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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话语所传达的信息是：英勇的基督教殉难者在与来自莫斯科的反西班牙之堕落匪帮的斗争中牺牲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它不但为现政权支持者中的那些遇难者亲属提供一些慰藉，同时还让他们树立了“作恶者”必将得到报应的信念。组织证据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鼓励告发行为。如果某人不站出来告发，那么他自己的立场也会被怀疑。正如桑坦德的《蒙塔涅斯日报》（Diario Montañés）所声称的那样，“你可以宽恕他们对你个人的所做所为，但你无权让司法体系放过任何一个祖国的敌人”。任何告发，无论可信与否，都有可能导致被告发者遭到逮捕、审讯和严刑拷打，甚至是处决。当来自各地村镇的代表团前往集中营寻找所谓的罪犯时，他们中间常伴有身着丧服的男女。有时，他们所指认的可能确实是犯罪分子，但是他们也很乐于将那些来自其村镇，并且曾是人民阵线委员会或工会组织成员的任何人当成替罪羊和牺牲品捉走。这实际上反映出了“普遍司法调查”背后所体现的罪责均匀化（homogenization of guilt）——所有战败者都要对内战期间在共和国控制区内发生的所有罪行负责。 82 在某些案例中，一群人因为他们其中某一个人可能犯下的罪行而被全体处决；在另一些案例中，有人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犯下的罪行而被处决。 83 一般来说，佛朗哥分子的“正义”将所有死亡事件归咎于共和国政府和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蓄意发布的政策。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而只是反叛分子因为自己怀揣杀人企图，便凭此对共和国方面的作为所做的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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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支持者所受到的镇压不仅限于监禁和处决。在1939年2月9日于布尔戈斯颁布的《政治责任法》的基础上，他们还遭到由国家支持的一场大规模勒索计划的摧残。虽然自战争开始以来，“政治责任”这一概念已经在叛军控制区产生和发展，但是正式确认的时机显然表明，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已无可能。《政治责任法》第一条的涵盖范围之广可见于下述丑恶措辞：“根据声明，须承担政治责任的个人，包括在1934年10月1日至1936年7月18日期间，曾参与制造或发展任何形式的反西班牙颠覆活动的任何人；以及从1936年7月18日起，曾以具体行动或严重怠惰的态度，反对或涉嫌反对民族运动的其他人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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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怠惰”的概念确保了没有任何共和国支持者会逃脱惩罚，并且针对那些未加入叛军队伍积极作战或未充当第五纵队分子的人，也有了对其施加“合法”迫害的正当理由。它也可以用来审判和惩罚那些在共和国民主政体下行使其政治与工会权利的人，而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则从1934年10月1日到叛军占据其所在地区为止。惩处内容包含巨额罚款，有时还会没收财产——大到生意、工厂、诊所和住房，以及银行存款和股权收益，小到家具、家居用品和贵重餐具。这部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战败者，而且也是为了让战败者给强加于他们的这场战争买单。这一“法律怪胎”具有追溯效力，而它所认为的犯罪行动，不管是属于某政党成员还是政府部门的供职者，按照当时的法律都是完全合法的。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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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法生效后所做出的很多判决，针对的是一些早已被处决的死者或者正处于流亡生涯中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判决中的罚款被转移给他们的遗孀，或是其他任何可以被找到的亲属。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已踏上流亡之途的律师爱德华多·拉加索尔·萨拉被起诉。对他进行告发的，是来自巴塞罗那北部卡尔德斯–德蒙布伊的市镇议会成员。他们想要赶走他的母亲并霸占他的家产。1939年12月，政治责任法专门法庭没收了其祖产，但是3年之后，他的母亲成功要回了其中一部分。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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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案例，涉案的主要人物是从1934年起担任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席的何塞普·松约尔·加里加，他早已于1936年8月被处决。松约尔是一个富有的工厂主，他在拉里奥哈、萨拉戈萨、马拉加和莱里达均拥有制糖厂，并且以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党员的身份代表巴塞罗那参加了全部三届国会。他把许多宗教人士藏在位于巴塞罗那城勒科尔茨区的俱乐部球场的更衣室里，而地方政府则安排他们进行转移。在战争开始之时，松约尔已被派往马德里与何塞·希拉尔政府进行联络。8月6日，他前往位于首都西北的瓜达拉马前线的阿尔托–德尔莱昂山口观光，当时共和国报纸错误地宣布已将莫拉之部队逐出该地。他驾驶汽车误入叛军控制区，随后他和他的同伴被枪杀在路边。没有进行任何审判。他在叛军控制区的财产被立即没收。1939年10月24日，政治责任法地区专门法庭启动诉讼程序，并指控他为共产党人和分裂主义者。因为何塞普·松约尔没有出庭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于是他的父亲被判处500万比塞塔的罚款，并被禁止担任工商界或银行界的任何高级职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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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案例也相当不同寻常，涉案者是卡米尔·孔帕尼斯·霍韦尔，他是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三兄弟中年龄最小的弟弟。虽然他所参与的政治活动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在叛军占领巴塞罗那之际选择流亡。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妻子和5岁的儿子流亡法国，在此期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战前，他曾是加泰罗尼亚社会党的成员，然后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他曾担任巴塞罗那律师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尽管在初步调查期间，从他的教区司铎与邻居那里所获得的证词显示他在战争期间保护了大量宗教人士，然而，在1939年9月，政治责任法庭还是对他提起了诉讼。甚至当卡米尔因为听闻其兄路易斯被捕的消息而于1940年9月20日自杀之后，诉讼程序仍在继续进行。他的遗孀何塞法·帕斯夸尔在他死亡一个月之后接受审讯。1941年2月28日，死者卡米尔被判在15年内禁止涉足法律行业并被课以1,000比塞塔的罚金，而何塞法也负有连带之缴纳义务。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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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任命恩里克·苏涅尔·奥多涅斯作为国家政治责任法庭的庭长——没有比这件事情更能阐明政治责任法之精神的了。战争期间，之前在马德里大学中担任儿科医学教授的苏涅尔，作为佛朗哥首届政府中的教育与文化委员会的副主席，曾负责掌管针对教师的清洗行动。在193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述说了战争中的流血。他对双方所付出的流血代价进行了对比，一方是“带有禽兽之极恶本能的卑鄙畜类”，另一方则是“慷慨赴死、充满牺牲精神与英雄气概的高贵的西班牙青年战士和民兵，他们因自己的战伤而获得了与希腊神话之半神同等的地位”。然后他问道：“并且，如此巨大的牺牲，难道不可以实施适当的惩戒吗？就这样算了？我们发自内心地拒绝接受那些使我们陷入悲剧的冷酷无情者有任何脱罪的可能。那么多的谋杀、强奸、残虐与掠夺，以及破坏珍贵艺术品与生产资料的罪行，造物主和凡人都不可能任由犯罪者们逍遥法外。必须在我们所深爱的死者面前起誓，以最圣洁的暴力来让罪有应得者受到应有的制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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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涅尔看来，共和国的政治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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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怖的、彻头彻尾的邪恶之人。他们是与职业小偷、诈骗犯、武装抢劫犯和杀人凶手为伍的变态狂与疯子，他们窃取了部长、次长、高级公务员和各种各样的重要职位……在国会里横冲直撞的猪豕和凶恶的牲畜，寻找用于献祭的牺牲品并用利齿咬噬，用蹄子践踏……尼禄式的恶魔，各种团伙的头目及其代理人，他们谋杀了我们祖国最大的希望：卡尔沃——·——索特洛……在他们背后是共济会、社会党人、共产主义分子、阿萨尼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以俄国作为母体并致力于摧毁欧洲文明的黑色马克思主义团伙中的所有犹太领袖。西班牙从前是，现在也将再度成为一场史诗般的战争的疆场，在其上，泰坦巨人与降下灾祸的可怖怪物互相搏斗。在《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预告将要成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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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涅尔笔下，这场战争的目标就是“强化我们的种族”，为此，“必须将我们的敌人，将那些带来毁灭性大灾难的前线知识分子彻底消灭”。 91 苏涅尔决心除掉任何为共和国自由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于是他向叛军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Servicio de Información Militar）发出了多项指控。在1937年6月底，他告发了西班牙语学院院长、杰出的中世纪研究学者和语言学家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的家族。作为保守派人士的梅嫩德斯·皮达尔因为害怕成为左翼分子手中的遇难者而早已流亡在外。苏涅尔还告发了梅嫩德斯·皮达尔的妻子，女性主义者和语言学家玛丽亚·戈伊里，她是西班牙首位取得大学学位（1896年）和博士学位（1909年）的女性。苏涅尔声称她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引入邪路，是西班牙最危险的人物之一。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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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机构的运作很快就因大量积压的案件而变得异常缓慢，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鼓励告发的诉讼程序。大量源于个人恩怨或嫉妒心发作的告密行为，导致组织审判工作的军事当局也对此表示了厌恶之观感。 93 由于无力应付，苏涅尔于1940年12月被解职，代替他的是巴塞罗那陷落后的首任省长，亲纳粹的文塞斯劳·冈萨雷斯·奥利韦罗斯。此人在任省长后曾立即展开了对加泰罗尼亚语言和文化的严厉迫害。他也很难处理苏涅尔留下的巨量积压工作。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政治责任法》所要处理的案件只是持续进行中的镇压运动的一部分。法庭缺乏足够的受过法律培训的工作人员。有数十万宗案件启动了诉讼流程，其中包括针对内格林、阿萨尼亚、拉尔戈·卡瓦列罗，多洛雷丝·伊巴露丽和更多其他流亡共和国人士的起诉。对已死或流亡的共和国人士所课以的罚金，会通过没收其家庭财物的方式来征收。最终，法庭在其野心的重负下陷入崩溃。在阿尔瓦塞特省的地方法庭，已诉案件的结案率只有9.25%。在马德里地方法庭，已经进入审理流程的案件，其结案率也仅有15.51%。而等待审理的卷宗则有11倍之多。《政治责任法》于1942年2月进行了修改以减少案件的数量。1945年4月，当局宣布专门法庭的工作已告完成。再也没有新的案件启动，但仍有4.2万宗案件处于未决状态。最终，在1966年，官方宣布对规定由该法庭管辖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实施大赦。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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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迫害在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在进行，这种情况要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原共和国控制区的大量人民遭受贫困的折磨，家庭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男性成员，妇女被迫卖淫谋生，劳动者被迫接受工资极低的工作，中小学教师大批失业，新的配给制度导致了社会分裂的加剧。受害最深的还是身陷囹圄的民众。早在1936年8月15日，莫拉就告诉他的秘书何塞·马里亚·伊里瓦伦：“监狱必须是一个赎罪的地方。” 95 两年半后，佛朗哥政府决定对《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待遇的约定置之不理，于是关押有数十万共和国军民的监狱和集中营，成了某位囚犯口中的“生者的墓地”。 96 在卢戈北部，省立监狱迅速满员，必须建造另一座临时监狱。这座临时监狱建立在一座破败不堪的古老修道院中，并被称为“阿尔福斯特设监狱”（Prisión Habilitada de Alfoz）。它关押了五百多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从这里越狱并不困难，但没有人尝试过。饥饿导致的虚弱瓦解了他们的意志，按照其中一名被关押人士的说法，即使大门敞开，他们也不会逃离。毕竟，在高墙之外，西班牙全境都已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监狱。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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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立监狱关押的囚犯数量在其设计容纳人数的10至15倍之间。临时监狱设立在经过改造的大中院校和中小学、修道院、医院和军营中。令人困惑的是，像巴塞罗那奥尔塔区的慈善医院那样的地方，却被命名为“集中营”。在提及通常位于占地面积较广的旧建筑中的、充当拘押或甄别中心的临时性场所的时候，当局对“集中营”一词的使用十分混乱且让人糊涂。 98 这些附属建筑的存在几乎没有在任何程度上缓解过度拥挤的问题，许多被羁押者在接受首次讯问之前遭关押时间超过一年，由此可见关押者人数众多。1940年5月6日，监狱系统总监马克西莫·奎尔沃·拉迪加莱斯上校在一份提交佛朗哥的报告中，向他抱怨了各监狱因囚犯过多而不堪重负的实情。报告中指出，除了待审人员，已约有10.3万名囚犯受审并被判刑，其中有4万人是在1939年4月1日以后接受法庭审理的。他估计，按照目前的庭审和判决的速度，在不进行新的逮捕行动的前提下，处理积压案件也至少需要三年时间。他还抱怨说，军法部门没有足够的法官应付此情况，而新招募的人员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水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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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者需要通过牺牲寻求救赎，佛朗哥的这一说辞将镇压活动与资本积累两者明确联系在一起，后者使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腾飞成为可能。工会组织遭到的破坏和工人阶级遭受的镇压导致了劳动者的工资甚至不足以维持温饱。这使得银行家和工业资本家，以及地产所有者阶层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增长。几乎不用怀疑，这是得到佛朗哥批准的有意为之的政策。共和国被俘军人遭到的残酷剥削最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起初，他们被驱赶到快速建成的“营地”中，这些“营地”坐落在诸如巴达霍斯省的卡斯图埃拉、阿拉瓦省的南克拉雷斯–德拉奥卡，或者布尔戈斯省的埃布罗河畔米兰达等地。囚犯首先要经过一个粗略的甄别过程，军官和政治委员被指认并遭到枪杀，余下的人被视为可以以士兵的身份加入佛朗哥当局的军队，或者，他们就像其他大量的被羁押者一样，被留置于营地中直到其案件得到审理。 100 被认为适合“重复使用”的人员必须重新服役，通常他们会被派去修筑要塞工事，或者到被称为“劳改队”（penal columns）的惩戒营或劳动营中工作。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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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强制劳动给囚犯带来的身心损伤，以及劳工和亲属所蒙受的死亡与苦难对应的，是剥削他们的私人企业和国有企业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劳改队为矿区的开采、铁路建设以及所谓“战火毁坏地区”的重建提供了劳力。在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地区和莱昂，煤矿周围竖起了石墙，这样囚犯就能被押来挖煤。许多人死于矽肺病。更多的人则由于危险的作业环境死在阿尔马登的汞矿。战前，每周最多只有两天可以工作超过3小时；现在被强制劳动的劳工则每周有3天工作4.5小时。在韦尔瓦的塔尔西斯和里奥廷托的黄铁矿中，尽管工人数量比1936年之前少了数千名，但生产量却比战前更高。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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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化流放地管理局于1939年9月8日成立，主要主持长期的公共事业工程，例如瓜迪亚纳河、塔霍河、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哈拉马河流域的水利项目等。最大的一个项目是下瓜达尔基维尔运河，其挖掘长度超过110英里（约177千米）且工期长达20年之久。它是一个巨大的灌溉工程，其受益人为支持军事政变的那些土地所有者。工程开始于1940年1月，很快就有5,000名囚犯参与进来，其中包括曾支持共和国事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和会计师，也包括木匠、电工、水管工和建筑工等劳动者。 103 有2,000名囚犯在纳瓦拉省的比利牛斯山区构筑道路。更多的人则被派去参与灌溉渠道、水坝和水库的建造工程。 104 大型公共工程可以被视为一种报复方案，建成的工程永久地矗立在那里，成为殉难者在对抗邪恶共和国的斗争中所付出牺牲的纪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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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囚犯遭到残酷剥削的最极端事例源自佛朗哥个人的突发奇想，即建造“逝者之谷”的巨型教堂和高耸的十字架。有多达两万人被派来建造这座“元首”陵墓，一座在佛朗哥预想中“如古老遗迹般宏伟，可以经受住时间与忘却的考验”的胜利纪念碑。 105 而这座纪念碑在建造期间吞噬了多人的生命，致多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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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囚犯当作奴工使用，既可以让他们支付自己的监禁费用，同时也可以借此重建被战争破坏的西班牙。集中营和监狱已经难以为继。在1940年和1941年之间的可怕的冬天，有许多囚犯因寒冷和饥饿而死去。结核病和伤寒也杀死了很多人，特别是在1941年春天还爆发了一场传染病。事实上，在监狱里，更常见的死因是疾病而非处决。在1941年，仅在科尔多瓦监狱中就有502人死亡。 106 除了将囚犯用作奴隶劳工，还有一种被称为“通过工作赎买刑期”的变体，它在耶稣会神父何塞·阿古斯丁·佩雷斯·德尔·普尔加的手中披上了一层神学的外衣。囚犯不但可以借此缩短刑期，同时也能为他们的家庭赚钱。它为该政权筹集了大量资金。 107 1938年10月，为“通过工作赎买刑期”运动而筹建的中央信托理事会正式成立。劳工的工作被认为是对战争造成的损害的赔偿，尽管损害主要是由叛军的炮击和空袭造成，但仍被归咎于被关押的共和国人士。事实上，塞拉诺·苏涅尔于1938年3月设立的“战火毁坏地区重建国家管理局”也在理事会中派有代表，该部门也充分利用了相应的劳动力资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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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除了有以上好处，同时也是必要的，因为监狱系统的运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回应某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质询，佛朗哥当局司法部于1954年承认，在1940年共计有超过270,719名在押犯人。事实上，该数字只涉及那些已被判刑的囚犯，而当时至少还有10万人正在等待审判。该数字也不包括在“军事化流放地”劳作的人。不足为奇的是，不断有神职人员到访监狱并竭力鼓吹佩雷斯·德尔·普尔加的理念。 109 有时候，囚犯被安排到设立于监狱内部的原始作坊中，在此生产服装、家具和许多其他种类的商品。但更常见的是，他们被派往矿井从事危险的工作，挖掘铁路隧道，以及参与其他公共工程的建设，而他们得到的工资却低得令人发指。然而许多囚犯还是接受了这可怕的工作条件，希望能够在维持他们妻儿的生计方面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并希望能被转移到离他们家庭更近的地方。当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为每天10比塞塔时，“租借”这些囚犯的私人公司所支付的日工资为5至6比塞塔。政府会拿走其中一半的钱，理论上另一半都应归囚犯个人所有。但是，他们并没有收到他们应得的全部工资。为了支付囚犯少得可怜的配给品的花费，一个比塞塔被扣除了；又一个比塞塔被存到囚犯的个人储蓄账户中，他在出狱时可以取出；第三个比塞塔理论上会寄给他的家人。事实上，最后一部分钱（如果有的话）将由其家人居住地的市镇委员会分发，但这笔钱常常从来没有发放到囚犯家人的手中。那些被判死刑者不得参加此项计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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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里不允许阅读任何报纸，虽然现存的所有新闻媒体均已被完全纳入长枪党运动的新闻网络，并受到了完全的控制。禁止的原因不是阻止囚犯获得已经过严格审查的消息，而是为了迫使囚犯购买由中央信托理事会自己印制的单页周报《救赎》（Redención），而周报的编写者则是被监禁的原共和国新闻记者。《救赎》每期的印量超过100万份。每份的售价和商业报纸相同。理论上，没有囚犯被强制要求购买，但是安排家人探视往往是以囚犯订阅该报纸为条件的，这给那些已经处于饥饿边缘的家庭带来了难以承担的经济压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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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因涉嫌间谍活动而遭逮捕的英国女音乐家，被没收其个人物品的监狱女看守告知：“在这里，没有什么属于你自己，除了被你吃下肚的东西，但是这也不一定，因为你可能会呕吐。” 112 那位女士的狱中遭遇还是相对温和的。有大量身处战败方的共和国女性被剥夺自由，通过如下事实可见一斑：到1939年4月的第三周，在设计仅可容纳500名囚犯的马德里本塔斯女子监狱中，在押者已经超过3,500人，并且最终将达到接近1.4万人。原本的单人牢房被塞进了12个人甚至更多。妇女代替家中不知所踪的男性成员遭到逮捕是司空见惯的情况。针对她们的一些指控显然是荒谬的，从为共和国士兵洗衣服和煎鸡蛋，到在共和国医院中担任清洁工，都成了她们的罪名。 113 除了过度拥挤、疾病和营养不良所造成的恐怖，监狱中的妇女还要经历那些不为男性群体所熟悉的苦难。被捕的妇女中有许多已怀孕，或者带着年龄很小的孩子。年龄超过三岁的儿童不允许跟随母亲进入监狱。他们通常没有家庭来照顾自己，因为他们所有的家人不是被关入监狱，就是流亡国外或是已经遇害。这些母亲因为知晓她们的孩子独自在街上流浪而痛苦不堪。较年长的女性则被迫目睹她们的儿子遭受酷刑，有时候甚至亲眼见到他们被杀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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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在警察局的审讯中常常发生。转入监狱或集中营也不意味着安全。长枪党分子会在晚上将年轻女性带走并强奸。有时候，她们的胸部会被烙上长枪党的“牛轭与捆箭”标志。许多女性被强奸后怀孕。对怀孕女性的处决有时会被推迟到生产之后，生下来的孩子则被安排领养。 115 然而，在萨莫拉的监狱里，有许多孕妇和哺乳婴儿的母亲也被枪杀。1936年10月11日，拉蒙·J.森德的妻子安帕罗·巴拉扬被告知，“赤色分子无权养育孩子”，她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安德烈娅被从她的怀中夺走，并被安置在一所天主教孤儿院中。陷入癫狂的安帕罗在第二天被枪杀。 116 从1937年到1941年，方济各嘉布遣修会的修士古梅辛多·德·埃斯特利亚在萨拉戈萨的托雷罗监狱教诲服刑者。他曾回忆起，在1937年9月，有3名年轻妇女因企图前往共和国控制区而遭到处决的场景。当她们一岁大的女儿们被士兵从她们身边拽走时，她们所发出的痛苦哀号，尤其让他动容，并让他永远难以忘怀。另一个事例发生在1938年5月，当时他恳请中止对一名21岁女性的处刑，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法官怒不可遏地回答道：“难道每个将要被处死的女人都要等上7个月？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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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女性，尤其是怀孕的妇女会遭到野蛮的殴打，但除此之外，她们还会经历更为精细的酷刑折磨，比如对乳头、生殖器和耳朵的电击。这些酷刑除了会带来痛苦和屈辱，对耳部进行电击还会引起严重的精神问题，受刑者在今后数年内都要忍受头痛的折磨。许多被捕的年轻女孩遭到殴打、酷刑折磨和性侵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年妇女也会遭受虐待。胡安娜·唐娜的母亲因遭受电击酷刑而连续两个月无法正常使用双手。 118 妇女因为军事叛乱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和监禁，但她们并未被给予政治犯的身份，而是属于普通刑事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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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5日，在马德里，有56名囚犯被处死，其中包括1名14岁的男孩和13名女性。这些女性中有7人在21岁以下，她们后来被称为“十三朵玫瑰”，其命运象征着佛朗哥政权的残暴。这些人是统一社青团的成员，在1939年春被捕的部分原因是，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已经获得了统一社青团的成员名单，并将它们留给了佛朗哥分子。处决的借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他们被指控计划谋杀佛朗哥。但这其实是一场报复行动。7月27日，一名国民卫队少校伊萨克·加瓦尔东、他18岁的女儿和他们的司机被抵抗组织成员杀害。加瓦尔东是由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建立的共济会与共产主义档案库的负责人，杀死他的劫车者并不认识他。那些在8月5日被处决的人是该谋杀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在押的囚犯。因为此事随后引发的国际丑闻，后来一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3名女性被改判长期监禁，然而，在9月9日仍有27名男子被处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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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多政变的受害者中有一名女性，她的丈夫被卡萨多的部队逮捕并留给了佛朗哥分子，当他在狱中被判处死刑时，她刚刚诞下一个婴儿。随后她被赶出了家门，并与她的小女儿住在大街上。她们在门廊和地铁入口的台阶上露宿。一名律师告诉她，只要她能支付一万比塞塔的贿赂，那么她的丈夫就可以获得减刑。得知这一信息后，她便成了一个小偷，结局是她与她的小女儿一起被捕入狱。 121 在所有女性中，遭到最残忍对待的莫过于下面这位母亲。当警察来逮捕她时，她正在呼唤她哭泣中的儿子。他们在听到他的名字叫“列宁”之后，倒提起小男孩的双腿，然后把他的脑袋猛地往墙上撞，就这样将他活活弄死。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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