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0380
1706400381
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军事叛乱在西属摩洛哥爆发，内战开始了。叛乱得到大部分警察的支持，得到君主主义者和长枪党的支持，得到金融界和商业界的支持，得到大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支持，得到大地主的支持，得到中小业主、佃户、佃农以及那些被农场工人所提出的过分要求激怒了的垦殖民的支持，它还得到城市中产阶级中较为成功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由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一般农民的财产关系千差万别的多样性，农村的人们不仅仅把内战看作拥有土地的贵族与没有土地的农民之间的冲突。正如爱德华·马莱法基斯所说：“西班牙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没有向一方或者另一方提供大力支持的农民内部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以致无法确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究竟倾向于冲突的哪一方。……[其他国家的]内战……基本上可以被认为是农民反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斗争。在西班牙，尽管此类斗争不是没有，然而，这场内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将成为农民对农民的自相残杀。”[36]
1706400382
1706400383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场叛乱的倡导者没有等待心理热度达到顶点便已开始策划军事政变。据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证实，暴动的命令拟定于大选结束不久之后的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在不难预见的时候，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其势在必行”。[37]同一位历史学家披露，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何塞·圣胡尔霍将军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叛乱失败之后，政变的想法一直在君主主义［11］者和军队领导人的头脑中萌动。[38]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拥护阿方索的君主主义派别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宣称，一九三四年三月，他和一些右翼领导人曾经策划过一场以军队反叛为后盾的政变。他与另外几名君主主义者一起访问了意大利，如果西班牙爆发内战，他们希望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持。[39]一位目击者描述了西班牙君主主义者与墨索里尼举行的会谈，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均参加了这次会谈；另外，卡洛斯派的民兵司令安东尼奥·德·利萨尔萨·伊里瓦伦还提供了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一份政治和军事协议的副本——协议的原件现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缴获的意大利文件一起存放于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40]我们根据这一描述可知，协议的副本或文字记录不应带回西班牙，但是，戈伊科切亚违反其对墨索里尼的承诺，将他自己的协议草稿带回了马德里。内战期间这些草稿在马德里被人发现，使政变共谋者中唯一没能逃离共和派控制区的利萨尔萨非常不安。据利萨尔萨说，罗马协议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叛乱是由军官发动的，跟与墨索里尼进行的谈判无关，[41]所以，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认为，罗马协议的意义“被严重地夸大了”。[42]不过，如同利萨尔萨所说，该协议帮助在罗马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叛乱的气氛，从而使意大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比较从容地作出了支持[西班牙]军队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43]
1706400384
1706400385
另外，据其传记作者描述，一九三二年那场叛乱未遂的领导人圣胡尔霍将军一直极力主张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的大选之前发动一场政变。[44]这个阴谋没有结果，但是，左派联盟在大选中获胜加强了右派领导人将其计划变成行动的决心。
1706400386
1706400387
实际上，正当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仍在陆续公布时——与其一起发表的还有关于试图越狱、游行示威、焚烧教堂以及革命者其他欢庆活动的报道，西班牙复兴运动的喉舌《阿贝赛报》就在二月十八日断言，一九三一年开始的革命将会继续走它的暴力路线，直到遭遇有力的反抗为止，反抗将“排除妥协通融的惯例以彻底解决的方式”进行。[45]
1706400388
1706400389
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第一轮选举刚一结束，希尔·罗夫莱斯叫醒了临时政府总理、新近形成的中间派领导人曼努埃尔·波特拉·巴利亚达雷斯。“我用寥寥数语向他描述了形势：无政府状态已在一些省份蔓延；地方行政官员纷纷挂冠而去；闹事的暴徒正在抢掠官方文件。[46]如果不以铁腕采取紧急措施的话，西班牙的未来就有陷入悲惨境地的巨大危险。……我指出，‘必须给地方官员下达最为严厉的命令，在那些不得不进行新的选举和决胜选举的选区全力以赴采取行动’。”接着，波特拉给阿尔卡拉—萨莫拉打了电话。“我注意到，虽然总统批准在几小时之内宣布实行警备状［12］态，但他当场拒绝了波特拉先生提出的立即宣布戒严令的建议。害怕发生军事政变？我不知道。事实是，没有采取任何可能制止诸多恶性事件发生的措施。……[我]悲哀地确信，最高层的权力人士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勇气制止威胁西班牙国家中心的危险发生。”[47]
1706400390
1706400391
时任军队总参谋长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对左派接管政权的后果忧心忡忡，当天晚些时候，他极力劝说波特拉宣布戒严令而不要把权力交给人民阵线。“‘我老了，我老了，’”据半官方的民族主义内战史描述，总理是这样回答的。“‘你提出的任务超出了我的能力。……它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军队为什么不干呢？’‘军队目前缺乏执行这一任务所必需的道义上的一致性，’佛朗哥回答道。‘之所以需要你的干预，那是因为你拥有高于波萨斯[国民卫队（6）监察长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的权力，而且你仍然可以动用大量国家资源，加上你所管辖的警察部门，此外还有我的合作，我保证，你不会失去我的合作。’波特拉显得焦虑不安。……‘暂时不要让我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他最后说。”[48]
1706400392
1706400393
当时，君主主义者的领导人何塞·卡尔沃·索特洛强烈要求波特拉邀请佛朗哥将军“拯救西班牙”，但是没有效果。由于担心如果不把权力毫不拖延地交给人民阵线，左派的焦躁情绪可能失控，为了进一步逃避责任而且不愿陷入某种道德困境，波特拉于二月十九日辞职。以不想“刺激革命者”为由不敢宣布戒严令的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立即任命自由共和派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政府总理。阿萨尼亚仓促组成了一个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参加的内阁，代表人民阵线管理这个国家。[49]
1706400394
1706400395
这一刻并非突如其来。据共产党领导人何塞·迪亚斯说，人民阵线的地方组织已经推翻了许多城市的市政当局，“不是通过法律手段，而是通过革命手段，将其置于共产党、社会党和左翼共和派的控制之下”。[50]
1706400396
1706400397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右派的攻击，阿萨尼亚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关键的军队职位。佛朗哥将军被降职为偏僻的加那利群岛的驻军司令，他将在七月十七日成为摩洛哥叛乱的首领，后来又成为整个反叛运动的领导人；掌管至关重要的非洲军团的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被派到纳瓦拉省潘普洛纳的边远要塞，当地是卡洛斯派或王室正统派君主主义者及其狂热的民兵武装志愿军的活动中心，在那里，他被认为与世隔绝，但是实际上他可以从那里不受妨碍地指挥策划内地的叛乱行动，而且还能与对政府不满的纳瓦拉人合谋；[51]同时，国防部监察长曼努埃尔·戈代德将军被调到巴利阿里群岛担任并不重要的要塞司令一职。[52]
1706400398
1706400399
“在二月二十二日和二十八日的大规模变动中，所有高级职务都给了［13］或多或少被认为支持自由派共和政府的那些将军，”斯坦利·G.佩恩在他那部研究西班牙军队的鸿篇巨制中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西班牙军事]年鉴》中列为将军的四百二十五名军人大部分处于不同阶段的退役状态，所以，在西班牙军队的现役军人花名册上，只剩下八十四位将军。在拥有指挥权的这八十四个人当中，大多数持有温和的政治观点，而且经过最近几年一遍又一遍的筛选，基本上已经没有君主主义者或极端保守的将军了。当年三月，国防部几乎所有重要地区的指挥权和职位不是掌握在众所周知的亲共和派将军手中，就是掌握在对宪法具有责任感的将军手中。”[53]
1706400400
1706400401
右翼历史学家比森特·帕拉西奥·阿塔德写道，阿萨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深谋远虑，以致在西班牙按地理自然划分的八个大区中，只有一个大区的地方长官支持叛乱。此外，三位军队的监察长没有一位参与叛乱，非洲军团的高级职位也都由绝对可以信赖的人担任。“现役中拥有指挥权的两位最危险的高级将领佛朗哥和戈代德受海岛职守所限，实际上失去了活动能力。”与佛朗哥和戈代德一样在军队中具有支配地位的华金·范胡尔将军、何塞·恩里克·巴雷拉将军和路易斯·奥尔加斯将军被剥夺了指挥权，后面两位还被监禁起来。这样就保证了对军队高级职位的控制，帕拉西奥·阿塔德继续写道，政府想当然地认为，它“通过最有效的方法从上层控制了军队，这种方法以武装力量等级制度的效力为基础”。政府还采取了其他确保控制军队的措施。“虽然从三月到起义当天根据行政命令所进行的军事指挥权的变动都要受到审查，但是仍然出现过指挥权发生异常变动的迹象，其意义非常明显。当然，这些变动并未中断谋反活动的整个进程，只是引起了混乱并使那些深知自己重要性的人感到不安。”[54]
1706400402
1706400403
三月中旬，指挥权的变动在军界引起严重的混乱，以致阿萨尼亚的国防部长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为了安抚左派舆论而发表了下面这份新闻公报：“据国防部了解，一些有关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的精神状态的谣言正在不断流传。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谣言虚假无据，毫无疑问，它们容易造成公众的不安，激起对军队的敌意，如果不予消除的话，还将破坏作为军队根基的纪律。本国防部长荣幸地宣布，所有在职以及未被任命的军官，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的职位，保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随时准备认真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毋需赘言——服从合法政府的命令。”[55]
1706400404
1706400405
但是，这份新闻公报并没有减轻左派的忧虑。社会党执委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声称，它的情报部门已经向它提供了“令人担忧的消［14］息”，因此，轻视在营房、街头和政治中心散发的传单上的那些“带有威胁性的不祥内容”将是危险的。[56]
1706400406
1706400407
尽管谋反者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所顾虑，但是，他们实施计划的劲头却丝毫未减。考虑到普遍流行的恐惧担忧，而且由于右派和中间党派至少得到了半数选票，似乎可以相信，他们最终有望得到大部分民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57]
1706400408
1706400409
土地拥有者担心中—右政府为停止共和国前两年进行的土地改革而使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以后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将被废除。实际上，人民阵线已经在其竞选纲领的第三部分承诺废除其中的两项，[58]即，规定向卷入一九三二年八月圣胡尔霍叛乱的地主退还地产的法律[59]和土地租赁法，[60]后者导致八万名佃农在最初两个月被驱逐。[61]
1706400410
1706400411
城镇和农村地区大大小小的雇工者担心，将会再次恢复那些确立劳动仲裁制度、确定工资制度和工作条件的法律，这些法律不是已经遭到废除和破坏，就是已被批准停止实施。实际上，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七部分宣称，将“在最纯粹的原则意义上”恢复劳动立法。
1706400412
1706400413
教会担心，宪法中被人漠视的反教权主义条款将会重新受到重视，因为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第八部分宣称，“共和国必须将教育制度视为国家不可偏废的职能”。关于中—右势力获得一九三三年大选胜利之后的形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写道：“耶稣会教士继续执教：阿萨尼亚打算在新的学校用世俗教育取代宗教教育的计划被搁置，而且通过一项法律，作为共和国的一桩善举，同意拨款支付神职人员一九三四年三分之二的薪金，这在政治上也许是明智的，但是却有违反宪法之嫌。”[62]由于四月二十八日只有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停止支付神职人员薪金的提案而使提案遭到否决，人民阵线赢得大选之后组成的阿萨尼亚政府最初在这个问题上小心行事。[63]但是，五月十九日组成的由左翼共和派人士弗朗西斯科·J.巴尔内斯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新政府揭开了旧的伤疤。“阿萨尼亚政府曾于二月二十八日指示检查人员巡察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理查德·鲁宾逊写道，“据说，这些检查人员经常自作主张关闭学校。然而，随着巴尔内斯的上任，关闭宗教团体管理的学校以及非法将私立学校收归国有实际上似乎成为官方的政策。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成员组织[Cedista]的代言人要求，除非公立学校有地方安置宗教学校的学生，否则不要关闭它们。公共教育部长回答说，天主教徒现在必须为一九三三年以来他们没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体系的失职罪过受到惩罚。六月四日，由于公共教育部长的侮辱性言论像他的政策一样‘令人无法容忍地冒犯了这个国家天主教徒的良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决定暂时退出议会。西班［15］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成员组织继续抗议宗教迫害，政府则继续推行其世俗化政策。”[64]
1706400414
1706400415
此外，因人民阵线获胜以后公众对军队表现出的敌意[65]而焦虑不安的右翼甚至温和派军官担心，他们对共和国军事改革的不满如今又没有人正视了。共和国政府前两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的总理兼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开始实行军事改革，后来被中—右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所纠正。[66]
1706400416
1706400417
最后，所有中—右势力都担心，即使阿萨尼亚组成的自由派政府想在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他保证履行这个纲领，“连一个逗号、句号都不会改”[67]——的框架范围之内行事，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也一心想要突破它，他们受到大选胜利的鼓舞，而且似乎忘记了失败者的可怕力量；中—右势力还担心，根据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者的热情判断，事态的发展只能用武力来扭转，或者像一本赞成军事叛乱的历史书籍所说的那样，只能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来扭转。[68]
1706400418
1706400419
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很快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对缓和左派的革命狂潮无能为力。的确，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出任政府首脑时曾宣称，他希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治理国家“而且不搞危险的试验”；[69]四月三日他还在议会谴责了正在使其政府感到难堪的暴力行为和掠夺财产的行为。[70]但是，如同《太阳报》在三月二十八日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政府每天都承受着来自极左派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极左派不仅要求履行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基本内容——他们达到了这一目的——而且经常催促采取一些迟迟没有采取的措施。“这不符合总理谨慎克制的策略。”《太阳报》评论说，“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现在他能做什么呢？”
1706400420
1706400421
从阿萨尼亚在内战爆发三个月之前的四月十五日向议会发表的演说来看，显然，他已经觉察到将要发生大屠杀：“我非常清楚，暴力，由于它在西班牙人的性格中根深蒂固，所以不可能因为法律而绝迹，不过，我最深切地期待的是，可以宣告西班牙人愿意停止互相残杀的那一刻。大家不要把这些话当做无能的表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被危险——危险包围着委托他去捍卫的那个政权——吓得畏缩不前的懦夫的胡言乱语。不！我们不是来这里指挥一场内战的，相反，我们是来避免内战。”[71]
1706400422
1706400423
尽管显示出这样的信心，阿萨尼亚实际上已经精疲力尽，而且已经灰心丧气。“聪明老练的阿萨尼亚应该精明地治理一个国家而不是饱受政治动荡的折磨，他失去了经受磨难的力量。”著名的知识分子、阿萨尼亚的党内同志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说，“我曾看见他颓然倒在扶手椅里，精疲力尽，一动不动。‘阿尔沃诺斯，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是个什么国家呀！这是种什么局面啊！’”[72]
1706400424
1706400425
［16］事实证明阿萨尼亚应付不了这种局面，斯坦利·G.佩恩写道：“也许因为无法确定军队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可靠的镇压手段，总理失去了遏制极端分子的决心。阿萨尼亚不愿或者不能利用秩序的力量维持秩序在军队和国民卫队、甚至在突击卫队（7）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军官团中年轻的活跃分子更愿意支持少数不满的高级将领而不是与那些打算对礼坏乐崩的混乱局面一笑置之的资深共和派将领为伍。”[73]
1706400426
1706400427
好斗的何塞·卡尔沃·索特洛是西班牙复兴运动和同时代表阿方索和卡洛斯两派君主主义者的民族阵线（Bloque Nacional）的议会领袖，在他的带领下，君主主义者尽其所能利用了正在到处蔓延的骚乱。“如果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保证秩序、安定和所有公民的权利的话，”卡尔沃·索特洛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在议会宣称，“那么，这个国家的代表应当辞职。”他在随后的演说中发出警告：“我们看一看俄罗斯和匈牙利，我们阅读回顾一下它们最近的历史，我们因此而知道，那是一场悲剧，对于匈牙利，悲剧是短暂的，对于俄罗斯，悲剧仍在继续，我们希望西班牙不要发生那样的悲剧。于是我们对政府说，这个任务交给它了，我们还对政府说，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肯定不会失去在座这些人的选票或支持。啊！但是，如果政府表现得软弱，如果它犹豫不决……我们必须站起来在这里大声说，我们准备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反抗，我们要说的是，资产阶级和各种各样的保守派人士此前在俄国遭受的那种被人灭绝的命运、那种毁灭性的悲剧决不会在西班牙重演。”[74]
1706400428
1706400429
理查德·鲁宾逊在他那部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详实的历史著作中写道，右派开始相信，持续的混乱和普遍的罢工是某个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计划打算造成作为革命先决条件的经济崩溃。“六月十一日，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卡拉斯卡尔断言，内政部长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各省]省长正在独立于内阁行事，市长独立于省长行事，民众则在为所欲为。政府第二天发表的一份[公开呼吁省长和市长制止武装起来的派别夺取行政权力的]声明表明，卡拉斯卡尔所说基本属实。”[75]
[
上一页 ]
[ :1.706400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