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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充分意识到法苏条约最终将被束之高阁的可能性，因此，保证法国履行其义务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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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祝贺法苏条约的签订，”法共领导人瓦扬—库蒂里耶宣称，“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和军队中的法西斯骨干分子将会遵行它的条款，我们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利害关系驱使某些法国政治势力与苏联修好，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仇恨苏联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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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公开暴露他们陷入的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但是，这种窘境还是被右派众议员皮埃尔·泰坦热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法国的生存确实岌岌可危。由于公开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我们可能立即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如果德国被打败，我们的国家很快将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污染。如果德国获胜，它将把法国从地图上抹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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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的强势集团都反对向东欧做出可能使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不可变通的承诺，这些势力集团似乎乐于鼓励德国那些损害苏联的扩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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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保王党人、《周刊》编辑弗朗索瓦·勒格里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声称，保护西方文明的两个基本条件是避免战争以及通过“让它们互相残杀”消灭泛日耳曼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希望德国进攻俄［91］国，假使这样的话，“它很可能感到满足；至少西欧将有一个进行调整的喘息机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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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那几年，”一九三七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写道，“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型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包括美国的许多利益集团——确信，苏联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只会有利于它们。它们断言，苏联肯定被打败，共产主义也将随着苏联的战败被消灭；另外，由于这场多年的战争，德国将被严重削弱，以后它将不可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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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多德在日记中对富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了如下批注：“他明确表示，他支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以遏制德国对西方采取的行动并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16]在发表于《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不是英法联盟？》的文章里，英国报业巨头之一罗瑟米尔子爵写道：“英法两国的新盟约将会具有另外一种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将把德国的领土野心转移到一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的方向上——转向东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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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那几年，《每日邮报》的影响力和公众接受的程度不可低估。根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对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的分析，“[它]是英国最完善的报业集团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它的发行量为一百五十八万份；它是唯一一份主要读者为中上阶层人士的大众日报。”关于罗瑟米尔子爵本人，甘农写道：“[他]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近乎精神失常，因此经常强求沃德·普赖斯[《每日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乔治·沃德·普赖斯]写一些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那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沃德·普赖斯阐述道，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比国家社会主义更大的威胁，因此……如果没有希特勒，‘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大叫大嚷着要求出现一位这样的斗士’。”[18]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古怪异常。就连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也在一年后对下院宣称：“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英国保守党人将把德国当作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如果]德国防不住共产党人……欧洲也将步其后尘。我们不要急着谴责德国。我们应当欢迎德国做我们的朋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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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日邮报》从没有被认为是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的喉舌，它仍然表达了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意见主流群体的私下关切。据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92］男爵说，英国陆军部的约翰·迪尔少将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想法一样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助长苏联的阴谋”。[20]在航空界，有一群坚定的亲德分子，据理查德·格里菲思说，其中最喧嚣、最激烈的鼓吹者是《飞机》杂志的编辑C.G.格雷。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飞机》杂志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德国“站在抵御东方的野蛮落后、保卫西方文明的第一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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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阁成员在战前的那几年没有当众表达过他们对于苏联的担忧，但是，几年之后，曾在鲍德温和张伯伦的内阁中担任过一些关键职务的塞缪尔·霍尔爵士（后来的坦普尔伍德子爵）公开说出了这些忧虑：“[我们]有不信任苏联的充分理由。二十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饱受俄国人的阴谋诡计之苦。英国的党派政治经常受到苏联宣传的毒害。苏联秘密特工利用一切机会接连不断地制造麻烦。苏联资金进入英国煽动分子的囊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煽动军队叛乱、工人罢工的尝试持续进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没有一刻不被当作间谍捣乱活动的中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到苏联这些长期以来有案可查的两面三刀和敌对行为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是人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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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战前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如果不考虑对于苏联的这种担忧，就不可能理解包括西班牙内战在内的欧洲事态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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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着某种重大选择。一方面，它们可以在纳粹政权羽毛未丰时遏制并且消灭它，同时任凭苏联自由发展其国力进而在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结成共产党联盟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我认为，如果纳粹政权被消灭，德国接着将会走向共产主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担任英国空军大臣的伦敦德里侯爵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将发现法国、德国与苏联站在了一起，而且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政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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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他唯一的忧虑。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我们自己与德国》一书中，伦敦德里侯爵表示担心，除非英国立即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德国将“根据一项直接对抗的国际政策猛烈打击英国并且侵犯它的诸多殖民利益和商业利益。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幸的后果，我竭尽全力使本国人民相信英德两国之间友好谅解的价值和重要性”。他还在后面的段落中写道，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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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埃里·莫尼耶同样一点也不含糊，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会议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之后，他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法国右翼党派的观点。“这些党派认为，”他写道，“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不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不仅法国可能战败并遭到破坏，而且更有甚者，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化。也就是说，法国战败实际上只是法国的失败，而法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法国的胜利不如说是某些主义的胜利，人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主义将直接导致法国及其文明自身的毁灭。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25]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这是一个理由充分的主要原因，即使不是一个理由最为充分的原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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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任由纳粹政权侵犯中欧和东南欧的那些位于苏联国界以西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希望它有朝一日将与日益强大的苏联政权发生冲突，尽管这也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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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小国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的政策，最坚定的保守党反对派人士的意见必须在此予以陈述。一九三七年十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伦敦德里侯爵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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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希望与德国友好相处。我们知道，最优秀的德国人为纳粹的暴行以及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倒退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应奉行一种有损德国合法利益的政策，但是，你肯定知道，当德国政府谈论与英国的友谊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归还它以前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要同意，对我们来说，它在中欧和南欧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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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它将把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缔造一个庞大的国家阵营的预演。纵容这种侵略政策肯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以中欧小国为代价使我们自己免遭祸害的政策将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极其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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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为纳粹暴政向那些具有相当程度民主自由的国家蔓延推波助澜与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依我之见，我们应当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区域联盟协定，使得［94］德国满足于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以合法的方式生存而不是企图侵略其弱小的邻国，消灭这些小国并把它们的领土和家园据为己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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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天，在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交谈时，丘吉尔批评了某些西方安全的维护者。根据迈斯基对这次谈话的描述，丘吉尔说：“这些人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仗……因此，最好让它以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国家为代价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当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然而不幸的是，在保守党的某些人士中，它们仍然很受欢迎。但是我坚信，胜利最终不属于西方安全的维护者，而是属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八年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和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英国、法国和苏联必须成为防御同盟的骨干力量，这个同盟将把德国限制在某种不足为虑的安全状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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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范西塔特写信对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威格拉姆勋爵说：“试图给予德国吞并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人民财产自由行事权的任何做法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构成本国政策基础的[国际]联盟的所有准则背道而驰。几乎可以肯定，任何试图进行交易的英国政府将可耻并罪有应得地被赶下台。……英国政府如果考虑任何听任德国以牺牲俄国为代价满足其领土野心的建议的话，更不必说怂恿了，那么，绝对可以保证的是，这将使英国彻底分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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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战前那几年，有一些声音比温斯顿·丘吉尔和罗伯特·范西塔特的声音更强大，结果，范西塔特一九三八年被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撤了职。劳埃德勋爵是一位保守党贵族，而且是一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他阐释说，英国的对德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苏联的担忧决定的。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国与德国开战后不久，在他所撰写并由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用推荐性序言打上官方认可印记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劳埃德勋爵写道：“无论[希特勒的]手段多么可恶，无论他的外交政策多么具有欺骗性，无论他表现出他多么不能容忍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享有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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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与第三帝国消除分歧达成和解，为了保证法苏互助条约不致半途而废，而且为了与其他国家——［95］尤其是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在苏联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对德国在东欧的企图的敌视态度应当成为官方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采取人民阵线这一路线。于是，一个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政党示好的时期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它结束了此前奉行的分裂政策，该政策谴责社会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31]后者有力地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甚至还在一九三五以前，共产国际的某些支部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合作，这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动向。[32]这种尝试在法国取得了最好的效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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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的政治目的不应掩盖这一事实：早在共产国际正式采取人民阵线路线的很长时间之前，西班牙的大部分左派政党就为开展一场团结运动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内理由，即，左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被中—右党派击败了。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发起了西班牙的团结运动，但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努力缔造了一个共和派与社会党的联盟，在下一次大选中，以这个联盟对抗中—右党派应当不会落下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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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其方案中决定，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加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它坚持认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支持德国武装起来，以便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将德国的侵略矛头对准苏联”。[35]毫无疑问，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给予的支持只是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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