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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里有许多小自耕农……还有许多铁匠和木匠，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作坊，他们在那里以某种原始的方式从事手工劳动。集体主义理想使他们看到了通往劳动共同体的道路。现在有一个大铁匠铺，十名铁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村子里的所有木匠都在一个大木工场里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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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的[农业]工人被分成二十四个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二十个人。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他们共同耕种村里的土地。以前每个人为自己干活儿，现在他们为集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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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有两个杂货店和一名医生。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而是因为他们自愿。问题出在面包师身上。他们既不想加入这个集体，也不想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他们离开了村子。新的面包师还没有招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仍然由女人烤面包，但是村里需要招进新的面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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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曾经是个贫困的村庄，如今村民生活幸福。许多人过去经常挨饿，现在他们可以吃饱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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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的报告写道：“集体化仍然受到右派敌人和左派对手的反对。如果向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长年游手好闲者询问他们对集体化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会回答，那是抢劫；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种专制。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打短工的人、佃农以及总是被大地主和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所控制的小地主来说，集体化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拯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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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兰达村，索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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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曾经作为教堂的地方现在是个食品仓库。……新的肉类市场设在一幢附属建筑里，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卫生讲究的市场。买肉不是用钱。女人们用票证换来肉，不付出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属于集体而且食品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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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友好相处。村里有两个咖啡馆，一个供个人主义者使用，另一个供集体主义者使用。他们每天晚上可以享受一下喝咖啡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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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是公共理发店，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农民过去从不刮脸。如今几乎每张面孔都经过了精心修剪。每人一周可以修两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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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供应五升葡萄酒。食物从来不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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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东西都集体化了，除了那些店主希望保持独立的小商店。附带卖药的杂货店属于集体，医生同样属于集体，他看病不收钱。像集体的其他成员一样，他由集体供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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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埃利亚村，刊登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货币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村子里，医生和教师都不收钱。他们完全无私地放弃了荒谬的特权。没有任何人收取报酬。”[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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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涅萨村，面包、肉类和食油免费分配，但是，与自由主义倾向最严重的村庄不同，部分货币还在流通。“每个男工一天得到一个比塞塔，”索奇说明，“女工和女孩得到七毛钱，十岁以下的儿童五毛钱。这些钱不应被看作是工资。它与基本生活必需品一起分配，以使人们可以购买需要补充的商品。”[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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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宗教以及反教权主义的情绪深深植根于西班牙工人阶级运动中，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尤其深入人心。自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现代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先驱社会主义民主联盟一直要求“废除迷信，用科学取代宗教信仰，用人类正义取代神圣正义”。[43]此外，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西班牙自由主义者的大部分理论源于他——曾经宣称：“上帝的存在与幸福、尊严、智慧、道德是非感以及人类的自由水火不相容，因为，如果有个上帝存在，我们的智慧，无论多么伟大，我们的意志，无论多么坚强，与神的智慧和意志相比，都一钱不值。”[44]他在《上帝与国家》中断言，人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摆脱他们的命运：两种是在想象中，一种是在现实里。“前两种是小酒馆和教堂，肉体的堕落和精神的堕落；第三种是社会革命。”[45]自从巴枯宁和社会主义民主联盟时代以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宗教的态度没有改变。“只要人还在上帝面前下跪并且恭顺地臣服于国家，”内战爆发之前不久发表在《土地与自由》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人类就不会进入一个公平的新世界。”[46]接着，在革［73］命初期，自由主义者在马德里的主要舆论工具《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发表社论宣称：“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天主教。我们不要求摧毁每一座教堂，但是我们要求任何教堂不应残留宗教的痕迹，不应允许狂迷的黑蜘蛛编织布满灰尘的黏性丝网，迄今为止我们的道德和物质价值观像苍蝇一样被这张大网束缚着。在西班牙，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明显，在每一次倒行逆施中，在每一次反人民的行动中，在每一次对自由的攻击中，天主教会总是充当主力军。”[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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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萨莱昂村]天主教神秘主义已不复存在。”索奇肯定地说，“神职人员不见了，基督教会停止了活动。但是，农民不想毁掉建在山顶上的那座哥特式的雄伟建筑。他们将其改成咖啡馆和气象台。……他们扩大了教堂的窗户，并把曾为圣餐台的地方建成一个宽敞的阳台。放眼望去，阿拉贡群山南坡的景色尽收眼底。这是一个让人平静和思考的地方。星期天村民坐在这里，喝着咖啡享受夜晚的宁静。”[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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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佛朗哥阵营所控制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些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乡村集体化运动的初步进展，不论是以几乎无所不包的自由共产主义形式，还是以范围有限的集体化农业形式，都使他们精神振奋，他们以旺盛的精力继续推动集体化运动向前发展。对于其目标的正义和伟大，他们具有某种使徒般的信念，因此决心在他们能够做到的任何地方毫不拖延地立即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处在革命形势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宣称，“所以我们必须砸碎一切束缚我们的枷锁。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何时才能砸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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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全面的革命。没收财产也必须是彻底的。现在不是高枕安卧而是开始重建的时候。当我们的同志从前线归来，看到我们无所事事他们会说什么呢？如果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不能开创他们的自由，国家将会卷土重来并且恢复政府的权力，逐渐毁掉以无数牺牲和英雄行为为代价而取得的革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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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西班牙无产阶级的鲜血不至于白流，后方应当积极行动。……我们必须进行我们的革命，我们自己特殊的革命，没收，没收，没收大地主的财产，同时没收阻挠我们实现目标的那些人的财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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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宣称，将以最大的强度推行集体化，以避免出现某些村庄只是部分实现集体化的情况。[50]这一声明例证了集体化农业成千上万热情支持者的心情，他们并不担心集体化将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产生疏离感，因为对于后者来说，个人耕种至高无上。他们大权在握，对于工会领导人反复发出的警告——例如，工［74］会领导人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发出警告，“大规模推行集体化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将与农民对于土地的热爱和感情发生冲突，他们以非常巨大的代价才获得了土地”[51]——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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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出版物列举了许多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自愿加入集体所有制的事例，[52]但是毫无疑问，数量肯定多得多的农民坚决抵制集体所有制，或者只是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接受它。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偶尔也会承认小地主和佃农对农业集体化的反感，虽然他们不时声称已经消除了这种反感。“我们最常面对的问题是大多数小地主的犹疑心态。”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协会总书记说，“拥有土地的农民习惯了他的小片土地、他的小毛驴、他的肮脏棚屋、他的微薄收成，他对这点有限财产的感情超过了对儿子、妻子、母亲的感情，可他不得不放弃自古以来他所背负的这一重担并且说：‘把它们拿去吧，同志们。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财产属于大家。我们都是平等的。对于我们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试想一下，这意味着什么。然而，这正是我们成功地说服卡斯蒂利亚的农民去做的事。当农村的一个孩子死去时，人们再也听不见曾经非常普遍的那句凄惨的谚语：‘小天使上天堂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经常在他的骡子或驴死去时大发雷霆，而在失去子女时却相当平静。孩子的死往往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53]即使是在阿拉贡地区——那里负债累累的农民深受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思想影响，这一因素为集体农业提供了强大的自发推动力——自由主义者有时自己也承认他们在对土地实行集体化时所遇到的困难。“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与莱塞拉村有关的一名自由主义者说，“更确切地说，这仍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想让人们通过亲身体验认识到我们的想法的正确性和优越性。”[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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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拉贡地区的农业集体化涵盖了左派控制区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55]而且该地区的四百五十个集体农庄[56]中有许多基本上是自愿组成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归因于邻近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兵的到来，否则情况不可能这样。因为，在巴塞罗那挫败了军事叛乱之后，民兵开往阿拉贡地区不仅是去与叛军或者民族主义者的军队作战，而且是去推广革命，绝大多数民兵都是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我们正在打仗，同时还要发动革命。”身为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阿拉贡前线指挥官的著名自由主义运动活动家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57]宣称，“后方那些革命措施不仅要在巴塞罗那实行；我们要把它们从那里一直推行到前线。我们攻占的每一个村庄都将开始沿着革命路线向前发展。”[58]“我们民兵必须唤醒因政治专制而心灵麻木的那些人。”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75］的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法莱特村民的文章写道，“我们必须引导他们走上真正的生活之路，为了做到这一点，只在村里转一圈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继续转变这些头脑简单的村民的思想。”[59]关于布哈拉洛斯村，发表在一份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上的另一篇文章写道：“变化是彻底的。导致变化发生的主动权掌握在农民手中，这一点在几天之后杜鲁蒂所指挥的加泰罗尼亚志愿军第一纵队到达时得到了证实，部队经过村庄向萨拉戈萨挺进，给革命气氛带来一种新的激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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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果之一，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民兵武装占领区的那些村庄里，有地农民和佃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尽管通常召开村民大会决定是否建立集体所有制，但是，表决总是采取鼓掌通过的方式，而且武装民兵的存在绝不可能不使反对者感到畏惧。即使拥有土地的农民和佃农没有被强迫加入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些不顺从的农民来说，生活也会变得困难起来；不仅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许他们雇用短工，不许他们自行处理自己的粮食，[61]而且经常不许他们享受集体农庄成员所享受的一切福利。[62]实际上这意味着，在实行自由共产主义的村子里，不许他们去集体理发店理发，不许他们使用集体面包房的烤箱，不许他们使用集体农庄的运输工具和农业机械，或者不能得到公共仓库和集体商店供应的食品。此外，那些认为由于地主或其管家遭到处决或是逃走而不用交地租的佃农往往被迫向村委会交租。[63]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形成某种强大的压力，几乎就像被步枪的枪托顶着一样，最终迫使许多村庄的小地主和佃农将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交给了集体农庄。如同索奇指出的那样：“小地主出于理想主义的原因交出财产的事例很少，尽管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情况下，担心被强行没收是他们把土地交给集体农庄的原因。[64]不过几乎总是出于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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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孤立而且只能听天由命，小地主们前途无望。他们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农业机械。另一方面，集体农庄拥有他们根本无力负担的农用设施。不是所有小地主全都立即意识到这一点。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亲身体验，在集体农庄所提供的有利条件使他们信服之后，许多人加入了集体农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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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其少见的情况下，据法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加斯东·勒瓦尔说，小地主得到更好的地块以交换其被集体化了的土地。谈到巴伦西亚省的卡尔卡亨特，勒瓦尔宣称：“大地主逃走之后，在不必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耕地整个进行了调整。向那些其土地位于集体耕地范围之内并且坚决要求保留私有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比其原有土地更好的地块，同时他们还得到帮［76］助，以使他们在不剥削别人的条件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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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在有机会自主作出决定之前，许多小地主和佃农被迫加入了集体农庄。尽管自由主义运动往往竭力淡化甚至根本否认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强制因素，[67]但是，有时也会坦率地承认强制因素确实存在。“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那几个星期，”著名的全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伊希尼奥·诺哈·鲁伊斯写道，“集体化的坚定支持者按照他们的革命主张行动。他们既不尊重财产也不尊重人。在一些村庄，对于少数农民来说，只有将其强加于人，集体化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情况每次革命必然出现。……集体化当然是好制度，并且已经在许多地方产生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看到因为部分集体化推行者不够策略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引起人们对集体化的反感实在让人感到痛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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