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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人民阵线获胜之后不断加剧的社会动乱的影响下，天主教的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这是一个松散的右翼政党联盟，简称CEDA，其核心党派为人民行动党[6]——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宣称：“为了表明不以任何形式迁就纵容，我们必须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最初可能某些团体将会退出，但这不会让我担忧，甚至可能让我高兴。西班牙的保守阶层必须明白，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所拥有的大部分利益自愿做出牺牲的话，那么，他们就将永远消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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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场合，他说：“有许许多多[雇主和地主]知道如何公平宽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也有许多人，一旦拥有了支配权，他们便以自杀式的利己手段降低工资、提高地租，试图蛮不讲理地驱逐佃户，而且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的惨痛教训。结果，在许多省份，左派从普通农民和农业工人那里获得的选票增加了。推行公平的社会政策之后，这些人的选票仍然将会属于我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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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农村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以农业工人罢工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缩短工作时间；雇主经常以烧掉庄稼或者任其烂在地里作为回应。对于这场农村危机的描述，共和派的报刊上出现了两种说法，与其说它们相互矛盾，不如说它们相互补充。“每天，”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的《太阳报》写道，“我们收到的来信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收成低于往年的平均水平，但是，不关心收成好坏的工人就收割打场的工作提出了荒谬的条件。在一些村庄，这些条件非常苛刻，以致佃户、地主、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根据土地改革法在土地上定居的农民]……确信，他们不［5］得不让庄稼烂掉或者将其付之一炬，因为如果他们答应工会提出的带有恐吓性的蛮横要求的话，他们就得以某种让购买者感到震惊的价格出售每一蒲式耳谷物。……耕种着西班牙土地的不只是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和养尊处优生活在外的土地所有者。对于数十万小块土地拥有者和垦殖民来说，公正解决当前的农业罢工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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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左翼共和派的《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写道：“在农村……反动势力一方显然具有明确的目的，他们企图抵制共和国政权、把农民群众逼入绝境并将政府置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不然的话，怎么能够解释这种情况：在一些省份，全省的雇主打算让收成烂在地里……，只能用来作饲料，而支付他们应付的工资然后把庄稼收回来却合算得多？同时，怎么能够解释类似于发生在阿尔门德拉莱霍的情况？在那里，雇主发誓一天工作也不提供，而且威胁要杀死任何提供工作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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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危机还通过无地农民的反叛情绪表现出来，这些农民对土地改革法的实施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认为政府官员在分配土地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也使他们的耐心渐渐消失。“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土地仍然留在那些政坛大佬手里。”一位地方农民领袖在五月三十日的《农业工人报》上说，“失望再次开始蔓延，我们走上了一条与一九三一年同样的路。人民阵线政府打算使农民的幻想破灭吗？农民愿意看到他们的希望再次化为泡影吗？不。他们想要得到土地，因此，如果不加快进度的话，那么，当农民意识到政府不给他们他们迫切需要的东西时，那些有责任使农民拥有土地的人不必感到震惊意外。”《农业工人报》是社会党左派所控制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喉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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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规模不大但发展迅速的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何塞·迪亚斯要求政府加快实施土地分配。定居点的数量不足。大地主的土地应当没收，然后毫不拖延地分给农民。他接着指出，政府一直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这是民主革命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应当竭尽全力达到这一目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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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村庄，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在全部由自由共和派及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的政府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前，农民不愿意再等待了。三月七日，《农业工人报》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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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省塞尼辛托斯的农民集体占领了面积为一千三百一十七公顷的“葡萄藤橡树林”牧场并且开始耕种这个牧场。完成占领之后，他们给农业部写了下面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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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们的村子有一个适于耕种的辽阔牧场，过去那里实际上被耕种过，但是如今却被用来打猎放牧。我们多次向牧场的所有者提出租种土地的要求但没有结果，他与另外两三个地主几乎占有了曾为本地公共财产的所有土地。当我们的手和犁无所事事而我们的孩子却挨饿时，除了占领这块土地，我们没有别的活路。我们做的就是这些。通过我们的劳动，它将生长出以前并不生长的庄稼；我们的苦难将会结束，国家的财富也将增加。我们不认为这样做损害了谁的利益，我们向阁下请求的唯一一件事情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平静正常地从事劳动，请您将这种状况合法化并且肯定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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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七日，《自由报》从托莱多省的马纳萨尔瓦斯报道：“当地两千名饥饿的农民刚刚占领了二十年前罗马诺内斯[伯爵]没有向国民付出任何代价便据为己有的‘栎树林’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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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某份共产党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说：“马德里附近一个小村庄的农业工人以自行接管土地的方式做出了榜样。两周之后，萨拉曼卡省九十个村庄的农业工人如法炮制。[12]几天后，这一榜样被托莱多省一些村庄的农民所效仿；接着，在三月二十五日黎明，卡塞雷斯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八万名农民占领了土地并开始耕种。[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恐慌。……[不过]政府没有动用武力，而是身不由己地从土地改革协会派出大批专家和官员，以使农民对土地的占领看上去是合法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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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西班牙共产党人写道，农民领袖“估算，土地改革法计划每年安置五万农民，这意味着安置一百万农民要二十年，分给所有农民土地要一百多年。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农民才强行占领了土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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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讨论有组织的占地和罢工并不足以弄清一九三六年春天和初夏严重影响着西班牙农村的极其紧张的社会形势，爱德华·E.马莱法基斯这样说，他是内战之前农村形势研究方面的权威。“如同一九三三年中—右势力的选举胜利使社会地位既定阶层有机会以各种各样的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大都置法律于不顾——向工人进行报复一样，人民阵线的胜利也使工人得到了不受惩罚地将其意志强加于人的许可。……威胁恐吓似乎已经成为所有不属于工会的工人的流行做法。最经常制造麻烦的可能是那些成群结队的工人，他们闯进农场强迫农场经理给活儿干。偷盗牲畜和庄稼以及砍伐树木当做柴火或木料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谈到巴达霍斯省，马莱法基斯写道：“成千上万的农民在该省流浪，毫无希望地到处寻找工作；［7］农场管理人员的作用不断受到反复出现的住宿工人[被迫雇用的多余工人]的影响，而小块土地拥有者则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恐惧中，因为，当‘资产阶级’和‘法西斯分子’这些词的定义扩大到把拥有各种规模财产的人包括在内时，他们也将成为工人入侵的受害者。”马莱法基斯注意到，《太阳报》——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那些混乱时期的一个客观的资料来源”——深切关注那些小块土地拥有者和佃户们的命运，它认为，与大地主相比，社会和经济危机对他们造成了更为严重的伤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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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村的骚乱是使政府严重不安的一个原因的话，那么，城市里的劳动争端也是一样。从五月底到内战爆发，共和国受到几乎波及各行各业和所有省份的工人罢工的强烈震动。尽管实行了审查制度，报刊的版面上仍然充满了关于罢工的各种报道：罢工正在进行；旧的罢工结束了，新的罢工宣布开始，更多的罢工可能发生；有部分工人罢工，有总罢工，有静坐罢工，还有声援其他罢工的同情罢工。[16]工人不仅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和带薪假期而罢工，并且为实施二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而罢工，这项法令强制雇主恢复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以后由于政治原因被解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并对他们进行赔偿。[17]这一措施由人民阵线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一部分作出承诺，而且引起雇主们的强烈不满。[18]“我们的工资表上有一些重新雇用的雇员，我们没有合适的工作让他们做，”英资力拓公司（5）董事长奥克兰·格迪斯爵士一九三六年四月报告说，“而且，在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遭遇了一场令人烦恼的罢工，罢工者指责我们非法解雇了实际上是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十月的革命运动而被关进监狱的那些工人，在他们坐牢期间，我们当然不给他们发工资，因此，他们要求我们给予赔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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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中心困扰最为严重的罢工是马德里建筑工人的罢工，它使这座城市陷入瘫痪。尽管社会党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UGT）接受政府仲裁委员会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但是，更为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CNT）拒绝仲裁，反而企图将罢工转变成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在尝试结束罢工——这一尝试不时被对立的工会组织成员之间的流血甚至致人死命的冲突所打断——未果后，政府逮捕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且查封了它们的总部。给骚乱火上浇油的是长枪党党徒镇压罢工的行动和建筑承包商本身的拒不让步。用全国建筑承包商协会在内战爆发之后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的话说就是，他们的“反抗为形成有利于进行光复不朽之西班牙的圣战的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为了实施这一壮举，我们在六月十日下令所有工场和工地停［8］工。”[20]七月三日，建筑承包商接受了政府的仲裁，但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不顾劳动者总工会结束罢工的努力继续罢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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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骚乱蔓延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人们对一九三四年十月镇压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派叛乱的情况记忆犹新。那场叛乱因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批准以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为首的三名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加入由激进党领导人亚历杭德罗·勒鲁十月四日组成的内阁而引发。中—右势力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获胜后，激进党政府在议会里得到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支持，不过后者没有加入内阁。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天主教的专制国家，最强大的反对派社会党人将其视为“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威胁，因此，他们决定，如果后者获准加入政府的话，他们就将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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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大选以后，因为不信任希尔·罗夫莱斯并且担心社会党人可能造反，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没有批准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勒鲁组建的政府，然而，由于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是最大的议会党团和政治组织，因此，它在政府中拥有代表的民主权利不可能永远被否决。尽管希尔·罗夫莱斯因共和国对教会的攻击而从未正式接受过共和国，但是，他宣称自己打算尊重获取政权的民主方式并且还将法西斯主义斥为异端邪说。尽管如此，他那反复无常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仍然让社会党人感到担忧。[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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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领导人并不认为自己是法西斯政党，”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西班牙右派的极其客观、资料翔实的著作中写道，“但是，在社会党人看来，右派内部教义信仰的细微差别并不重要。希尔·罗夫莱斯对正宗法西斯主义的消极评价与他们毫不相干；现实的问题是：希尔·罗夫莱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实际上，他已经接受了共和国并且坚决主张以合法、民主的方式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寻求发展；但是，掌握了政权之后，他会怎么做呢？……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天主教社团原则为基础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当是在以宪法和民主的方式向自由—民主体制过渡的渐变过程中最终建立起来的。……然而，正如社会主义的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禁止天主教参政那样，只要天主教社团主义的实现仍将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末日，社会党人就无意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演变的天主教社团主义之间有什么不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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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希尔·罗夫莱斯拒绝考虑采取暴力手段并且否认自己与法西斯主义有关联，但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竞选活动最紧张时所发表的声明仍然使对手忧心忡忡：“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国家。……我们是否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有什么关系！我们需要一切权力。……民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目的，而是开始征服一个新的国家的手段。当时机来临时，要么议会表示同意，要么我们让它消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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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朝一日将会废除自由议会制度历来都是[希尔·罗夫莱斯]所宣［9］称的目标之一，”鲁宾逊写道，“但是，当他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阐述这一目标时，仍然给人造成印象：这样做也许宜早不宜迟。……无论在其头脑中他自己的意图是否明确，在希尔·罗夫莱斯的社会党人对手看来，他的意图显而易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社会党左派领导人]拉尔戈·卡瓦列罗告诉社会党人：‘……敌人已经宣战了，他们通过希尔·罗夫莱斯之口表明，如果议会不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他们就将反对它。好吧，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合法地争取社会进步。但是，如果你们不愿这样，我们将发动暴力革命。……如果合法手段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它妨碍我们前进的话，我们就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继续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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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当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同意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所提出的派代表加入政府的要求时，社会党人宣布进行总罢工。罢工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只有阿斯图里亚斯矿区除外。在那里，罢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支持，它很快发展成为一场夺取政权的斗争。斗争坚持了近两周之后，在摩尔人士兵和外籍军团的帮助下，当局将这场看上去好像无产阶级革命彩排和内战前奏的罢工镇压了下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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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镇压的手段残酷无情。某前任激进党议员是一名毫不妥协地反对左派的保守共和派人士，他写道：“被告在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囚犯不经审判便在监狱的院子里被处决，在那十六个月当中，对于警察实施的迫害和暴行，人们以眼不见为净。官方宣称，只有三个人被处决。多仁慈啊！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身陷囹圄，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受到拷打、成为残废。应当受到诅咒的残忍啊！不要紧，我们还有可悲的镇压利弊分析报告，那可是非常严谨的，报告显示，镇压的手段合法、干净而且正当，它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受到的危害。”[27]另一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写道：“将要成为[一九三六年]内战特征的各种形式的狂热和残忍都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革命期间及其之后出现过：被不时出现的红色恐怖毁掉的乌托邦革命；利用‘治安部队’进行的有计划的血腥镇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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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场镇压所引起的报复情绪，[29]由于城镇乡村工人与雇主的相互敌意，最后一点，由于左右两派势力之间无法妥协的对抗冲突，一九三六年二月人民阵线获得大选胜利后，人们在持续的骚乱中度过了春天和初夏，双方的挑衅和反击使骚乱愈演愈烈。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的西班牙长枪党为暴力行为的升级火上浇油，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在长枪党歹徒为对三月六日几名党员被打死进行报复而企图行刺著名律师和温和社会党人议员路易斯·希门尼斯·德·阿苏亚之后，[30]政府取缔长枪党并且逮捕了其领导人。[31]不过，这一措施完全没有收到效果，因为长枪党继续存在甚至暗中有所发展，而且，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说，它还“作为一种催化剂对于统一这个国家某些特定人群正在不断增强的反抗意志起到了促进作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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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处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10］萨尼亚为总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态的各项措施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因此，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大选过后所宣布的警戒状态月复一月地延长了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戒严令那么严厉的安全警戒形式。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暴力和喧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纵火和破坏，包括焚烧教堂和教会学校；查封党派和工会总部；没收和试图没收财产；聚众闹事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暗杀和反暗杀。[33]“由于部长们担心暴力活动继续蔓延，政府审查人员试图禁止报道关于罢工和暗杀的消息，”弗兰克·E.曼努埃尔证实，“日报的副本必须火速送往官方的新闻部门接受审查：被删除的部分变成空白或者以断断续续的文字形式出现。几天后才送到马德里的巴黎《时报》经常比西班牙首都的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更多。因为没有官方的统计资料，只有在找来一批地方报纸翻到标明‘社会冲突’的版面时，人们才能充分了解工人不满的广泛程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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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一名共和派军官写道，“西班牙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它根本不是一个幸福欢乐的国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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