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402046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八章［88］ 人民阵线
1706402047
1706402048
“我们的任务是把大多数无产阶级争取过来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热情之花在将近一九三三年年底时宣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组织工会和农会并且创建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正沿着共产国际为我们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条道路将导致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权。”[1]
1706402049
1706402050
这一政策与共产党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内战和革命爆发后所追求的貌似温和的目标形成了诡异的对比。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那一项正式批准采取人民阵线政策的决议。
1706402051
1706402052
产生这项新政策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后德—苏关系的恶化，约瑟夫·斯大林担心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事力量最终将用来对付苏联。由于饱受强制实行集体化之苦并且正在竭尽全力巩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军事体系，苏联小心谨慎地不挑衅生事以免造成与纳粹政权的长期不合。
1706402053
1706402054
艾萨克·多伊彻写道：
1706402055
1706402056
希特勒血腥镇压国内的一切反对派及其实行的种族迫害对莫斯科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与它们对巴黎或伦敦与柏林之间日常外交事务的影响不大一样。斯大林肯定寄希望于俾斯麦传统在德国外交官中的影响力，这一传统要求德意志帝国应当避免与俄国冲突。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的第一年，[斯大林]没有对德国发生的事情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尽管他的沉默使迷惑的共产国际追随者难以忍受。
1706402057
1706402058
只是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才打破了这种沉默。即便是这样，他也尽量避免从那些在欧洲左派看［89］来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事件得出结论，他还含糊其辞地加深了以下错误印象：作为“一种资本主义衰落的征兆”，法西斯主义将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他也认为纳粹的崛起是“复仇意识在欧洲取得的一场胜利”，而且他还注意到，德国政策的反苏倾向已经逐渐压倒了旧有的俾斯麦传统。尽管如此，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在同样的条件下与第三帝国保持与魏玛共和国同样的关系。[2]
1706402059
1706402060
的确，苏联政府的喉舌《消息报》在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不到几个星期就声明，“无论德国政府是什么形式或是由什么人组成”，苏联只是一个“对德国没有敌意”的国家。[3]但是，苏联的友好表示受到冷遇，因此，一九三三年底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抱怨说，在过去的一年，德国统治集团试图改变与苏联的关系。[4]
1706402061
1706402062
为了寻找预防德国扩张主义威胁的办法并使西欧各国政府受它的影响，苏联彻底改变了其敌视国际联盟的态度并于一九三四年九月加入这个国际机构。“通过加入国际联盟，”共产国际出版的周刊《国际新闻通讯》宣称，“苏联可以更加实际有效地继续与一场针对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做斗争。”[5]但是，尽管采取了这一行动，对德国意图的严重担忧继续存在。“对于苏联来说，战争的直接威胁加剧了。”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声称，“我们务必不要忘记，目前在欧洲，有一个公然宣称其历史使命是占领苏联领土的执政党。”[6]
1706402063
1706402064
作为防止德国威胁其安全的进一步行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苏联与法国缔结了互助条约。法国愿意签订这项条约主要是想消除自一九二二年苏德两国签订拉帕洛条约（16）恢复友好关系以来苏联与德国仍然保持的一切联系[7]并使法国共产党不再反对国防计划；[8]实际上，两国总参谋部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军事协定以充实这项条约，[9]因此，从一开始它就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从政府层面来说也是如此。[10]
1706402065
1706402066
即使是在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期，法国外交部也有某种观点认为，可以根据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就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与法国大使弗朗索瓦—蓬塞进行的会谈所做的一份备忘录判断法苏条约的意义。关于为在西方各国之间谈判协商一项取代洛迦诺公约的新条约而提议举行的洛迦诺公约五国（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会议，这份备忘录写道：
1706402067
1706402068
［90］弗朗索瓦-蓬塞先生特别想知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会议并在不涉及第五点的情况下就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进行协商，还是打算强迫法国政府事先明确表示放弃第五点，即断绝与东方的关系。也就是说，德国政府有可能采取在搁置东方问题的情况下就一项西方国家之间的条约开启谈判的立场，还是必须首先要求法国在德国开始讨论西方国家的条约之前断绝其与东方的关系？如果德国遵循前一条路线的话，他认为他可以说，法苏关系将逐渐冷淡，特别是因为这种关系从没有被大部分法国人所接受；于是，我们将缓慢而稳步地达到我们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立即对法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放弃与苏联的盟约，法国政府只能拒绝这样做。在长时间交谈的过程中，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极力使我相信正确的选择和错误的选择是什么，他在陈述的过程中郑重强调，法国与苏联之间不存在特殊的军事关系。[11]
1706402069
1706402070
莫斯科充分意识到法苏条约最终将被束之高阁的可能性，因此，保证法国履行其义务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1706402071
1706402072
“我们可以祝贺法苏条约的签订，”法共领导人瓦扬—库蒂里耶宣称，“但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法国资产阶级和军队中的法西斯骨干分子将会遵行它的条款，我们应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知道，无论是什么利害关系驱使某些法国政治势力与苏联修好，法国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是仇恨苏联的。”[12]
1706402073
1706402074
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公开暴露他们陷入的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但是，这种窘境还是被右派众议员皮埃尔·泰坦热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法国的生存确实岌岌可危。由于公开与苏联结盟的政策，我们可能立即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后果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如果德国被打败，我们的国家很快将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污染。如果德国获胜，它将把法国从地图上抹掉。”[13]
1706402075
1706402076
法国和英国的强势集团都反对向东欧做出可能使西方卷入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的不可变通的承诺，这些势力集团似乎乐于鼓励德国那些损害苏联的扩张目的。
1706402077
1706402078
在法国，保王党人、《周刊》编辑弗朗索瓦·勒格里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声称，保护西方文明的两个基本条件是避免战争以及通过“让它们互相残杀”消灭泛日耳曼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希望德国进攻俄［91］国，假使这样的话，“它很可能感到满足；至少西欧将有一个进行调整的喘息机会”。[14]
1706402079
1706402080
“在战前的那几年，”一九三七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萨姆纳·韦尔斯写道，“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型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包括美国的许多利益集团——确信，苏联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的战争只会有利于它们。它们断言，苏联肯定被打败，共产主义也将随着苏联的战败被消灭；另外，由于这场多年的战争，德国将被严重削弱，以后它将不可能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15]
1706402081
1706402082
一九三五年五月六日，美国驻柏林大使威廉·多德在日记中对富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兼外交家洛西恩勋爵写给他的一封信作了如下批注：“他明确表示，他支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联盟，以遏制德国对西方采取的行动并把德国的目标转向东方。”[16]在发表于《每日邮报》上的一篇题为《为什么不是英法联盟？》的文章里，英国报业巨头之一罗瑟米尔子爵写道：“英法两国的新盟约将会具有另外一种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将把德国的领土野心转移到一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果的方向上——转向东欧。”[17]
1706402083
1706402084
在战前的那几年，《每日邮报》的影响力和公众接受的程度不可低估。根据富兰克林·里德·甘农对英国新闻界与德国的分析，“[它]是英国最完善的报业集团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九三七年，它的发行量为一百五十八万份；它是唯一一份主要读者为中上阶层人士的大众日报。”关于罗瑟米尔子爵本人，甘农写道：“[他]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近乎精神失常，因此经常强求沃德·普赖斯[《每日邮报》的首席驻外记者乔治·沃德·普赖斯]写一些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那样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沃德·普赖斯阐述道，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比国家社会主义更大的威胁，因此……如果没有希特勒，‘整个西欧可能很快就会大叫大嚷着要求出现一位这样的斗士’。”[18]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什么古怪异常。就连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也在一年后对下院宣称：“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一年，也可能两年，英国保守党人将把德国当作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如果]德国防不住共产党人……欧洲也将步其后尘。我们不要急着谴责德国。我们应当欢迎德国做我们的朋友。”[19]
1706402085
1706402086
尽管《每日邮报》从没有被认为是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的保守党政府的喉舌，它仍然表达了庞大而富有影响力的保守意见主流群体的私下关切。据前德国驻伦敦大使馆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将军［92］男爵说，英国陆军部的约翰·迪尔少将爵士和英军总参谋部的一些与他想法一样的成员“确信，大英帝国与德国之间的下一场战争不仅对于大英帝国，而且对于整个欧洲都将会是一场悲剧。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场战争只会助长苏联的阴谋”。[20]在航空界，有一群坚定的亲德分子，据理查德·格里菲思说，其中最喧嚣、最激烈的鼓吹者是《飞机》杂志的编辑C.G.格雷。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飞机》杂志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德国“站在抵御东方的野蛮落后、保卫西方文明的第一线”。[21]
1706402087
1706402088
尽管内阁成员在战前的那几年没有当众表达过他们对于苏联的担忧，但是，几年之后，曾在鲍德温和张伯伦的内阁中担任过一些关键职务的塞缪尔·霍尔爵士（后来的坦普尔伍德子爵）公开说出了这些忧虑：“[我们]有不信任苏联的充分理由。二十多年来，历届英国政府饱受俄国人的阴谋诡计之苦。英国的党派政治经常受到苏联宣传的毒害。苏联秘密特工利用一切机会接连不断地制造麻烦。苏联资金进入英国煽动分子的囊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煽动军队叛乱、工人罢工的尝试持续进行，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没有一刻不被当作间谍捣乱活动的中心。……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到苏联这些长期以来有案可查的两面三刀和敌对行为的影响，[我们]应该不是人类。”[22]
1706402089
1706402090
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战前对德国采取的“绥靖”政策，如果不考虑对于苏联的这种担忧，就不可能理解包括西班牙内战在内的欧洲事态发展的过程。
1706402091
1706402092
毫无疑问，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着某种重大选择。一方面，它们可以在纳粹政权羽毛未丰时遏制并且消灭它，同时任凭苏联自由发展其国力进而在一段时间之后通过结成共产党联盟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我认为，如果纳粹政权被消灭，德国接着将会走向共产主义，”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担任英国空军大臣的伦敦德里侯爵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写给温斯顿·丘吉尔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还将发现法国、德国与苏联站在了一起，而且感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它成为世界上最有力的政策。”[23]
1706402093
1706402094
这不是他唯一的忧虑。在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我们自己与德国》一书中，伦敦德里侯爵表示担心，除非英国立即与德国达成某种谅解，德国将“根据一项直接对抗的国际政策猛烈打击英国并且侵犯它的诸多殖民利益和商业利益。正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不幸的后果，我竭尽全力使本国人民相信英德两国之间友好谅解的价值和重要性”。他还在后面的段落中写道，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与德国达成某种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24]［93］
[
上一页 ]
[ :1.70640204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