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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50 军事化流放地管理局于1939年9月8日成立，主要主持长期的公共事业工程，例如瓜迪亚纳河、塔霍河、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哈拉马河流域的水利项目等。最大的一个项目是下瓜达尔基维尔运河，其挖掘长度超过110英里（约177千米）且工期长达20年之久。它是一个巨大的灌溉工程，其受益人为支持军事政变的那些土地所有者。工程开始于1940年1月，很快就有5,000名囚犯参与进来，其中包括曾支持共和国事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医生和会计师，也包括木匠、电工、水管工和建筑工等劳动者。 103  有2,000名囚犯在纳瓦拉省的比利牛斯山区构筑道路。更多的人则被派去参与灌溉渠道、水坝和水库的建造工程。 104 大型公共工程可以被视为一种报复方案，建成的工程永久地矗立在那里，成为殉难者在对抗邪恶共和国的斗争中所付出牺牲的纪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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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52 共和国囚犯遭到残酷剥削的最极端事例源自佛朗哥个人的突发奇想，即建造“逝者之谷”的巨型教堂和高耸的十字架。有多达两万人被派来建造这座“元首”陵墓，一座在佛朗哥预想中“如古老遗迹般宏伟，可以经受住时间与忘却的考验”的胜利纪念碑。 105 而这座纪念碑在建造期间吞噬了多人的生命，致多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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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54 将囚犯当作奴工使用，既可以让他们支付自己的监禁费用，同时也可以借此重建被战争破坏的西班牙。集中营和监狱已经难以为继。在1940年和1941年之间的可怕的冬天，有许多囚犯因寒冷和饥饿而死去。结核病和伤寒也杀死了很多人，特别是在1941年春天还爆发了一场传染病。事实上，在监狱里，更常见的死因是疾病而非处决。在1941年，仅在科尔多瓦监狱中就有502人死亡。 106 除了将囚犯用作奴隶劳工，还有一种被称为“通过工作赎买刑期”的变体，它在耶稣会神父何塞·阿古斯丁·佩雷斯·德尔·普尔加的手中披上了一层神学的外衣。囚犯不但可以借此缩短刑期，同时也能为他们的家庭赚钱。它为该政权筹集了大量资金。 107  1938年10月，为“通过工作赎买刑期”运动而筹建的中央信托理事会正式成立。劳工的工作被认为是对战争造成的损害的赔偿，尽管损害主要是由叛军的炮击和空袭造成，但仍被归咎于被关押的共和国人士。事实上，塞拉诺·苏涅尔于1938年3月设立的“战火毁坏地区重建国家管理局”也在理事会中派有代表，该部门也充分利用了相应的劳动力资源。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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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56 该方案除了有以上好处，同时也是必要的，因为监狱系统的运行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回应某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质询，佛朗哥当局司法部于1954年承认，在1940年共计有超过270,719名在押犯人。事实上，该数字只涉及那些已被判刑的囚犯，而当时至少还有10万人正在等待审判。该数字也不包括在“军事化流放地”劳作的人。不足为奇的是，不断有神职人员到访监狱并竭力鼓吹佩雷斯·德尔·普尔加的理念。 109  有时候，囚犯被安排到设立于监狱内部的原始作坊中，在此生产服装、家具和许多其他种类的商品。但更常见的是，他们被派往矿井从事危险的工作，挖掘铁路隧道，以及参与其他公共工程的建设，而他们得到的工资却低得令人发指。然而许多囚犯还是接受了这可怕的工作条件，希望能够在维持他们妻儿的生计方面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并希望能被转移到离他们家庭更近的地方。当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日工资为每天10比塞塔时，“租借”这些囚犯的私人公司所支付的日工资为5至6比塞塔。政府会拿走其中一半的钱，理论上另一半都应归囚犯个人所有。但是，他们并没有收到他们应得的全部工资。为了支付囚犯少得可怜的配给品的花费，一个比塞塔被扣除了；又一个比塞塔被存到囚犯的个人储蓄账户中，他在出狱时可以取出；第三个比塞塔理论上会寄给他的家人。事实上，最后一部分钱（如果有的话）将由其家人居住地的市镇委员会分发，但这笔钱常常从来没有发放到囚犯家人的手中。那些被判死刑者不得参加此项计划。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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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58 监狱里不允许阅读任何报纸，虽然现存的所有新闻媒体均已被完全纳入长枪党运动的新闻网络，并受到了完全的控制。禁止的原因不是阻止囚犯获得已经过严格审查的消息，而是为了迫使囚犯购买由中央信托理事会自己印制的单页周报《救赎》（Redención），而周报的编写者则是被监禁的原共和国新闻记者。《救赎》每期的印量超过100万份。每份的售价和商业报纸相同。理论上，没有囚犯被强制要求购买，但是安排家人探视往往是以囚犯订阅该报纸为条件的，这给那些已经处于饥饿边缘的家庭带来了难以承担的经济压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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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60 曾有一位因涉嫌间谍活动而遭逮捕的英国女音乐家，被没收其个人物品的监狱女看守告知：“在这里，没有什么属于你自己，除了被你吃下肚的东西，但是这也不一定，因为你可能会呕吐。” 112 那位女士的狱中遭遇还是相对温和的。有大量身处战败方的共和国女性被剥夺自由，通过如下事实可见一斑：到1939年4月的第三周，在设计仅可容纳500名囚犯的马德里本塔斯女子监狱中，在押者已经超过3,500人，并且最终将达到接近1.4万人。原本的单人牢房被塞进了12个人甚至更多。妇女代替家中不知所踪的男性成员遭到逮捕是司空见惯的情况。针对她们的一些指控显然是荒谬的，从为共和国士兵洗衣服和煎鸡蛋，到在共和国医院中担任清洁工，都成了她们的罪名。 113  除了过度拥挤、疾病和营养不良所造成的恐怖，监狱中的妇女还要经历那些不为男性群体所熟悉的苦难。被捕的妇女中有许多已怀孕，或者带着年龄很小的孩子。年龄超过三岁的儿童不允许跟随母亲进入监狱。他们通常没有家庭来照顾自己，因为他们所有的家人不是被关入监狱，就是流亡国外或是已经遇害。这些母亲因为知晓她们的孩子独自在街上流浪而痛苦不堪。较年长的女性则被迫目睹她们的儿子遭受酷刑，有时候甚至亲眼见到他们被杀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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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62 强奸在警察局的审讯中常常发生。转入监狱或集中营也不意味着安全。长枪党分子会在晚上将年轻女性带走并强奸。有时候，她们的胸部会被烙上长枪党的“牛轭与捆箭”标志。许多女性被强奸后怀孕。对怀孕女性的处决有时会被推迟到生产之后，生下来的孩子则被安排领养。 115 然而，在萨莫拉的监狱里，有许多孕妇和哺乳婴儿的母亲也被枪杀。1936年10月11日，拉蒙·J.森德的妻子安帕罗·巴拉扬被告知，“赤色分子无权养育孩子”，她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安德烈娅被从她的怀中夺走，并被安置在一所天主教孤儿院中。陷入癫狂的安帕罗在第二天被枪杀。 116 从1937年到1941年，方济各嘉布遣修会的修士古梅辛多·德·埃斯特利亚在萨拉戈萨的托雷罗监狱教诲服刑者。他曾回忆起，在1937年9月，有3名年轻妇女因企图前往共和国控制区而遭到处决的场景。当她们一岁大的女儿们被士兵从她们身边拽走时，她们所发出的痛苦哀号，尤其让他动容，并让他永远难以忘怀。另一个事例发生在1938年5月，当时他恳请中止对一名21岁女性的处刑，因为她当时已经怀孕。法官怒不可遏地回答道：“难道每个将要被处死的女人都要等上7个月？你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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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64 狱中女性，尤其是怀孕的妇女会遭到野蛮的殴打，但除此之外，她们还会经历更为精细的酷刑折磨，比如对乳头、生殖器和耳朵的电击。这些酷刑除了会带来痛苦和屈辱，对耳部进行电击还会引起严重的精神问题，受刑者在今后数年内都要忍受头痛的折磨。许多被捕的年轻女孩遭到殴打、酷刑折磨和性侵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年妇女也会遭受虐待。胡安娜·唐娜的母亲因遭受电击酷刑而连续两个月无法正常使用双手。 118 妇女因为军事叛乱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和监禁，但她们并未被给予政治犯的身份，而是属于普通刑事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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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66 1939年8月5日，在马德里，有56名囚犯被处死，其中包括1名14岁的男孩和13名女性。这些女性中有7人在21岁以下，她们后来被称为“十三朵玫瑰”，其命运象征着佛朗哥政权的残暴。这些人是统一社青团的成员，在1939年春被捕的部分原因是，卡萨多的国防委员会已经获得了统一社青团的成员名单，并将它们留给了佛朗哥分子。处决的借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他们被指控计划谋杀佛朗哥。但这其实是一场报复行动。7月27日，一名国民卫队少校伊萨克·加瓦尔东、他18岁的女儿和他们的司机被抵抗组织成员杀害。加瓦尔东是由马塞利诺·德·乌利瓦里建立的共济会与共产主义档案库的负责人，杀死他的劫车者并不认识他。那些在8月5日被处决的人是该谋杀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在押的囚犯。因为此事随后引发的国际丑闻，后来一次审判中被判死刑的3名女性被改判长期监禁，然而，在9月9日仍有27名男子被处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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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68 卡萨多政变的受害者中有一名女性，她的丈夫被卡萨多的部队逮捕并留给了佛朗哥分子，当他在狱中被判处死刑时，她刚刚诞下一个婴儿。随后她被赶出了家门，并与她的小女儿住在大街上。她们在门廊和地铁入口的台阶上露宿。一名律师告诉她，只要她能支付一万比塞塔的贿赂，那么她的丈夫就可以获得减刑。得知这一信息后，她便成了一个小偷，结局是她与她的小女儿一起被捕入狱。 121 在所有女性中，遭到最残忍对待的莫过于下面这位母亲。当警察来逮捕她时，她正在呼唤她哭泣中的儿子。他们在听到他的名字叫“列宁”之后，倒提起小男孩的双腿，然后把他的脑袋猛地往墙上撞，就这样将他活活弄死。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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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70 一旦进入监狱，哺乳的母亲便面临着极为可怕的环境。她们没有任何盥洗或清洗幼儿衣物的设施，因此被迫生活在污秽中，每天都要与到处肆虐的老鼠斗争。在本塔斯监狱中，浴室和厕所的供水被切断。每200名妇女共用一个厕所，清洗地板用过的脏水被收集在大桶中，用于刷洗厕所。来自巴伦西亚的共产党人帕斯·阿萨蒂回顾说：“在本塔斯监狱医务室的地板上，每天都能看到15具至20具死于脑膜炎的婴幼儿尸体。”共产党员胡利娅·曼萨纳尔在1939年春于马德里被捕时刚刚诞下一个女儿。她的死刑判决被减为30年监禁。10个月后，她的宝宝死于脑膜炎。 123 有些妇女经历了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死去的极度痛苦，另外一些妇女则眼看孩子被从自己的怀里带走。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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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72 战争结束后，针对共和国囚犯（不仅仅包括被处死者）之儿女的强制收养行动开始变得系统化。有1.2万名儿童被带到宗教或国家机构里进行洗脑。有一位女性，在她的丈夫被枪杀于她和她小女儿的面前后，她本人也被捕，他们的女儿则被带到一个天主教孤儿院。母亲经常给她写信，直到有一天，她的女儿在回信中写道：“不要再在信里提到爸爸了。我知道他是个罪犯。我已经当了修女。”许多儿童被从母亲身边夺走，安置在教会办的孤儿院里，接受洗脑后谴责自己的父亲是杀人凶手。安帕罗·巴拉扬的女儿安德烈娅成了一名修女。皮拉尔·菲达尔戈指出，孤儿们被强制要求“演唱那些谋杀其父的凶手的歌曲，穿着那些处决其父的人的制服，诅咒死者并亵渎对他的回忆”。 125 在一本署名为巴塞罗那监狱神父马丁·托伦特的书中，作者（实际上是由穷困潦倒的路易斯·卢西亚代笔）自豪地宣称，有7,000名流浪街头濒临饿死的囚犯的孩子已被教会孤儿院收留。托伦特神父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对他们中间一些人决定加入神职人员行列的满意之情。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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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74 在有些监狱中，儿童被从母亲身边偷走。在巴斯克地区的萨图拉兰监狱和马德里专门关押哺乳中的母亲的监狱中，此种情形尤为恶劣。有超过100名妇女和50多名儿童因病死于萨图拉兰，该监狱处于玛丽亚·阿兰萨苏的严苛管理之下，她被囚犯们私下称为“白色美洲豹”。在马德里，那座专门关押哺乳中的母亲的临时监狱，处于一个富有的女人玛丽亚·托佩特·费尔南德斯的残暴统治下，此人之前曾在共和国控制区遭到关押。她在那些可怜的母亲及其儿女的身上发泄自己的怨恨。这里的囚犯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喝到混杂着虫子和蛆的稀粥。如果孩子因此而反胃呕吐，玛丽亚·托佩特会强迫他们吞下自己的呕吐物。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晚上，母亲都被迫与她们的孩子分离，她们因为害怕失去孩子而陷入持续的恐惧当中。一旦孩子满三岁，他们就可以被转移走，有许多孩童是被从母亲的手中强行夺走的。到1943年，有超过一万名儿童在教会的孤儿院中。 127 为这一政策提供“正当理由”的人，是叛军精神病治疗部门的负责人安东尼奥·巴列霍·纳赫拉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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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76 巴列霍有一股执念，他坚决认为应当进行“种族清洁”，在1934年写就的一本书中，他主张对精神病患者实施阉割。 128 作为军队医疗队的成员，他曾在摩洛哥服役，并于一战期间到德国参观过当地的战俘营。他在那里见到了德国精神科医生恩斯特·克雷奇默、尤利乌斯·施瓦尔伯和汉斯·瓦尔特·格鲁勒，他们的工作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在内战期间，他被任命为叛军精神病治疗部门的负责人。 1938年8月，他向佛朗哥申请成立心理学调查研究实验室。两周后他得到了授权。他的目标是证明左翼思想是病理学意义上的变态。他的研究成果为那些视其敌人为劣等人类的军方高层提供了所谓的“科学”论据，获得“正当理由”的军方高层深觉满意，并将他晋升为上校。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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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78 巴列霍试图研究培养“赤色基因”的环境因素，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精神缺陷之间的关联，其研究方式是进行心理学实验，实验对象则是体力已被耗尽且精神上极度痛苦的囚犯。他的团队中有两名内科医生、一名犯罪学家和两名德国科学家顾问。他的研究对象是被关押在圣佩德罗–德卡德尼亚集中营的国际纵队战俘，以及在马拉加的50名共和国女囚，其中有30人正在等待死刑处决。在女囚参与的实验中，巴列霍从受试女性已经堕落并因而易受马克思主义犯罪分子之蛊惑的前提出发，对“女性的革命犯罪行为”做出了解释。他指出女性心理具有动物性的本质，当政治环境允许女性“满足其潜伏之性欲”时，她们身上那“显而易见的施虐狂本性”就会爆发出来。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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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80 巴列霍的理论被用来为针对共和国支持者之子女的强制收养行动提供辩护，其内容被汇总到一本名为《西班牙优生学与种族复兴》（The Eugenics of Spanishness and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Race）的书籍当中。 131 巴列霍的优生种族主义论调，更多的是基于外部环境因素而非生命体的内在因素，他假定一个种族是由一系列文化价值观构成。在西班牙，这些价值观，这些国家健康的先决条件，就是等级制度、先军主义和爱国主义。共和国和左翼所代表的一切事物都是对它们有害的，因此必须被铲除。巴列霍痴迷于他所谓的“净化我们种族的卓越任务”，而他幻想中的模式就是宗教裁判所，这个组织曾经在过去保护西班牙免受有毒思想的危害。他倡导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宗教裁判所，它的工作重点、目标、手段与组织方式与以往不同，但是它起的仍旧是宗教裁判所的作用”。 132 为了维系种族的健康，儿童需要被带离他们的“赤色”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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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82 巴列霍的理论能够得到批准应用，也得益于他与佛朗哥（佛朗哥的妻子卡门·波洛是巴列霍妻子的朋友）和长枪党方面的联系。 133 他将自己探讨战争的精神病理学的作品——其中融合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精神缺陷之关联的“研究成果”——“以崇高的敬意，献给战无不胜的伟大‘元首’”。巴列霍还通过他的朋友，精神科医生赫苏斯·埃尔西利亚·奥尔特加博士，与管理战争孤儿事务的官方组织“社会救助”（Auxilio Social）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尔西利亚是奥内西莫·雷东多的密友，同时也是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创始人之一。 134 他是“社会救助”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在其中担任医疗顾问以及与其他团体之间的联络人。战后，埃尔西利亚被任命为位于先波苏埃洛斯的圣何塞精神病诊所的医疗总监，这家医院名义上由巴列霍·纳赫拉全权负责。 135 佛朗哥本人对“社会救助”组织在处置共和国孤儿方面所做的工作深感兴趣，他认为对于让西班牙人摆脱左翼之错误的长期“救赎”运动来说，这一工作是一项重大贡献。 136 在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举措是1941年12月14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借助这项法律，针对那些共和国人士的孤儿、那些父母入狱无法得到照料的儿童，以及那些在监狱中出生后马上就被从其母亲身边带走（常常是强制进行的）的婴儿的改名行为均被合法化。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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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8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所有囚犯的处境都在恶化。尽管他们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营养不良，但还要被迫抽血供德国军队使用。 138 佛朗哥当局对待共和国战败者时所表现出的恶意，其最大之体现也许是在法国境内被德国人抓获的西班牙流亡者的命运。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在法国军队中参加战斗，其他人在被捕时正身处法国境内的拘留营。大约有1万人在德国集中营中死去，而正是由于佛朗哥政府的默许，这些囚犯才最终落入了德国人的魔掌。1940年7月，西班牙驻巴黎大使馆向外交部发出了许多信件，询问关于德国方面提出移交囚犯之事宜的处理指示。当未得到回复时，德国驻巴黎使馆在8月致信马德里，要求西班牙政府明确其对于10万名西班牙难民的处置意见。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回信，就是本章之前所讨论过的那份触发引渡行动的具体人员名单。在没有获得其他文件指示的情况下，这其实就是一份将共和国人士送往德国集中营的判决书。按照奥地利上多瑙河大区⑤领袖，党卫队旗队长奥古斯特·艾格鲁贝尔的说法，德国方面“被佛朗哥”告知，因为这些难民曾经为了“一个苏维埃的西班牙”作战，所以他们不被视作西班牙人。这与佛朗哥的公开声明——即将那些共和国人士当作无可救药之罪犯——保持了一致。于是，这些西班牙囚犯被当成无国籍人士对待，并被从前线战俘营移送至集中营。有90%的“为赤色西班牙而战者”（德语为：Rotspanienkämpfer）被关押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古森死亡营。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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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86 1940年8月20日，一辆运送牲口的火车驶离昂古莱姆。在20节车厢里共载有927名西班牙难民，其中有490名男性，其余均为妇女和儿童。原本设计容纳8匹马的车厢被塞进了40到50人。他们相信自己正被运往维希。他们的旅程持续了三个昼夜，在此期间，他们在车厢内根本无坐卧空间，而且也没有得到任何食品和饮水供应。8月24日，他们抵达了毛特豪森。所有年龄超过13岁的男子都被与他们的家人分开，并被带到附近的灭绝营。在灭绝营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的“欢迎讲话”中，他告知他们：“你们现在从大门进来，将来你们会从火葬场的烟囱中离开。”在490名男性中，有357人将死于该灭绝营。 140 然后车中妇女和儿童被运往西班牙——她们之前之所以被送上火车，是因为德国人不希望让法国平民看到家人被强制分离的场面。毫无疑问，维希法国当局对毛特豪森的情况了如指掌。在西班牙，被遣返的妇女接受审讯，其中那些无人为其作保者遭到监禁。孩子则被安置在孤儿院中，哪怕有原共和国支持者的家庭愿意收留并照顾他们。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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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88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西班牙的共和派人士被送往德国的布痕瓦尔德、伯根–贝尔森、达豪、拉文斯布吕克、萨克森豪森，以及波兰的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等多座不同的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他们经历了各种难以言述的恐怖，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中，有101名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西班牙籍女性被关押。 142 毛特豪森是一座灭绝营，那些没有在抵达时被杀害的人必须一直工作，直到力竭而亡。在毛特豪森的采石场中，一长串放眼望不到尽头的囚犯，背着装有重达44至88磅的石块的背包，沿着陡峭的186级台阶攀爬而上。 143 在所有消逝于德国集中营的西班牙共和派人士中，其中有约60%死于毛特豪森。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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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90 佛朗哥政权的宣传机器，将处决行动、拥挤不堪的监狱和集中营、奴工劳动队和流亡者的命运，都描述为一位仁慈的“元首”所主持的正义：该正义既严格，又富有同情心。在1964年，他们举办了一场精心安排的举国欢庆活动，以迎接自战争结束以来的“二十五年和平”。在西班牙的每一个城镇和村庄，都贴满了庆祝左派无神论团伙被涤荡一空的招贴画和海报。1964年4月1日，伴随着“逝者之谷”大教堂响起的赞美颂，庆典活动正式开始。这些现象，以及佛朗哥在接受《ABC》采访时的说辞，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他们庆祝的不是和平而是胜利。 145 这一点在8天之后得到进一步确认，当时，佛朗哥告知《全国委员会报》（Consejo Nacional）说，庆典活动是“对胜利二十五周年的纪念”。而当他警告他的听众，要小心来自欧洲的密谋和宗派纷争，以及“见不得光的诡计、颠覆行动和邪恶的异教力量”时，显然，“犹太–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之阴谋”仍然萦绕在他的脑海里。 146 费尽心机准备的庆祝活动还传达了一条不言而喻的讯息，即佛朗哥对恐怖事业的投资，如愿以偿地取得了极其丰盛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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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9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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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94  1  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Palabras del Caudillo 19 abril 1937–7 diciembre 1942 (Madrid: Ediciones de la Vice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opular, 1943)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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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96  2  ABC, 1 January 1940. 当时，完整版的讲话稿刊登于Mensaje del Caudillo a los españoles: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S.E. el Jefe del Estado la noche del 31 de diciembre del 1939 (Madrid: n.p. [Ediciones FE], n.d. [1940]) pp. 16, 19–20中，但在后来正式出版的佛朗哥讲稿选集中，相关内容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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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8498  3  Mónica Lanero Táboas, Una milicia de la justicia: la política judicial del franquismo (1936–1945)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Constitucionales, 1996) pp. 318–19; Manuel Ballbé, Orden público y militarismo en la España constitucional (1812–1983)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3) pp. 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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