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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进入监狱，哺乳的母亲便面临着极为可怕的环境。她们没有任何盥洗或清洗幼儿衣物的设施，因此被迫生活在污秽中，每天都要与到处肆虐的老鼠斗争。在本塔斯监狱中，浴室和厕所的供水被切断。每200名妇女共用一个厕所，清洗地板用过的脏水被收集在大桶中，用于刷洗厕所。来自巴伦西亚的共产党人帕斯·阿萨蒂回顾说：“在本塔斯监狱医务室的地板上，每天都能看到15具至20具死于脑膜炎的婴幼儿尸体。”共产党员胡利娅·曼萨纳尔在1939年春于马德里被捕时刚刚诞下一个女儿。她的死刑判决被减为30年监禁。10个月后，她的宝宝死于脑膜炎。 123 有些妇女经历了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死去的极度痛苦，另外一些妇女则眼看孩子被从自己的怀里带走。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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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针对共和国囚犯（不仅仅包括被处死者）之儿女的强制收养行动开始变得系统化。有1.2万名儿童被带到宗教或国家机构里进行洗脑。有一位女性，在她的丈夫被枪杀于她和她小女儿的面前后，她本人也被捕，他们的女儿则被带到一个天主教孤儿院。母亲经常给她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的女儿在回信中写道：“不要再在信里提到爸爸了。我知道他是个罪犯。我已经当了修女。”许多儿童被从母亲身边夺走，安置在教会办的孤儿院里，接受洗脑后谴责自己的父亲是杀人凶手。安帕罗·巴拉扬的女儿安德烈娅成了一名修女。皮拉尔·菲达尔戈指出，孤儿们被强制要求“演唱那些谋杀其父的凶手的歌曲，穿着那些处决其父的人的制服，诅咒死者并亵渎对他的回忆”。 125 在一本署名为巴塞罗那监狱神父马丁·托伦特的书中，作者（实际上是由穷困潦倒的路易斯·卢西亚代笔）自豪地宣称，有7,000名流浪街头濒临饿死的囚犯的孩子已被教会孤儿院收留。托伦特神父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对他们中间一些人决定加入神职人员行列的满意之情。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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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监狱中，儿童被从母亲身边偷走。在巴斯克地区的萨图拉兰监狱和马德里专门关押哺乳中的母亲的监狱中，此种情形尤为恶劣。有超过100名妇女和50多名儿童因病死于萨图拉兰，该监狱处于玛丽亚·阿兰萨苏的严苛管理之下，她被囚犯们私下称为“白色美洲豹”。在马德里，那座专门关押哺乳中的母亲的临时监狱，处于一个富有的女人玛丽亚·托佩特·费尔南德斯的残暴统治下，此人之前曾在共和国控制区遭到关押。她在那些可怜的母亲及其儿女的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恨。这里的囚犯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喝到混杂着虫子和蛆的稀粥。如果孩子因此而反胃呕吐，玛丽亚·托佩特会强迫他们吞下自己的呕吐物。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晚上，母亲都被迫与她们的孩子分离，她们因为害怕失去孩子而陷入持续的恐惧当中。一旦孩子满三岁，他们就可以被转移走，有许多孩童是被从母亲的手中强行夺走的。到1943年，有超过一万名儿童在教会的孤儿院中。 127 为这一政策提供“正当理由”的人，是叛军精神病治疗部门的负责人安东尼奥·巴列霍·纳赫拉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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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有一股执念，他坚决认为应当进行“种族清洁”，在1934年写就的一本书中，他主张对精神病患者实施阉割。 128 作为军队医疗队的成员，他曾在摩洛哥服役，并于一战期间到德国参观过当地的战俘营。他在那里见到了德国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尤利乌斯·施瓦尔伯和汉斯·瓦尔特·格鲁勒，他们的工作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内战期间，他被任命为叛军精神病治疗部门的负责人。 1938年8月，他向佛朗哥申请成立心理学调查研究实验室。两周后他得到了授权。他的目标是证明左翼思想是病理学意义上的变态。他的研究成果为那些视其敌人为劣等人类的军方高层提供了所谓的“科学”论据，获得“正当理由”的军方高层深觉满意，并将他晋升为上校。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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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试图研究培养“赤色基因”的环境因素，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精神缺陷之间的关联，其研究方式是进行心理学实验，实验对象则是体力已被耗尽且精神上极度痛苦的囚犯。他的团队中有两名内科医生、一名犯罪学家和两名德国科学家顾问。他的研究对象是被关押在圣佩德罗–德卡德尼亚集中营的国际纵队战俘，以及在马拉加的50名共和国女囚，其中有30人正在等待死刑处决。在女囚参与的实验中，巴列霍从受试女性已经堕落并因而易受马克思主义犯罪分子之蛊惑的前提出发，对“女性的革命犯罪行为”做出了解释。他指出女性心理具有动物性的本质，当政治环境允许女性“满足其潜伏之性欲”时，她们身上那“显而易见的施虐狂本性”就会爆发出来。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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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的理论被用来为针对共和国支持者之子女的强制收养行动提供辩护，其内容被汇总到一本名为《西班牙优生学与种族复兴》（The Eugenics of Spanishness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Race）的书籍当中。 131 巴列霍的优生种族主义论调，更多的是基于外部环境因素而非生命体的内在因素，他假定一个种族是由一系列文化价值观构成。在西班牙，这些价值观，这些国家健康的先决条件，就是等级制度、先军主义和爱国主义。共和国和左翼所代表的一切事物都是对它们有害的，因此必须被铲除。巴列霍痴迷于他所谓的“净化我们种族的卓越任务”，而他幻想中的模式就是宗教裁判所，这个组织曾经在过去保护西班牙免受有毒思想的危害。他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宗教裁判所，它的工作重点、目标、手段与组织方式与以往不同，但是它起的仍旧是宗教裁判所的作用”。 132 为了维系种族的健康，儿童需要被带离他们的“赤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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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霍的理论能够得到批准应用，也得益于他与佛朗哥（佛朗哥的妻子卡门·波洛是巴列霍妻子的朋友）和长枪党方面的联系。 133 他将自己探讨战争的精神病理学的作品——其中融合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缺陷之关联的“研究成果”——“以崇高的敬意，献给战无不胜的伟大‘元首’”。巴列霍还通过他的朋友，精神科医生赫苏斯·埃尔西利亚·奥尔特加博士，与管理战争孤儿事务的官方组织“社会救助”（Auxilio Social）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尔西利亚是奥内西莫·雷东多的密友，同时也是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创始人之一。 134 他是“社会救助”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在其中担任医疗顾问以及与其他团体之间的联络人。战后，埃尔西利亚被任命为位于先波苏埃洛斯的圣何塞精神病诊所的医疗总监，这家医院名义上由巴列霍·纳赫拉全权负责。 135 佛朗哥本人对“社会救助”组织在处置共和国孤儿方面所做的工作深感兴趣，他认为对于让西班牙人摆脱左翼之错误的长期“救赎”运动来说，这一工作是一项重大贡献。 136 在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举措是1941年12月14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借助这项法律，针对那些共和国人士的孤儿、那些父母入狱无法得到照料的儿童，以及那些在监狱中出生后马上就被从其母亲身边带走（常常是强制进行的）的婴儿的改名行为均被合法化。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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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所有囚犯的处境都在恶化。尽管他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但还要被迫抽血供德国军队使用。 138 佛朗哥当局对待共和国战败者时所表现出的恶意，其最大之体现也许是在法国境内被德国人抓获的西班牙流亡者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法国军队中参加战斗，其他人在被捕时正身处法国境内的拘留营。大约有1万人在德国集中营中死去，而正是由于佛朗哥政府的默许，这些囚犯才最终落入了德国人的魔掌。1940年7月，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向外交部发出了许多信件，询问关于德国方面提出移交囚犯之事宜的处理指示。当未得到回复时，德国驻巴黎使馆在8月致信马德里，要求西班牙政府明确其对于10万名西班牙难民的处置意见。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回信，就是本章之前所讨论过的那份触发引渡行动的具体人员名单。在没有获得其他文件指示的情况下，这其实就是一份将共和国人士送往德国集中营的判决书。按照奥地利上多瑙河大区⑤领袖，党卫队旗队长奥古斯特·艾格鲁贝尔的说法，德国方面“被佛朗哥”告知，因为这些难民曾经为了“一个苏维埃的西班牙”作战，所以他们不被视作西班牙人。这与佛朗哥的公开声明——即将那些共和国人士当作无可救药之罪犯——保持了一致。于是，这些西班牙囚犯被当成无国籍人士对待，并被从前线战俘营移送至集中营。有90%的“为赤色西班牙而战者”（德语为：Rotspanienkämpfer）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死亡营。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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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20日，一辆运送牲口的火车驶离昂古莱姆。在20节车厢里共载有927名西班牙难民，其中有490名男性，其余均为妇女和儿童。原本设计容纳8匹马的车厢被塞进了40到50人。他们相信自己正被运往维希。他们的旅程持续了三个昼夜，在此期间，他们在车厢内根本无坐卧空间，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食品和饮水供应。8月24日，他们抵达了毛特豪森。所有年龄超过13岁的男子都被与他们的家人分开，并被带到附近的灭绝营。在灭绝营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的“欢迎讲话”中，他告知他们：“你们现在从大门进来，将来你们会从火葬场的烟囱中离开。”在490名男性中，有357人将死于该灭绝营。 140 然后车中妇女和儿童被运往西班牙——她们之前之所以被送上火车，是因为德国人不希望让法国平民看到家人被强制分离的场面。毫无疑问，维希法国当局对毛特豪森的情况了如指掌。在西班牙，被遣返的妇女接受审讯，其中那些无人为其作保者遭到监禁。孩子则被安置在孤儿院中，哪怕有原共和国支持者的家庭愿意收留并照顾他们。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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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西班牙的共和派人士被送往德国的布痕瓦尔德、伯根–贝尔森、达豪、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以及波兰的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等多座不同的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他们经历了各种难以言述的恐怖，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有101名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西班牙籍女性被关押。 142 毛特豪森是一座灭绝营，那些没有在抵达时被杀害的人必须一直工作，直到力竭而亡。在毛特豪森的采石场中，一长串放眼望不到尽头的囚犯，背着装有重达44至88磅的石块的背包，沿着陡峭的186级台阶攀爬而上。 143 在所有消逝于德国集中营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中，其中有约60%死于毛特豪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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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政权的宣传机器，将处决行动、拥挤不堪的监狱和集中营、奴工劳动队和流亡者的命运，都描述为一位仁慈的“元首”所主持的正义：该正义既严格，又富有同情心。在1964年，他们举办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举国欢庆活动，以迎接自战争结束以来的“二十五年和平”。在西班牙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贴满了庆祝左派无神论团伙被涤荡一空的招贴画和海报。1964年4月1日，伴随着“逝者之谷”大教堂响起的赞美颂，庆典活动正式开始。这些现象，以及佛朗哥在接受《ABC》采访时的说辞，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他们庆祝的不是和平而是胜利。 145 这一点在8天之后得到进一步确认，当时，佛朗哥告知《全国委员会报》（Consejo Nacional）说，庆典活动是“对胜利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而当他警告他的听众，要小心来自欧洲的密谋和宗派纷争，以及“见不得光的诡计、颠覆行动和邪恶的异教力量”时，显然，“犹太–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之阴谋”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146 费尽心机准备的庆祝活动还传达了一条不言而喻的讯息，即佛朗哥对恐怖事业的投资，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极其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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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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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Palabras del Caudillo 19 abril 1937–7 diciembre 1942 (Madrid: Ediciones de la Vice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opular, 1943)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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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BC, 1 January 1940. 当时，完整版的讲话稿刊登于Mensaje del Caudillo a los españoles: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S.E. el Jefe del Estado la noche del 31 de diciembre del 1939 (Madrid: n.p. [Ediciones FE], n.d. [1940]) pp. 16, 19–20中，但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佛朗哥讲稿选集中，相关内容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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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ónica Lanero Táboas, Una milicia de la justicia: la política judicial del franquismo (1936–1945)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1996) pp. 318–19; Manuel Ballbé, Orde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1812–1983)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3) pp. 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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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milio Mola Vidal, Obras completas (Valladolid: Librería Santarén, 1940) p.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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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ranco Bahamonde, Palabras del Caudillo 1937–1942, 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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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allbé, Orde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p. 404; Ramón Serrano Suñer, Entre el silencio y la propaganda, la Historia como fue: memorias (Barcelona: Planeta, 1977) pp.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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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sep Cruanyes, El papers de Salamanca, L’espoliació del patrimoni documental de Catalunya (Barcelona: Edicions 62, 2003) pp. 16–1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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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anero Táboas, Una milicia de la justicia, pp. 320–1; Pablo Gil, La noche de los generales: militares y represión en el régimen de Franco (Barcelona: Ediciones B, 2004) pp. 143–5; Peter Anderson, The Francoist Military Trials: Terror and Complicity, 1939–1945 (New York: Routledge/Cañada Blanch Studies, 2010) pp.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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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uan Caba Guijarro, Por los caminos del mundo (Móstoles: Talleres CNT-AIT, 1984) p. 15; José Manuel Sabín, ‘Control y represión’, in Manuel Requena Gallego, ed., Castilla-La Mancha en el franquismo (Ciudad Real: Biblioteca Añil, 200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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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il, La noche de los generales, pp. 131–8; Pablo Gil Vico, ‘Derecho y ficción: la represión judicial militar’, in Francisco Espinosa Maestre, ed., Violencia roja y azul: España, 1936–1950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2010), pp.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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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Francisco Moreno Gómez, Córdoba en la posguerra (la represión y la guerrilla, 1939–1950) (Córdoba: Francisco Baena Editor, 1987) pp.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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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gnacio Arenillas de Chaves, El proceso de Besteiro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76) pp.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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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a Vanguardia Española, 8 February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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