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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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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工人团结报》对塔拉戈纳省的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加泰罗尼亚地区委员会成员拉蒙·波特演说中的一段内容的解读。通过这一段演说，他使人们注意到前面的演讲者所发出的类似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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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实例见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卡斯蒂利亚自由报》；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文化与行动报》和《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情况通报》；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工人团结报》；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六日《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七月号《方向盘》（索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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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另请参阅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自由青年报》（关于佩德拉尔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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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索奇和福尔加雷《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第224页以及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号《自由女性》上的关于卡兰达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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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阿瓦德·德·桑蒂连提供的数字，见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94页。保卫阿拉贡委员会——革命最初几个月该地区的主要管理机构——的两位共产党人成员何塞·杜克和曼努埃尔·阿尔穆迪（原书误为何塞·阿尔穆迪——译注）向本书作者确认了这个数字（一九三九年在墨西哥城进行的采访，采访阿尔穆迪时所作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另请参阅（社会党人）普拉特斯所著《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他说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实行了集体化，见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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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数字来自塞萨尔·马丁内斯·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1868—1969》，第152页，注释17；佩拉特斯，《西班牙政治危机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00页；普拉特斯，《阿拉贡地区的带头与落后》，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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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该运动的杰出人士称为领导人，因为这个称呼含有权力和控制的意思。作为替代，他们使用“代理人”、“代表”和“积极分子”等词汇。尽管如此，因为那些杰出人士具有以其能力引导影响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成员的领导人素质，而且经过从普通成员中识别运动领导人的几乎每一次考验，他们确实成为了领导人，所以我更喜欢使用这个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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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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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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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社会熔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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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例如，在赫尔萨村，革命政权刚一建立便发布了一份公告，公告规定，“不把各种食物和衣物存放[在公共仓库]而是留着自己享用的人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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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见阿拉贡地区农业集体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载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另请参阅阿古斯丁·索奇为《集体化：西班牙革命的建设性工作》一书撰写的序言，第20页；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阵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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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见加泰罗尼亚政府农业委员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每日图片报》；另见巴伦西亚省农民联合会发布的通告，载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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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略夫雷加特河畔的普拉特的集体农庄。根据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报纸《土地与自由》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所刊登的一篇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一千名农业工人、佃农和有地的农民建立了这个集体农庄，他们“几乎一致”同意集体耕种农庄的土地。但是，政治形势刚一变得不利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佃农和有地的农民就要求归还他们的财产，据这篇报道说，原来那个集体农庄的规模缩小到当初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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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一九三八年七月号《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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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号《历史时期》上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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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实例见一九三七年八月六日《文化与行动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自由青年报》（全国劳工联合会卡斯蒂利亚农民联合会总书记克里亚多发表的声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另请参阅阿瓦德·德·桑蒂连《西班牙革命与内战》和勒瓦尔的《西班牙的社会重建》，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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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诺哈·鲁伊斯发表在《研究》杂志上的文章，被亨利·拉巴塞尔在《西班牙：政治熔炉》一书中引用，见第130页。另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阵线报》。关于一些集体农庄建立过程中的强制和暴力行为的更多证据，见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民兵向弗雷泽提供的口头证词，《流血的西班牙》，第362和36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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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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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马塔罗《自由报》上的文章，收入胡安·佩罗所著《后方的危险》一书，见第102—103页。另请参阅胡安·佩罗《后方的危险》，第107—110和158—159页；华金·阿斯卡索（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保卫阿拉贡委员会主席）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文化与行动报》上的文章。在为胡安·佩罗的《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程：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撰写的序言中，佩罗的儿子何塞写道：“在生命的价值微不足道、革命需要之外因个人猜忌和仇恨处人死刑、争吵辩论是家常便饭的那些日子里，不计其数的人应当把他们的生存归功于胡安·佩罗的敏感，这种敏感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多愁善感，而是某种深刻的正义感的产物。佩罗，一个全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分子，曾经深受反动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之害，因此不能允许以‘革命正义’的名义实施最不道德的‘公众正义’，对此他坚定不疑。……为了表示对于人的个性以及自己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的尊重，他[不顾]危险与所有反对者作斗争。他在那些激情澎湃的日子[在《自由报》上]所进行的轰动一时的舆论宣传是其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的一座名副其实的纪念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历程》，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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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日内瓦《觉醒的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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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一九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新人类》，见路易斯·法夫里《马拉泰斯塔的生活与思想》，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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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实例见阿瓦德·德·桑蒂连《我们为什么输掉了内战》，第71页。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事过四十多年后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就阿古斯蒂·庞斯提出的关于治安巡逻队——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其他左派组织在巴塞罗那建立的革命执勤小分队——的问题所作的以下回答。 “庞斯：‘回想一下，您对治安巡逻队是什么看法？’ “蒙特塞尼：‘这个问题影响到所有组织而不仅仅是我们。……实际情况是，最能干的人留在集体农庄里。正是他们继续种植着农作物。最爱冒险和最爱幻想的人上了前线。……剩下的是那种既不勇敢也不能干的人。……我们的同志大部分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喜欢警察工作，因此不想当警察。……这并不是说没有什么高尚的人去当警察，因为有人认为“清除坏人”很有必要。……不过他们是少数。’ “庞斯：‘相当一部分最初支持共和派的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最终或多或少支持入侵的佛朗哥军队，在这个意义上，治安巡逻队的行动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吧？’ “蒙特塞尼：‘发生的事情是，治安巡逻队腐化堕落了。加入治安巡逻队的人变成了职业警察，然后发展到迷恋于阴谋间谍活动并与敌人勾结的地步。……我逐渐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你把他们叫做治安巡逻队还是叫做国家政治保卫局或者其他什么名字，尽管他们也是革命的某种产物，一旦你把警察的权力交给他们，那么你就输定了，因为你引发了一种警察心态。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们这里，它也发生在俄国和法国的革命中。它还将发生在一切革命中……而且总是会有过后让我们大家懊悔不已的暴行发生。’”（庞斯，《费德丽卡·蒙特塞尼访谈录》，第141—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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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巴枯宁，《国家与无政府状态》（《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第234—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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