死亡。在很多时候,囚犯因为不堪忍受而设法自杀。自杀者因而避免了在情绪崩溃的情况下供出他们曾经参与或者没有参与的某些事情的风险,甚至是更糟的情况,即囚犯本人也变成告密者。有些人确实招供了。最后,几乎所有囚犯都会被迫签署“声明”和供词,而他们却无法看到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因此,任何碰巧来自巴列卡斯的囚犯,都要对从哈恩始发之列车上右翼人士遇害的案件负责,来自卡拉万彻尔的那些人,则被认定犯有谋杀洛佩斯·奥乔亚将军的罪行,哪怕他们当时正在遥远的前线上作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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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萨瓦尔萨遭到刑讯逼供,但并未写下任何供状。他于1940年2月2日受审,并于24日黎明被枪决。针对他的主要指控之一,是他在1934年夏所组织的那场完全合法的收获季罢工。就在他被带到行刑队枪口前不久,他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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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已经只存在于记忆之中了。这正是那些自诩为基督徒的人的愿望,而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过任何人的我,如同在过去的生命中一样,问心无愧地接受这场检验。在你们单纯的宗教信仰中,你们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一个人,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即使检察官也承认这一点——并且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可耻的行为,竟然也要等待死期的来临。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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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伊无联的杀手费利佩·桑多瓦尔的案例,是不堪酷刑而招供的一个典型。已经患有晚期结核病的他,连续数日遭到无情的殴打。由于肋骨被打断,他无法起身,而只能在剧痛中一边咳血一边呻吟。他会再次遭到殴打,直到他把积血吐干净为止。最后,在胸腹部遭到长达数小时的拳打脚踢之后,他开始交代其逃亡中的战友的名字,并告诉审讯者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们。在受到进一步殴打的威胁,并且几乎已无法说话的情况下,他被迫与他的难友当面对质。他只能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施刑者命令他做出的指控。大多数囚犯早已对桑多瓦尔感到厌恶,而一旦他们发现他的叛变行径,厌恶则转变成了仇恨。大家的普遍看法是,他的低劣品质证明了,他远不是一名社会阶级斗争中的战士,他只是一个小偷和凶手。他们开始劝他自杀。不知是为了回应其难友的要求,还是不堪忍受极端的痛苦,终于,在1939年7月4日,他从监狱楼里的一个窗户中跳出,摔死在了天井当中。无政府主义者阿莫尔·努尼奥在保安总局中被殴打致死,他曾代表全国劳工联盟就从马德里转移囚犯一事与统一社青团达成协议,而这最终导致了帕拉库埃略斯的大屠杀。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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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古斯曼等人最终在他们各自的“认罪书”上签字时,他们被转移到监狱中关押。载有古斯曼等人的卡车去了九所监狱,卡车司机才找到可以接纳这些囚犯的狱所。最终,他们被允许进入城市南郊位于卡拉万彻尔附近的耶塞里亚斯监狱。这里缺乏食物。每餐过后,他们都要被强制在监狱楼走廊上列队至少一小时,并齐唱长枪党、卡洛斯派和君主主义者的颂歌,如《面向太阳》(Cara al Sol)、《奥里亚门迪进行曲》(Oriamendi)和《皇家进行曲》(Marcha Real),同时还要伸出右臂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在合唱仪式结束时,他们必须高呼“佛朗哥万岁!长枪党万岁!”的口号,并仪式性地吟诵“统一的西班牙!伟大的西班牙!自由的西班牙!”那些被认为唱歌不卖力的囚犯将被带走接受惩罚,有时是被剃光头发,有时是遭到殴打,有时甚至会被枪杀。而最常见的惩罚是强迫他们一连四五个小时高举右臂站立唱歌。在除周末以外的大多数晚上,都会有被判死刑者遭到处决。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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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的审判与胡安·卡瓦·吉哈罗的类似。超过30名被控以各种不同“罪行”的囚犯同时受审。一个被指定的辩护人为所有被告辩护,后者直到审判前夕才有机会与其交谈。法庭的先决推定是,所有被告的被控罪名均成立。证明无罪是被告的责任,但他们通常不被允许发言。理论上说,如果一个人被指控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杀死一名特定受害者,而他当时并不在这个地方,那么他能够向法庭提交自己的不在场声明并进而证明自己清白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然而,司空见惯的情况是,某人因为多起时间、地点或受害人均不明的谋杀案件而受到指控。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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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这些指控之依据的陈述文件,则是他们在经受长达数周的严刑拷打后签署的,他们甚至不知道文件的具体内容。因此,囚犯几乎没有任何无罪开释的可能。有一位被关押的女性向古斯曼诉说了她是如何因不堪严刑折磨,而被迫在一份虚假供词上签字的。那份供词显示她本人曾参与在“欧罗巴影院契卡部”发生的谋杀案件。她让古斯曼看了自己严重变形的双乳。由于打火机和火柴的反复灼烧,乳房上的部分皮肉已被完全烧掉。她的乳头也已被用订书机撕掉。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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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斯曼受审的当天,有共计四次庭审,参加庭审的被告共有近200名男性和16名女性,持续时间仅有两小时出头。在古斯曼作为被告之一的审判中,庭审过程始于法庭书记员宣读针对29名被告的起诉书。书记员以几乎听不清的死气沉沉的语调宣读完毕。事实上,只有被告及其家属因难以听清和理解这些指控而感到困扰。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此并无任何感兴趣的表示。其中那些可以勉强听清的指控,其内容简直包罗万象,从加入“契卡”组织,到在教堂实施纵火,在共和国军队中担任政治委员、军官或者只是志愿从军。与古斯曼同时受审的其他被告之一是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他被指控的罪名不但包括曾担任共产党的政治委员,还有他曾写过“诽谤”佛朗哥分子之事业的诗歌。古斯曼本人被控的罪名包括:担任《大地报》(La Tierra)主编和担任《卡斯蒂利亚自由报》(Castilla Libre)的社长,侮辱反叛方领导人,夸大共和国方面的胜利,并且要对上述两家报纸的读者所犯下的罪行负有(煽动的)责任。在宣读完所有指控之后,检察官开始进行盘问。囚犯只能回答“是”或者“否”。没有证人出席。然后,法庭成员宣布休庭。在检察官返回后,他发表了一段20分钟的讲话,在此期间,他指责这些被告为劣等渣滓、懦夫、罪犯、无教养的野蛮人、盗贼和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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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大部分囚犯的所有罪行都被归咎于埃尔南德斯和古斯曼给他们带来的“启发”。检察官称,刊登于《大地报》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上的内容导致了1936年2月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同年8月在模范监狱的纵火和随后的屠杀事件,以及11月份马德里军民的抵抗。检察官似乎并未意识到或者根本不关心《大地报》已于1935年5月停刊,而《卡斯蒂利亚自由报》直到1937年2月才创刊。辩护律师直到庭审前一天傍晚才被允许与被告进行交谈,但他既没有提前收到上述29名被告的卷宗,也没有收到之后他要负责辩护的其他对象的相关文件,而只能在庭审时草草扫上几眼。他基本上只能请求法庭判处被告轻于检察官所要求的刑罚——用无期徒刑代替死刑,用30年有期徒刑代替无期徒刑。当被告被允许发言时,他们刚一开口就被打断。当古斯曼试图指出,检察官口中所称的他曾于其上发表文章的报纸并不存在时,他被命令坐下来,并被告之法庭对他可能会讲的一切都已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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