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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准许所有那些听从反法西斯民兵征召的人暂缓履行其义务，以使他们不必承担战时征用的全部负担。必须准许缓期支付，同时应当开设赊欠账户，以使他们的生意不致停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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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这一地区城镇中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人把一万八千名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组织起来，成立了加泰罗尼亚小型工商业者同业公会联合会（简称GEPCI），[16]按照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喉舌《工人团结报》的说法，联合会的一些成员是“强烈敌视工人的顽固的雇主”，其中包括前裁剪同业协会会长古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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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读者不致认为共产党人对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一种利他主义而非实用主义的行为，不致认为共产党人更关心中产阶级的幸福而不是对加强自身相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和社会党对手的实力地位感兴趣，应当提醒读者记住列宁的话，只有“利用一切手段”才有可能克敌制胜，“甚至利用最小的机会争取得到大批盟友，即使这只是一些暂时的、犹豫不定的、反复无常的、不可靠的而且附带了条件的盟友。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常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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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针对挣工资的农业工人大力推动的集体化，针对工会禁止农民拥有超出自己耕种能力的更多土地的政策，针对革命委员会征用收获的农作物、干涉私人贸易以及向佃户收租的做法，共产党人努力保护中小地主和佃户不受它们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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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由共和派人士——他们主要关心的应该就是共产党正在主张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一直保持小心翼翼，甚至到了胆怯的程度。查阅自由共和派的报纸可以发现与此有关的足够证据。事实上，直到一九三七年四月，它们才敢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革命的大浪正在退潮。“我们厌倦了保持沉默。”左翼共和派议员米格尔·圣安德烈斯［85］声称，“我们不能容忍对小工厂主、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抢劫，不能容忍对所有那些年复一年为了积攒一点钱而劳动的人们的抢劫。……我们曾经眼看着我们的利益被践踏，我们曾经保持沉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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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不是这样。从革命刚一开始，他们就大声疾呼，不仅呼吁保护小工商业主，而且呼吁保护小地主，他们还千方百计地从农村出现的不满中获益。“军事叛乱初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胡里奥·马特乌在谈到巴伦西亚省的情况时说，“当一系列无以计数、越来越多的委员会试图通过立即将所有小地主转变成为农业工人并且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收获的农作物的方式彻底改变整个农村的面貌时，出现了使农民成为反法西斯组织的敌人的现实危险。长期以来深受政治寡头和反动高利贷者压迫的本分的农业生产者再次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次是由那些应该帮助他们发展进步的人对他们缺乏了解造成的。把信仰天主教的纯朴农民视为敌人的错误认识促使某些组织做出了诸如向佃户收取地租之类的不义之举，就像以前他们要向地主缴纳一样。……我们经历了真正危险的时刻，差点在后方引发了一场小地主与农业工人之间的内战。幸运的是，这场内战被制止了，但是仍然付出了代价：在为确保尊重小地主的财产权而进行的紧张的政治教育运动中，我们把肺都喊炸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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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讲话时，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担任农业部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比森特·乌里韦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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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暴对待农民的现行政策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它可能疏离站在我们反法西斯阵营这一边的那些人。另一个危险更严重：它将危及西班牙未来的粮食供应。……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前线的士兵为共同的事业献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有人根据人民拒绝接受的暴力思想使用属于人民的步枪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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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告诉你们，农民；我告诉你们，农村的工人，尽管一些人正在伤害别人，尽管他们正在实施暴行，你们的职责是耕种土地，多打粮食，因为你们受到政府的保护，受到一些政党和组织的保护，因为你们身边还有共产党。……尽管有人使用了暴力，作为爱国者，作为共和国的支持者，作为反对法西斯分子的人，向政府呼吁、向共产党人呼吁是你们的责任，而且你们可以确信，为了使你们平静地耕种土地，我们将全副武装站在你们一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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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几天后在另一次集会上讲话时，他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伦西亚省的一些村庄建立自由共产主义制度的情况阐述说：“我们知道，一些委员会建立了某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要服从委员会，受它的意志所支配。我们知道，委员会把收获的农作物充公，而且滥用其他手段，例如，没收小地主的农田，强行罚款，用票证购买商品，也就是说，一套完整的不讲规矩的行为。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行为——仔细听好这一点——绝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批准，就连默许也不可能。……我们声明，小地主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那些侵犯或者试图侵犯这些财产的人必将被认为是共和国政权的敌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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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保护小地主和佃农利益的运动应该给它带来了大批追随者，这再自然不过了。当然，在中小地主占优势的那些地区，他们的运动最为成功。例如，盛产柑橘和稻米的巴伦西亚省的农户家业兴旺，内战之前他们支持右翼团体，在那里，据官方统计，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五万农民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为保护他们而成立的农民联合会。[23]一名社会党人抱怨说：“共产党在村子里专门网罗前自治党最顽固的残渣余孽，这些人不仅极端保守，而且道德败坏，通过保证允许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把这些小地主组织起来成立了新的农民联合会。”[24]劳动者总工会的社会党人书记佩德罗·加西亚还声称，隶属于强大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巴伦西亚省农业工人抗议说，共产党正在该省促进一个与之竞争的农民组织的发展，“迟早有人将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个组织当作一支在农村与劳动者总工会下属的农民协会对抗的突击力量来使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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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向其成员提供肥料和种子并为他们向——同样由共产党所控制的——农业部贷款提供担保之外，新的农民联合会还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被用来抑制全国劳工联合会和劳动者总工会的农业工人所发起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并与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CLUEA）进行斗争，后者是两大工会（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为控制具有经济价值的柑橘的收购、包装和出口而设立的，这一控制权以前掌握在一群中间商的手里。[26]农民联合会提供的保护及其对最终变化做出的保证可能诱使许多成员申请加入共产党，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巴伦西亚农村得到广泛的支持，”农民联合会总书记胡里奥·马特乌证实，“以致如果我们允许的话，成千上万的农民将会加入我们的党。这些农民当中的许多人相信上帝而且现在仍然相信，他们祈祷并在私下里捶胸忏悔，他们像热爱神圣的事物一样热爱我们的党。当我们告诉他们不应把农民联合会与党混为一谈，即使没有党证也可以通过为党的政治路线工作成为一名共产党人时，他们往往回答［87］说，‘共产党是我们的党。’同志们，说这些话时农民流露出多么深厚的感情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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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共产党给城乡中产阶级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活力，在革命之后那几个月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中有一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几乎不必赘言，这些新党员不是被共产党的原则所吸引，而是希望从旧的社会制度的废墟中抢救出来一些东西。同时，除了保护他们的各种财产权之外，共产党还把这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解释成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内战爆发没几天，人称“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的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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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发生的革命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一场与以前的蒙昧主义势力的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站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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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人民的伟大斗争中，你们这些将军，多次背叛祖国的人，不要再用脱离人民的思想凭空捏造共产主义的幽灵，人们反对的是那些希望把西班牙变成一个悲惨、落后的国家的人，在那样一个国家里，军队、神父和政治寡头将是生活和财产的绝对主人！我们共产党人正在捍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我们将与共和派、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肩作战，不惜任何代价防止西班牙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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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的说法是个谎言；当共和国的叛徒散布消息说局势一片混乱时，那是在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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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历史时刻，忠于自己的革命原则并且尊重人民的意愿的共产党站在表达了这种意愿的政府一边，站在共和国一边，站在民主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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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政府是二月十六日大选胜利产生的政府，我们支持它，我们保卫它，因为它是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西班牙人民的合法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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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斗争万岁！民主共和国万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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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一开始，共产党就不仅作为财产保护人，而且作为共和国和正常的政府管理程序的捍卫者出现在烦恼不安的中产阶级面前。中产阶级并不完全相信它的诚意，但是，只要它为他们提供保护并且帮助恢复被革命委员会篡夺的政府权力，他们就准备支持它。当然，他们的支持充满了怀疑和担忧，因为共产党以前曾经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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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工人团结报》所报道的广播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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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克拉拉·坎波亚莫，《一个共和派所看到的西班牙革命》，第103页。另请参阅《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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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兰登—戴维斯，《在西班牙的街垒后面》，第123—124页。另请参阅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353页；赫苏斯·德·加林德斯，《被围困的马德里城中的巴斯克人》，第22页；弗兰克·杰利内克，《西班牙内战》，第380页；H.E.卡明斯基，《巴塞罗那》，第30—31页；梅甘·莱尔德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号《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E.普伊格·莫拉，《巴塞罗那的红色悲剧》，第52页；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何塞·加西亚·普拉达斯的文章）；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西斯托的文章）、十三日和十七日（服装业联合会制帽业分会强烈要求公众为拯救制帽业而戴帽子的宣言）《工人团结报》；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和十二月十四日《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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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工人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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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杰拉尔德·布雷南，《个人记录，1920—1972》，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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