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1920
第七章［81］ 中产阶级的希望
1706401921
1706401922
前面几章说明了大部分城乡中产阶级由于革命爆发而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悲观情绪的原因。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在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的话语中找到了某种心理安慰，鉴于已经发生了“广泛的社会革命”，这位共和派法官说：“我们中产阶级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与无产阶级站在一起。”[1]革命者承诺：一旦私有财产和私人贸易成为往事不复存在，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将会来临。但是，这种承诺无法给中产阶级带来慰藉，因为，绝大多数小工厂主、手工业者、零售商人、小地主和佃农不是将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寄托于废除私有财产，而是寄托在私有财产的积累上。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需要自由贸易，需要摆脱与如今被工会集体化的大企业的竞争，需要自由生产商品来赢利，需要随心所欲地自由耕种更多的土地，需要不受限制地自由雇用工人。最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这些自由，他们需要一个按照他们的想法而建立在他们自己的政党、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军队基础上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里，他们的权力不受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挑战，不被它们所削弱。但是现在，对于这样一个政权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因此，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退隐到幕后去。他们过于小心谨慎，以致不得不随波逐流，他们还使自己的衣着打扮与变化的环境相适应。一名保守的共和派人士注意到，“马德里表面看上去让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资产阶级行握拳礼。……男人穿着工装裤和麻绳编织的浅帮鞋，模仿[工人]民兵的装束；女人不戴帽子，衣服过时而破旧；比实际情况更明显的是，低三下四乞求继续活下去的人们全都装扮出一副绝对丑恶的模样”。[2]一名共产党人观察者描写了巴塞罗那的情况：“林荫大道向上延伸，直到一英里外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你从另一端俯视过去，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如今看不见人群中有谁戴帽子、穿领圈、打领带；资产阶［82］级服饰的标志消失了，从平行线大道，沿着医院街和花园别墅街，人们都是无产者的某种随意装束。”[3]“由于街头看不见帽子了，”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巴塞罗那的喉舌《工人团结报》宣称，“革命是属于我们的。”[4]
1706401923
1706401924
杰拉尔德·布雷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马拉加，“我与下电车的彼得·查默斯—米切尔爵士偶然相遇。他身穿一套洁白的毛呢西装，打着蝴蝶领结——除了那些外国领事之外，他是马拉加唯一一个敢于穿着这种象征资产阶级的服装的人”。[5]
1706401925
1706401926
除了冒着失去自由、毁掉生活的危险公开反对革命之外，中产阶级无计可施，他们只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希望形势最终可以改变。他们肯定不能向内战爆发之前代表更保守阶层的右翼党派寻求帮助，因为这些党派已经在革命的烈焰中毁灭。他们也不能转投自由共和派政党，例如左翼共和派、共和联盟以及加泰罗尼亚地区最强大的中产阶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派等，因为这些政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不是正在适应激进主义的新形势，就是具有天生怕事的性格特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度出现的反对变革的意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演变。”革命开始没几天，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写道，“精神世界与我们相去甚远的人们表现出不同寻常的适应能力，他们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各种事情的新法则。如今在加泰罗尼亚，没有人因为听说工业实行了社会主义化以及私有财产不复存在而大惊小怪”。[6]
1706401927
1706401928
另一些共和派领导人认为一切都输掉了，他们不是已经离开了国内，就是正在逃往各个口岸。甚至就在昨天还是中产阶级自由派宠儿的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也因悲观和恐惧而不知所措，一夜之间从万众欢呼的权力顶峰迅速坠落。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断言，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从最初那一刻就认为内战已经输掉了，早期出现的暴力行为也使他反感厌恶并心灰意冷。[7]的确，许多自由共和派领导人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是能干合格的领航员，然而，在内战之前猛烈冲击共和国的风暴中，他们就显得软弱无力，如今面对摧毁了国家强制机关的飓风，他们更是身不由己。“我们对其他组织的攻击所进行的微弱抵抗、我们面对胆大妄为的得寸进尺所显示的沉默和超然使许多人相信，我们已经不复存在。”左翼共和派领导人萨尔瓦多·克马德斯声称，“他们不可能理解激励着我们的高尚目标使我们压抑着自己的义愤。只要我们不得不用手中的武器建立起来的抵抗敌人发动的凶猛攻击的屏障没有崩溃，别人所缺乏的谨慎和责任感必定使我们的行为与众不同。”[8]但是，当时只有所在党派显而易见的软弱无力给那些在革命洪流中举步维艰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和保守派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马上开始寻找一个组织，可以作为遏制无政府工［83］团主义和社会党工会所掀起的革命浪潮的防洪堤。
1706401929
1706401930
他们不必寻找太久。在之前过去的几周里，成功地把他们寻找眼前希望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组织是共产党。
1706401931
1706401932
内战爆发之前，共产党在西班牙政坛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它只有十七个议会席位，[9]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官方估计它有四万名党员，[10]很快，共产党将在反佛朗哥势力的阵营中对事态发展形成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党提倡保护城乡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那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气氛中，几乎没有共和派人士敢于提出这种主张，于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据它自己统计，共产党成了七万六千七百名农村土地拥有者和佃农以及一万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城镇中产阶级的避难所。[11]“共和国的中产阶级对共产党宣传的温和语气感到意外，共产党内流行的团结务实气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名社会党人写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大批加入了它的行列。”[12]
1706401933
1706401934
毋庸置疑，共产党在中产阶级当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前面提到的统计数字，因为，成千上万实际上并非共产党追随者的城乡中产阶级人士将自己置于其庇护之下。与共产党所控制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一样，从革命刚一爆发开始，共产党就积极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后者正被卷入集体化运动的漩涡，或者正因私人贸易中断、缺乏经济来源以及工人民兵征用财产而陷入困境。
1706401935
1706401936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商人和小工厂主形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无产阶级具有共同之处的阶层。”马德里的共产党机关报《工人世界报》断言，“当然，在关于民主共和国的立场上是这样，而且他们像工人一样反对大资本家和强大的法西斯工业巨头。既然如此，尊重这些小商人和小工厂主财产权就是每个人的责任。
1706401937
1706401938
“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我党的党员和民兵普遍要求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强迫人们尊重这些中产阶级公民，他们都是工人，所以不应对他们进行骚扰。不应以超出其微薄财力的征用和要求损害他们的正当利益。”[13]
1706401939
1706401940
共产党在加泰罗尼亚的喉舌《劳动报》写道：
1706401941
1706401942
忽视我们本地的众多商品小生产者和小商人将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想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条件，他们已经成功地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接着，由于法西斯分子的未遂政变，形势［84］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完全生活在事变边缘的绝大多数小商品生产者和小商人如今比别人更惶惑，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正在受到危害，而且感到，与挣工资的工人相比，他们处于某种明显不利的境地。他们认为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命运。他们可能成为倾向于支持反动势力的群体，因为在他们看来，没有比本地区正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更坏的东西。……[14]
1706401943
1706401944
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悲惨处境显而易见。他们不能经营自己的作坊和生意，因为他们没有储备金；他们几乎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尤其是那些小工厂主，因为他们必须向所雇用的寥寥可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使他们无法顾及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
1706401945
1706401946
必须准许所有那些听从反法西斯民兵征召的人暂缓履行其义务，以使他们不必承担战时征用的全部负担。必须准许缓期支付，同时应当开设赊欠账户，以使他们的生意不致停业。[15]
1706401947
1706401948
为了保护这一地区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把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简称GEPCI），[16]按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说法，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是“强烈敌视工人的顽固的雇主”，其中包括前裁剪同业协会会长古里。[17]
1706401949
1706401950
为使读者不致认为共产党人对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一种利他主义而非实用主义的行为，不致认为共产党人更关心中产阶级的幸福而不是对加强自身相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对手的实力地位感兴趣，应当提醒读者记住列宁的话，只有“利用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克敌制胜，“甚至利用最小的机会争取得到大批盟友，即使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犹豫不定的、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而且附带了条件的盟友。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18]
1706401951
1706401952
在农村，针对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大力推动的集体化，针对工会禁止农民拥有超出自己耕种能力的更多土地的政策，针对革命委员会征用收获的农作物、干涉私人贸易以及向佃户收租的做法，共产党人努力保护中小地主和佃户不受它们的伤害。
1706401953
1706401954
另一方面，自由共和派人士——他们主要关心的应该就是共产党正在主张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一直保持小心翼翼，甚至到了胆怯的程度。查阅自由共和派的报纸可以发现与此有关的足够证据。事实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它们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革命的大浪正在退潮。“我们厌倦了保持沉默。”左翼共和派议员米格尔·圣安德烈斯［85］声称，“我们不能容忍对小工厂主、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抢劫，不能容忍对所有那些年复一年为了积攒一点钱而劳动的人们的抢劫。……我们曾经眼看着我们的利益被践踏，我们曾经保持沉默。”[19]
1706401955
1706401956
共产党人不是这样。从革命刚一开始，他们就大声疾呼，不仅呼吁保护小工商业主，而且呼吁保护小地主，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农村出现的不满中获益。“军事叛乱初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胡里奥·马特乌在谈到巴伦西亚省的情况时说，“当一系列无以计数、越来越多的委员会试图通过立即将所有小地主转变成为农业工人并且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收获的农作物的方式彻底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时，出现了使农民成为反法西斯组织的敌人的现实危险。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寡头和反动高利贷者压迫的本分的农业生产者再次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次是由那些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进步的人对他们缺乏了解造成的。把信仰天主教的纯朴农民视为敌人的错误认识促使某些组织做出了诸如向佃户收取地租之类的不义之举，就像以前他们要向地主缴纳一样。……我们经历了真正危险的时刻，差点在后方引发了一场小地主与农业工人之间的内战。幸运的是，这场内战被制止了，但是仍然付出了代价：在为确保尊重小地主的财产权而进行的紧张的政治教育运动中，我们把肺都喊炸了。”[20]
1706401957
1706401958
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讲话时，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宣称：
1706401959
1706401960
粗暴对待农民的现行政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它可能疏离站在我们反法西斯阵营这一边的那些人。另一个危险更严重：它将危及西班牙未来的粮食供应。……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前线的士兵为共同的事业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有人根据人民拒绝接受的暴力思想使用属于人民的步枪横征暴敛。
1706401961
1706401962
但是，我告诉你们，农民；我告诉你们，农村的工人，尽管一些人正在伤害别人，尽管他们正在实施暴行，你们的职责是耕种土地，多打粮食，因为你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一些政党和组织的保护，因为你们身边还有共产党。……尽管有人使用了暴力，作为爱国者，作为共和国的支持者，作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人，向政府呼吁、向共产党人呼吁是你们的责任，而且你们可以确信，为了使你们平静地耕种土地，我们将全副武装站在你们一边。[21]
1706401963
1706401964
［86］几天后在另一次集会上讲话时，他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伦西亚省的一些村庄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阐述说：“我们知道，一些委员会建立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要服从委员会，受它的意志所支配。我们知道，委员会把收获的农作物充公，而且滥用其他手段，例如，没收小地主的农田，强行罚款，用票证购买商品，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不讲规矩的行为。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行为——仔细听好这一点——绝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就连默许也不可能。……我们声明，小地主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那些侵犯或者试图侵犯这些财产的人必将被认为是共和国政权的敌人。”[22]
1706401965
1706401966
共产党保护小地主和佃农利益的运动应该给它带来了大批追随者，这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在中小地主占优势的那些地区，他们的运动最为成功。例如，盛产柑橘和稻米的巴伦西亚省的农户家业兴旺，内战之前他们支持右翼团体，在那里，据官方统计，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五万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为保护他们而成立的农民联合会。[23]一名社会党人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最顽固的残渣余孽，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24]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佩德罗·加西亚还声称，隶属于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抗议说，共产党正在该省促进一个与之竞争的农民组织的发展，“迟早有人将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个组织当作一支在农村与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农民协会对抗的突击力量来使用”。[25]
1706401967
1706401968
除了向其成员提供肥料和种子并为他们向——同样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农业部贷款提供担保之外，新的农民联合会还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被用来抑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业工人所发起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与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进行斗争，后者是两大工会（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控制具有经济价值的柑橘的收购、包装和出口而设立的，这一控制权以前掌握在一群中间商的手里。[26]农民联合会提供的保护及其对最终变化做出的保证可能诱使许多成员申请加入共产党，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的支持，”农民联合会总书记胡里奥·马特乌证实，“以致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成千上万的农民将会加入我们的党。这些农民当中的许多人相信上帝而且现在仍然相信，他们祈祷并在私下里捶胸忏悔，他们像热爱神圣的事物一样热爱我们的党。当我们告诉他们不应把农民联合会与党混为一谈，即使没有党证也可以通过为党的政治路线工作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时，他们往往回答［87］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党。’同志们，说这些话时农民流露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27]
[
上一页 ]
[ :1.70640191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