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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51 在《精心的伪装》首次出版时的历史背景下颇有影响力的舆论现实可以作为原因之一解释公众对其毁誉参半的反应。事实上，它出版于一个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的时期，这不利于博洛滕为使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冷战攻讦划清界限所做的努力。因为该书的主题与现时的党派政治具有无法摆脱的关系，大多数读者很难认为《精心的伪装》是对西班牙内战学术性的客观展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关注西班牙内战的口味挑剔的读者来说，博洛滕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基础读物。赞赏他的最大的读者群来自人数相对较少、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欧美左派团体。他们认为，博洛滕第一个对内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展示了经常被忽略的内战的革命一面——托马斯的内战史对此几乎只字不提——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阴谋对共和派事务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两本书出版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弗农·理查兹在英国刊物《无政府》上发表文章断言，关于西班牙内战，读者从三百五十页的《精心的伪装》中了解到的事情要比从托马斯那部七百页左右的更全面的“内战史”中了解到的多。[14]对于博洛滕为西班牙内战研究做出的贡献，英国学者说的不多但却不乏赞赏者，例如牛津大学教师、后来写出关于现代西班牙的巨著的雷蒙德·卡尔和谨慎而不因循守旧的牛津大学钦定讲座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15]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写给博洛滕的一封信中，特雷弗-罗珀主动给予以下赞誉：“我写信只是为了告诉您，我多么钦佩您所写的《精心的伪装》这本书。我认为它是已经出版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富有启迪性的最佳书籍。……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当休·托马斯那本非常拙劣的书被评论家们接受时，您的书却没有引起英国报刊的注意。”[16]这么高的赞誉不仅增强了博洛滕写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的信心，而且在他无法从事历史专著的写作期间，促使他保持对于这个问题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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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53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博洛滕并不热衷于求得学术界的认可，但他从不讳言著名学者和作家对他的著作的赞美之词。与一些诋毁他的人所暗示的恰恰相反，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打动读者。更确切地说，他这样做主要是由于自己缺少一名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正规文凭，因此，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推荐使他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引述他们的赞美之词也是针对某些评论家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有效手段。这些评论家声称，作为一名以前的记者和独立作家，他的书让人想到业余之作而不是一名合格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英国工党政客罗伊·詹金斯在其刻薄的书评中对《精心的伪装》的冷嘲热讽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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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55 就此书[《精心的伪装》]而言最糟糕的是它的包装——书名、序言以及护封上的内容简介和作者生平。从这些说明来看，博洛滕先生似乎是一个具有非常离奇的背景以致不太可信的人。他真的可能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为了写这本薄薄的三百页的书而用过去二十二年的时间作准备并且“以不断向美国的主要图书馆出售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为生吗？所有这些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前言的开场白实在是再平庸不过了，作者在前言中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本书是多年持续深入研究的成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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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57 考虑到博洛滕个人经历中不同寻常的那些方面，考虑到多年来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詹金斯和另外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评论家总是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古怪甚至神秘的人物而不予重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下事实也不利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是一名独立学者，他的研究不依附于任何正规的学术机构或是著名的知识圈子。因此，尽管笼罩着其写作生涯的特殊环境并未妨碍包括西班牙研究领域的主要权威在内的一些人承认其历史专著的开创性特征，但是，在许多其他人看来，其背景中无法解释的那些方面及其含糊不清的研究动机足以引起对其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怀疑。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从这时开始，他在撰写历史专著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非正统方式将被批评他的人用来作为诽谤他个人、贬低其作品的借口。最恶劣的是，他们的无知——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如何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导致他们怀疑他的“真实”身份。最恶毒地诽谤他的人不仅诋毁他的个人诚信，而且指责他是一个暗中为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冷战机构工作的冷战宣传人员。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所带来的耻辱将给博洛滕作为一名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蒙上一道长长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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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59 超越《精心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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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61 由于《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版事件的余波持续困扰着博洛滕，在其出版两年后，他试图通过在西班牙流亡者的刊物《通讯》（文献研究中心，巴黎）上发表一份否认声明消除因同意卡拉尔特的删改版出版而使公众产生的错误印象。博洛滕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解释说，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出版代理人乔治·格林菲尔德提出了抗议，抗议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为《大骗局》所写的序言和卡拉尔特未经授权对正文所做的删改。他说，这种删改“把我的著作降低到廉价政治宣传品的水平”。可是，尽管博洛滕对自己的书被长枪党人出版商卡拉尔特盗版的经过所做的解释逐渐被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另外一些以前与其为友的著名共和派人士所接受，他却仍然无法说服所有批评他的左翼人士。对于某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或者赞成共产党人关于内战的看法的人来说，从那以后他将被视为冷战思维的吹鼓手，在他们看来，反共等同于支持佛朗哥。后一种人对博洛滕作为内战学者的公众形象产生了某种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而且有时是恶意地竭力诋毁他的人格和作品，这使人们对他就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阐述的史学价值产生了怀疑。事实上，由于他们坚决给他扣上了一顶冷战专家的帽子，因此，无论是否反对共产党，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博洛滕的著作对内战期间对共和派事务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左派权力斗争的动态的描述有什么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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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63 这几年间，博洛滕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贝蒂（本姓比德斯）——他们是一九五五年结的婚——定居于旧金山的湾区。他重操旧业又做了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断断续续从事的职业。虽然没有继续撰写他的内战史的下一部分，但他仍然与内战中的熟人保持通信，继续搜集文献资料并且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他还渴望为他的书找到一个可靠的翻译和一个不问政治的西班牙文出版商，以便恢复他在共和派流亡群体中可能受到损害的名誉。他的寻找几乎导致了另一场出版灾难。通过墨西哥的一位律师朋友，博洛滕与胡斯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家声誉良好的出版社。胡斯出版社以其坚定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而著称，可是，博洛滕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面临着自己的著作与一家支持佛朗哥的出版社再次搅在一起的危险。同一年（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遇见斯坦福大学西-美和葡-巴研究所所长罗纳德·希尔顿教授并且与其成为朋友之后，他的运气发生了变化。[18]希尔顿意识到与胡斯出版社合作出书是个错误，为了使博洛滕避免另一场公关危机，他立即开始进行干预。希尔顿使博洛滕确信，应当把胡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刚刚以新的书名《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1962）出版的书籍全买回来，然后在斯坦福大学葡萄牙-巴西研究中心的支持赞助下重新出版。这一措施迅速得到落实，由于几乎没有在墨西哥发行，从而控制了可能造成的后果，使博洛滕没有再次受到出版丑闻的进一步伤害。[19]从胡斯出版社买回大约三百册平装本之后，希尔顿让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书的封面撕下来，代之以一个盖有研究所认可印章的封面。一九六四年，斯坦福大学西-美研究所出版了这个版本。后来，为了使以后将在西班牙发行的译本更准确地反映原文，又把经博洛滕认可的西班牙文译稿寄给了仍然拒绝放弃该书西班牙文版版权的卡拉尔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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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65 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博洛滕加深了与希尔顿和早已保存了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集的斯坦福大学的关系。一九六二年，应希尔顿之邀，他在西-美研究所给学生讲课，并且指导他们对西班牙现代史进行研究。由于博洛滕一直努力对任何可能影响其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组织或学术机构保持独立，因此，一开始他对是否接受希尔顿的盛情邀请犹豫不决。不过，他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顾虑，同意在不收取报酬的条件下担任教职。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兼职讲师和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历史研究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他承担了一项有益于提高理论水平的新职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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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67 在这一段时间里，博洛滕一直考虑有必要扩展第一本书的编年叙事和历史分析。然而，只要个人义务和工作职责处在优先的地位，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除了初为人父——他唯一的儿子格雷戈里出生于一九六六年——之外，博洛滕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全职从事房地产工作。但是，《精心的伪装》于一九六八年在收入休·特雷弗-罗珀所撰写的长篇序言后第二次印行激励博洛滕恢复了他的历史探寻。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他重新专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修订校改原来的文稿，扩展编年叙事的范围。一九七七年，他的努力初见成效，《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以法文出版。[22]这个最新版本与较早那本书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全面论述了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事件，由于篇幅的限制，《精心的伪装》在最后一章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分析。考虑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新近出现的政治变化，这个版本的出版似乎及时而恰当地提醒人们，由于像博洛滕这样的外国学者的奉献，西班牙人可以开始还原其充满争议的历史中一个令人迷惘的重要时期的本来面目了。然而，这部新著使博洛滕引起公众的注意主要不是因为那些关心历史的西班牙人，[23]而是因为他与他的宿敌、美国独立学者赫伯特·索思沃思在有影响的文化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版面上所进行的激烈论战。[24]博洛滕与索思沃思的争论最初发生在几年前。在其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佛朗哥圣战的神话》中，索思沃思像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样，用将近十六页的篇幅对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进行了审查。除了其他问题之外，索思沃思指责博洛滕出版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曾经出版过的最亲共和派的书”。不仅质疑博洛滕的学术资格并引用前面提到的罗伊·詹金斯的观点以加强这种印象，索思沃思还武断地宣称，这本书的基本前提——包括共产党人试图掩盖军事叛乱所引发的人民革命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尤其是，在索思沃思看来《精心的伪装》似乎具有的二元性引起他的怀疑并且让他感到困惑。按照他的说法，这本书旁征博引、正面论述共和派的前半部分驳斥了佛朗哥分子所编造的关于内战起因的某些神话，与其缺乏证据的有利于佛朗哥的最后结论根本上是矛盾的。索思沃思接着贬斥了博洛滕的研究方法，指责他完全围绕着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构建了其反共叙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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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69 对于在索思沃思的恶毒攻击中所发现的肆意歪曲和颠倒黑白之处，博洛滕试图通过发表在西班牙流亡者的报纸《希望报》（图卢兹）上的一篇短文予以纠正。但是，正如大约十五年后索思沃思对《西班牙革命》充满敌意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问题显然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解决。索思沃思不仅抓住这个机会像以前一样再次公开指责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分析，而且他还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人身攻击，他断言，博洛滕的著作观念狭隘不可能摆脱冷战思维。更加具有挑衅性的是，他暗示，博洛滕的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是“某些美国政府机构[可以理解为中央情报局]所建立的秘密基金散布的”。后面这项含沙射影的指控让博洛滕感到特别屈辱，出于学术考虑，他显然没有特意利用美国政府秘密资助的出版物。[25]博洛滕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有分寸的反击文章既没有使批评者也没有使回应者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在十月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索思沃思发表了一封严厉反驳博洛滕的信。这迫使博洛滕一个月后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稳健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这时加入了论战，他提醒人们注意，在索思沃思偏执地对博洛滕使用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不依不饶的背后，是从前的斯大林主义那一套逻辑。[26]康奎斯特根据自己在共产主义研究领域的经验发表意见，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点：“任何以某种更广阔的视野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有些变节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因为所有苏联的材料和亲苏的材料都是虚假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回信有效地驳斥了索思沃思的恶意评论，它们却更容易加强而不是消除索思沃思含沙射影的评论给人们造成的那种印象：博洛滕应当被认为是一名冷战专家而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他那些最坚定的辩护者的政治倾向。除了好斗的休·特雷弗-罗珀之外，由于一些反共的前共产党人——例如均为冷战时期资历得到普遍承认的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和罗伯特·康奎斯特[27]——公开称赞他的著作，博洛滕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他们的同类。在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国内的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博洛滕的著作备受推崇，他在那里同样可以得到某些著名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例如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这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佛朗哥统治时期曾在西班牙信息旅游部担任局长。甚至博洛滕的那些左派支持者，例如反对偶像崇拜的坦率的自由主义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和托派历史学家兼西班牙内战专家皮埃尔·布鲁埃，也以他们的反共（应当理解为反斯大林主义）观点而著称。[28]结果，没过多久，当少数几个抵制反共倾向的评论家对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英文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内战期间的权力斗争》——发表评论时，博洛滕冷战专家的形象就被他们强化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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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71 随着《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博洛滕面临其终生从事的历史研究事业的转折点。在断断续续地把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和写作之后，他还没有完成自己满意的内战史。我们已经知道，《精心的伪装》的叙事戛然而止并非博洛滕之所愿。这部专著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来描述分析城镇和乡村的人民革命以及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影响和权力的不断增强。后面这一过程的高潮作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事变的结果而出现，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另外，该书的末尾一章只是简略地概述了内战最后一年半的形势发展。由于《精心的伪装》显示的是多年来资料搜集和勤奋写作的成果的精华，博洛滕不得不将大量信息浓缩到一个相对狭小的阐述体系中。按照他的想法，未来的（几册或几卷）著作必须解析密度更大的同类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以长篇注释的形式实现，同时还要涵盖新的领域，以反映与第一本书同等水平的实证研究和写作成果。完成《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用了他将近十年的时间，因此，他并不清楚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写完关于内战最后阶段的著作，这部著作将把重点放在人民革命的命运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期间政治斗争的结局上。尽管年过七旬的博洛滕身体健康（他还在参加交际舞比赛），思维也像以前一样敏捷，但是，专心从事一项任务繁重的学术研究，他仍然面对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偶然结识作为博士研究生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本文作者使博洛滕有机会雇用一名研究助手——有时也是合作者——帮助他完成研究计划的最后部分。[30]接受这种额外的帮助使他能够更深入地探讨问题，在以前的写作中，某些问题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充分论证。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与内战的外交背景有关的问题。博洛滕特别感兴趣的是说明以下情况的原因：英法两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反共（进而发展成为反苏）立场导致它们共同决定，通过奉行不干涉政策，对德意参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还热衷于论证：西方民主国家极其坚定地奉行某种绥靖政策，以致斯大林和共产党人引诱它们加入一个由苏联主导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博洛滕将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搜集与这个或者其他重要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除了利用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欧洲资料收藏之外，通过获取从设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内战部门和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英国（大英图书馆和里士满的公共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研究图书馆里找到的档案材料和原始资料的缩微胶片和影印件，他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基础。[31]此外，通过马德里的一位文学代理人，博洛滕为他的个人收藏获得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西班牙文和欧洲各种文字的最新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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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73 在个人层面上，博洛滕还用大量时间扩大自己的书信社交关系网。如今这个关系网不仅包括一些与西班牙内战密切相关的人，而且包括欧美的一些因为熟悉他的著作希望与他联系的人。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后佛朗哥时代历史学家中的一些杰出代表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们大都对他那几部用文献资料详细论证的历史专著给予高度的评价。尽管博洛滕对攻击他的那些人破坏其个人名誉的险恶用心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但他仍然敏感地注意到，在西班牙和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中，将其著作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虽然新近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西班牙文版令人沮丧地销售情况被他看作这种倾向的迹象之一，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为了质疑隐含于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阐述中的重要推断，大量讨论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报刊和电视上进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胡安·内格林身上，他是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内战后期担任共和派政府的总理。在赫伯特·索思沃思、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者图尼翁·德拉拉和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等人的引导下，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学派强调说，内格林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不公正对待，尤其是博洛滕那样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明确指出，内格林为共产党人介入并且控制共和派事务提供的帮助超过任何政界人士。按照经过修饰的形象，内格林被描绘成一位伟大的战时领导人。在其担任总理期间，面对不可避免的军事失败，与政府中那些所谓的不抵抗分子不同，他竭尽全力团结共和派的各种力量，以便与民族主义军队对抗。因此，他与共产党人的紧密配合被认为是必须建立的合作关系。与这种推理方式相辅相成的是以下看法：佛朗哥分子和冷战历史学家对共产党人本身进行了恶意诽谤，指责他们应对共和派的失败负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这种论断想当然地认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对佛朗哥军队的抵抗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在西班牙爆发，随后将激烈地进行到一九四五年。因此，他们要求重新确定（reubricar）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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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75 这一帮历史修正主义学者提出的论断并不是什么新花样。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究竟是应当作为对企图劫持共和国的阴谋负责的反面角色被记录在案，还是应当作为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英雄人物被人们怀念？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左派与右派的激烈争论。从索思沃思对博洛滕以法文出版的那本书所发表的评论来看，他粗略地描绘出后一种看法更清晰的轮廓。这表明，有一种历史研究的倾向在后佛朗哥时代形成了，那就是要“开始重新审视内格林”。到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倾向走势良好。博洛滕写了一篇文章对索思沃思等人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内格林博士的奇怪问题：莫斯科信任的人？》。[33]在这篇文章里，关于内格林在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所起的作用，他系统地列举了引起争论的诸多要点。在举例说明内格林是共产党人的一个顺从的盟友——即使并不总是心甘情愿——时，博洛滕进一步指出内格林领导能力上的缺陷，比以前的著作内容更多。[34]根据博洛滕对来自反对和支持共产党的两方面的原始资料的解读，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内格林是一个具有实际能力和独立思想的政府首脑。相反，博洛滕指出，在内格林越来越依赖于共产党人的支持的治理下，共和派内部的政治裂痕比以前更为扩大和加深。博洛滕在文章的结尾推断，能否从关于内格林历史地位的相互矛盾并且充满感情色彩的混乱描述中发现所谓“内格林角色”的历史真相，人们仍需拭目以待。从其史学意义上来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提出的论断预示了过去三十年来使内战历史学家之间的史学争论沸沸扬扬的那些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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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77 与此同时，博洛滕一直向着完成其历史专著剩余篇章的目标稳步前进。他在写完关于外国干涉的那一章之后，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内战的最后阶段。从带有感情色彩的角度看，他发现这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关于共和派历史的最黑暗的章节。面对民族主义军队不停的推进，从一九三八年到内战结束，共和派政府徒劳地试图避免战败。进行抵抗的内格林人民阵线政府为控制军事形势和共和派政治事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加剧了左派内部的自相残杀。这场大规模的斗争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初达到了白热化，当时，一场血腥的冲突爆发了，冲突以反对共产党的各个派别为一方，以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内战结束时，共和派已经处在一种高度分裂的状态。从那时起，共和派的悲剧将控制内战失败者以及同情其事业的那些人的情感和理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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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79 博洛滕本人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最后一部内战历史专著的出版。就在七十八岁的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去世之前几个星期，他刚刚完成这部重新修订并且增补了重要内容的历史专著的大部分写作。幸运的是，书稿已经送出并且已有出版社——西班牙的阿利安萨出版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在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一年出版之前，美国著名的西班牙文化学者斯坦利·G.佩恩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并且编辑完善了最后一章。一九九一年，他毕生的辛劳取得圆满的成果，为了表彰其对公共历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美国历史协会向博洛滕追授著名的赫伯特·费斯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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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81 博洛滕与内战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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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83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从《精心的伪装》出版开始，博洛滕的内战专著总是与针锋相对的史学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这种争论成为关于这一主题的作品的特征。在西班牙国外，尤其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1939—1975）结束之后那些年，围绕着博洛滕的著作发生的争论集中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他对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的作用所进行的犀利无情的批判性分析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冷战解析模式的基础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鼓吹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一端，人们可以发现赫伯特·索思沃思那样的作家，他们甚至指责博洛滕的著作不仅支持佛朗哥，而且对西班牙内战提出了一种冷战阐述。一九九六年，在一篇矛头对准博洛滕和他的所谓冷战意识形态同伙、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反共宣传家胡安·戈尔金的文章里，索思沃思再次得到了报复博洛滕的机会。[36]这篇文章发表在保罗·普雷斯顿（4）和安·麦肯齐编辑的一本名为《被围困的共和国：西班牙内战，1936—1939》（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的文集里。令人遗憾的是，在博洛滕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之后，索思沃思竟然被允许在一本学术文集里继续像以前那样指责他。鉴于这篇经过扩充的文章所具有的人身攻击性，文集的编者似乎认为他的文稿应当得到学术认可这一事实同样让人感到失望。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将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博洛滕的遗产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概括一下它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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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85 索思沃思像法官一样进行审查的核心目的是要揭露戈尔金的冷战团伙，以便质疑他就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和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所说的一切。[37]博洛滕被扯进讨论为的是公开嘲笑他。索思沃思说他不仅相信戈尔金对共产党人的可疑见解，而且具有与戈尔金同样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冷战思维。这里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隐含在这种笼统推断中的任何指控。不过，索思沃思最明显的问题肯定与他似是而非的推理有关：他宁愿通过主观臆测和含沙射影提出问题，而不是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可靠事实的基础上。以下事实清楚地表明，索思沃思以这种方式讨论问题应当问心有愧：他试图证明博洛滕的著作以右翼思想为基础，却没有注意后者用于分析共和派政治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以及大量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相反，索思沃思将博洛滕的观点与戈尔金的观点混为一谈，坚持认为这位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向博洛滕提供了“其所有论断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样过于空洞和简单的是，索思沃思断言，除了戈尔金之外，罗纳德·希尔顿和“另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加州人”影响了博洛滕的思想。索思沃思显然是根据道听途说发表的这些言论，不知道他的消息来自何处，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说法的补充说明或参考资料。[38]对博洛滕来说不幸的是，索思沃思并不仅仅满足于指控他与戈尔金这样一个所谓的卑鄙小人结成了意识形态伙伴关系。文章进一步暗示，博洛滕的反共立场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所有[相继产生的]正当理由形成了否定”。文章最后以强烈谴责的口气断言，博洛滕竭力证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行为不端“使他的书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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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87 尽管有理由断定严肃的学者不会受索思沃思这种极其主观、论据可疑的冷嘲热讽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多年来，索思沃思对博洛滕的著作的评论——包括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博洛滕是亲佛朗哥分子并且被自己的反共立场所蒙蔽——在西班牙和英国得到某些备受尊敬的内战学者的赞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索思沃思在英国和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所享有的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地位。据其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保罗·普雷斯顿说，索思沃思的影响在“新一代英国和西班牙学者”的著作中随处可见。[39]例如，在西班牙，赞同索思沃思对博洛滕著作的评论的著名人士包括一些像安赫尔·比尼亚斯和胡里奥·阿罗斯特吉那样的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40]更有损于博洛滕作为可以信赖的历史学家的名誉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和西欧某些重要的西班牙文化学者对他的著作提出了赞同索思沃思观点的阐释。二十多年来，保罗·普雷斯顿、海伦·格雷厄姆及其门徒共同开展了一场解构博洛滕的反共“模式”的运动，他们在各种著作和文章里援引索思沃思少见多怪的攻击性言论，以此作为博洛滕的研究方法具有学术缺陷的附加证据。[41]尽管他们的评论并不总是像索思沃思那样过分简单、流于谩骂，但是，这一帮公然党同伐异的历史学家仍然反映了他的观点：由于博洛滕坚持以冷战政治学的视角解读内战期间的共和派事务，其著作中历史分析的价值受到致命的损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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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89 这一帮学者认为博洛滕草率地处理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因素，并且对此非常不满。尽管博洛滕著作的大部分内容确实是把重点放在了左派的内部斗争上，但是，说他的分析忽略了与内战有关的全局性问题并不客观。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博洛滕特别关注不干涉政策对共和派事务产生的影响。在专门用来深入分析英法两国政府坚持奉行绥靖政策到何种程度的一章（第六十一章）里，作者清楚地说明，由于担心西班牙内战可能在欧洲引发一场必定将使苏联获益的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意支持共和派，以免与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参战的德意两国发生冲突。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驳斥了他那些批评者的观点，他们指责他没有把苏联的计划放在这些计划实施于其中的更广阔的外交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此外，他对法国、特别是英国的那些绥靖主义者的动机和行为的明确批评证明下述说法是不实之词：他的反共立场不仅使他看不见苏联外交议程的实际目标，而且使他同情佛朗哥并且支持轴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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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91 我们可以在博洛滕希望《文汇》杂志发表的一封长信中找到进一步证明其以下看法的证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苏的英国和法国政府在纳粹政权崛起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协调行动。在写信回应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一篇题为《戳穿三十年代某些应景的神话》的历史修正主义文章时，博洛滕对作者企图一概免除英国当权者，尤其是奉行绥靖主义政策的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责任提出异议。他特别不赞成斯基德尔斯基的这种说法：没有证据证明“英国一直试图使德国卷入一场对俄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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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93 这证实了我的怀疑，英国历史学家总的来说仍不愿意承认英国对纳粹军事力量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重大的责任。幸亏我的反苏资历得到充分的确认，足以排除我被称为亲苏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真相比当代政治更重要。尽管实际上的确是带有秘密附加议定书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是，证明英国协助怂恿纳粹政权、鼓励德国军国主义崛起并且纵容德国入侵东欧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因此，对于任何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选择否认它而拿自己的信誉冒险有失谨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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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95 尽管《文汇》杂志具有冷战思维的编辑梅尔文·J.拉斯基拒绝发表博洛滕的回信，但是，它的内容仍然反映了博洛滕身体力行地不懈追求塞万提斯式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所达到的高度。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历史学家应当严谨、诚实、不偏不倚，不应当允许自己偏离真实的轨道。”毕生指引博洛滕写作的是这种信念而不是他本人的政治倾向。始终甘愿以高昂的代价坚守这些价值观，恰恰证明他具有健全的心智和诚实正直的职业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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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97 近年来，博洛滕的著作没有逃出争议的罗网——从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后，这张罗网就从天而降。在西班牙国内关于内战起因和政治性质的激烈史学争论中，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例如，皮奥·莫瓦之类有争议的右翼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利用博洛滕的著作证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叛乱有正当的理由。博洛滕的众多左派批评者普遍不顾这种对其研究专著的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曲解，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右派之所以援引他的著作，因为它们实质上就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冷战阐述。[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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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99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班牙内战》的出版，并非所有学者全都认为有必要给作为西班牙内战研究领域权威人士的博洛滕的遗产贴上政治标签。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历史分析，许多人认为他的著作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产物，对于任何希望了解这一错综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事件的人来说，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不像其论敌往往会做的那样，他们没有试图根据博洛滕的政治见解评价他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在受到广泛尊敬的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所发表的看法中找到这方面的显著例证。尽管他对内战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内格林在共和派阵营所起作用的阐述——实际上与博洛滕著作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杰克逊始终认为博洛滕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历史学家，他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把他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是判断错误。[45]另一位认为博洛滕的历史专著具有永恒价值的重要历史学家是已故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菲雷。在其研究共产主义为什么如此吸引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富有启发性的专著中，菲雷称赞博洛滕向世人展示了一份可靠的共产党人在内战期间的活动记录：“为了了解共产党人如何深入渗透西班牙共和派政府以及这个政府为什么从一九三六年秋天开始越来越服从苏联代理人的命令，人们应当读一读伯内特·博洛滕的两本书。”[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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