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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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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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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阿拉拉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中提到了阿古斯丁·卡尔韦特在政治上同情阿萨尼亚并且摘引了这篇文章，见第四卷，第325页；巴塞罗那历史研究所所长佩德罗·博尔特斯·博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感谢他为我复印了文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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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力拓有限公司（Rio Tinto Company Limited）当时拥有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韦瓦尔省内瓦尔镇附近的里奥廷托铜矿（Minas de Riotinto）的开采权，该铜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铜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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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民卫队（Guardia Civil）是建立于一八四四年的准军事性质的西班牙国家警察部队，主要维持农村地区的秩序并在边境地区和公路上巡逻，由陆军的一名将军指挥，但是隶属于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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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突击卫队（Guardia de Asalto）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一九三一年建立的特种警察部队，主要用来对付城市里的暴力活动。突击卫队身穿蓝色制服，性质类似于身穿绿色制服、维持农村秩序的国民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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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团国家（corporative state）指的是由国内主要产业部门中的雇主和雇工组成经济团体并由这些团体进行治理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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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章 左派的分裂与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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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内战之前肆虐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完全缘起于西班牙自身。外国干涉并非点燃内战火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外国势力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了这场战争。在军事叛乱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外国飞机或坦克第一次出现于西班牙之前的几个星期，对于即将在这个国家燃起的熊熊烈火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和毕尔巴鄂等几个主要城市的暴动失败，使叛乱者打算一动手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彻底落空。[1]正是这些暴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某些方面比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深刻。军事叛乱没能保护有产阶级不受左派的侵犯，反而“加速了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革命的爆发，谁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令人生畏的旨在建立无政府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的著名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如是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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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是在向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导向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表讲话。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力图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具有指导意义的影响，结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是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3]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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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特塞尼表达的绝不是人民阵线阵营中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派观点的主流意见。一场革命肯定不是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他在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所希望的，也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私人朋友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所希望的。五月十三日，卡萨雷斯·基罗加接任阿萨尼亚的总理职务，同时执掌国防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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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同样不是领导着这个政治派别——它主要从文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和佃农以及小商人和小工厂主中吸收成员——的另外一些政治家所希望的；也不是共和国副总统兼议会议长、西班牙大东方（9）的大首［22］领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所希望的，他的政党是从亚历杭德罗·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的共和联盟，形成了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而且还与阿萨尼亚的党派共同声明反对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中有关工人阶级管控生产以及国有化和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内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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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当然也不是弱小的社会党右派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或温和的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希望的。普列托控制着社会党执委会，与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书记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领导的人多势众的社会党左派不同，他在叛乱前的几个月奉行一种克制的政策并且谴责祸国殃民的罢工和骚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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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无私而可敬的两种观点在社会党内针锋相对，”内战之前主管《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多数派认为与共和派的结盟已成往事，他们主张为了全面行使权力组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阵线……；普列托代表的少数派考虑西班牙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由于保守派正在进行坚决的抵抗，任何与共和国及共和派的分裂都是非常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主要合作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和[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相信，一场军事政变必将被政府的反击和工人举行的总罢工所挫败。……因为罢工、争吵和流血冲突意味着共和国政府的失败，所以，[当时的]社会状况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反而让他们暗中窃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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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了人民阵线竞选纲领，[9]但他认为，与自由共和派结盟只不过是赢得大选的权宜之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人民阵线竞选纲领发表的前几天，他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未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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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责任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那些手段！……[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与左翼共和派合作，我们绝对没有把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东西抵押进去。我也不认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就像要求我们背叛自己的理想一样。这是一次结盟，一次随机的合作，为此正在准备一份竞选纲领，它肯定不会与我们的愿望相符合，但是，此时此地我要对在场的各位以及所有能够听到看到的人们说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联合起来的人，必须为捍卫竞选纲［23］领而战。……当你在这份竞选纲领中看不到纯粹基于我们的思想的内容时，不要失望，不要沮丧。不！这绝不是不再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热情为胜利奋斗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这样做。同志们，这样的话，在胜利以后，在摆脱了各种义务以后，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说，绝对是每一个人，我们将不受干扰地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可能，直到实现我们的理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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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列罗从前是个泥瓦匠，四十多年来他只是一位偶尔迸发革命积极性的改良主义者，独裁政府时期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10）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作为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劳工部长经历了幻想破灭的两年之后，一九三三年，被革命思想所激励的卡瓦列罗在六十四岁时摇身一变成为鼓吹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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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对实施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的确，与实施一系列土地改革方案相比，自由共和派更关心他们的反教权主义。马莱法基斯写道，共和派长期受到反教权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君主制度观点的熏陶。“让这些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感到非常振奋的是土地改革的反贵族意义而不是改革本身。阿萨尼亚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态度。……共和国初期激情澎湃的那几个月，他在一些演说中富有说服力地呼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随后便陷入沉默。在他的三卷本演说集中，对于这个毕竟有可能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除了两处例外，人们要想找到比一带而过更多的内容，那只能是劳而无功。”[11]在后来通过改革法案的过程中，马莱法基斯断言：“左翼共和派之所以支持土地改革，部分是为了得到社会党人对他们主张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部分是出于他们所奉行的要求解放农民的自由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能。这些原因没有一条足以使他们为土地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土地改革显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对财产权和个人经济机遇的尊重，这种尊重一直是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土地改革法刚一通过，他们几乎立即开始在履行承诺方面推三阻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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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其经典著作《西班牙迷宫》中写道，共和派不愿认真对待土地改革使社会党人对共和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对年轻人比对年长的人影响更大，对新入党的党员比对资深党员影响更大。……这种感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身上找到了领袖。作为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他对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的危险尤其敏感。而且他还有个人的不满。首先，他与阿萨尼亚不和。由于这个原因，在他担任劳工部长期间，他所拟订的许多法案受到阻挠，这让他［24］感到特别愤慨。……因此，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就说，‘民众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立即发动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西班牙免遭法西斯主义的统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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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以及社会党青年运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人对与自由共和派合作的结果不满，同时对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不满，他们希望社会党发生激进或者“布尔什维克化”的转变并将所有改良分子或温和派开除出党。[14]这些目标在秘密散发但是被人广泛阅读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本小册子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五年起草的，当时他们正因参加一九三四年的暴动而坐牢。[15]小册子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这场革命复兴的领袖和发起人”，[16]因此，没过不久，他就被其追随者赞颂为“西班牙的列宁”。[17]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因其纯朴、正直和廉洁受到党内外对手的尊敬，[18]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被支持者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并没有拒绝这个称号，只不过事态的发展不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列宁”。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失败后，一九三五年他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曾声称：“你在这个铁窗后面看见的是西班牙未来的主人！列宁断言西班牙将成为欧洲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我将是使它成为现实的第二个列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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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三月，内战爆发四个月前，拉尔戈·卡瓦列罗掌控的有影响的马德里社会党人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为社会党制订了一份提交下届代表大会的新纲领，这份纲领宣称，它的“当务之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消除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改造现有国家来完成的错误观念。”纲领的序言写道，“除了从根本上把现有国家消灭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的民主将被逐步转变成为一种超越阶级的绝对民主，强力压制型国家从此将会渐渐消失。社会党将会成为专政的工具，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转变期间，当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必不可少时，它就要实行专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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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在这份纲领中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威著作中借来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逐渐衰老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才开始研究进而信奉他们的学说。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因革命信仰焕发了青春的卡瓦列罗到各省的省会巡回演讲，面对痴迷狂热［25］的听众，他宣称，人民阵线的施政纲领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因此，必须实行工人阶级专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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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列罗的革命姿态加深了社会党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受人尊敬、语调柔和而且一度是位有影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利安·贝斯泰罗代表社会党的右派，他在一九三三年曾极力劝说他的社会党同志接受民主制度并警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22]如今他已退居幕后。[23]与此同时，主张革命的卡瓦列罗与主张演变的普列托为控制社会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中期，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普列托看来，卡瓦列罗不负责任：“他是一个总想显得聪明的傻瓜：他是一个呆板的官僚主义者，扮演一个走火入魔的狂热分子的角色。”[24]普列托不认为社会党已经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应当继续巩固与共和派的联盟。普列托的改良主义让卡瓦列罗感到厌恶，他认为他这个对手更像一个“共和派”而不是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卡瓦列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写道，“无论在其思想上还是在其行动上……普列托根本不是一个社会党人。”“[他]忌妒，傲慢，目中无人；他认为他比别人都优越；他不能容忍任何稍微挡了他的道儿的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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