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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390 很多受害者的案例表明了，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不管他们做了哪些努力，只要这些为政府工作的人无力阻止流血暴行，那么他们就是有罪的。1940年7月10日，从内战爆发起至1936年9月中旬担任马拉加省省长的何塞·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维加在法国境内被盖世太保逮捕，并与孔帕尼斯、苏加萨戈伊蒂亚、克鲁斯·萨利多、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夫、特奥多米罗·梅嫩德斯和其他前共和国国会议员一道被带往西班牙。他于1942年3月在马拉加受审，被指控对在他任职期间发生的所有谋杀案件负责。尽管有大量证词显示他曾拯救了成千上万人，尽管事实上他当时已被当地无政府主义者委员会完全压制，但他还是于1942年5月18日被判处死刑。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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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392 按照维希法国的引渡程序，最高法院的高级检察官布拉斯·佩雷斯·冈萨雷斯首先要向外交部递交逮捕令，然后再由后者向维希法国提出相应的申请。在1940年11月，莱克里卡提交了一份名单，其中列出了近3,000名希望能将其引渡到西班牙受审的共和国人士。维希政府的正式回应很冷淡，它明确要求每个案件都需要相应的个人卷宗。引渡的请求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申请理由本身就十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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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394 例如，曾经担任地方政府文化部长的本图拉·加索尔曾经拯救了很多受到极左翼威胁的右翼分子和宗教人士的生命，因此，他本人收到了来自极端主义团体的死亡威胁，并于1936年10月被迫流亡法国。然而，引渡申请却将其指控为一个普通刑事犯。作为引渡对象的所有人员都遭到逮捕和监禁，直到接受审讯为止。在案件得到审理之前，加索尔在监狱里被关了3个月。法国法院在听取了其中一位被他拯救的人，现正流亡意大利的塔拉戈纳大主教弗兰塞斯克·比达尔·巴拉克尔的证词后，驳回了他的引渡请求。 71 另一个被驳回的是针对拉尔戈·卡瓦列罗内阁之卫生部长费德丽卡·蒙特塞尼的引渡请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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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396 莱克里卡被这些法律文章弄得心烦意乱，有时候他会擅自行事。其中一个这样的案例是12月10日于尼斯实施的，针对曾在内格林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的马里亚诺·安索的抓捕。表面看来，安索是由遵从维希当局指示的当地警方逮捕的。抓人的小分队据称是要将他带往维希，他们中间包括一位名叫维克托·德鲁耶的极右翼法国警察——莱克里卡的一位密友，一名受雇于莱克里卡的白俄分子，以及西班牙大使馆的警务专员佩德罗·乌拉卡·伦杜埃莱斯。他们打算非法将安索带回西班牙。后者设法逃脱，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被置于尼斯当地一名警察局长的保护下。他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随后举行的司法听证会否决了西班牙方面的引渡请求。由德鲁耶、乌拉卡和白俄恶棍组成的这个团伙，也是保守共和派人士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被捕的幕后黑手。他们通常会没收被捕者的随身财物，所使用的借口是这些东西都是被捕者之前在西班牙窃取而得的。波特拉被控窃取财物，但这些东西实际属于他个人所有，是他设法从其位于巴塞罗那的家中抢救出的物品。他们对他实施殴打，企图让他交出财产。年事已高且身患重病的波特拉打算自杀而不是面对牢狱生涯，但为他的朋友所劝阻。他的案件最终于1941年9月15日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进行了审理。引渡请求被驳回，理由是西班牙方面提供的申请书并未指明所犯罪行的涉案日期、地点或受害者信息。鉴于波特拉自1936年7月31日以来就一直住在法国，所以法国法院认为申请书之陈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西班牙当局立即提出了第二次引渡请求，然而在1941年11月25日再度被驳回。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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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398 另一个可笑的引渡要求是针对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司法部次长爱德华多·拉加索尔·萨拉的。他是巴塞罗那的一位杰出律师，内战爆发时他在马德里，并参与了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洗劫了他在巴塞罗那的住所。1937年5月事件之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新任司法部长佩雷·博施·希姆佩拉任命他担任其副手。在任职期间，他为重新确立法律与秩序而工作，并囚禁了许多极端分子。在战争结束时，他被迫流亡国外，并且为共和国难民提供帮助，以及招募西班牙志愿者加入法军部队。他于1940年7月7日因持有“共和国宝藏”而遭到莱克里卡的逮捕，这里提到的“共和国宝藏”，是指被共和国政府带离西班牙的用于支付流亡费用的资金。次年他数次被维希当局警察逮捕，但每次都被释放。最后，布拉斯·佩雷斯提出了引渡请求，他不实地指控拉加索尔在内战期间领导一支民兵治安武装，并应对多起谋杀事件负责。此案作为一个突出案例，展现了奠定佛朗哥分子的“正义”之基础的伪善与强烈报复心。作为巴塞罗那大学的法学教授和执业律师，布拉斯·佩雷斯与拉加索尔私下里认识，前者正是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干预，才逃离了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尽管他的指控并未涉及任何（受害者）姓名，以及（涉案）日期或地点，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是，维希法国的法院还是在1941年8月2日同意了西班牙方面的请求。墨西哥政府提出的强力抗议最终说服了维希政府，后者收回成命，拒绝将拉加索尔移交给佛朗哥当局，然而在此期间，拉加索尔已在监狱里经受了相当严重的心理羞辱和身体虐待。而且，引渡的威胁以及他的频繁被捕在流亡者群体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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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00 1940年11月，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霍安·佩罗·贝利斯在位于卢瓦尔河畔的沙布里被维希警察逮捕，他曾谴责过加泰罗尼亚地区伊无联组织的过火行径，并曾担任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的工业部长。他因非法穿越分界线④被判入狱三个星期，然后被移交给盖世太保并被带往德国。1941年2月19日，德国人将他送至马德里。在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一直被关在保安总局的地下室里。为了从他口中撬出用于帮助共和国难民的资金被保管在法国境内何处的情报，他遭到严刑拷打。来自巴塞罗那警方的报告证实，佩罗在战争期间也拯救了许多人。尽管有这些证据，而且他在其家乡马塔罗城打击极端分子一事也是事实，但他仍须对发生在那里的罪行负责。4月8日，他被转移到巴伦西亚的省立监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多位长枪党领导人都许诺可以让他获得自由，只要他加入佛朗哥政权的御用工会组织“垂直工会”（Vertical Syndicates）。在对此予以拒绝之后，他于1942年7月21日在军事法庭上受审，并被指控犯有盗窃数百万比塞塔的资产和在巴塞罗那组织“契卡”机构的罪行。不同寻常的是，佩罗在法庭上拥有一位专门的辩护律师路易斯·塞拉诺·迪亚斯中尉。而且，包括数名陆军高级军官、两位修道会团体的负责人以及劳工总局局长弗朗西斯科·鲁伊斯·哈拉沃在内的多位获救者出庭为其作证。巴塞罗那地区的长枪党创始人卢伊斯·古铁雷斯·圣马里纳也在辩护中慷慨陈词。法官警告塞拉诺·迪亚斯说，如果他的发言超过30分钟，那么他将面临严厉处罚。然而他的发言时间却持续了1小时又15分钟——这是在佛朗哥当局的军事法庭审判中前所未有的一次辩护。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佩罗仍被裁定有罪，并于3天后遭枪杀。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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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02 佩罗在巴伦西亚的难友之一为霍安·佩塞特·阿莱克桑德雷博士。他是一名非常杰出的细菌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律师。他曾在1932年至1934年间任巴塞罗那大学的校长，而且也是在人民阵线中代表阿萨尼亚之左翼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之一。战争期间他曾在军医院担任医生。在巴伦西亚陷落之际，他像成千上万名共和国支持者一样，在疏散到国外的希望破灭后被叛军抓获，然后首先被带到臭名昭著的阿尔瓦特拉集中营，后来又被带往波尔塔塞利的集中营。尽管态度温和、为人善良的佩塞特曾努力阻止无政府主义者的杀戮，但是在三名满怀嫉妒之情的行业竞争对手的告发下，他仍然在法庭受审。尽管他们均无法提供任何有关其不法行为的证据，但是他们都用疑似提前串通好的话语声称，他作为知名共和派人物的身份，使他必须对发生于巴伦西亚和卡斯特利翁的所有杀戮事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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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04 包括数名修女和1位神父在内的多人都证实了佩塞特在制止极端分子的拘禁、谋杀和焚烧教堂之暴行方面所做的努力。1940年3月4日，在军事法庭的一次庭审中，他被认定犯有军事叛乱罪并被判处死刑，但法庭建议对其实施减刑。长枪党方面对此表示抗议，并展示了一份关于应用心理学的学术讲座的讲稿，其中佩塞特曾顺带对军事政变加以谴责，并表示反对它是一项公民义务。法庭于3月25日重新召集并确认了该死刑判决，这次没有提到任何减刑的可能性。他被判处有罪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犯下的罪行，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是因为他代表了共和国的政治理念。包括各界名流、宗教人士、军官甚至长枪党党徒在内的28人发起了联合请愿，希望能够对他进行减刑。在长达14个月的时间里，他不得不等待着其判决的最终确认，同时在巴伦西亚的模范监狱中履行狱医的职责。他于1941年5月24日被枪杀于帕特纳公墓。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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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06 佛朗哥当局的“正义”复仇之对象也包括了那些曾经努力阻止共和国控制区镇压活动的人，而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案例则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在马德里为营救右翼分子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以至于他在无政府主义团体中的部分同志怀疑他是一个叛徒。即使他的妻子也开始相信，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他天真地让自己被第五纵队利用了，而在梅尔乔驳斥了他妻子的疑虑后，后者于1939年初离开了他。在被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任命为马德里市长后，他向佛朗哥的部队献城投降。此后，他于1939年4月13日被捕，并在当年12月受审。经过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军事律师伊格纳西奥·阿雷尼利亚斯·德·查韦斯的有力辩护，他被法庭认定无罪。但是，佛朗哥当局的中心军区审计长驳回了此项裁决，并坚持对此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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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08 梅尔乔·罗德里格斯于1940年5月11日再次受审，他被控参与了发生在马德里的一项犯罪活动，但当其发生时他正在巴伦西亚。在审判前两天，一个年轻且无经验的辩护人被指定为其辩护。在审判实际开始之前，该辩护人不被允许和他的客户见面，也看不到任何起诉文件。本案的检察官莱奥波尔多·维多夫罗·帕尔多是一位曾在战争期间的马德里有过可怖经历的卡洛斯派人士。这些经历让他对全国劳工联盟的重要成员持严重敌视的态度。他的表弟费尔南多·维多夫罗·波朗科神父之死带给他的伤痛，进一步加剧了他对左派的仇恨。当然，他并不知道费尔南多神父是被外籍军团士兵从背后开枪射杀的。然而，正是由于梅尔乔·罗德里格斯的大力推动，他才得以在芬兰大使馆接受庇护，从而保住自己的性命。尽管如此，他仍指控梅尔乔是一个嗜血杀手，并要求判处其死刑。但是，这场构筑在虚假证词基础上的庭审闹剧却被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的突然出现彻底毁掉，他在法庭上提供了对被告有利的证词，并展示了一份因梅尔乔而获救的包括两千多名右派人士在内的名单。名单中包括很多贵族人士，以及长枪党的创始人之一雷蒙多·费尔南德斯·奎斯塔。与佩罗不同的是，梅尔乔并非共和国的部长，而为他作证的主要证人，其级别要高于法庭中的其他所有人。于是，本已策划好的死刑判决被减为二十年零一天的有期徒刑，他于1941年3月1日被送往加的斯省的圣玛丽亚港的市立监狱。然后，作为第1军区总司令的穆尼奥斯·格兰德斯将军，将他的刑期减为十二年零一天，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临时自由。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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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10 梅尔乔·罗德里格斯是卡萨多政权中仅有的几名选择留在马德里的高层成员之一，他曾天真地相信，只要他手中没有血债，那么他就不用有任何担心。这些留下来的人中级别最高的是社会党人胡利安·贝斯泰罗，他是七人委员会中的外交部长。贝斯泰罗没有任何反对军事叛乱的言行，他在结束共和国的抵抗一事上出力最多。他是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中唯一留在马德里的成员。包括臭名昭著的马德里无政府主义者“契卡”机构的组织者爱德华多·巴尔·贝斯科斯在内的其他人，都设法与卡萨多一起逃往了英国。不可避免地，贝斯泰罗将在佛朗哥当局的镇压运动中遭到暴风骤雨般的猛烈打击：因为他不但是国会议员，还曾担任社会党及社会党工会运动组织（即劳工总会）的主席，并且还是1931年制宪会议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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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12 然而，贝斯泰罗却对共和国被占领区发生的大规模报复行动视而不见。相反，他却轻信了其来自第五纵队的联络人的许诺，即佛朗哥会保证那些没有普通刑事犯罪的无辜人士的生命和自由。此外，尽管卡萨多政变已经破坏了妥善组织撤离那些身处险境之人的机会，但贝斯泰罗仍拒绝将任何政府资源用在那些需要逃离的人员身上。他的逻辑是，西班牙需要国家财富进行战后重建，而且佛朗哥将会因为资源得到保护而更加善待那些留在西班牙的共和国人士。在长枪党秘密团体和第五纵队组织的配合下，他为共和国向佛朗哥分子的和平投降创造了便利条件。他甚至颇为自得地相信，基于他为缩短战争所做的贡献，佛朗哥会愿意在战后重建过程中给他安排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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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14 尽管贝斯泰罗希望共同的反共需求能够使他成为双方和解的手段，但结果是将近69岁的他仍然遭到逮捕，并于1939年7月8日来到军事法庭，面对军事叛乱罪的指控。鉴于他的重要性，他的案件落到了占领军法庭的首席检察官费利佩·阿塞多·科伦加中校的手中。阿塞多·科伦加认识到贝斯泰罗完全是无辜的，但仍要求判处其死刑。 78 最终贝斯泰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又减为三十年苦役。在1939年8月底，他被送到了卡莫纳的监狱。他的健康因为缺乏食物和医疗护理而被毁掉，而且他还被迫从事擦洗地板和清洁厕所等艰苦的体力劳动。后者导致他患上了败血症，由于没有进行治疗，他于1940年9月27日死亡。 79 贝斯泰罗的不幸之处在于，由于无法对流亡国外的阿萨尼亚、普列托、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进行审判，所以佛朗哥分子只能将仇恨之怒火发泄到他的身上。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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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16 另外一位遭到恶意报复的共和国知名人士是第二任战时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他于1939年1月29日穿越法国边界，随后抵达巴黎并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德国占领此地的前两天才离开。此后，维希当局安排他四处搬家，并总是让他处于监视之下。布拉斯·佩雷斯在1941年5月底准备了对他的引渡申请，并在申请书中指控他对暗杀、盗窃和抢劫行径负有直接责任。四个月之后，维希当局于1941年10月9日将他逮捕。在利摩日，现年71岁的拉尔戈·卡瓦列罗被囚禁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来自马德里的针对费德丽卡·蒙特塞尼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引渡申请于同一天被法庭受理，两者均被拒绝。虽然蒙特塞尼被释放，但拉尔戈·卡瓦列罗却被软禁在尼永。在德国占领维希法国全境之后不久，他于1943年2月20日再次被捕，逮捕他的是意大利政治警察和两名盖世太保特务。他先是在尼永接受讯问，后被囚禁于巴黎。7月8日，他被送往柏林，然后在7月31日被关押到位于奥拉宁堡的极为残忍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假使他被引渡到西班牙，那么将他枪杀的呼声将会非常高，但是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佛朗哥可不想冒险再次制造国际丑闻，而且它很可能会比之前处决孔帕尼斯时引起更大的轰动。拉尔戈·卡瓦列罗坚信，马德里当局之所以没有要求他转移到西班牙，是因为他们更希望让他死在德国集中营里。事实上，他活到了苏联红军解放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一刻，然而他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他于1946年3月去世。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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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18 当布拉斯·佩雷斯为提交引渡申请而搜集资料时，他借助了佛朗哥当局于1937年征服北方后开始运作的国家工程的一个核心工具，从中抽取了一系列“证据”。这一工具就是所谓的“普遍司法调查”，或曰“为搜索自1936年7月18日至全国解放之前赤党控制区的犯罪行动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情报而进行的国家司法程序”。这一程序于1940年4月26日被加以正式化，当时最高法院的检察机构奉命开始针对共和国方面所涉罪行之指控，搜集相关的资料。讯问犯人的笔录、目击者的告发记录和缴获的文件等海量档案资料被汇集到一起。它为针对共和国支持者的审判提供了“证据”，并且也是该政权自我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供内部和外部人员阅读的正式刊行版本，确立了有关内战之意义的简单二元论式的叙事，这进一步构成了佛朗哥时代粉饰独裁统治之话语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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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20 这一话语所传达的信息是：英勇的基督教殉难者在与来自莫斯科的反西班牙之堕落匪帮的斗争中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它不但为现政权支持者中的那些遇难者亲属提供一些慰藉，同时还让他们树立了“作恶者”必将得到报应的信念。组织证据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鼓励告发行为。如果某人不站出来告发，那么他自己的立场也会被怀疑。正如桑坦德的《蒙塔涅斯日报》（Diario Montañés）所声称的那样，“你可以宽恕他们对你个人的所做所为，但你无权让司法体系放过任何一个祖国的敌人”。任何告发，无论可信与否，都有可能导致被告发者遭到逮捕、审讯和严刑拷打，甚至是处决。当来自各地村镇的代表团前往集中营寻找所谓的罪犯时，他们中间常伴有身着丧服的男女。有时，他们所指认的可能确实是犯罪分子，但是他们也很乐于将那些来自其村镇，并且曾是人民阵线委员会或工会组织成员的任何人当成替罪羊和牺牲品捉走。这实际上反映出了“普遍司法调查”背后所体现的罪责均匀化（homogenization of guilt）——所有战败者都要对内战期间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发生的所有罪行负责。 82 在某些案例中，一群人因为他们其中某一个人可能犯下的罪行而被全体处决；在另一些案例中，有人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 83 一般来说，佛朗哥分子的“正义”将所有死亡事件归咎于共和国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蓄意发布的政策。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而只是反叛分子因为自己怀揣杀人企图，便凭此对共和国方面的作为所做的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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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22 共和国支持者所受到的镇压不仅限于监禁和处决。在1939年2月9日于布尔戈斯颁布的《政治责任法》的基础上，他们还遭到由国家支持的一场大规模勒索计划的摧残。虽然自战争开始以来，“政治责任”这一概念已经在叛军控制区产生和发展，但是正式确认的时机显然表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已无可能。《政治责任法》第一条的涵盖范围之广可见于下述丑恶措辞：“根据声明，须承担政治责任的个人，包括在1934年10月1日至1936年7月18日期间，曾参与制造或发展任何形式的反西班牙颠覆活动的任何人；以及从1936年7月18日起，曾以具体行动或严重怠惰的态度，反对或涉嫌反对民族运动的其他人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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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24 “严重怠惰”的概念确保了没有任何共和国支持者会逃脱惩罚，并且针对那些未加入叛军队伍积极作战或未充当第五纵队分子的人，也有了对其施加“合法”迫害的正当理由。它也可以用来审判和惩罚那些在共和国民主政体下行使其政治与工会权利的人，而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则从1934年10月1日到叛军占据其所在地区为止。惩处内容包含巨额罚款，有时还会没收财产——大到生意、工厂、诊所和住房，以及银行存款和股权收益，小到家具、家居用品和贵重餐具。这部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战败者，而且也是为了让战败者给强加于他们的这场战争买单。这一“法律怪胎”具有追溯效力，而它所认为的犯罪行动，不管是属于某政党成员还是政府部门的供职者，按照当时的法律都是完全合法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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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26 在该法生效后所做出的很多判决，针对的是一些早已被处决的死者或者正处于流亡生涯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判决中的罚款被转移给他们的遗孀，或是其他任何可以被找到的亲属。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律师爱德华多·拉加索尔·萨拉被起诉。对他进行告发的，是来自巴塞罗那北部卡尔德斯–德蒙布伊的市镇议会成员。他们想要赶走他的母亲并霸占他的家产。1939年12月，政治责任法专门法庭没收了其祖产，但是3年之后，他的母亲成功要回了其中一部分。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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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28 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案例，涉案的主要人物是从1934年起担任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席的何塞普·松约尔·加里加，他早已于1936年8月被处决。松约尔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他在拉里奥哈、萨拉戈萨、马拉加和莱里达均拥有制糖厂，并且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党员的身份代表巴塞罗那参加了全部三届国会。他把许多宗教人士藏在位于巴塞罗那城勒科尔茨区的俱乐部球场的更衣室里，而地方政府则安排他们进行转移。在战争开始之时，松约尔已被派往马德里与何塞·希拉尔政府进行联络。8月6日，他前往位于首都西北的瓜达拉马前线的阿尔托–德尔莱昂山口观光，当时共和国报纸错误地宣布已将莫拉之部队逐出该地。他驾驶汽车误入叛军控制区，随后他和他的同伴被枪杀在路边。没有进行任何审判。他在叛军控制区的财产被立即没收。1939年10月24日，政治责任法地区专门法庭启动诉讼程序，并指控他为共产党人和分裂主义者。因为何塞普·松约尔没有出庭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于是他的父亲被判处500万比塞塔的罚款，并被禁止担任工商界或银行界的任何高级职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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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30 另外一个案例也相当不同寻常，涉案者是卡米尔·孔帕尼斯·霍韦尔，他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弟弟。虽然他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在叛军占领巴塞罗那之际选择流亡。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流亡法国，在此期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战前，他曾是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成员，然后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他曾担任巴塞罗那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在初步调查期间，从他的教区司铎与邻居那里所获得的证词显示他在战争期间保护了大量宗教人士，然而，在1939年9月，政治责任法庭还是对他提起了诉讼。甚至当卡米尔因为听闻其兄路易斯被捕的消息而于1940年9月20日自杀之后，诉讼程序仍在继续进行。他的遗孀何塞法·帕斯夸尔在他死亡一个月之后接受审讯。1941年2月28日，死者卡米尔被判在15年内禁止涉足法律行业并被课以1,000比塞塔的罚金，而何塞法也负有连带之缴纳义务。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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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32 佛朗哥任命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作为国家政治责任法庭的庭长——没有比这件事情更能阐明政治责任法之精神的了。战争期间，之前在马德里大学中担任儿科医学教授的苏涅尔，作为佛朗哥首届政府中的教育与文化委员会的副主席，曾负责掌管针对教师的清洗行动。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述说了战争中的流血。他对双方所付出的流血代价进行了对比，一方是“带有禽兽之极恶本能的卑鄙畜类”，另一方则是“慷慨赴死、充满牺牲精神与英雄气概的高贵的西班牙青年战士和民兵，他们因自己的战伤而获得了与希腊神话之半神同等的地位”。然后他问道：“并且，如此巨大的牺牲，难道不可以实施适当的惩戒吗？就这样算了？我们发自内心地拒绝接受那些使我们陷入悲剧的冷酷无情者有任何脱罪的可能。那么多的谋杀、强奸、残虐与掠夺，以及破坏珍贵艺术品与生产资料的罪行，造物主和凡人都不可能任由犯罪者们逍遥法外。必须在我们所深爱的死者面前起誓，以最圣洁的暴力来让罪有应得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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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34 在苏涅尔看来，共和国的政治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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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36 可怖的、彻头彻尾的邪恶之人。他们是与职业小偷、诈骗犯、武装抢劫犯和杀人凶手为伍的变态狂与疯子，他们窃取了部长、次长、高级公务员和各种各样的重要职位……在国会里横冲直撞的猪豕和凶恶的牲畜，寻找用于献祭的牺牲品并用利齿咬噬，用蹄子践踏……尼禄式的恶魔，各种团伙的头目及其代理人，他们谋杀了我们祖国最大的希望：卡尔沃——·——索特洛……在他们背后是共济会、社会党人、共产主义分子、阿萨尼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以俄国作为母体并致力于摧毁欧洲文明的黑色马克思主义团伙中的所有犹太领袖。西班牙从前是，现在也将再度成为一场史诗般的战争的疆场，在其上，泰坦巨人与降下灾祸的可怖怪物互相搏斗。在《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预告将要成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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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38 在苏涅尔笔下，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强化我们的种族”，为此，“必须将我们的敌人，将那些带来毁灭性大灾难的前线知识分子彻底消灭”。 91  苏涅尔决心除掉任何为共和国自由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于是他向叛军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Militar）发出了多项指控。在1937年6月底，他告发了西班牙语学院院长、杰出的中世纪研究学者和语言学家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的家族。作为保守派人士的梅嫩德斯·皮达尔因为害怕成为左翼分子手中的遇难者而早已流亡在外。苏涅尔还告发了梅嫩德斯·皮达尔的妻子，女性主义者和语言学家玛丽亚·戈伊里，她是西班牙首位取得大学学位（1896年）和博士学位（1909年）的女性。苏涅尔声称她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引入邪路，是西班牙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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