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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二月六日，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表示：“我们无法拒绝而且也不应当拒绝德国在军备问题上提出的权利平等的要求。”[36]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德海军协定签字，同意德国海军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百分之三十五的舰船吨位。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一日，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份协定提出批评，他指出：“我们容忍甚至鼓励德国在建立舰队的问题上撕毁和约。”[37]“在苏联，”英国历史学家马克斯·贝洛夫写道，“[英德海军]协定被认为是英国虚弱的表现，同时也暴露了英国想使德国从整备空军转向海军建设的愿望，因为它觉得自己在海军方面更强大。这份协定也许还有助于将德国的注意力转向东方从而使英国从欧洲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挽救其在远东岌岌可危的地位。主张与德国合作的英国人将会发现一个新的活动领域。苏联人坚持认为，德国人不会遵守英德海军协定，只是把它当作撕毁各项条约的一个突破口接受下来。显然，德国对[苏联的门户]波罗的海的控制将无懈可击。[据迈斯基说，“英国政府希望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对于苏联的优势地位”，这是签订英德海军协定［96］的首要目的。][38]似乎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希特勒先生主要考虑的也是波罗的海的局面。”[39]此外，德国在一九三五年夏天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这也被英国所容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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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考虑到德国军事力量日益增长的威胁，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宣称，为和平而斗争给建立包括农民和城镇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带来了宝贵的良机，“应当把所有热心维护和平的人吸引到这个统一战线中来”。这一目标必须通过动员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政府的掠夺性价格政策”以及反对“不断增加的税收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来实现。[41]尽管这次大会重申，共产国际的目标仍然是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且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42]但是，团结中产阶级的政策迟早将会导致共产国际各个支部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它们的革命目标，从而消除人们曾经对它们产生的怀疑。一九三五年，当时为共产国际宣传部门工作的阿瑟·科斯特勒写道：“所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口号一下子都被清理进了杂物室。它们被一种新的装饰所取代，名曰‘和平与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配着窗口的天竺葵。它的大门向所有善良的人们——社会党人，天主教徒，保守人士，民族主义者——敞开着。我们曾经鼓吹的革命和暴力的观念将被当做奇谈怪论受到嘲笑，就像反动的战争贩子到处诋毁的那样。我们不再自称‘布尔什维克’，甚至不再自称共产党人——现在党内很不赞成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只是纯朴、正直、热爱和平的反法西斯人士和民主的捍卫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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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共产国际放弃了夺取政权的目标吗？肯定不是。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人民阵线政府“可以成为一种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特殊形式”。[44]“十五年前，”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在他向大会所作的重要报告中宣称，“列宁要求我们集中精力‘找到向无产阶级革命过渡或者接近它的形式’。在一些国家，统一战线政府可能将被证明是最重要的过渡形式之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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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国际这一新的政策在西班牙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行走在争取革命群众和温和共和派[中产阶级]双重支持的中间地带，有时无法自圆其说”。[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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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速记稿，第531页。另请参阅《在西班牙为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竞选纲领，在竞选纲领中，“工农政府将立即采取的最重要的革命措施”包括以下内容：“将大型工业垄断企业收归国有；由苏维埃控制生产和分配；将银行、铁路和所有掌握在大资本家手中的运输通讯工具（航运、有轨电车、公共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广播公司）国有化；取缔国民卫队、突击卫队以及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一切武装力量；全面武装工人和农民；清除敌视人民的官僚政客并由苏维埃推举政府官员；防止常备军队成为资本家和地主手中的工具；清理将军和军官团；由士兵民主选举指挥官；士兵选出代表参加工农兵委员会；创建保卫人民群众和革命利益的工农红军。”（见米格尔·阿托拉《政党与政治纲领：1808—1936》，第二卷，第479—480页）西共中央由热情之花（多洛蕾丝·伊巴露丽）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所编撰的官方《西班牙共产党史》完全忽略了这一极端革命的竞选纲领。关于对内战之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的西班牙共产党的详细研究，见贝尔纳德·拜尔莱因的论文《西班牙内战之前的共产国际成员西班牙共产党：1931—1936》（波鸿，鲁尔大学，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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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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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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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苏联中央执委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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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二日《国际新闻通讯》。关于苏联就其改变对国际联盟的政策所作的更加详细的解释，见齐妮娅·J.尤丁和罗伯特·M.斯拉瑟的《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年的苏联外交政策：文献与资料》，第664—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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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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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德烈·热罗（佩蒂纳），《法兰西的掘墓人》，第244—245和342—343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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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塔布伊，《讹诈或战争》，第91—93页；温斯顿·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4—135页；路易斯·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苏联外交关系，1917—1941》，第264—265页；亨利·德·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1—112页。关于对法国共产党在法苏条约签订之前反对国防计划的情况所作的引证翔实的描述，见莫里斯·塞拉《永久的背叛：共产党与苏联的政策》，第26—41页。法苏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公开表示赞成法国的国防计划（见刊登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时报》上的官方公报），一段时间之后，法国共产党又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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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克斯·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1929—1941》，第一卷，第157页；丘吉尔，《风云际会》，第135页；费希尔，《苏联从和平走向战争之路》，第265页；И.К.科布利亚科夫，《为了和平反对侵略的苏联，1933—1941》，第57—58页；保罗·雷诺，《法国挽救了欧洲》，第一卷，第115页及其后各页。在《从协和广场到总督大道，一九三四年二月至一九四〇年六月》这本书中，法苏条约签订时的法国陆军部长法布里披露，他和总理赖伐尔都反对签订军事协定的主意（被保罗·雷诺在向为调查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而设立于一九四七年的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引述，见《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间发生在法国的重大事件：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和材料》，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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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见贝洛夫《苏联的外交政策》，第一卷，第160页；克里利，《法国人！这就是战争！》，第117页；夏尔·A.米科，《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1933—1939》，第67—84页；热纳维耶芙·塔布伊，《他们被称为灾难预言者》，第244—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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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67页。另请参阅德国驻巴黎大使约翰内斯·冯·韦尔切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写给德国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的报告，报告说，“尽管过去几年法国人受到各种侮辱，他们现在仍然准备为达成谅解进行谈判。”报告还说，“倘若德法两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法苏条约的作用将会逐渐降低到拉帕洛条约的水平。这是德尔博斯（德尔博斯为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译注）在我们最近的会谈中使用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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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法国《人道报》。另请参阅M马尼安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法国《人道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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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五年（原书误为一九二五年——译注）十一月二十八日《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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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被米科在《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一书中引用，见第73页。“大多数右派拒绝接受法苏条约……显示了法国民族主义者[将德国限制在其现有领土范围之内]的传统方针的突变，”米科写道，“这也许可以被看作以东欧为代价绥靖德国的前奏。”（《法国右派与纳粹德国》，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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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萨姆纳·韦尔斯，《决定性时刻》，第321页。安东尼·C.萨顿（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人员）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描述显示了美国的一些银行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对纳粹的支持，见《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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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多德大使日记，1933—1938》，第241页。据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说，“[洛西恩勋爵]认为，通过帮助希特勒彻底修改凡尔赛和约、将所有说德语的人集中在他的统治下、向东方扩张和收复殖民领地，英国很快将会把纳粹主义从一种邪恶的信条改变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信条。正如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给阿斯奎思[勋爵]的遗孀的信中所说：“我的看法很简单。我不喜欢一切独裁政权。我认为墨索里尼和教皇最坏了。然后我认为李维诺夫次之，他对整个欧洲施展阴谋企图使欧洲大国处在战争的边缘或者将它们推进战争。希特勒与其说是一个暴徒不如说是一个幻想家，在这一类人当中，他显然是最邪恶的。”（《绥靖主义的根源》，第164—165页）这封信注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七日，并且写在洛西恩的信纸上。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洛西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除非我们准备妨碍[德国的]东方行动路线——本国肯定不准备，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是，海洋民主国家应当坚定地准备团结起来，防止这个独裁政权干涉它们的自由，侵犯它们的领土。”（被J.R.M.巴特勒在《洛西恩勋爵（菲利普·克尔），1882—1940》一书中引用，见第209页）。另请参阅巴特勒《洛西恩勋爵》，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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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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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富兰克林·里德·甘农，《英国新闻界与德国，1936—1939》，第32和2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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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院辩论记录》，第二百九十五卷，第五辑，第919—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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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盖尔·冯·施韦彭布尔格和莱奥·迪特里希·弗朗茨，《关键的几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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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理查德·格里菲思，《右派的同路人：纳粹德国的英国狂热支持者，1933—1939》，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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