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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61 如果从内战之前肆虐着这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对立的角度来看，这场冲突完全缘起于西班牙自身。外国干涉并非点燃内战火种必不可少的因素，尽管外国势力为了各自的目的利用了这场战争。在军事叛乱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在外国飞机或坦克第一次出现于西班牙之前的几个星期，对于即将在这个国家燃起的熊熊烈火来说，已经万事俱备了。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马拉加和毕尔巴鄂等几个主要城市的暴动失败，使叛乱者打算一动手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彻底落空。[1]正是这些暴动的失败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某些方面比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更深刻。军事叛乱没能保护有产阶级不受左派的侵犯，反而“加速了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革命的爆发，谁也没有料到会这么快”——令人生畏的旨在建立无政府主义或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AI）的著名成员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如是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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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63 当然，她是在向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导向的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合会发表讲话。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力图对全国劳工联合会施加具有指导意义的影响，结果，全国劳工联合会谴责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是与“正在从西班牙的每一个毛孔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3]格格不入的“极端保守的文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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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65 但是，蒙特塞尼表达的绝不是人民阵线阵营中具有代表性的温和派观点的主流意见。一场革命肯定不是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总理——他在五月十日成为共和国总统——所希望的，也不是他的党内同志和私人朋友圣地亚哥·卡萨雷斯·基罗加所希望的。五月十三日，卡萨雷斯·基罗加接任阿萨尼亚的总理职务，同时执掌国防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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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67 一场革命同样不是领导着这个政治派别——它主要从文职人员、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和佃农以及小商人和小工厂主中吸收成员——的另外一些政治家所希望的；也不是共和国副总统兼议会议长、西班牙大东方（9）的大首［22］领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所希望的，他的政党是从亚历杭德罗·勒鲁的激进党中分裂出来的共和联盟，形成了人民阵线阵营中最温和的派别，而且还与阿萨尼亚的党派共同声明反对人民阵线竞选纲领中有关工人阶级管控生产以及国有化和将土地无偿分给农民的内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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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69 一场革命当然也不是弱小的社会党右派领导人胡利安·贝斯泰罗或温和的中间派领导人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希望的。普列托控制着社会党执委会，与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动者总工会书记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所领导的人多势众的社会党左派不同，他在叛乱前的几个月奉行一种克制的政策并且谴责祸国殃民的罢工和骚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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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71 “同样无私而可敬的两种观点在社会党内针锋相对，”内战之前主管《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派社会党人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写道，“拉尔戈·卡瓦列罗领导的多数派认为与共和派的结盟已成往事，他们主张为了全面行使权力组成一个工人阶级联合阵线……；普列托代表的少数派考虑西班牙的现实情况，他们认为，由于保守派正在进行坚决的抵抗，任何与共和国及共和派的分裂都是非常危险的。……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主要合作者[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和[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相信，一场军事政变必将被政府的反击和工人举行的总罢工所挫败。……因为罢工、争吵和流血冲突意味着共和国政府的失败，所以，[当时的]社会状况丝毫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反而让他们暗中窃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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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73 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签署了人民阵线竞选纲领，[9]但他认为，与自由共和派结盟只不过是赢得大选的权宜之计。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人民阵线竞选纲领发表的前几天，他十分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未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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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75 [我们的]责任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当我说到社会主义时……我说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政权。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我们可以利用的那些手段！……[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与左翼共和派合作，我们绝对没有把思想和行动上的任何东西抵押进去。我也不认为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要求我们这样做就像要求我们背叛自己的理想一样。这是一次结盟，一次随机的合作，为此正在准备一份竞选纲领，它肯定不会与我们的愿望相符合，但是，此时此地我要对在场的各位以及所有能够听到看到的人们说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联合起来的人，必须为捍卫竞选纲［23］领而战。……当你在这份竞选纲领中看不到纯粹基于我们的思想的内容时，不要失望，不要沮丧。不！这绝不是不再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热情为胜利奋斗的理由。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这样做。同志们，这样的话，在胜利以后，在摆脱了各种义务以后，我们可以对每一个人说，绝对是每一个人，我们将不受干扰地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如果可能，直到实现我们的理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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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77 卡瓦列罗从前是个泥瓦匠，四十多年来他只是一位偶尔迸发革命积极性的改良主义者，独裁政府时期他是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10）国务委员会中的一名工人代表。作为共和派—社会党联合政府的劳工部长经历了幻想破灭的两年之后，一九三三年，被革命思想所激励的卡瓦列罗在六十四岁时摇身一变成为鼓吹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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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79 这一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对实施一九三二年九月颁布的土地改革法的漠不关心造成的。的确，与实施一系列土地改革方案相比，自由共和派更关心他们的反教权主义。马莱法基斯写道，共和派长期受到反教权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君主制度观点的熏陶。“让这些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感到非常振奋的是土地改革的反贵族意义而不是改革本身。阿萨尼亚完美地体现了这种态度。……共和国初期激情澎湃的那几个月，他在一些演说中富有说服力地呼吁进行土地改革，但是随后便陷入沉默。在他的三卷本演说集中，对于这个毕竟有可能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除了两处例外，人们要想找到比一带而过更多的内容，那只能是劳而无功。”[11]在后来通过改革法案的过程中，马莱法基斯断言：“左翼共和派之所以支持土地改革，部分是为了得到社会党人对他们主张进行的政治文化改革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部分是出于他们所奉行的要求解放农民的自由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能。这些原因没有一条足以使他们为土地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此外，土地改革显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对财产权和个人经济机遇的尊重，这种尊重一直是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土地改革法刚一通过，他们几乎立即开始在履行承诺方面推三阻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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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81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其经典著作《西班牙迷宫》中写道，共和派不愿认真对待土地改革使社会党人对共和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感觉，对年轻人比对年长的人影响更大，对新入党的党员比对资深党员影响更大。……这种感觉在拉尔戈·卡瓦列罗身上找到了领袖。作为劳动者总工会的[书记]，他对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的危险尤其敏感。而且他还有个人的不满。首先，他与阿萨尼亚不和。由于这个原因，在他担任劳工部长期间，他所拟订的许多法案受到阻挠，这让他［24］感到特别愤慨。……因此，早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他就说，‘民众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立即发动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使西班牙免遭法西斯主义的统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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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83 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以及社会党青年运动全国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大多数成员，这些人对与自由共和派合作的结果不满，同时对社会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PSOE）——内部的“改良主义”倾向不满，他们希望社会党发生激进或者“布尔什维克化”的转变并将所有改良分子或温和派开除出党。[14]这些目标在秘密散发但是被人广泛阅读的小册子《十月，第二阶段》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本小册子是社会主义青年联盟领导人一九三五年起草的，当时他们正因参加一九三四年的暴动而坐牢。[15]小册子宣称，拉尔戈·卡瓦列罗是“这场革命复兴的领袖和发起人”，[16]因此，没过不久，他就被其追随者赞颂为“西班牙的列宁”。[17]尽管拉尔戈·卡瓦列罗因其纯朴、正直和廉洁受到党内外对手的尊敬，[18]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被支持者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并没有拒绝这个称号，只不过事态的发展不会承认他是“西班牙的列宁”。实际上，一九三四年的十月暴动失败后，一九三五年他在狱中接受采访时曾声称：“你在这个铁窗后面看见的是西班牙未来的主人！列宁断言西班牙将成为欧洲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列宁的预言将成为现实。我将是使它成为现实的第二个列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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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85 一九三六年三月，内战爆发四个月前，拉尔戈·卡瓦列罗掌控的有影响的马德里社会党人组织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为社会党制订了一份提交下届代表大会的新纲领，这份纲领宣称，它的“当务之急”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通过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民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消除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通过改造现有国家来完成的错误观念。”纲领的序言写道，“除了从根本上把现有国家消灭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的民主将被逐步转变成为一种超越阶级的绝对民主，强力压制型国家从此将会渐渐消失。社会党将会成为专政的工具，在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转变期间，当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使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必不可少时，它就要实行专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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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87 显然，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在这份纲领中所使用的一些语言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权威著作中借来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逐渐衰老的拉尔戈·卡瓦列罗才开始研究进而信奉他们的学说。在随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因革命信仰焕发了青春的卡瓦列罗到各省的省会巡回演讲，面对痴迷狂热［25］的听众，他宣称，人民阵线的施政纲领不能解决西班牙的问题，因此，必须实行工人阶级专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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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89 卡瓦列罗的革命姿态加深了社会党内部已经无法弥合的裂痕。受人尊敬、语调柔和而且一度是位有影响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利安·贝斯泰罗代表社会党的右派，他在一九三三年曾极力劝说他的社会党同志接受民主制度并警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幻想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22]如今他已退居幕后。[23]与此同时，主张革命的卡瓦列罗与主张演变的普列托为控制社会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中期，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场个人之间的斗争。在普列托看来，卡瓦列罗不负责任：“他是一个总想显得聪明的傻瓜：他是一个呆板的官僚主义者，扮演一个走火入魔的狂热分子的角色。”[24]普列托不认为社会党已经强大得足以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应当继续巩固与共和派的联盟。普列托的改良主义让卡瓦列罗感到厌恶，他认为他这个对手更像一个“共和派”而不是一个社会党人。“在我看来，”卡瓦列罗在公开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写道，“无论在其思想上还是在其行动上……普列托根本不是一个社会党人。”“[他]忌妒，傲慢，目中无人；他认为他比别人都优越；他不能容忍任何稍微挡了他的道儿的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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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91 虽然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追随者在人数上远远超过普列托的追随者，但是，后者的力量来自他对社会党执委会及其机关报《社会主义者》的控制，除此之外，普列托的力量还来自他对党的某些地方组织的控制。另一方面，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力量来自劳动者总工会；来自社会党朝气蓬勃的青年运动；来自大多数党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马德里社会主义者团体；而且来自他的舆论工具《光明报》。两派之间关于革命还是演变这个关键问题的争斗非常激烈，以致曾经有一次，当普列托与两位著名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工领袖拉蒙·冈萨雷斯·培尼亚和贝拉米诺·托马斯被安排在埃西哈的一个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时，他们不得不在一阵枪林弹雨之下逃之夭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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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93 这场暗斗使独立共和派人士兼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断言：“导致西班牙内战不可避免的是社会党的内战。……法西斯主义发展猖獗不足为奇。不要让人以为，是法西斯分子的暴力促使社会党人采取暴力……；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枪手开枪打的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他们的社会党同志。……这是[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人]公开宣称的，不仅如此，他宣布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迅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这样，他们把国家推上了通往暴力之路，这个一贯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变得比以往更加暴力。这正中法西斯分子的下怀，因为除了喜欢实施暴力并且精于此道之外，他们什么也不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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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95 在内战爆发之前那几个月，拉尔戈·卡瓦列罗与西班牙共产党（PCE）——这是一股虽在成长但仍弱小的势力——的官方关系非常友［26］好，以致这位社会党领导人不但鼓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合并，而且鼓动两党的工会联合会合并。[28]此外，一九三六年三月，卡瓦列罗所控制的马德里的社会党组织决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提议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29]共产党本身也积极主张这种合并。[30]如同斯坦利·G.佩恩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党左派“关于加入共产国际并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非常天真而且不辨是非利弊，因此，当谈到与后者的合并时，他们以为这是共产党终于被社会党兼并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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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97 拉尔戈·卡瓦列罗在一些公开场合亲自提出与共产党合并的建议，[32]并且赞同共产党提出的以下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代表两党的联络委员会。[33]这种与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极其敌视共产党人的立场截然相反的立场受到共产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的热情赞扬：“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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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699 尽管共产党人与卡瓦列罗的官方关系发展顺利，但是，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为号召人们立即进行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宣传鼓动仍然让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当时正在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加强与自由共和派的联系进一步巩固人民阵线。实际上，在公开主张建立“作为未来权力机构”的工农联盟[35]并且毫不讳言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最终目标[36]的同时，何塞·迪亚斯曾经就拉尔戈·卡瓦列罗过激的革命姿态间接表示：“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过于急躁的行为以及一切提前解散人民阵线的企图。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我们与左翼共和派还要长期携手共进。”[37]私下里，共产党人使用“左派幼稚病”[38]和“左派衰老症”[39]之类的言辞形容卡瓦列罗的倾向。[40]但是，如果坚持与这位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不同的立场，他们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因为他的声望已经达到巅峰，而且他们认为他还具有把共产党人与追随他的民众联系起来的实用价值。[41]另外，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概念已经控制了他的想象力，这有可能像曾经促进两党各自的工会组织和青年运动合二为一一样，促进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与西班牙共产党的合并。“对于统一革命运动和全面推动西班牙革命来说，”何塞·迪亚斯声称，“重要的问题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路线应当在社会党内赢得胜利。”[42]一九三六年四月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与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合并成为统一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简称JSU）之后不久，该组织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撰文提到他和两个青年组织的其他代表此前在莫斯科参与的几次谈话：“如同老布尔什维克马努伊尔斯基告诉我们［27］的那样……，对于联合起来的组织和西班牙革命的整个进程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拉尔戈·卡瓦列罗代表的倾向应当在社会党内取得胜利。如果不取得这一胜利，革命组织的联合甚至还有革命的未来——我继续引用马努伊尔斯基的话——都将受到损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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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701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所领导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间派以不加掩饰的敌意将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视为越来越大的威胁。它指责他们为两党合并进行的宣传是“联手欺骗”，[44]并且认为两党青年运动的合并是“共产党对社会党青年组织的兼并”。[45]实际上，由于完全不信任共产党人并且非常厌恶他们，社会党中间派甚至拒绝回应共产党所提出的在两党之间设立一个联络或协调委员会的建议。“共产党向社会党建议，根据一项旨在促进民主革命发展进而使其取得最后成果的方案组成一个联络委员会。”何塞·迪亚斯写道，“这个建议没有得到现在的改良主义中间派领导人的答复。另一方面，它受到社会党左派的欢迎。社会党的广大党员拒绝承认现在这个改良主义的执委会，他们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奉行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与革命路线完全一致，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一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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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703 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是中间派的头面人物和支配力量，他感到拉尔戈·卡瓦列罗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极其危险。普列托出身卑微，性格专横，一九三一年在第一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而且是北方工业区有影响的毕尔巴鄂《自由报》——他曾先后作为广告文字撰稿员和编辑在这家报社工作过——的所有者，他在自由共和派甚至保守共和派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与他们比与社会党左派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实际上，一九三六年春天，两派的分歧非常明显，以致他断言，这些分歧将会导致社会党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47]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议会议员，作为一位雄辩但是时而走火入魔的演说家，他总是那么用力地捶打胸膛，以致一位议员说，“人们不知道更应当钦佩哪一点：是他拳头的力量还是他胸部的抗击打能力”。[48]“他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另一位目击者写道，“用尽全力大声呼喊，结果经常弄伤自己，鲜血直流。”[49]在官场及其党内擅长谋略的普列托经常作为共和派政权中最精明的政治家被人提起。他的谋略不仅帮助在五月十日把阿尔卡拉—萨莫拉赶下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并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推上这个最高的职位，[50]而且成功地把卡瓦列罗赶出了社会党执委会。[51]他的能力既得到朋友的肯定，也得到对手的承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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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705 与卡瓦列罗截然不同，内战爆发之前普列托竭尽全力施加影响要求人［28］们保持克制。他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演说中大声疾呼：“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造成持续流血却没有明确革命目标的公共骚乱；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容忍以接连制造不安、恐慌和骚乱的方式滥用公共权力，消耗人力财力。一些天真的家伙也许会争辩说，这种不安、这种恐慌和这种骚乱只会危害统治阶级。这是错误的。……由于其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破坏并且可能使之崩溃，工人阶级自己过不了多久也将身受其害。……我们应当做的是，理智地继续消灭特权，捣毁这些特权赖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这不是通过孤立、分散的过激行为来完成，在采取了这些过激行为之后，作为人民行动的标志，留下了烧焦的塑像、着火的祭坛，或是被烟雾熏黑的教堂大门。我告诉你们，这不是革命……[如果]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理智的革命组织——不去约束这种滥用的力量，如果不去控制它，不去引导它进入有效的航道，那么，接着请听我宣布：这是在与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在这种环境下，法西斯主义将会盛行，因为，他继续说道，胆战心惊的中产阶级在视野之内看不到拯救他们的办法，于是，他们将向法西斯主义求助。“[请]不要说只有在民主政府执政时才有可能出现无谓的骚乱——这使民主制度受到怀疑——因为现实紧接着就会大声说，只有民主制度允许骚乱，只有独裁者的鞭子可以制止它们。……难道施暴和骚乱[应当]成为一种固定的方式，那不会是实现社会主义或者巩固民主共和国的手段吧，我相信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条道路不是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它通向的是一种甚至与自由主义思想都格格不入的毫无希望的无政府状态；它通向的是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经济混乱。”[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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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707 五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喉舌《光明报》发表了一通指责的言论：“工人阶级需要民主共和国……不是因为它的固有长处，不是因为把它当作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是因为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专制制度所镇压的阶级斗争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从而实现其直接和短期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人阶级为什么需要共和国和民主制度？如果只是为使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生存下去因而认为阶级斗争应当停止，那是不尊重这种改变历史的力量。那是本末倒置。”[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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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00709 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使这个国家剧烈动荡的骚乱过程中，有人开始活动让普列托出任总理——普列托与此不无关系。“围绕着他个人，一种氛围正在形成，”一位右翼历史学家记述道，“一种支持任命普列托担任要职从而使其可以全力制止正在发生的骚乱的氛围。[一九三一年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温和的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一直试图形成这种氛围并且使其扩散开来。普列托不仅是人民阵线温和派的希望……而且是许多右翼温和派人士的希望。”[55]据毛拉说，与其他所有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相比，普列托让他产生了“更大的尊重和更深的敬意”。[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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