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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光明报》（社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巴伦西亚通讯》（劳动者总工会副书记帕斯库亚尔·托马斯的演说）；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另见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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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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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地区农民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阿拉贡地区集体农庄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社会熔炉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巴伦西亚地区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工人团结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雇农工会代表大会）；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前进报》（劳动者总工会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报》（劳动者总工会格拉纳达省农业工人代表大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和宣言，收入《为了土地革命》一书，第5—13和2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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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例如发生在劳动者总工会和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瓜达苏尔村的事情，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见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下的阿拉贡地区二十一个村庄的代表所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在卡兰达村，著名的外国无政府主义者加斯东·勒瓦尔写道：“个体农民只有最低限度的自由。他们可以拥有土地，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做生意。他们不能投机买卖，不能狡猾地与年轻的集体农庄竞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无产阶级文化报》）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七年初附属于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农民联合会成立后，至少是在理论上，该组织成为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农产品的唯一销售者（见《全国农民联合会章程》，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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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见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前进报》；另请参阅劳动者总工会总书记里卡多·萨瓦尔萨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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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伊萨克·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自由共产主义》，第3页。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五月在萨拉戈萨举行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工人团结报》。在刊登于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的一篇访谈中，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兼历史学家何塞·佩拉特斯对这项决议发表了下面的评论：“这份文件现在也许显得天真幼稚或不切实际，以致让许多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们把自己视为最后的幻想家……也没有低估这个社会将在我们通往目标的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表明自己的目标。……我已经说了，这项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可能显得天真幼稚……因为一九三六年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许多负面因素的出现，这种变化并不代表纯粹的进步。尽管这项决议涉及的是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半封建或不发达社会，它仍然具有某种对于完美的渴望以及关于人类永恒价值的信念，如今那些嘲讽的批评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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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另请参阅《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24—26页；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白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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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普恩特，《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目标》，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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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费德里科·乌拉莱斯，《每个人眼中的无政府状态》，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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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伊萨克·普恩特发表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土地与自由》增刊上的文章，收入普恩特《宣传品》，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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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七年一月第三期《社会革命》。“闯进（巴塞罗那）女修道院的男人和女人焚烧了他们在里面找到的所有东西，包括钞票。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健壮的工人自豪地指给我看烧掉了一千比塞塔钞票的角落。”（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加泰罗尼亚的七月十九日》，载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会熔炉报》，收入《从七月到七月：斗争的一年》一书，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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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阿古斯丁·索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土地与自由》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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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份关于弗拉加的报告详细说明了在那个小社会里所进行的革命实验的情况： “人们自己的劳动果实——小麦、水果、油橄榄——可以随意取用。为了满足其他需要，每个家庭每周收到一笔钱，这笔钱的数目根据家庭成员的数量和成年工人的人数而增加。 “这笔钱不是用西班牙银行的钞票支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们在村子里没有价值，那些钞票不能使用。工会所印制的面值从一毛到二十五比塞塔不等的小纸片被用来作为购物券。只有理发师、鞋匠和分配食品的办事员接受这种购物券…… “想在弗拉加过夜或者居留的旅行者必须到委员会去把西班牙共和国流通的钞票兑换成当地的票证。居民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城镇，他也必须去委员会说明出行的理由和需要的钱数；然后委员会把他的当地票证换成西班牙货币。”（阿古斯丁·索奇和保罗·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30—231页） 关于集体所有制实验在马斯—德拉斯马萨斯——阿拉贡地区的一个拥有两千三百名居民的村庄——所造成的难题，见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51—358页。弗雷泽引用了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幸存者多年以后提供的口头证词，这些证词呈现了一幅关于马斯—德拉斯马萨斯村生活的清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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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18—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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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121—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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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博克瑙，《西班牙斗鸡场》，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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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引自题为《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运动（1880—1900）；特别涉及里卡多·梅利亚的思想的（伦敦大学）论文，第237页，注释12。埃森魏因还说明：“关于这一倾向[清教主义]的实例，见《生产者》（巴塞罗那，1887—1993）、《社会主义》（加的斯，1886—1891）和《团结报》（塞维利亚，1888—1889）。后来，清教主义在诸如《白色评论》（马德里，1898—1905和1923—1936）之类具有声誉和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报刊上受到宣传。对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者形象的生动描写出现于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酿酒厂》，在这部作品中，小说人物费尔明·萨尔瓦铁拉以传奇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费尔明·萨尔沃切亚为原型。”我个人的记忆是，中产阶级西班牙人对关闭妓院并给妓女安排有益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冷嘲热讽。但是，对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清除社会不良风气是一个信条。在他那部口述史中，罗纳德·弗雷泽讲述了年轻的爱德华多·庞斯·普拉德斯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巴塞罗那木工工会总部——那里紧挨着设有音乐厅、夜总会和酒吧的帕雷莱洛酒店——听见人们正在讨论应该做什么事情：“‘听着，在这些藏污纳垢的场所工作的人怎么办？’‘我们得去解救他们，教育他们，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你问他们愿不愿意被解救了吗？’‘你怎么这么迟钝？你想在那种地方受剥削吗？’‘不想，当然不想。但是，做了多年同样的事情之后很难改变。’‘那么他们必须改变。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这种场所，改变人的观念。’”（《流血的西班牙》，第137页）关于阿拉贡地区的马斯—德拉斯塔马斯村，弗雷泽写道：“所有酒馆被关闭。‘我们自由派一贯反对开设酒吧，因为它们是堕落、争吵与殴斗的根源，’塞维利亚·帕斯托回忆说。……只有全国劳工联合会中心的大厅继续营业，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咖啡或非酒精饮料。葡萄酒作为配给供应的一部分发给人们让其在家里自己喝。赌博受到禁止。”（同上，第354—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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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土地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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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阿古斯丁·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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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分别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和六月八日《白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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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九六八年三月号《人道主义自由论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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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阿拉尔多·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8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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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3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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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索奇，《在阿拉贡的农民中间》，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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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弗雷泽，《流血的西班牙》，第368页，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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