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1895
[75]《对专政问题的历史贡献》，载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六日第十四期《共产国际》，收入《列宁选集》第三十一卷，见第326页，被伯特伦·沃尔夫在《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幽灵》一书中引用，见第9页。
1706401896
1706401897
[76]《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见米洛拉德·M.德拉奇科维奇编《俄国共产主义五十年》，第32页。
1706401898
1706401899
[77]这不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违背他们所宣称的原则。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塞萨尔·M.洛伦索写道：“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成员在略夫雷加特河和卡多内尔河上游的矿区——那里的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受到残酷的剥削——举行暴动，‘宣布’在贝尔加、卡尔多纳、菲戈尔斯、萨连特和苏里亚等地实行自由共产主义。但是，这场运动没有向加泰罗尼亚这一地区之外推进。这使政府轻而易举地在五天之内将其镇压了下去。……在所有那些自由主义者暂时控制了局面并且试图发动社会革命的地方，他们与自己的原则背道而驰。由于他们打算废除法律，建立一个没有权威、没有管制的社会，听任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们不得不设立负责维持秩序并对不满现实者或反对派进行监视的执委会。他们用武力强行把他们的规定变成他们谦虚地称之为‘公告’的法令。用炸药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人根本没有实现‘无政府主义’，他们建立的应该是一个不考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意见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征的社会。”（洛伦索，《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第73—74页）《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与权力》一书的作者是一九三六年担任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的奥拉蒂奥·M.普列托的儿子，在内战之前和内战期间，普列托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均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尽管洛伦索——他没有表明自己与普列托的关系——特意为父亲的观点努力进行了辩护，这本书仍然对西班牙自由主义运动史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1706401900
1706401901
[78]阿德里安·舒伯特和乔治·埃森魏因，《西班牙内战：多种战争之战》。
1706401902
1706401903
[79]《历史时期》对何塞·佩拉特斯的采访，载一九八〇年一月号《历史时期》，见本章注释17。
1706401904
1706401905
[80]乔治·伍德科克，《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和运动史》，第398页。
1706401906
1706401907
[81]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强调社会革命的重要性和一九三六年七月共和国政权的彻底崩溃导致诺姆·乔姆斯基在《美国权力与新官僚》（1967）一书中评击了学校的“学术自由”，见第23—158页。他的批评主要针对加布里埃尔·杰克逊的《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1931—1939》（1965）和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一年版），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后者“几乎没有提到人民革命”。杰克逊后来试图在其向美国历史学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年会（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所提交的题为《西班牙内战期间充满生气的集体化实践》的论文中弥补——尽管只是部分弥补——这一疏漏，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历史研究学会业务通讯》（一九七〇年四月一日）上，并且收入他的著作《改良与革命，1931—1939》（1980）的“共和派控制区的社会革命”一章，其中包括对论及西班牙革命的多种著作的长篇摘录，见第218—268页。另一方面，托马斯在经过修订的《西班牙内战》的企鹅丛书版（1965）中增加了关于集体化的十一页篇幅的一章内容，并于一年之后就同一主题发表了一篇论文，收入马丁·吉尔伯特所编《百年争斗，1850—1950：为A.J.P.泰勒而写的论文》一书，见第247—263页，稍加改动后再次收入雷蒙德·卡尔所编《西班牙共和国与内战》一书，见第239—255页。尽管托马斯在他的论文中贬斥了所有独立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集体农庄生活的记述，认为它们不是带有偏见或者片面，就是下结论过早，可是他的著作仍然完全建立在这些资料来源的基础上。此外，他没有使用我在《精心的伪装》一书（第55—56和61页）中所使用的另外几十种参考资料，然而，在对我的原文所作的一条注释中，他试图通过把我说成“一个显然对集体农庄感兴趣的……坚定的反共分子”来削弱我的研究的客观性（《西班牙内战》，一九六五年修订版，第249页，注释1）。
1706401908
1706401909
（14）安达卢西亚地区包括西班牙南部的韦尔瓦、加的斯、塞维利亚、马拉加、科尔多瓦、哈恩、格拉纳达和阿尔梅里亚八个省份。
1706401910
1706401911
（15）阿拉贡地区包括西班牙东北部的韦斯卡、萨拉戈萨和特鲁埃尔三个省份，大致与历史上属于阿拉贡王国的地区相当。
1706401912
1706401913
1706401914
1706401915
1706401917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二部分 共产党的崛起
1706401918
1706401920
第七章［81］ 中产阶级的希望
1706401921
1706401922
前面几章说明了大部分城乡中产阶级由于革命爆发而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悲观情绪的原因。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在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话语中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鉴于已经发生了“广泛的社会革命”，这位共和派法官说：“我们中产阶级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1]革命者承诺：一旦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成为往事不复存在，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将会来临。但是，这种承诺无法给中产阶级带来慰藉，因为，绝大多数小工厂主、手工业者、零售商人、小地主和佃农不是将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废除私有财产，而是寄托在私有财产的积累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需要自由贸易，需要摆脱与如今被工会集体化的大企业的竞争，需要自由生产商品来赢利，需要随心所欲地自由耕种更多的土地，需要不受限制地自由雇用工人。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这些自由，他们需要一个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军队基础上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他们的权力不受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不被它们所削弱。但是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因此，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退隐到幕后去。他们过于小心谨慎，以致不得不随波逐流，他们还使自己的衣着打扮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一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注意到，“马德里表面看上去让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资产阶级行握拳礼。……男人穿着工装裤和麻绳编织的浅帮鞋，模仿[工人]民兵的装束；女人不戴帽子，衣服过时而破旧；比实际情况更明显的是，低三下四乞求继续活下去的人们全都装扮出一副绝对丑恶的模样”。[2]一名共产党人观察者描写了巴塞罗那的情况：“林荫大道向上延伸，直到一英里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你从另一端俯视过去，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如今看不见人群中有谁戴帽子、穿领圈、打领带；资产阶［82］级服饰的标志消失了，从平行线大道，沿着医院街和花园别墅街，人们都是无产者的某种随意装束。”[3]“由于街头看不见帽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革命是属于我们的。”[4]
1706401923
1706401924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马拉加，“我与下电车的彼得·查默斯—米切尔爵士偶然相遇。他身穿一套洁白的毛呢西装，打着蝴蝶领结——除了那些外国领事之外，他是马拉加唯一一个敢于穿着这种象征资产阶级的服装的人”。[5]
1706401925
1706401926
除了冒着失去自由、毁掉生活的危险公开反对革命之外，中产阶级无计可施，他们只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希望形势最终可以改变。他们肯定不能向内战爆发之前代表更保守阶层的右翼党派寻求帮助，因为这些党派已经在革命的烈焰中毁灭。他们也不能转投自由共和派政党，例如左翼共和派、共和联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中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等，因为这些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是正在适应激进主义的新形势，就是具有天生怕事的性格特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度出现的反对变革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演变。”革命开始没几天，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写道，“精神世界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适应能力，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各种事情的新法则。如今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人因为听说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化以及私有财产不复存在而大惊小怪”。[6]
1706401927
1706401928
另一些共和派领导人认为一切都输掉了，他们不是已经离开了国内，就是正在逃往各个口岸。甚至就在昨天还是中产阶级自由派宠儿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因悲观和恐惧而不知所措，一夜之间从万众欢呼的权力顶峰迅速坠落。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断言，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从最初那一刻就认为内战已经输掉了，早期出现的暴力行为也使他反感厌恶并心灰意冷。[7]的确，许多自由共和派领导人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是能干合格的领航员，然而，在内战之前猛烈冲击共和国的风暴中，他们就显得软弱无力，如今面对摧毁了国家强制机关的飓风，他们更是身不由己。“我们对其他组织的攻击所进行的微弱抵抗、我们面对胆大妄为的得寸进尺所显示的沉默和超然使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不复存在。”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声称，“他们不可能理解激励着我们的高尚目标使我们压抑着自己的义愤。只要我们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建立起来的抵抗敌人发动的凶猛攻击的屏障没有崩溃，别人所缺乏的谨慎和责任感必定使我们的行为与众不同。”[8]但是，当时只有所在党派显而易见的软弱无力给那些在革命洪流中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马上开始寻找一个组织，可以作为遏制无政府工［83］团主义和社会党工会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的防洪堤。
1706401929
1706401930
他们不必寻找太久。在之前过去的几周里，成功地把他们寻找眼前希望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组织是共产党。
1706401931
1706401932
内战爆发之前，共产党在西班牙政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它只有十七个议会席位，[9]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官方估计它有四万名党员，[10]很快，共产党将在反佛朗哥势力的阵营中对事态发展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党提倡保护城乡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气氛中，几乎没有共和派人士敢于提出这种主张，于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据它自己统计，共产党成了七万六千七百名农村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以及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城镇中产阶级的避难所。[11]“共和国的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语气感到意外，共产党内流行的团结务实气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社会党人写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行列。”[12]
1706401933
1706401934
毋庸置疑，共产党在中产阶级当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前面提到的统计数字，因为，成千上万实际上并非共产党追随者的城乡中产阶级人士将自己置于其庇护之下。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样，从革命刚一爆发开始，共产党就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卷入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正因私人贸易中断、缺乏经济来源以及工人民兵征用财产而陷入困境。
1706401935
1706401936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形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无产阶级具有共同之处的阶层。”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断言，“当然，在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立场上是这样，而且他们像工人一样反对大资本家和强大的法西斯工业巨头。既然如此，尊重这些小商人和小工厂主财产权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1706401937
1706401938
“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我党的党员和民兵普遍要求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强迫人们尊重这些中产阶级公民，他们都是工人，所以不应对他们进行骚扰。不应以超出其微薄财力的征用和要求损害他们的正当利益。”[13]
1706401939
1706401940
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
1706401941
1706401942
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商品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接着，由于法西斯分子的未遂政变，形势［84］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全生活在事变边缘的绝大多数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如今比别人更惶惑，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危害，而且感到，与挣工资的工人相比，他们处于某种明显不利的境地。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14]
1706401943
1706401944
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
[
上一页 ]
[ :1.70640189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