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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开始怀疑我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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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当然可以，不过，干坏事可拿不到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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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由主义者控制的卡斯特罗村，见证人弗朗茨·博克瑙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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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在卡斯特罗的显著特点是废除了货币。交易受到禁止；生产几乎没有变化。……委员会接管了庄园并进行管理。庄园甚至没有被合并，而是各自由其以前雇用的工人分别耕种。当然，货币工资已被禁止。要说取而代之的是实物支付也不对。不管什么形式的工资都没有；村民们直接从村子的仓库领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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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制度下，村子提供的是少得可怜的基本口粮；我要冒昧地说，可能比以前的口粮还要少，哪怕是与安达卢西亚短工[农业工人]惯常生活的那种悲惨状况相比。所幸这个村子像许多其他同类村庄一样，不仅种植了油橄榄，而且种植了小麦；因此，至少人们有面包吃。此外，村子拥有与庄园一起没收的不少羊群，因此人们也有肉吃。他们还有一个香烟铺。这就是全部。我试图找点喝的东西，咖啡、葡萄酒或柠檬汁，但白费功夫。村里的酒吧已被当做邪恶的生意停业关门。我去商店看了看，那里的生意非常惨淡，以致估计快要倒闭。然而，村民们似乎因这种状况感到自豪。他们告诉我，不喝咖啡让他们高兴；他们似乎把禁止这种无用的事情当做一种道德进步。对于外面的商品他们需要的非常少，主要是服装，他们希望用他们富余的油橄榄直接交换。……他们对上层社会的敌意在经济方面远远不如道德方面。他们不想过他们没收了其财产的那些人的富裕生活，而是要杜绝后者那种奢侈享受，在他们看来，奢侈享受堕落之极。他们认为，即将诞生的新制度完全是禁欲主义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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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主义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据研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权威乔治·埃森魏因说，清教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几个组成部分之一，从一八六八年该运动兴起直到西班牙内战时期都可以找到它的踪迹。因承认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在道德方面截然对立而产生的这一倾向特别提倡一种不受物质至上主义价值观念约束的生活方式。因此，过度饮［69］酒、抽烟以及其他被视为中产阶级特征的生活习惯几乎总是受到谴责”。[28]例如，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人们把禁烟禁酒当做一场胜利来庆祝。[29]在阿苏亚拉村，集体主义者查封了咖啡馆，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轻浮的场所”。[30]“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当抽烟。”无政府主义刊物《白色评论》曾经写道，“无政府主义者绝不应做任何损害自己健康的事情，尤其是这种事情还要花钱时。”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应当光顾妓院：“经常出入妓院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不比其他人优秀的话，他就不能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买春的男人使自己堕落到卖春女人那种地步。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购买爱情。他应无愧于爱情。”[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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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相信自由性爱或“自由结合”，所以有时需要与其他村民妥协。内战期间曾经访问过马格达莱娜－德普尔皮斯村的著名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和活动家加斯东·勒瓦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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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询问了结婚的情况。我们的同志当然相信自由结合，但是，结婚是这个平静的村庄不会忽视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按照正式的礼仪结婚就将违背人们的原则。因此，有必要找到一种结婚方式，使人们不按正式的礼仪也能合法成婚。这种方式的程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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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已经有四对新人结了婚。他们由家人和朋友陪伴着，来到委员会的秘书面前。他们的姓名、年龄和结婚请求被记录在一个登记簿上。风俗受到尊重，婚礼保证举行。同时，为了尊重自由主义的原则，当新婚夫妇走下楼梯时，委员会秘书把写着所有这些内容的纸抽出来撕成碎片，然后，在他们从阳台下面经过时，把这些碎片像彩色纸屑一样洒向他们。所有人都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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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说，即使除了进行社会研究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理由，也有必要保留关于这些婚姻、出生和死亡的记忆，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可能不屑于这样做。他们理解我的想法，并且答应复原那个登记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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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格劳斯村，据一位社会党人判断，生活水平比内战之前有所提高。“土地、磨坊、牲畜、商店、运输工具、手工作坊、制鞋业、家禽养殖业和自由职业全被纳入集体所有制。村庄是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经济集体。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苦难和奴役已被消灭。……一个大功率的汽笛管理着村子里的生活：劳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六十岁以上的人被免除了劳动的义务。……这是集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当集体中的某个成员决定结婚时，他得到收入不变的一周假期，同时提供给他一幢配有家具的房子——房产也被集体化［70］了……他将逐步偿还房款，没有利息。集体为他提供一切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始终受到集体的保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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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门布里利亚村，一份无政府主义者的记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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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大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小片地产进行了清算，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小地主理解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使他们摆脱了债务和支付工资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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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金库空空如也。在私人财产中发现了共计三万比塞塔，于是将其全部没收。食物、衣服、工具等所有东西在村民当中平均分配。货币被废除，劳动集体化，财产被公社接管，生活资料免费分配。然而，这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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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任何零售业。自由共产主义盛行。杂货店由以前的店主经营，它的账目则被公社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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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周分到三升葡萄酒。租房、水电和看病是免费的。如有必要，公社以外的专家会诊由委员会付钱。当一名妇女请求准许她去雷阿尔城找专科医生看胃病时，我就坐在离委员会秘书不远的地方。没有官僚主义的拖拖拉拉，她马上得到了此行的费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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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委员会的效率低得多，发钱或者拒发的权力使它具有专制的地位。“一名妇女想去莱里达看专科医生，”在巴塞罗那指导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著名外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古斯丁·索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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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晨七点来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成员与劳动小组一起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在劳动之余处理村子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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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外出的钱，你首先必须提供一份医生证明，”委员会主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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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答令那位老年妇女不满。她诉说风湿病之苦，试图劝诱委员会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发给她钱，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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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利用集体提供的新的可能。”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人以前从不进城。……如今他们没钱也能外出旅行，他们小病大治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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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解释也许失之偏颇。医生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为客观的意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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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弗雷泽与这些集体中的部分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在他那部口［71］述史中，弗雷泽发表了下面这一段中肯的评论：“随着货币的废除，集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想要外出的人都必须从委员会那里弄到‘共和国的’货币。这意味着需要证明出行具有正当的理由。……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集体以送人去巴塞罗那看专科医生为自豪。……但是，据一位右翼人士说，对于一个没有工会会员证的人来说，如果他要离开村子，即使只是短时间外出，他也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在阿略萨，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小学校长的岳父外出去做疝气手术，他利用这个机会一去不回。……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能一概而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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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弗雷泽写道：“这场实验的乌托邦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主要是因为废除了货币。一些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这只能通过选出向村民大会负责的可以罢免的代表来克服。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深受某些严重缺陷之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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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他所访问过的自由主义村庄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阿古斯丁·索奇谈到了卡拉塞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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