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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列宁全集》（莫斯科，一九五〇年版），第二十九卷，第133页，被伊沃·J.莱德勒在《苏联外交政策》一文中引用，见米洛拉德·М.德拉奇科维奇编的《俄国共产主义五十年》，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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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政治报》报道的米格尔·圣安德烈斯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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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红色黎明》中的文章，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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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八日巴伦西亚《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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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巴伦西亚《真理报》。关于共产党领导人支持中小地主的其他演说，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巴伦西亚商报》（乌里韦）；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科莫雷拉）和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科洛梅尔）《劳动报》；塞希斯·阿尔瓦雷斯，《青年与农民：一九三七年一月的全国青年大会》；何塞·迪亚斯，《斗争的三年》，第272、309—311和326—327页；《为西班牙自由和独立的共产党：呼吁和演讲》，第181—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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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胡里奥·马特乌，《农民联合会的工作》，第7页。马特乌是农民联合会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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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光明报》。另请参阅圣地亚哥·博斯卡发表在社会党左派报纸《前进报》上的文章，载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劳动者总工会中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巴伦西亚书记处致农民联合会的信，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社会熔炉报》。关于某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加入农民联合会的富裕农民的猛烈抨击，见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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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八日《前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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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尽管劳动者总工会在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中派有代表，全国劳工联合会却是该委员会的主导力量。全国劳工联合会对于这一重要经济成分——它提供了大量的外汇——的控制招致了尖锐的批评，批评不仅来自共产党，而且来自社会党左派。像共产党一样，社会党左派认为，出口贸易是政府的职能而不是工会的职能（见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和八日《前进报》以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巴伦西亚通讯》）。据说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还低价收购农民的柑橘，它也因此受到谴责并被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赫苏斯·埃尔南德斯描绘成为“调拨抢劫而来的农民柑橘的管理中心”（赫苏斯·埃尔南德斯，《黑与红：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363页）。关于发表在全国劳工联合会报刊上的为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辩护的文章，见一九三七年二月七日、九月一日和四日以及十月九日《社会熔炉报》。至今没有对这个组织进行研究的重要论著发表，有关资料也是零散、残缺的，而且具有严重的党派偏见。弗朗茨·博克瑙的《西班牙斗鸡场》中有一段简短的内容公正地记述了围绕着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出现的争论，见第198—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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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特乌，《农民联合会的工作》，第9—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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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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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八章［88］ 人民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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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热情之花在将近一九三三年年底时宣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组织工会和农会并且创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正沿着共产国际为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将导致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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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与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和革命爆发后所追求的貌似温和的目标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一项正式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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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项新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关系的恶化，约瑟夫·斯大林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最终将用来对付苏联。由于饱受强制实行集体化之苦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体系，苏联小心谨慎地不挑衅生事以免造成与纳粹政权的长期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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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多伊彻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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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血腥镇压国内的一切反对派及其实行的种族迫害对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与它们对巴黎或伦敦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不大一样。斯大林肯定寄希望于俾斯麦传统在德国外交官中的影响力，这一传统要求德意志帝国应当避免与俄国冲突。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第一年，[斯大林]没有对德国发生的事情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尽管他的沉默使迷惑的共产国际追随者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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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才打破了这种沉默。即便是这样，他也尽量避免从那些在欧洲左派看［89］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得出结论，他还含糊其辞地加深了以下错误印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衰落的征兆”，法西斯主义将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他也认为纳粹的崛起是“复仇意识在欧洲取得的一场胜利”，而且他还注意到，德国政策的反苏倾向已经逐渐压倒了旧有的俾斯麦传统。尽管如此，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在同样的条件下与第三帝国保持与魏玛共和国同样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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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不到几个星期就声明，“无论德国政府是什么形式或是由什么人组成”，苏联只是一个“对德国没有敌意”的国家。[3]但是，苏联的友好表示受到冷遇，因此，一九三三年底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抱怨说，在过去的一年，德国统治集团试图改变与苏联的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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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预防德国扩张主义威胁的办法并使西欧各国政府受它的影响，苏联彻底改变了其敌视国际联盟的态度并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这个国际机构。“通过加入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出版的周刊《国际新闻通讯》宣称，“苏联可以更加实际有效地继续与一场针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做斗争。”[5]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一行动，对德国意图的严重担忧继续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战争的直接威胁加剧了。”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声称，“我们务必不要忘记，目前在欧洲，有一个公然宣称其历史使命是占领苏联领土的执政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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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防止德国威胁其安全的进一步行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苏联与法国缔结了互助条约。法国愿意签订这项条约主要是想消除自一九二二年苏德两国签订拉帕洛条约（16）恢复友好关系以来苏联与德国仍然保持的一切联系[7]并使法国共产党不再反对国防计划；[8]实际上，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军事协定以充实这项条约，[9]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从政府层面来说也是如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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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法国外交部也有某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就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与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进行的会谈所做的一份备忘录判断法苏条约的意义。关于为在西方各国之间谈判协商一项取代洛迦诺公约的新条约而提议举行的洛迦诺公约五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会议，这份备忘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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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弗朗索瓦-蓬塞先生特别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会议并在不涉及第五点的情况下就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进行协商，还是打算强迫法国政府事先明确表示放弃第五点，即断绝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德国政府有可能采取在搁置东方问题的情况下就一项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开启谈判的立场，还是必须首先要求法国在德国开始讨论西方国家的条约之前断绝其与东方的关系？如果德国遵循前一条路线的话，他认为他可以说，法苏关系将逐渐冷淡，特别是因为这种关系从没有被大部分法国人所接受；于是，我们将缓慢而稳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即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与苏联的盟约，法国政府只能拒绝这样做。在长时间交谈的过程中，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极力使我相信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选择是什么，他在陈述的过程中郑重强调，法国与苏联之间不存在特殊的军事关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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