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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埃里·莫尼耶同样一点也不含糊，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慕尼黑会议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之后，他在一篇文章里表达了法国右翼党派的观点。“这些党派认为，”他写道，“如果爆发战争的话，不仅将造成巨大的灾难，不仅法国可能战败并遭到破坏，而且更有甚者，德国的战败将意味着形成了防止共产主义革命蔓延的主要屏障的那些独裁政权的垮台，这可能导致欧洲立即布尔什维化。也就是说，法国战败实际上只是法国的失败，而法国的胜利与其说是法国的胜利不如说是某些主义的胜利，人们非常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主义将直接导致法国及其文明自身的毁灭。令人遗憾的是，在法国，由于不能公开发表与此有关的任何看法，所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士和党派通常也不承认它。[25]实际上，在我看来，一九三八年九月之所以没有发生战争，这是一个理由充分的主要原因，即使不是一个理由最为充分的原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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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任由纳粹政权侵犯中欧和东南欧的那些位于苏联国界以西的非极权主义国家，希望它有朝一日将与日益强大的苏联政权发生冲突，尽管这也会给他们带来耻辱和巨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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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小国作为牺牲品献给纳粹德国的政策，最坚定的保守党反对派人士的意见必须在此予以陈述。一九三七年十月，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伦敦德里侯爵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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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希望与德国友好相处。我们知道，最优秀的德国人为纳粹的暴行以及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倒退感到羞耻。我们当然不应奉行一种有损德国合法利益的政策，但是，你肯定知道，当德国政府谈论与英国的友谊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归还它以前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要同意，对我们来说，它在中欧和南欧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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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它将把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缔造一个庞大的国家阵营的预演。纵容这种侵略政策肯定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以中欧小国为代价使我们自己免遭祸害的政策将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极其不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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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为纳粹暴政向那些具有相当程度民主自由的国家蔓延推波助澜与英国和美国的舆论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依我之见，我们应当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区域联盟协定，使得［94］德国满足于在它自己的疆界之内以合法的方式生存而不是企图侵略其弱小的邻国，消灭这些小国并把它们的领土和家园据为己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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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春天，在与苏联驻英国大使伊万·迈斯基交谈时，丘吉尔批评了某些西方安全的维护者。根据迈斯基对这次谈话的描述，丘吉尔说：“这些人坚持认为，德国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仗……因此，最好让它以东欧和东南欧的那些国家为代价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当然，这种想法非常愚蠢，然而不幸的是，在保守党的某些人士中，它们仍然很受欢迎。但是我坚信，胜利最终不属于西方安全的维护者，而是属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八年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副大臣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我这样的人，我们认为，和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英国、法国和苏联必须成为防御同盟的骨干力量，这个同盟将把德国限制在某种不足为虑的安全状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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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范西塔特写信对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私人秘书威格拉姆勋爵说：“试图给予德国吞并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人民财产自由行事权的任何做法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与构成本国政策基础的[国际]联盟的所有准则背道而驰。几乎可以肯定，任何试图进行交易的英国政府将可耻并罪有应得地被赶下台。……英国政府如果考虑任何听任德国以牺牲俄国为代价满足其领土野心的建议的话，更不必说怂恿了，那么，绝对可以保证的是，这将使英国彻底分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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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战前那几年，有一些声音比温斯顿·丘吉尔和罗伯特·范西塔特的声音更强大，结果，范西塔特一九三八年被内维尔·张伯伦首相撤了职。劳埃德勋爵是一位保守党贵族，而且是一名重要的英国外交官，他阐释说，英国的对德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对苏联的担忧决定的。一九三九年九月，英国与德国开战后不久，在他所撰写并由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用推荐性序言打上官方认可印记的小册子《英国问题》中，劳埃德勋爵写道：“无论[希特勒的]手段多么可恶，无论他的外交政策多么具有欺骗性，无论他表现出他多么不能容忍欧洲其他国家人民享有的权利，但他仍然声称，他最终主张的是某种欧洲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总有一天这将提供一种与其他国家达成谅解的基础，平等地决定不把它们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当作祭品摆上世界革命滴血的祭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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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以牺牲苏联为代价与第三帝国消除分歧达成和解，为了保证法苏互助条约不致半途而废，而且为了与其他国家——［95］尤其是英国——签订类似的条约，在苏联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各国政府对德国在东欧的企图的敌视态度应当成为官方的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采取人民阵线这一路线。于是，一个向社会党人和自由派政党示好的时期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它结束了此前奉行的分裂政策，该政策谴责社会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31]后者有力地促成了希特勒的上台。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甚至还在一九三五以前，共产国际的某些支部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合作，这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动向。[32]这种尝试在法国取得了最好的效果。[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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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外交的政治目的不应掩盖这一事实：早在共产国际正式采取人民阵线路线的很长时间之前，西班牙的大部分左派政党就为开展一场团结运动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国内理由，即，左派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的大选中被中—右党派击败了。共产党人声称他们发起了西班牙的团结运动，但是，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所领导的自由共和派努力缔造了一个共和派与社会党的联盟，在下一次大选中，以这个联盟对抗中—右党派应当不会落下风。[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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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其方案中决定，各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使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加入一个“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它坚持认为这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阶层支持德国武装起来，以便削弱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将德国的侵略矛头对准苏联”。[35]毫无疑问，一九三五年上半年英国对德国重整军备给予的支持只是为这些指责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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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表示：“我们无法拒绝而且也不应当拒绝德国在军备问题上提出的权利平等的要求。”[36]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同意德国海军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百分之三十五的舰船吨位。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份协定提出批评，他指出：“我们容忍甚至鼓励德国在建立舰队的问题上撕毁和约。”[37]“在苏联，”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写道，“[英德海军]协定被认为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英国想使德国从整备空军转向海军建设的愿望，因为它觉得自己在海军方面更强大。这份协定也许还有助于将德国的注意力转向东方从而使英国从欧洲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挽救其在远东岌岌可危的地位。主张与德国合作的英国人将会发现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苏联人坚持认为，德国人不会遵守英德海军协定，只是把它当作撕毁各项条约的一个突破口接受下来。显然，德国对[苏联的门户]波罗的海的控制将无懈可击。[据迈斯基说，“英国政府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于苏联的优势地位”，这是签订英德海军协定［96］的首要目的。][38]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希特勒先生主要考虑的也是波罗的海的局面。”[39]此外，德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这也被英国所容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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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考虑到德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给建立包括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宝贵的良机，“应当把所有热心维护和平的人吸引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动员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性价格政策”以及反对“不断增加的税收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来实现。[41]尽管这次大会重申，共产国际的目标仍然是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42]但是，团结中产阶级的政策迟早将会导致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它们的革命目标，从而消除人们曾经对它们产生的怀疑。一九三五年，当时为共产国际宣传部门工作的阿瑟·科斯特勒写道：“所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口号一下子都被清理进了杂物室。它们被一种新的装饰所取代，名曰‘和平与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配着窗口的天竺葵。它的大门向所有善良的人们——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敞开着。我们曾经鼓吹的革命和暴力的观念将被当做奇谈怪论受到嘲笑，就像反动的战争贩子到处诋毁的那样。我们不再自称‘布尔什维克’，甚至不再自称共产党人——现在党内很不赞成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只是纯朴、正直、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的捍卫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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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吗？肯定不是。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人民阵线政府“可以成为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特殊形式”。[44]“十五年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他向大会所作的重要报告中宣称，“列宁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者接近它的形式’。在一些国家，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将被证明是最重要的过渡形式之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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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这一新的政策在西班牙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争取革命群众和温和共和派[中产阶级]双重支持的中间地带，有时无法自圆其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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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速记稿，第531页。另请参阅《在西班牙为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竞选纲领，在竞选纲领中，“工农政府将立即采取的最重要的革命措施”包括以下内容：“将大型工业垄断企业收归国有；由苏维埃控制生产和分配；将银行、铁路和所有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的运输通讯工具（航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广播公司）国有化；取缔国民卫队、突击卫队以及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一切武装力量；全面武装工人和农民；清除敌视人民的官僚政客并由苏维埃推举政府官员；防止常备军队成为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工具；清理将军和军官团；由士兵民主选举指挥官；士兵选出代表参加工农兵委员会；创建保卫人民群众和革命利益的工农红军。”（见米格尔·阿托拉《政党与政治纲领：1808—1936》，第二卷，第479—480页）西共中央由热情之花（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编撰的官方《西班牙共产党史》完全忽略了这一极端革命的竞选纲领。关于对内战之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共产党的详细研究，见贝尔纳德·拜尔莱因的论文《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共产国际成员西班牙共产党：1931—1936》（波鸿，鲁尔大学，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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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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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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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苏联中央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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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国际新闻通讯》。关于苏联就其改变对国际联盟的政策所作的更加详细的解释，见齐妮娅·J.尤丁和罗伯特·M.斯拉瑟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的苏联外交政策：文献与资料》，第664—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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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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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德烈·热罗（佩蒂纳），《法兰西的掘墓人》，第244—245和342—343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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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1—93页；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4—135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64—265页；亨利·德·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1—112页。关于对法国共产党在法苏条约签订之前反对国防计划的情况所作的引证翔实的描述，见莫里斯·塞拉《永久的背叛：共产党与苏联的政策》，第26—41页。法苏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公开表示赞成法国的国防计划（见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时报》上的官方公报），一段时间之后，法国共产党又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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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斯·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1929—1941》，第一卷，第157页；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5页；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65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57—58页；保罗·雷诺，《法国挽救了欧洲》，第一卷，第115页及其后各页。在《从协和广场到总督大道，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这本书中，法苏条约签订时的法国陆军部长法布里披露，他和总理赖伐尔都反对签订军事协定的主意（被保罗·雷诺在向为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而设立于一九四七年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引述，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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