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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03 开　　本：660mm×970mm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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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05 印　　张：9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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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07 字　　数：1202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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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09 版　　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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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11 书　　号：ISBN 978—7—5133—2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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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13 定　　价：178.00元（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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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15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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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20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1706399258]

1706399421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二〇一五年英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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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23 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专家们应当熟悉伯内特·博洛滕这个名字，对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充满兴趣又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可能也熟悉这个名字。在那些非常了解博洛滕的人看来，他是一个热心而且慷慨的人，轻松地显示出关于内战的渊博知识，即使表现得节制有度。因此，尽管从未打算成为一名学者或者希望正规机构资助自己的研究，他的历史专著仍然广为人知并且受到相关领域权威人士的高度重视，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欧洲和亚洲的多种语言。当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去世时，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笔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遗产，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著作，而且包括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举世闻名的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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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25 伯内特·博洛滕与西班牙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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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27 伯内特·博洛滕（1909—1987）以其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一年七月十八日傍晚，本打算在西班牙短时间旅游的博洛滕来到巴塞罗那，开始了十分令人期待的两周度假。第二天凌晨，听起来像是使劲拍打地毯的声音把他吵醒，实际上，这是从旅馆附近街头传来的枪炮声。他所下榻的西班牙旅馆位于巴塞罗那的市中心，战斗正在那里的大街上进行。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如旋风般席卷着城市的事态发展深深地吸引了博洛滕——他亲眼目睹了对教堂的洗劫以及对工商企业（包括他所住的旅馆）和公共场所的革命性接管——以致他认定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开启记者生涯的良机。在给合众通讯社伦敦办事处（他曾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为合众通讯社工作过）拍发了加急电报之后，合众通讯社要求他作为该社的通讯记者之一留在西班牙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从这一刻起，博洛滕将从不同的方面采访内战，记录无政府主义者在靠近阿拉贡前线的地区所进行的集体化实验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报道马德里、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战线的后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直到他于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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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29 在此期间，博洛滕不仅得到了某些重大事件——例如一九三七年的五月危机——的第一手信息，而且直接认识了共和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战参与者。他在所到之处遇见并且采访了性格各异的人物，例如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前者是社会党工会的资深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曾经担任共和派政府总理；后者是一名深受民众喜爱的无政府主义斗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马德里前线死难后获得了近乎传奇的地位。博洛滕还遇见了一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著名外国记者、艺术家和文学家。他遇见的这些名人当中有《芝加哥论坛报》的杰伊·艾伦，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英国诗人和作家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和拉尔夫·贝茨，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墨西哥壁画家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众所周知，内战还在好莱坞引起了轰动，因此，文艺明星作为名人游客去西班牙旅游并不少见，例如英俊小生、万人迷埃罗尔·弗林。（1）博洛滕碰巧在巴伦西亚的共和派政府新闻审查办公室里遇见他，这使博洛滕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几天后，当传说弗林在马德里前线失踪时，博洛滕看到人们到处寻找的这位澳大利亚演员正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买东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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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31 博洛滕到西班牙将近两年时，作为战地记者他的工作出现了疲态，这使他不得不考虑休息一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决定接受莱昂·费利佩的建议，与新婚不久的演员妻子格拉迪丝·艾薇·格林去墨西哥，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自己在内战中的见闻感受整理记录下来。当年五月，博洛滕夫妇乘坐“玛丽女王”号客轮的三等舱动身前往墨西哥，他们随身携带了几个柳条箱，里面装着博洛滕在西班牙当记者期间所搜集的各种资料（报纸的剪报、小册子等等）。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成千上万各种政治色彩的共和派流亡者在墨西哥避难时，博洛滕得到了采访其中许多人的绝佳机会，这些人与他正在记录的重大事件直接有关。通过与这些事件参与者的交谈，他对内战有了某种更加精准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他的采访并且向他提供文件证据的许多内战人物是军队的领导人，例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他是共和派空军司令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宣传家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丈夫；还有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何塞·米亚哈将军，整个内战期间，这两个人在共和派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鉴于出现了这些新情况，博洛滕决定扩大原计划的范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利用我有幸得到的这些个人证言和文件，写一部全面的内战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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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33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博洛滕着手实施一项艰难的计划：扩充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时随身携带的本已庞大的原始资料库。他开始大量搜集与内战和革命有关的内容广泛的文献资料。为了得到内战期间出版的地方报纸和记述内战的印刷品，他在西班牙全国的省级报纸上刊登广告。与此同时，他走遍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到处搜寻书籍、小册子和政府文件（战争在欧洲大陆爆发后，他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刊期完整的几种报纸）。接着，在妻子的协助下，博洛滕用十年时间撰写了一部关于内战的历史专著，并将他为这部专著筹措资金而被迫出售的数百份报纸、期刊和小册子誊抄打印成简易的副本，同时整理编辑了很可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西班牙内战个人资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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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35 博洛滕撰写的这部历史专著的初稿反映了一九三六年离开祖国之后左派政见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他在墨西哥的私人交往——特别是与臭名昭著的共产国际成员维托里奥·维达利（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友好关系——反而有助于强化他对西班牙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他先前表明的关于左派政治斗争的看法得到维达利的真心赞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首先是因为这些看法非常接近共产党人的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是分裂共和派阵营的力量。然而，当博洛滕的分析逐渐开始明显背离共产党的正统路线——例如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托派”组织——时，孔特雷拉斯建议他停止写作，“休息一下”。正是在其撰写历史专著的这一关口，博洛滕断定，他必须迁离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某个可以为他的工作提供较为自由的环境的地方重新安顿下来。尽管这次搬家并不意味着他正式断绝了与共产党人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再赞同他们的思想，但是，离开墨西哥城标志着，他开始与他们的史学观点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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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37 随后的八年时间里，博洛滕夫妇迁居于墨西哥各地。他们先是落户瓜达拉哈拉，接着又去了诺加莱斯和索诺拉，最后居住在恩塞纳达。在这些新的居住地，博洛滕逐渐开始形成与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内战观念。发生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再承受必须与共产党人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的外部压力，而在墨西哥城，他受到的正是这种压力。[3]他刚刚开始与之交往的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共和派流亡群体对博洛滕此时的思想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例如，在瓜达拉哈拉，他开始采访无政府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前共产党人，这些人关于内战的个人证言与博洛滕本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印象产生了共鸣，他在西班牙对内战进行报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现实。[4]此外，他们对于内战的看法得到了大量文献资料的证实，自从来到墨西哥后，他一直不停地搜集这种资料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为了将关于他现在认知的内战的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统一起来，博洛滕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研究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阐述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考虑有时是相互抵触的光怪陆离的左派观点的复杂性，而且要建立在大量内容广泛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基础上。从这时起，他对内战的历史分析将围绕着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进行。一个主题关系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那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人民革命。作为记者，博洛滕去过共和派控制区的许多地方，由于所到之处亲眼目睹的革命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被下面这一事实所困扰：无论是在内战期间还是战后，共产党人竭力掩盖的正是那场革命的存在。他对那场革命的回忆与共产党人在宣传中对共和派事务的非革命阐述有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这种差异需要得到某种解释。因此，他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人民革命的背景之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识到，他的分析的主攻方向必须围绕着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主题，它包括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左派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使共和派阵营分裂成为一些越来越敌对的派别。最重要的是，筛选成千上万份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进行无数次个人采访并与经历过内战和革命的人士数千次通信所花费的那几年时间使他认识到，试图对某一因深陷党派政治泥潭而高度情绪化的事件作出评价的阐述模型必须建立在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他后来解释说，他为阐述错综复杂的西班牙内战而进行的学术探索受到塞万提斯的格言指引：历史学家是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非应当发生的事情的人。出于这种考虑，他始终努力坚持“审慎和客观的最高标准”，即使这意味着让一些以前的朋友和政界熟人——他们坚持以黑白分明的方式铭记西班牙的过去——感到失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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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39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居住于墨西哥的将近十一年时间里，博洛滕搜集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内战资料档案库，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小册子、党派报纸和期刊、政府文件以及从各个政治派别的共和派流亡者那里获得的没有公布过的原始资料。资金困难迫使他在一九四〇年将所收藏的多种报纸和小册子中的一部分出售给了哈佛大学，其中包括刊期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和（共和派报纸）《政治报》。[6]不过，他仍然拥有大量资料，直到一九四六年，他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图书馆的负责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H.H.费希尔一起将其个人资料集中的更大一部分资料整理出来存放在胡佛研究所。一九二四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以后，费希尔帮助胡佛研究所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二十世纪欧洲革命与内战史料的收藏机构，据他说，这一次获得的重要资料成为胡佛图书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专项收藏的奠基石。从一九五三年起，它将被称为“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1936—1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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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41 与此同时，博洛滕继续撰写他那部关于内战与革命的书稿。直到一九四九年与格拉迪丝移居美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远远没有完成的写作似乎正在变成一项遥遥无期的工程。在其人生的此时此刻，据博洛滕本人说，他已经写完了大约一半的内容，这些内容后来将成为其开创性的专著《精心的伪装》的精髓。[8]尽管仍然决心在某一天完成自己的历史专著，但是博洛滕认识到，从事内战研究已经过于长久地占据了他和格拉迪丝的整个生活。因此，移居美国使他有机会开始进行一些与其个人生活和职业有关的比较轻松的新的活动。例如，博洛滕夫妇在闲暇时会跳交际舞，这是他年过七旬以后仍然非常喜欢的一种消遣。[9]他干过几年销售工作，一九五三年取得了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接着，他又成为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的一名非常成功的百科全书推销员。然而，持续的经济压力和不断出现的个人债务，包括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迫使博洛滕停止了写作，结果，他无法按照原计划写作，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得不“满足于写一本比较薄的书”。这部节略的书稿最终完成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他认为这是关于内战的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他将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为他的书稿找到一个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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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43 一场争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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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45 收到各种学术和商业出版机构回复的许多退稿信之后，博洛滕锲而不舍继续努力。西班牙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建议他与英国的小型出版社霍利斯-卡特出版社联系一下，认为他在那里的运气可能会好一些。一九六〇年前后，根据马达里亚加的建议，当时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的博洛滕把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在找到了一个愿意与其合作出版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之后，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同意接受这部书稿，它的书名于是变成了《精心的伪装：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党阴谋》。尽管博洛滕反对使用出版社编辑给他的书添加的这个副标题（和具有挑衅性的封面）——他认为这是为了耸人听闻而对主题进行的炒作，[10]但他仍然感到欣慰，因为多年来他为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阅读不计其数的出版物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所作出的牺牲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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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47 不过，他从这一渴望已久的成功中所获得的满足很快就因为一个与他这本书在国外的出版有关的意外事件而消失了。一九六一年三月《精心的伪装》出版发行之后不久，在没有告知博洛滕的情况下，他在伦敦的出版代理人法夸尔森开始与西班牙政治研究学会谈判，争取使其批准《精心的伪装》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出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博洛滕以政治原因为由坚决反对在西班牙出版他的书。此时政治研究学会已经认定，某个商业出版社将更适合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当长枪党（2）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表现出对这个方案的兴趣时，博洛滕的代理人让政治研究学会把出版合同转给卡拉尔特在巴塞罗那的办公室。由于谈判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突然进行，博洛滕一时不知所措，他试图通过拒绝签署出版代理人寄给他的合同阻止出版他的书。但是，他的努力无济于事。这一切开始进行之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博洛滕吃惊地收到法夸尔森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告诉他，尽管没有作者签署的一纸合同，卡拉尔特已经出版了（匆匆翻译并严重删改的）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书名叫《大骗局》（El gran engaño）。[11]对博洛滕来说更糟糕的是，书中包括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所写的一篇序言。他是佛朗哥的宣传主管之一，当时担任国家控制的政治研究学会负责人。该书的出版将给博洛滕作为内战历史学家的名誉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尤其是，它在西班牙国内，尤其在国外造成了以下错误印象：他的书不是客观学术研究的产物，他本人是个亲佛朗哥分子。事实上，博洛滕的许多流亡中的共和派熟人得知这本书在西班牙出版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失望），以致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他明目张胆地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最令人痛心的指责也许来自与他长期保持书信往来的友人、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期间因作为首位女性部长加入共和派政府而声名远扬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她在流亡者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谴责博洛滕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由于他这本经过删改的研究专著得到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的赞许，博洛滕不仅将会引起他长期与之交往的共和派流亡群体的愤慨，而且将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引起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左派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愤慨，这一群体强烈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的阐述。他能否从卡拉尔特盗版事件对其写作生涯造成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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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99449 完全抛开与其著作的西班牙文版有关的问题不谈，博洛滕还沮丧地得知，《精心的伪装》在英语读者中毁誉参半。尽管这本书在一些刊物上得到好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和《西班牙研究通报》上的评论，但是，它受到大多数主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冷遇。这在某种程度上纯属巧合：博洛滕这部专著正在与某主流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另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要著作、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1961）争夺市场。[12]除了对西班牙内战作了妙趣横生、通俗易懂的全景性描述之外，托马斯这本备受好评的书得益于其客观的写作风格。最重要的是，这位英国学者似乎没有让他的亲共和派倾向严重扭曲他对一九三六年以来左右两派围绕着内战所进行的诸多争论的分析。除了顽固地为佛朗哥辩护的那些人之外，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可信而且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在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构成了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基础——当中进一步加强了《西班牙内战》的畅销书地位的是它在西班牙成为禁书这一事实。[13]另外，佛朗哥的国内反对派和共和派流亡者认为托马斯的这本书与博洛滕的著作不同，对于独裁统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有利于自己并且带有严重倾向性的内战宣传，它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都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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