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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解释说，即使除了进行社会研究之外没有别的什么理由，也有必要保留关于这些婚姻、出生和死亡的记忆，只有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可能不屑于这样做。他们理解我的想法，并且答应复原那个登记簿。[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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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格劳斯村，据一位社会党人判断，生活水平比内战之前有所提高。“土地、磨坊、牲畜、商店、运输工具、手工作坊、制鞋业、家禽养殖业和自由职业全被纳入集体所有制。村庄是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经济集体。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苦难和奴役已被消灭。……一个大功率的汽笛管理着村子里的生活：劳动、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六十岁以上的人被免除了劳动的义务。……这是集体的基本原则之一。……当集体中的某个成员决定结婚时，他得到收入不变的一周假期，同时提供给他一幢配有家具的房子——房产也被集体化［70］了……他将逐步偿还房款，没有利息。集体为他提供一切服务。从出生到死亡，他始终受到集体的保护。”[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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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门布里利亚村，一份无政府主义者的记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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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大地主的财产被没收，小片地产进行了清算，全部土地归公社所有。小地主理解这些措施，这些措施使他们摆脱了债务和支付工资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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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金库空空如也。在私人财产中发现了共计三万比塞塔，于是将其全部没收。食物、衣服、工具等所有东西在村民当中平均分配。货币被废除，劳动集体化，财产被公社接管，生活资料免费分配。然而，这不是富裕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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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任何零售业。自由共产主义盛行。杂货店由以前的店主经营，它的账目则被公社控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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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周分到三升葡萄酒。租房、水电和看病是免费的。如有必要，公社以外的专家会诊由委员会付钱。当一名妇女请求准许她去雷阿尔城找专科医生看胃病时，我就坐在离委员会秘书不远的地方。没有官僚主义的拖拖拉拉，她马上得到了此行的费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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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主义者控制的辛卡河畔的阿尔瓦拉特村，委员会的效率低得多，发钱或者拒发的权力使它具有专制的地位。“一名妇女想去莱里达看专科医生，”在巴塞罗那指导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外国情报部门工作的著名外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古斯丁·索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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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早晨七点来到委员会的办公室。……委员会成员与劳动小组一起在地里干活儿，他们在劳动之余处理村子和[全国劳工联合会]组织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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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得到外出的钱，你首先必须提供一份医生证明，”委员会主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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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答令那位老年妇女不满。她诉说风湿病之苦，试图劝诱委员会在没有医生证明的情况下发给她钱，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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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利用集体提供的新的可能。”委员会主席说，“许多人以前从不进城。……如今他们没钱也能外出旅行，他们小病大治夸大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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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解释也许失之偏颇。医生可以对这个问题发表更为客观的意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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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弗雷泽与这些集体中的部分幸存者进行了交谈，在他那部口［71］述史中，弗雷泽发表了下面这一段中肯的评论：“随着货币的废除，集体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因为任何想要外出的人都必须从委员会那里弄到‘共和国的’货币。这意味着需要证明出行具有正当的理由。……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集体以送人去巴塞罗那看专科医生为自豪。……但是，据一位右翼人士说，对于一个没有工会会员证的人来说，如果他要离开村子，即使只是短时间外出，他也必须得到一张通行证。……在阿略萨，身体有病被认为是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小学校长的岳父外出去做疝气手术，他利用这个机会一去不回。……集体与集体之间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能一概而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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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在后面的一段内容里，弗雷泽写道：“这场实验的乌托邦成分使得问题复杂化，主要是因为废除了货币。一些委员会的独断专行表明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局限性，这只能通过选出向村民大会负责的可以罢免的代表来克服。因此，作为一种形式的战时共产主义，集体化深受某些严重缺陷之害。”[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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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描述他所访问过的自由主义村庄生活的其他方面时，阿古斯丁·索奇谈到了卡拉塞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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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里有许多小自耕农……还有许多铁匠和木匠，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作坊，他们在那里以某种原始的方式从事手工劳动。集体主义理想使他们看到了通往劳动共同体的道路。现在有一个大铁匠铺，十名铁匠在里面干活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整洁明亮的生产车间。村子里的所有木匠都在一个大木工场里干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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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壮的[农业]工人被分成二十四个劳动小组，每个小组二十个人。按照预先制订的规则，他们共同耕种村里的土地。以前每个人为自己干活儿，现在他们为集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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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有两个杂货店和一名医生。他们属于这个集体，不是因为他们被迫，而是因为他们自愿。问题出在面包师身上。他们既不想加入这个集体，也不想在新的条件下工作，因此他们离开了村子。新的面包师还没有招来。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仍然由女人烤面包，但是村里需要招进新的面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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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曾经是个贫困的村庄，如今村民生活幸福。许多人过去经常挨饿，现在他们可以吃饱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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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特鲁埃尔省巴尔德罗夫雷斯地区的报告写道：“集体化仍然受到右派敌人和左派对手的反对。如果向那些被没收了财产的长年游手好闲者询问他们对集体化的看法，一些人可能会回答，那是抢劫；另一些人则会说，那是一种专制。但是，对于上年纪的人、打短工的人、佃农以及总是被大地主和残酷无情的放高利贷者所控制的小地主来说，集体化的出现就像是一场拯救。”[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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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兰达村，索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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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曾经作为教堂的地方现在是个食品仓库。……新的肉类市场设在一幢附属建筑里，村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卫生讲究的市场。买肉不是用钱。女人们用票证换来肉，不付出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属于集体而且食品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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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友好相处。村里有两个咖啡馆，一个供个人主义者使用，另一个供集体主义者使用。他们每天晚上可以享受一下喝咖啡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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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好地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是公共理发店，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农民过去从不刮脸。如今几乎每张面孔都经过了精心修剪。每人一周可以修两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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