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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经常有人询问“西班牙内战史”的翻译情况。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本书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内战史，书中主要记述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共和派阵营内部的事情。像共和派阵营与佛朗哥阵营之间的内战一样，本书作者为读者所揭示的这一场“西班牙内战”残酷血腥，你死我活，而其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前者，对于认识二战之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它也许更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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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卷入西班牙这场争斗的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地交织在一起，骗人者同样受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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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带着没有破灭的美妙幻想在西班牙战死的那些人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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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西蒙斯， 《三十年代：一场循环往复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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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注：正文中［数字］是指英文原书中的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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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部分 内战、革命及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共和国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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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佛朗哥阵营所发动的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其最初阶段在某些方面比布尔什维克革命还要深刻——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接踵而至，但是，由于某种史无前例的欺骗隐瞒政策，西班牙国外成百上千万感觉敏锐的人却对此事一无所知，不仅对这场革命的深度和广度不甚了了，就连它的存在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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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内特·博洛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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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一章［3］ 酝酿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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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内战的矛盾不是突然激化的。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月推翻君主制宣告成立共和国以来，双方的敌意持续稳定地不断加深，接着，由于左派联盟人民阵线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举行的大选中获胜，形势愈发严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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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与内战之间的几个月里，共和国在城镇和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工人骚乱，骚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来统治西班牙的中—右政府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应。在西班牙左派所谓黑暗的两年（el bienio negro）这一时期，不仅规定工资和雇佣条件的法律被废除、修改或已失效，[1]而且共和国的许多其他工作也没有开展。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是一位温和的共和派人士，曾经担任司法部长，据他本人说，内战期间他与双方保持着同样的距离。马达里亚加写道，劳动法庭显示出某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像以前不利于雇主一样，现在它们的裁决不利于工人。“同时，土地改革协会失去了资金支持。从农村的角度看，就实际情况和农民餐桌上的面包而论，这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许多地主一点教训也没有吸取，而且什么也不想放弃——这样的地主太多了，也许是出于对左派执政期间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报复，他们以极其野蛮残暴的方式对待雇工，以致社会环境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道德观念方面变得越来越恶劣。农业工人的工资重新下降到不足以维持温饱的水平；工作失去了保障，同时，分得土地的希望彻底破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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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的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领导人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在西班牙议会发言说，农村的生活“绝对让人无法忍受”。“昨天我在塞维利亚省。”他说道，“该省有个名叫巴多拉托萨的村庄，那里的女人凌晨三点出门去摘鹰［4］嘴豆。工作九个小时——由于技术原因工作时间无法延长——之后，她们在正午时分收工。干这种活儿这些女人一天可以挣一个比塞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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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共和派报纸《太阳报》的报道特别具有启发性。“自从共和国建立以来，”该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写道，“我们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极其危险地摇摆不定，尤其是农村。前两年[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农业实行了一种荒唐可笑的工作制，盛行一时的游手好闲和不受约束的风气最终毁掉了农业。农业工人挣着高额工资却能不干活儿就不干活儿。[4]……接下来的两年间[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工资从每天十到十二个比塞塔锐减至四个、三个比塞塔，甚至减到两个比塞塔。财主开始报复劳工，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为不久之后熊熊燃烧的社会怒火积聚燃料。与此同时，许多曾经按照政府命令被迫减租的地主想方设法驱逐佃户。……这些错误行为为人民阵线的胜利埋下了伏笔，这场胜利与其说是由于左派真正的实力，不如说是由于右派缺乏政治远见，尽管左派确实具有相当的实力。”[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