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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诉讼程序不到两个小时走完。实际上，如果去掉休庭时间，那么还不到九十分钟。那一次庭审，平均到每位被告的时间还不到三分钟，在29人中有15人被判处死刑，其余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或30年有期徒刑。其中有一个在起诉名单中毫不起眼的人，因为某个模糊的罪名就被判处死刑。在一场持续仅11分钟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古斯曼的狱友之一，共产党员纳西索·胡利安与其他16人受审并被判处死刑。在托尔托萨，案件审理工作由臭名昭著的利萨尔多·多瓦尔主持。1939年8月10日，在分别有14人和15人受审的两次审判中，他几乎都要取消宣读起诉书的环节。被告之前没有见过辩护律师。整场诉讼持续了还不到半小时。在塔拉戈纳的军事法庭，20至30名男女被告共同受审的情况很常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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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佛朗哥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因素之一，是他的安全部门与第三帝国的类似机构之间一直以来的密切合作。这种合作已于1937年11月开始，当时布尔戈斯当局请求德国政府派出一个专家小组，前来指导西班牙警方采用最新手段来根除共产主义。一个在党卫军上校兼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外国情报局局长海因茨·约斯特领导下的行动队得以组建；在未来的纽伦堡审判中，此人将因为在俄国所犯的暴行而被判处死刑。约斯特的团队于1938年1月中旬抵达巴利亚多利德，并作为佛朗哥新近成立的公共秩序部的下属机构而存在。公共秩序部由时年75岁的塞韦里亚诺·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领导。马丁内斯·阿尼多曾在20世纪20年代初担任巴塞罗那省省长，他因在任职期间将臭名昭著的“逃跑法则”（枪杀“逃跑中”的犯人）加以常态化而闻名，佛朗哥本人对他在普里莫·德·里韦拉独裁统治时期冷酷无情地维持法律与秩序的做法深为欣赏。他想要加紧清除占领区的左派人士，并很乐于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建立必要的镇压机构及手段。约斯特于1938年2月回国，但留下了一个由党卫队保安处成员组成的三人小组，协助佛朗哥当局对警察管理体系，以及政治警察和刑事警察力量进行重组。该小组的一项持久的遗产，就是对缴获的共和国档案资料进行分析并加以系统化，进而在萨拉曼卡建立了庞大的政治情报库。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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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战争爆发前，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便一直在狂热地制作所谓的犹太人与共济会员的名单。1937年，在他的帮助以及“元首”本人的鼓励下，总部（佛朗哥的总司令部）开始汇集从占领区的政党和工会组织办公室，以及从共济会支部和左翼人士住所中缴获的各种资料。这项工作主要是在犹太–共济会事务处中完成的，该事务处是处于图斯克茨神父和安东尼奥·帕劳少校领导下的军事情报部的下属机构。图斯克茨神父在成堆的文件中仔细搜索，以不断扩充其共济会嫌疑分子的名单。在1937年4月20日由陆军军官和志愿者运作的新附属机构“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暨宣传办公室”成立后，此项任务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扩充。官方目标是“搜集、分析和编录共党及其傀儡组织在国内战场上使用的各类宣传材料，以便（我们）在西班牙国内和国外组织针对性的宣传”。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从左翼组织那里收缴所有相关的材料，其目标群体从保守共和派人士到无政府主义团体不一而足，其中还包括共济会员、和平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他们只保留数量有限的印刷件，其余的则予以销毁。比反制性的宣传更为重要的目标是，从通信和捐赠名单以及会员资料中仔细搜索人员姓名，并将其并入一个用来对左翼人士实施逮捕和审判的更大的档案索引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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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29日，在另一项类似的措施中，佛朗哥任命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埃吉拉斯担任特勤代表处的负责人。其工作内容，概括说来就是，“恢复在西班牙境内发现的，由个人或官方实体拥有的，与秘密宗派及其活动有关的所有文件，将其谨慎存放于远离危险之处，对其进行编录和分类，以便创建一个用于揭露与惩罚祖国之敌人的档案库”。 50 作为最知名的纳瓦拉卡洛斯派人士之一，乌利瓦里在担任综合军事学院院长时在萨拉戈萨与佛朗哥首度见面。乌利瓦里在推动佛朗哥的连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在该市的政治事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的任命可以看作一种奖赏，因为他在1937年4月，卡洛斯主义运动温顺地接受与长枪党的联合，进而组成佛朗哥的单一政党“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这件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该项任命同样也是对乌利瓦里强烈的反共济会思想的一种认可，而这种思想也为佛朗哥，当然也为图斯克茨神父所认同。乌利瓦里长久以来一直是图斯克茨神父的仰慕者，他在频繁造访佛朗哥位于萨拉曼卡主教宫的住所时，与这位反共济会运动的战友相识。乌利瓦里对共济会和犹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以至于在其所属的卡洛斯派团体中，他被称为“共济会之锤”。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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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星期以内，乌利瓦里成立了文件复原办公室（ORD）。在巴斯克地区即将被佛朗哥分子攻陷之际，文件复原办公室的目标是系统性地寻取文件并随之对其进行分类。该任务被委托给一个特别挑选出来的国民卫队小部队执行。很快，乌利瓦里就主张将文件恢复办公室与反马克思主义研究暨宣传办公室合并。专横跋扈的乌利瓦里试图将所有类似活动集中化的决心最终导致了他与图斯克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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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坦德和阿斯图里亚斯即将紧随巴斯克地区落入叛军之手时，乌利瓦里呼吁加快文件搜集工作的速度，以便使随后的镇压效率最大化。他表示，在每场胜利之后，警方必须得到“可以指明那些应立即受审之人的罪证的文件”。在叛军取得特鲁埃尔战役的胜利并紧接着穿越阿拉贡开赴地中海沿岸之后，巨量的机会来临。1938年4月26日，遂乌利瓦里所愿，佛朗哥当局的内政部长塞拉诺·苏涅尔颁布法令创建文件复原工作国家代表委员会（DERD，以下简称“文件复原委员会”），相关部门被正式合并。委员会的目标是收集所有来自“反对乃至不支持民族运动”的政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文件资料，并对其进行存档和分类，以便对他们进行定位和惩戒。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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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这次合并之后，原由军事情报部下属之犹太–共济会事务处收集的文件被转交给文件复原办公室。然而，乌利瓦里在努力集中所有事关共济会的情报的过程中，他还企图让图斯克茨移交他个人的档案索引系统，该系统已经因为纳入来自共和国军事情报局的资料而被大大扩充。图斯克茨的答复是否认他有任何材料，并声称他的文件都在巴塞罗那。然而最终，看起来图斯克茨手头的档案还是交给了文件复原委员会保管。直到1939年1月加泰罗尼亚沦陷之前，图斯克茨一直在军事情报部下属的那个规模已大大缩减的犹太–共济会事务处中工作。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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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利瓦里团队中最有影响力的工作人员之一，是警察爱德华多·科明·科洛梅尔。1938年8月，佛朗哥控制区的所有安全部门都已被整合到由何塞·梅迪纳中校领导的国家安全总局中来。其中最主要的部门是侦查处和治安警察处，这些部门又分为多个不同的科室。其中一个科室是反马克思主义科，该科又分为三个小组：共济会事务组、犹太人事务组和出版事务组。科明·科洛梅尔是共济会事务组和犹太人事务组的负责人，同时也负责出版《反马克思主义情报通讯》（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Antimarxista）。1939年1月，他被借调给文件复原委员会，担任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的助理。在那里，他对查缴之材料进行分类和筛选，以供秘密警察使用，并在此事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54 这些素材将成为他个人传奇般的图书馆的基础，同时也将供他在未来35年里出版一系列谴责共和国左翼所有派别的书籍和小册子时使用。在此期间，他的助手之一就是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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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佛朗哥军队穿越阿拉贡山区进入加泰罗尼亚时，文件复原委员会的搜索队紧随其后。巴塞罗那于1939年1月26日被占领，第二天占领军即宣布戒严。文件复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于1月28日开始在城中四处搜查，截至6月7日，查缴的文件已经装满了14栋建筑。有200吨文件被用卡车和火车从加泰罗尼亚运往萨拉曼卡。来自共和国残余控制区的文件总量达800吨。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这些材料转化成了一个包括8万名共济会嫌疑分子在内的大规模索引库。然而，事实上，1936年在西班牙的共济会员只有5,000到7,000人左右，1939年以后在西班牙只剩不到1,000人。这些档案将有助于20世纪40年代由臭名昭著的“特别法庭”所主导的清洗活动的开展，该特别法庭是为贯彻1940年2月颁布的“镇压共济会及共产主义特别法”（Law for the Repression of Freemasonry and Communism ）而设立的。 56 乌利瓦里于1940年9月1日被任命为第一任庭长，但在不久之后即被曾主持过巴利亚多利德镇压行动的安德烈斯·萨利克特将军取代。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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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克茨的卖力工作所造成的恶果是，在佛朗哥统治时期的西班牙，某人如果被认为是共济会员，那么他就犯有叛国罪。这通常意味着不经审判的死刑处决。到1936年年底，萨拉曼卡的共济会埃尔曼蒂支部有30名成员被枪杀。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在萨拉戈萨的康斯坦西亚支部的30名成员身上；而在洛格罗尼奥有15人遇害，在布尔戈斯为7人，在韦斯卡为5人，在休达为17人，在阿尔赫西拉斯为24人，在拉利内亚为12人，在格拉纳达为54人。在比戈、卢戈、拉科鲁尼亚、萨莫拉、加的斯、梅利利亚、得土安和拉斯帕尔马斯的所有共济会员都被枪杀。萨拉曼卡那些堆积如山的文件中所进行的偏执狂般的夸大导致了严重后果，例如，在战争爆发之前只有5名共济会员的韦斯卡，却有多达100人因被指控属于某个共济会支部而遭枪杀。到1937年10月，在马拉加有80名被指控为共济会分子的男性遭到枪杀。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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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与公共秩序部长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进行联络，建议进一步扩大西班牙和德国之间的警务合作。盖世太保对于遣返曾在国际纵队中服役并被佛朗哥当局俘获的德国犹太人、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很感兴趣。7月31日签署的协议允许两国安全部门迅速交换各自抓获的左翼人士。国际纵队战士被移交到派驻西班牙的盖世太保审讯人员手中，随后在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直接被德国方面带走。针对个体的遣返只需要经过佛朗哥本人的批准，而佛朗哥的答复总是“同意”。作为回报，驻萨拉曼卡德国使馆的盖世太保外交随员，党卫队突击大队长保罗·文策尔主持实施了一项针对佛朗哥政权的政治警察的培训计划。马丁内斯·阿尼多在快到1938年底时死去，其部门的职能被内政部吸收。塞拉诺·苏涅尔任命他的密友，第十七代马亚尔德伯爵何塞·菲纳特·埃斯克里瓦·德·罗马尼担任其保安总长。按照马亚尔德的建议，希姆莱被授予该政权最高荣誉，“牛轭与捆箭”帝国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在与佛朗哥西班牙之敌的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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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也获得了回报：法国崩溃之后，有数千名西班牙流亡者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在1940年6月22日法德两国于贡比涅签署停战协议的当天，西班牙外交部就通知法国驻马德里大使馆，说阿萨尼亚、内格林和“其他赤党头目”已在申请离开法国前往墨西哥的签证。佛朗哥当局引渡共和国知名人士的计划在德国占领区更为顺利，在新成立的维希政权的控制区则遇到了更多问题。塞拉诺·苏涅尔要求法国大使勒孔特·罗贝尔·雷农·德·拉·博梅转告维希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西班牙正在焦急等待着法国“清除”目前滞留于其领土上的西班牙赤色领袖。然后，在7月24日，西班牙政府要求孔特·德·拉·博梅阻止时年74岁的前总理，保守派人士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以及数名巴斯克地方政府要员离开法国前往墨西哥。 60 佛朗哥政府之所以有意引渡波特拉，是因为他在胡安·图斯克茨神父的名单中地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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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8月27日提出的一项强硬要求中，西班牙政府表示须立即引渡据其认为仍滞留于维希法国控制区的636名共和国知名人士。这些要求的背后则是赤裸裸的威胁，西班牙政府表示，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将利用与纳粹德国的特殊关系，将领土主张推向法属北非。贝当元帅肯定不会喜欢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因为他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共产党，但他也不愿意破坏庇护权的行使。因此，面对马德里方面的强烈不满，维希政府仍坚持主张，必须按照1877年法西两国签署的引渡条约，以及1927年颁布的一项有关引渡行为需经个案审理的法律，在法庭判决后方可执行引渡。然而，尽管有上述行为，维希法国警察还是根据佛朗哥政权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提供的姓名和住址，开始对前共和国的知名人士实施围捕，或者至少将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之下。法国人知道，移交这些人就意味着将他们推到枪口下。令塞拉诺·苏涅尔出离愤怒的是，包括普列托和内格林在内的数名要员已在法国当局的里应外合下成功出逃。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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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7月1日，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通知他在法国的全权外交公使路易斯·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塔沃阿达，墨西哥已做好了接收目前在法的所有西班牙难民的准备。此外，他还指示其全权公使通知法国政府，在针对难民的运输工作安排好以前，所有在法的西班牙共和国难民都处于墨西哥的外交保护之下。7月8日，罗德里格斯·塔沃阿达在维希城得到了贝当元帅的接见。贝当元帅在向他提出这些西班牙人都是“不受欢迎者”的警告之后，原则上同意了墨西哥方面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和维希当局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商讨难民转移工作的细节，双方于8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许多维希政府官员对这一安排表示怀疑，他们和占领区的德国人依从西班牙方面的要求，对许多企图离开法国的前共和国人士予以阻止。尽管如此，墨西哥方面主动伸出的援手还是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前共和国人士脱离险境，直至1942年11月德国占领维希法国控制区并切断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为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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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维希法国在司法方面的顾虑和墨西哥政府的人道主义努力给佛朗哥当局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他们发现在法国德占区，引渡西班牙难民不会遇到此类问题。在巴黎沦陷之后的几天之内，长枪党团伙就洗劫了西班牙共和国各流亡党团组织办公室所在的多座建筑物。其资金和档案被夺走并送回西班牙。莱克里卡迅速与德国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后者为西班牙警察在占领区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于是流亡中的共和派人士的寓所遭到搜查，他们的财物和文件被扣押，他们本人即便没有被逮捕或被引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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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下旬，马亚尔德伯爵造访柏林并讨论了关于被捕共和派难民的处置方案。他参观了最新警务设施与技术的展示，并且面见了希姆莱本人，以及包括党卫队保安处首脑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内的德国警察和安全部门的高层人物。希姆莱建议西班牙和德国之间互派具有外交豁免权且有权逮捕各自国家公民的警察联络官。希姆莱借此可以扩展在西班牙的盖世太保情报网络，以保持对德国难民的监视，西班牙方面则可以迅速获得共和派流亡者。马亚尔德伯爵说他必须与内政部长商讨此事，但是暗示希姆莱本人也许愿意前往西班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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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此次访问之前，法国刚刚沦陷之际，佛朗哥和塞拉诺·苏涅尔就急不可耐地开始将早先希姆莱与马丁内斯·阿尼多将军达成的协议付诸实践。保安总局的军官们被派往巴黎，安排从法国被占领区引渡几名新近遭逮捕的共和派领导人。巴黎使馆的警务专员佩德罗·乌拉卡·伦杜埃莱斯负责完成交接并将其带往西班牙边界。德国方面根据莱克里卡提供的名单对包括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霍韦尔在内的重要人物实施抓捕。7月10日，在阿尔卡雄附近的滨海皮拉城，德国警方在一名西班牙特务的陪同下，逮捕了阿萨尼亚的妻舅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夫，以及共和国流亡总统的两位密友，卡洛斯·蒙蒂拉·埃斯库德罗和米格尔·萨尔瓦多·卡雷拉斯。第二天，两名社会党人，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斯矿工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特奥多米罗·梅嫩德斯和新闻记者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在波尔多被德国人逮捕。1940年7月27日，盖世太保在巴黎逮捕了曾一度担任《社会主义者报》主编的战时内政部长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门迭塔。所有被捕人员都在法国境内被移交给西班牙警察，并被带往马德里。移交过程没有经过任何司法程序。据佛朗哥本人说，德国人“自发地”交出了囚犯。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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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因为儿子路易斯罹患重病，在巴黎的一家诊所就诊，所以他也就错过了逃离法国的多次机会。他于1940年8月13日在南特附近的拉博勒莱潘被捕，随后被带往巴黎并羁押在拉桑泰监狱。然而，8月26日，拉桑泰监狱收到了来自马亚尔德伯爵的命令，要求将孔帕尼斯移交给佩德罗·乌拉卡·伦杜埃莱斯。他于9月初被押至马德里，并被监禁在保安总局的地下室里。一连五个星期，他被单独关押，并遭到拷打和折磨。佛朗哥政权的大人物们去到他的牢房，对他进行辱骂，并向他抛掷硬币和干面包的硬皮以示羞辱。10月3日，浑身血迹斑斑且上了重铐的孔帕尼斯被转移到巴塞罗那的蒙特惠奇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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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被控以军事叛乱罪，并于10月14日在简易军事法庭上受审。在军方检察官准备起诉状的时候，孔帕尼斯却没有机会与被指派为他进行“辩护”的军官交谈，也无法召唤对他有利的证人。辩护律师，炮兵上尉拉蒙·德·科卢维里指出，孔帕尼斯曾在加泰罗尼亚拯救了数百名右翼人士的生命，包括律师本人在内的若干名陆军军官也在被救者之列。庭审持续了不到一小时，孔帕尼斯被判处死刑。该判决很快得到了第4军区总司令路易斯·奥尔加斯的核准。次日凌晨，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孔帕尼斯听了弥撒并领取了最后的圣餐。在被带到国民卫队的行刑队前面时，他拒绝戴眼罩，当他们开枪时，他高呼：“为了加泰罗尼亚！”他的死亡证明显示，他死于1940年10月15日上午6时30分。其死因被恶毒地记录为“创伤性内出血”。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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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加斯将军因为必须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而感到不快，这并非是基于道义上或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他认为这种“脏活”本应由长枪党党徒来做。在1940年初之前，所有的死刑判决均需得到佛朗哥将军的核准。但是，他总是要耽搁很久，才有时间来处理这些大量堆积的未决案件。所以，同年1月26日，为了加速审判过程，政府规定死刑判决书不用再由佛朗哥签字复核。法令进一步明确规定，如果被处刑者是前政府的部长、国会议员、省级长官，或者是在共和党行政当局中担任其他高级职务的人，则不可以请求宽大处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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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帕尼斯死后第四天，海因里希·希姆莱抵达西班牙。马亚尔德伯爵此前发出的邀请已得到了刚刚走马上任的外交部长塞拉诺·苏涅尔的确认。在英国大使看来，塞拉诺·苏涅尔希望寻求有关“清算对手与抓捕政治难民的专业建议”。希姆莱的兴趣不但在于两国的警务合作，同时他也关心即将在法国边界举行的希特勒与佛朗哥之会谈的安保准备工作。于1940年10月19日上午抵达西班牙后，他先是在圣塞瓦斯蒂安，然后在布尔戈斯受到了精心安排的极其隆重的欢迎。两座城市的街道上都悬挂着纳粹德国的字旗。10月20日，当希姆莱抵达马德里时，迎接他的是塞拉诺·苏涅尔和长枪党的高层干部。他先是在丽兹酒店安顿下来，然后前往外交部与塞拉诺·苏涅尔会谈，之后两人前往位于帕尔多王宫的元首官邸面见佛朗哥。塞拉诺·苏涅尔对于被捕的几位共和国重要人物的下落尤为感兴趣，正如希姆莱对流亡的德国人持有同样的关注一样。他们达成一项协议：盖世太保将在德国驻马德里使馆设立办事处，而党卫队保安处将在西班牙境内的德国各主要领事馆均设立办事处。这样，德国秘密警察在行动中就有了充分的外交豁免权。而在德国境内活动的西班牙特务也将拥有同样的特权，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权的应用范围扩展到了法国的德占区。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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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马德里市长一职的马亚尔德伯爵，在飘扬着纳粹字旗的本塔斯广场为希姆莱特别安排了一场反季的斗牛表演③，并邀请希姆莱前往他位于托莱多的庄园参加狩猎聚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参观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位于托莱多和埃斯科里亚尔的历史遗迹，以及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修道院。他之所以造访考古博物馆和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是因为二者与他在党卫队下资助设立的“日耳曼祖先遗产”的项目有关联。希姆莱一直在寻找能够庇佑纳粹德国赢得战争胜利的护符。对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中的描述深信不疑的希姆莱，认为“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就是歌剧中的“蒙沙尔瓦”（Montsalvat），根据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和后来的瓦格纳的说法，圣杯就保存于此。在蒙特塞拉特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中，他要求查看记载圣杯所在方位的文献。当他被告知他的所述有误时，他粗暴地声称蒙特塞拉特的一切都有着日耳曼异教的起源，并宣称耶稣基督并非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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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文化”活动，希姆莱的行程还包括参观监狱与集中营。根据塞拉诺·苏涅尔最亲近的助手之一拉蒙·加里加的说法，希姆莱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深感震惊。在国家迫切需要劳动力来重建内战中毁坏的道路、建筑和住宅时，竟然有数以十万计的身体健全的西班牙人被关押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并且还有许多人面临着死刑处决，这让希姆莱感到十分荒谬。显然，他对共和国流亡者在法国境内的劳动营的工作状况印象深刻。他告诉佛朗哥和塞拉诺·苏涅尔，他们正在浪费宝贵的资源，把工人阶级中的好斗分子纳入新秩序当中，要比消灭他们更有意义。在他看来，佛朗哥政权应该做的是只枪毙共和派的少数知名人物，再关押一些中坚分子，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应在得到警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获得自由。希姆莱在意识形态之敌和种族之敌这两者之间进行了重要的区分。佛朗哥并未被说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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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姆莱还在西班牙的时候，针对7月底由德国方面移交的前共和国其他知名人士的庭审开始拉开帷幕。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夫、弗朗西斯科·克鲁斯·萨利多、卡洛斯·蒙蒂拉、米格尔·萨尔瓦多、特奥多米罗·梅嫩德斯和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均被控犯有军事叛乱罪，并于10月21日受审。检察官明白他们并没有真正犯有什么罪行，他宣称他本人无意引述具体事实，也不打算召集目击证人，因为很显然，被告都是“煽动革命”的共犯。他们在内战前和内战期间所担任的职务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有罪。按照检察官的作证，在一个组织、容忍或无力阻止流血犯罪的政府中任职的任何人，都与犯罪实施者同罪。特奥多米罗·梅嫩德斯在1934年10月暴动之后即已淡出政治舞台，并且更为关键的是，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亲自出面为他作证，这让他得以逃脱死刑，改判30年有期徒刑。其余5人均被判处死刑。包括作家文塞斯劳·费尔南德斯·弗洛雷斯、长枪党党员拉斐尔·桑切斯·马萨斯和卡洛斯派义勇军的领导人之一安东尼奥·利萨尔萨在内的若干佛朗哥当局之显要人物均在出庭作证时指出，苏加萨戈伊蒂亚并没有对流血犯罪视而不见，相反他拯救了许多人，尤其是男女神职人员。胡利奥·鲁伊斯·德·阿尔达的遗孀阿梅利亚·德·阿萨罗拉也在作证时提到了苏加萨戈伊蒂亚所采取的积极举措。然而这都无济于事。克鲁斯·萨利多和苏加萨戈伊蒂亚于1940年11月9日被枪杀于马德里东郊公墓，与他们一同遇害的还有其他14名共和国人士。而在12月21日，里瓦斯·切里夫、蒙蒂拉和萨尔瓦多得知，佛朗哥已将他们的判决减至无期徒刑。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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