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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追随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普列托的追随者，但是，后者的力量来自他对社会党执委会及其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控制，除此之外，普列托的力量还来自他对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力量来自劳动者总工会；来自社会党朝气蓬勃的青年运动；来自大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而且来自他的舆论工具《光明报》。两派之间关于革命还是演变这个关键问题的争斗非常激烈，以致曾经有一次，当普列托与两位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和贝拉米诺·托马斯被安排在埃西哈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他们不得不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逃之夭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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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暗斗使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断言：“导致西班牙内战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党的内战。……法西斯主义发展猖獗不足为奇。不要让人以为，是法西斯分子的暴力促使社会党人采取暴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枪手开枪打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他们的社会党同志。……这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人]公开宣称的，不仅如此，他宣布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迅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他们把国家推上了通往暴力之路，这个一贯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变得比以往更加暴力。这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怀，因为除了喜欢实施暴力并且精于此道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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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西班牙共产党（PCE）——这是一股虽在成长但仍弱小的势力——的官方关系非常友［26］好，以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不但鼓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且鼓动两党的工会联合会合并。[28]此外，一九三六年三月，卡瓦列罗所控制的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决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提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29]共产党本身也积极主张这种合并。[30]如同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党左派“关于加入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非常天真而且不辨是非利弊，因此，当谈到与后者的合并时，他们以为这是共产党终于被社会党兼并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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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些公开场合亲自提出与共产党合并的建议，[32]并且赞同共产党提出的以下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代表两党的联络委员会。[33]这种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极其敌视共产党人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受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热情赞扬：“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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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共产党人与卡瓦列罗的官方关系发展顺利，但是，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号召人们立即进行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宣传鼓动仍然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强与自由共和派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人民阵线。实际上，在公开主张建立“作为未来权力机构”的工农联盟[35]并且毫不讳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36]的同时，何塞·迪亚斯曾经就拉尔戈·卡瓦列罗过激的革命姿态间接表示：“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过于急躁的行为以及一切提前解散人民阵线的企图。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我们与左翼共和派还要长期携手共进。”[37]私下里，共产党人使用“左派幼稚病”[38]和“左派衰老症”[39]之类的言辞形容卡瓦列罗的倾向。[40]但是，如果坚持与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不同的立场，他们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他的声望已经达到巅峰，而且他们认为他还具有把共产党人与追随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实用价值。[41]另外，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概念已经控制了他的想象力，这有可能像曾经促进两党各自的工会组织和青年运动合二为一一样，促进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合并。“对于统一革命运动和全面推动西班牙革命来说，”何塞·迪亚斯声称，“重要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路线应当在社会党内赢得胜利。”[42]一九三六年四月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成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简称JSU）之后不久，该组织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撰文提到他和两个青年组织的其他代表此前在莫斯科参与的几次谈话：“如同老布尔什维克马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27］的那样……，对于联合起来的组织和西班牙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倾向应当在社会党内取得胜利。如果不取得这一胜利，革命组织的联合甚至还有革命的未来——我继续引用马努伊尔斯基的话——都将受到损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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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派以不加掩饰的敌意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视为越来越大的威胁。它指责他们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44]并且认为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45]实际上，由于完全不信任共产党人并且非常厌恶他们，社会党中间派甚至拒绝回应共产党所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或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何塞·迪亚斯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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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是中间派的头面人物和支配力量，他感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极其危险。普列托出身卑微，性格专横，一九三一年在第一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而且是北方工业区有影响的毕尔巴鄂《自由报》——他曾先后作为广告文字撰稿员和编辑在这家报社工作过——的所有者，他在自由共和派甚至保守共和派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与他们比与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九三六年春天，两派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他断言，这些分歧将会导致社会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47]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议会议员，作为一位雄辩但是时而走火入魔的演说家，他总是那么用力地捶打胸膛，以致一位议员说，“人们不知道更应当钦佩哪一点：是他拳头的力量还是他胸部的抗击打能力”。[48]“他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另一位目击者写道，“用尽全力大声呼喊，结果经常弄伤自己，鲜血直流。”[49]在官场及其党内擅长谋略的普列托经常作为共和派政权中最精明的政治家被人提起。他的谋略不仅帮助在五月十日把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并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推上这个最高的职位，[50]而且成功地把卡瓦列罗赶出了社会党执委会。[51]他的能力既得到朋友的肯定，也得到对手的承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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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瓦列罗截然不同，内战爆发之前普列托竭尽全力施加影响要求人［28］们保持克制。他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演说中大声疾呼：“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造成持续流血却没有明确革命目标的公共骚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以接连制造不安、恐慌和骚乱的方式滥用公共权力，消耗人力财力。一些天真的家伙也许会争辩说，这种不安、这种恐慌和这种骚乱只会危害统治阶级。这是错误的。……由于其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破坏并且可能使之崩溃，工人阶级自己过不了多久也将身受其害。……我们应当做的是，理智地继续消灭特权，捣毁这些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这不是通过孤立、分散的过激行为来完成，在采取了这些过激行为之后，作为人民行动的标志，留下了烧焦的塑像、着火的祭坛，或是被烟雾熏黑的教堂大门。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革命……[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理智的革命组织——不去约束这种滥用的力量，如果不去控制它，不去引导它进入有效的航道，那么，接着请听我宣布：这是在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在这种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将会盛行，因为，他继续说道，胆战心惊的中产阶级在视野之内看不到拯救他们的办法，于是，他们将向法西斯主义求助。“[请]不要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执政时才有可能出现无谓的骚乱——这使民主制度受到怀疑——因为现实紧接着就会大声说，只有民主制度允许骚乱，只有独裁者的鞭子可以制止它们。……难道施暴和骚乱[应当]成为一种固定的方式，那不会是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巩固民主共和国的手段吧，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条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它通向的是一种甚至与自由主义思想都格格不入的毫无希望的无政府状态；它通向的是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经济混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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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发表了一通指责的言论：“工人阶级需要民主共和国……不是因为它的固有长处，不是因为把它当作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专制制度所镇压的阶级斗争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实现其直接和短期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为什么需要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如果只是为使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生存下去因而认为阶级斗争应当停止，那是不尊重这种改变历史的力量。那是本末倒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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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使这个国家剧烈动荡的骚乱过程中，有人开始活动让普列托出任总理——普列托与此不无关系。“围绕着他个人，一种氛围正在形成，”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记述道，“一种支持任命普列托担任要职从而使其可以全力制止正在发生的骚乱的氛围。[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一直试图形成这种氛围并且使其扩散开来。普列托不仅是人民阵线温和派的希望……而且是许多右翼温和派人士的希望。”[55]据毛拉说，与其他所有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相比，普列托让他产生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的敬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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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阿萨尼亚总统提出让普列托担任总理时，他没敢接受这个职［29］位，不仅因为卡瓦列罗所控制的劳动者总工会执委会表示反对，[57]而且因为成员多为左派的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以压倒多数投票决定不与共和派共同执政。[58]“当组建[政府]的任务交给我时，我拒绝了，”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因为社会党议员骨干会议的大多数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特别是由我领导的联合政府。”[59]这样一来，普列托失去了组建一个以其所在政党议员支持作为生存基础的政府的希望。“如果不顾议员骨干会议的决定我接受了阿萨尼亚先生交给我的权力，”几年之后普列托谈到，“人们当时会怎么说我？在某种程度上有正当的理由认为，我似乎是唯一一个应当对社会党的毁灭负责的人。另外，如果我在议会得不到大多数社会党议员的支持，那么，为了取得对议会的控制，我就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结果，我将因此而使自己蒙羞。……当时，我被打上了叛徒的烙印。错……不在我；错在那些阻挠这一解决方案的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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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历史学家桑托斯·胡利亚看来，当普列托以为肯定将会由他组建新的政府而导演“阿萨尼亚行动”时，他错了。“结果，在手里没有确保组成一个可靠的人民阵线政府所必需的全部王牌的情况下，他在社会政治局面非常严峻的时刻冒着巨大而又毫无意义的风险把阿萨尼亚推上了共和国总统的位置。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因此，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参与，而普列托参与了，结果他失败了。这也许由果溯因地证明，他并不像他和他的同志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负责任地把这一行动的失败归咎于拉尔戈·卡瓦列罗可能陷入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因为拉尔戈的政策恰恰是要阻挠这一行动。想让行动成功的不是他，而是普列托。拉尔戈的政治责任并不在于他干扰了普列托的政策，而在于他没有用它取代别的政策，这不是一回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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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情况是否如此，人们务必不要忘记这个事实，由于社会党左派的反对，普列托赌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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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瓦列罗最信任的助手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的说法，在社会党左派反对组成一个以普列托为首的政府以及几天前他们对阿萨尼亚总理当选总统所给予的支持背后，存在着某种险恶的用心。“我倾向于认为……[战后]在于巴黎去世之前不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向我作出的以下陈述相当重要。”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者胡安·马里查尔作证说，“据阿拉基斯塔因说，社会党——他是社会党内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极端分子［30］想要剥夺阿萨尼亚的所有行政职务，同时阻止普列托出任总理。这将使政府完全无力约束群众或稳住右派，从而促生一个纯粹的革命政府。据阿拉基斯塔因说，这个策略非常简单：把阿萨尼亚推选为共和国总统，然后，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当他想让普列托成为他的继任者时，将遭到社会党的彻底否决。‘就这样，我们使他们两人英雄无用武之地，’接着，这位前社会党领导人对我说，‘你不认为我们做得过分了吗？’”[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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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查尔的记述得到曾在内战期间担任内阁部长的马里亚诺·安索的证实。尽管政治观点不同，安索与阿拉基斯塔因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安索声称，几年后在与这位社会党领导人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后者提到了“由他设想”并由拉尔戈·卡瓦列罗派实施的“操纵大局的计谋”，安索没有遗漏其中最微小的细节。“我与马里查尔的看法相同，”安索明确表示，“在阿拉基斯塔因的陈述中，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深远的后果，他有一点恐惧甚至悔恨。”[63]尽管身处这场政治危机的中心，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他发表的回忆录中并没有提供与阿拉基斯塔因所说的政治阴谋有关的线索。其实，只要记得他在内战爆发之前的革命态度，人们就难以想象他会宣称自己认为把阿萨尼亚推上总统职位是个“政治错误”。因为，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由于阿萨尼亚是左翼共和派的领导人而且还是人民阵线联盟的首脑，所以，左翼共和派是唯一一个将在某种程度上保证竞选纲领得到履行的派别。“如果推举阿萨尼亚担任共和国总统，”他说当时他想过，“西班牙的共和派就会变成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个个都将自行其是；共和国将会缺少一个支撑其成长发展的基础器官。我们的这种担忧后来不幸得到证实。”[64]考虑到内战之前他们同样的革命主张，这未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或者他的贴身顾问阿拉基斯塔因当时的想法。一九三六年三月初，阿拉基斯塔因曾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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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与那些在二月十六日选举投票中被打败的阶级和解。……只要拥有土地的贵族和教会的财产还没有被没收；只要银行和资本家的舆论工具还没有被控制；只要大型企业还没有收归国有……就不会有安定，也不会有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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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想对西班牙革命反攻倒算，想要保住他们的所有特权，而且希望中间派的阿萨尼亚会对他们有所帮助。阿萨尼亚总是喜欢限制革命行动，使其遵守资本主义社会的条条框框，他还幻想右派和左派都会帮助他完成这一子虚乌有的民族和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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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与和谐是异想天开，同样异想天开的是和解的政策。……只有两种选择：革命或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因此，幻想采取中间立场的他处于因两面受敌而毁灭的危险境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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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发表的一份公开声明中，阿拉基斯塔因承认：“导致共和国垮［31］台的另一个因素很可能是我们党内的自相残杀。我认为，责任在于我们所有人。对于党内的腐败状态，我们大家都起了作用，有人以这样的方式，有人以那样的方式。这种状态让敌人看到了我们的虚弱，看到了叛乱的时机已经到来。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是处在这种可悲状态的话……结果将会有所不同。”阿拉基斯塔因认为，如果是一位社会党人领导着政府，他也许可以使军事叛乱的阴谋半途而废。“有人会说这一切已经覆水难收。唉！但是，未来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认识历史绝不是毫无意义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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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排除了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存在的任何可能性，在内战爆发之前两个月的五月十三日，阿萨尼亚总统任命他的私人朋友和党内同志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为新政府的首脑。像其前任一样，本届内阁完全由自由共和派与温和共和派人士组成。尽管普列托在战后宣称，如果作为总理他不得不向右派议员寻求支持的话，那将使他自己蒙羞，但是，有证据表明，实际上，这种态度可能并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妨碍。希尔·罗夫莱斯叙述说，四月和五月，代表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自由派的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与带着普列托和阿萨尼亚的意图的米格尔·毛拉和胡利安·贝斯泰罗举行会谈，讨论组成民族团结政府的想法，普列托是“这些方案的核心人物”。五月十五日卡萨雷斯·基罗加组成他的内阁之后，天主教出版社社长、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的喉舌《论坛报》的出版商何塞·拉腊斯前去拜访希尔·罗夫莱斯。他告诉希尔·罗夫莱斯，前一天他拜访了普列托，他们谈到了“为反对社会党的某些人所提出的革命方案，在一个由普列托领导的政府中把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包括进去的潜在可能性”。希尔·罗夫莱斯回答说，由于卡萨雷斯·基罗加刚刚组成了新政府，他认为普列托成功的机会很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冒险让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参加一个我们的大多数议员不打算支持的想象中的政府呢？ ……这样做只会让我成功地毁掉西班牙右派唯一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接着他向拉腊斯表示，一个由社会党温和派、共和派和中间派人士组成并且得到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议员支持的联合政府应当“更加合乎情理”，但是，一个由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直接参与的政府不切实际。“除了使我们在我们的选民当中彻底丧失信誉之外，考虑到[一九三四年]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加入政府引起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认为人民阵线的民众将会赞同我们参加组阁似乎也显得不合逻辑。”[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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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因为社会党被内部争斗弄得四分五裂，而且因为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那些决心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右翼党派的背弃已经使它［32］元气大伤——面临解体的威胁，这些私下协商没有产生什么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浩劫的结果。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这使不幸的总理兼国防部长卡萨雷斯·基罗加眼看着西班牙迅速走向内战而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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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九日，卡萨雷斯·基罗加向议会介绍了他的新内阁。与阿萨尼亚的策略一样，他努力在右派与左派之间保持平衡。为了安抚左派，他宣布，他将加快落实人民阵线竞选纲领的节奏，他将保卫共和国免遭敌人的攻击，因此不会再对共和国的敌人宽大为怀。“我告诉你们，无论敌人出现在哪里，无论他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我们都要消灭他。”另一方面，为了让右派放心，他说他不会为底层民众所胁迫，同时谴责非法的政治性罢工、没收财产和暴力行为。“在这种状况下，政府不可能有尊严地开展工作。我呼吁你们大家以真诚热情的合作帮助我。”[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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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其执政的短短几周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使社会动荡得到丝毫平息，而且他也像阿萨尼亚一样，对即将发生军事叛乱的所有警告置若罔闻。[69]尽管努力试图呈现出强硬而且精力充沛的对外形象，事实证明，虚弱的卡萨雷斯既鲁莽又无用。他对右派的恐吓和抨击——难得地与对左派的恐吓和抨击同样猛烈——激怒了敌人但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当时的政治气候需要一个能力更强的人，”主管温和派报纸《社会主义者》的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间]他任内政部长时与他共过事的一些具有判断力的人告诉我，不要相信他那精力充沛的外表。他们断言，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先生一样，他也只是嘴上的功夫，因此，一旦议会辩论结束，事情就没有下文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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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六月中旬，卡萨雷斯·基罗加的政府迷失了方向，显然，他为保持不稳定的社会均势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一个接一个失败了。政府的威信急剧下降，以致天主教自由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在《太阳报》上要求组成一个多党派联合的共和国独裁政府。[71]“西班牙现在需要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联合独裁政府，”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写道，“其基础范围从不主张革命的社会党工人阶级到保守的中产阶级，后者确信，为了真正的社会公平做出克制和牺牲的时刻已经到了。……独裁政府将由共和派人士来管理，由把西班牙和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置于阶级或党派目标之上的……正直的共和派人士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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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六月二十五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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