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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并非没有看到德国干涉西班牙所产生的种种威胁。但是，由于唯恐引起西方国家温和党派——它们的身上寄托着苏联建立反德阵线的希望——的敌意，它不愿给对其公开资助世界革命的指责提供口实、添枝加叶。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它正式加入法国为防止冲突扩大而提出的国际不干涉公约，[11]与加入该公约的其他国家一起保证，不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如果苏联不同意法国提出的中立政策，”一份共产党报纸评论道，“那将使[法国]政府陷入非常严重的困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和英国的法西斯分子，同时有利于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对西班牙人民采取行动。……如果苏联政府对当前欧洲一触即发的形势采取进一步激化的措施，那将受到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欢迎，并将造成民主力量的分裂，从而直接为发动针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预防性战争’铺平道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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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西方国家民主舆论的关心与叛乱发动者根据公布的共产国际“秘密”文件所提出的“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13]的指控有矛盾，因为，建立这样一个政权的尝试显然将会破坏克里姆林宫为与西方民主力量建立一个牢固同盟所做的努力。仅仅由于这个原因——更不必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必要的力量这一事实，就可以对叛乱者的指控完全不予考虑。实际上，甚至右翼的天主教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领导人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都承认：“我决不相信当时有共产党暴动的可能性，更不必说共产国际直接参与。……面对希特勒分子的威胁，斯大林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建立友好关系。法苏条约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与遏制德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相比，他把欧洲革命置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而且，没有什么能比向西班牙输入一个共产党政权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激起更大的敌意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我与阿萨尼亚先生最后一次谈话时……他没有向我掩饰人民阵线群众的不可阻挡之势使他产生的恐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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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指控“共产党人一九三六年夏天密谋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依据的那些“秘密”文件不仅最终被支持左派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揭露出来是伪造的，[15]西班牙最重要的内战历史学家之一、军事叛乱的支持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也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它们是西班牙右翼作［100］家托马斯·博拉斯起草的。“因此，”谢尔瓦断言，“这些文件肯定是伪造的……[但是]它们被西班牙和国外的宣传人员非常有效地利用了。”不过，他告诫人们，“否认它们的真实性”并非否认当时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极度恐惧。[16]此外，他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原始文件而提出的证据显示，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它的革命目标，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共产党“有效地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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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证据，尽管内战之前他们为了附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的激进倾向不时使用带有明显革命特征的语言，尽管他们公开主张建立工农联盟作为“未来的权力机构”，[18]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19]尽管他们曾经警告自由派政府，若不加快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工人将以武力把大地主的土地分掉，[20]但是，共产党人仍然谨慎地坚持与温和派结盟。“人民阵线必须继续存在。”何塞·迪亚斯写道，“我们与左翼共和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21]另外，尽管他们要求清洗军队[22]并且就在武装叛乱爆发之前还威胁说，除非政府履行人民阵线的竞选纲领，他们将为建立一个具有“一般革命特征”的政府而奋斗，[23]但是，这种表达与其说是旨在立即激发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不如说是为了抚慰民众的革命情绪并且促使政府对右派采取行动。实际上，在内战爆发前马德里建筑工人罢工——这场罢工使政府陷入严重的困境，而且具有发展成为一场与雇主和政府的革命性对抗的危险——期间，共产党人曾竭尽全力劝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停止罢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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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说，军事叛乱及其引起的广泛的社会革命在一个令人尴尬的时刻发生了。此外，正如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费尔南多·克劳丁多年以后所说：“西班牙革命——除了一九一九年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外，这是共产国际存在期间发生在欧洲的唯一一场革命——的爆发使这个‘世界政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25]他们陷入了令人再难受不过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怎么可能在西班牙支持革命运动的同时继续在其他国家向温和派舆论求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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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我们很快就将看到的那样，为了化解这种困境，尽管正式加入了不干涉公约，斯大林仍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决定，在宣布中立的幌［101］子下谨慎地进行军事干涉，同时继续推行温和的政策，在表面上制止革命性剧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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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干涉决定与希特勒的相比姗姗来迟，实际上，比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也要晚，因为，根据意大利法西斯党方面的原始资料，意大利的飞机和军舰在八月初就行动了。[26]与希特勒的情况一样，直到战事即将爆发，墨索里尼没有给过佛朗哥将军或莫拉将军任何有案可查的援助承诺。确实，意大利政府曾于一九三四年与西班牙君主主义者领导人签订过一份协议，答应在西班牙爆发内战时提供军事援助。但是，正如密谋参与者之一利萨尔萨·伊里瓦伦所指出的那样，协议没有什么结果，因为，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不是与墨索里尼谈判的军官发动的。不过，这份协议有助于在罗马形成“某种支持叛乱的气氛”，并且促使墨索里尼在稍稍犹豫之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决定向叛军提供援助。另一方面，意大利外交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在没有首先与其上司磋商的情况下从一开始就表示同意援助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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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一九六七年得到马德里的君主主义报纸《阿贝赛报》驻伦敦记者路易斯·博林的证实，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把佛朗哥将军从加那利群岛送往西属摩洛哥指挥叛乱的那架哈维兰快速飞龙小型客机就是博林包租的。在他的《西班牙：重要的年代》一书中，博林复制了一份由佛朗哥将军签署（并由里斯本的圣胡尔霍将军连署，在飞往西班牙指挥叛乱途中不幸遇难之前，圣胡尔霍将军被指定为叛乱领导人）的迄今为止没有公布过的文件，文件授权博林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紧急洽谈购买飞机和军需物品。博林七月二十一日飞到罗马，在那里，他得到前西班牙国王阿方索的侍从武官比亚纳侯爵的帮助。尽管外交部长齐亚诺同情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援助请求，这一请求最初仍被墨索里尼拒绝了——意大利驻佛朗哥方面的大使罗伯托·坎塔卢波证明情况确实如此。[27]几天后，墨索里尼终于同意提供援助，接着，十二架萨沃亚—81式轰炸机于七月三十日被派往西属摩洛哥，不过，只有九架安全到达目的地。[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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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对购买第一批意大利飞机的情况作了下面这种描述：“当暴动发生因而必须建立一座从摩洛哥向半岛运送军队的空中桥梁时，意大利政府发出通知，购买飞机的协议应当与一九三四年[罗马]协议的某位签署者签订。戈伊科切亚[西班牙复兴运动领导人，参与签订了罗马协议]、赛恩斯·罗德里格斯和顺苏内吉先生带着莫拉[将军]的具体指示火速赶往意大利至关重要。几乎就在佛朗哥将军授权的路易斯·安东尼奥·博林谈判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成功地进行了购买战争物资的初步谈判。七月二十五日，他们在罗马会见齐亚诺伯爵，双［102］方商定了运输机的装运事宜。到八月一日，已经有十四架意大利的萨沃亚—马尔凯蒂式军用飞机到达纳祖尔[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附近的机场]，接着，在八月二日，到达同一机场的飞机数量是二十四架。一九三四年的那份协议以这种方式履行了。”[29]一九四〇年出版的官方（亲佛朗哥）《西班牙圣战史》也声称，莫拉将军知道一九三四年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进行的谈判，因此，当博林的谈判遇到困难时，他要求戈伊科切亚赶往意大利首都协助已在那里的人。《西班牙圣战史》接着写道，直到此时，由于不太了解军事叛乱的意义所在，意大利政府对于提供援助仍然心存疑虑。“已于一九三四年就一场可能发生的反革命运动与齐亚诺达成协议的戈伊科切亚现身罗马消除了所有疑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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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期稍有出入，从四种原始资料中得到的上述证据反驳了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的证词。科特证词的大意是，意大利运送飞机的决定是在发生军事叛乱的七月十七日那一天之前做出的。[31]上述证据还证明，法国外交部长伊冯·德尔博斯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对美国驻巴黎临时代办所说的那些话也没有根据，德尔博斯说：“至少早在七月二十日，驾驶着飞机的意大利空军飞行员已经参战执行任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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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内容摘自德国驻罗马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报告论述了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这段内容说明了意大利干涉西班牙的动机。它还解释说，因为从一九三五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起，墨索里尼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出现了隔阂，因为，如果欧洲爆发普遍的战争，法国从北非调兵的路线将受到威胁，所以，意大利的卷入对德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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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国都在试图阻止布尔什维主义在西班牙或加泰罗尼亚获胜，因此，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动乱中的利益一致。但是，虽然德国除此之外并不追求任何直接的外交利益，罗马却肯定要为将西班牙纳入其地中海政策的轨道而努力，至少也要为阻止西班牙与法国和/或英国之间的政治合作而努力。为此需要：佛朗哥的直接支持；巴利阿里群岛的一个立足点，除非建立一个与意大利友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不会自动撤离这个立足点；佛朗哥对意大利的政治承诺以及法西斯主义与西班牙新建政治体制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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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总体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意大利继续深度介入西班牙事务，德国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满意。就意大利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而［103］言，西班牙内战所起的作用可能与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作用相似，明显造成了大国之间现实利益的对抗，从而避免意大利落入西方列强的圈套并为它们的阴谋所利用。为在西班牙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斗争使意大利与法国之间天生的矛盾暴露出来；同时，作为西地中海的大国，意大利的地位与英国的地位发生了冲突。意大利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德国并肩对抗西方列强是明智的——尤其是考虑到西欧与中欧之间未来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某种普遍谅解的理想时。在我看来，由这种局面所产生的我们的指导原则是，我们应当让意大利在它的西班牙政策中扮演主角，但是，我们同时应当以非常积极的友好态度协助执行这项政策，以免出现可能损害德国的直接或者间接利益的结果，无论这种结果是以西班牙民族主义者失败的形式还是以英意两国在战事继续胶着的情况下直接达成谅解的形式出现。如果法西斯主义在承担创造某种政治社会实体——迄今为止它背面贴着纯军事和否定性的反赤化标签——的艰巨任务方面一马当先，我们肯定没有理由表示嫉妒。……如果在法国南边出现了某种因素——一种妨碍法国从非洲调兵并在经济领域充分考虑我们的需要的因素，它摆脱了布尔什维主义并且破除了西方列强的霸权，另一方面却与意大利结为盟友，迫使英法两国停下来思考，我们必须认为这种因素值得期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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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大利干涉带来的利益，德国鼓励意大利在内战的过程中向西班牙大规模投入军事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比前面提到的那些利益更重要的是，意大利转移了它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注意力，吞并这两个国家是希特勒的东欧计划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并非巧合的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意大利——它曾于一九三四年挫败一场纳粹政变，保卫了奥地利的独立——默许的情况下，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到那时，意大利已经深深陷入了西班牙内战，以致没有德国的帮助就无法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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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希特勒小心翼翼地将德国的干涉局限于数量有限的空军中队和炮兵、坦克部队，并不理睬向西班牙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他派驻佛朗哥将军方面的大使威廉·福佩尔建议：“为了阻止布尔什维主义首先控制一半西班牙然后控制整个西班牙……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师团和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师团，[它们]良好的训练和出色的指挥仍然可以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几个月后，即使派来更强大的部队，或许再也不可能取得这种胜利了。”[34]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在西班牙的政策精明而且深谋远虑。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防止西班牙内战在他还没有准备好时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欧洲战争；另一方面，他希［104］望延长这场战争以使西欧各国继续存在隔阂从而将意大利更牢固地与德国绑在一起。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概述了他的战争计划并由其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作了记录，正如他所透露的那样，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的彻底胜利并不是一种理想状况，德国宁愿“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从而“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35]简单地说，正如格哈德·L.魏因贝格恰如其分地说明的那样：“一场佛朗哥无法迅速取胜的战争拖延下去正好符合希特勒所阐释的德国利益的要求。可以通过零零星星而非大规模地提供援助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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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希特勒故意拖延西班牙内战，[37]安德烈·布里索在他那本关于希特勒的德国情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书里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德国的政策：“卡利纳斯的头脑里对希特勒西班牙政策的定位没有疑问，这种定位是持续向佛朗哥提供适度的援助——足以使其感恩戴德（允许德国在伊比利亚半岛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并且阻止共和派获胜——但又不能多到使这位叛军首领迅速取胜。另一方面，希特勒希望‘维持地中海的紧张局面’为的是达到一个双重目的：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听任墨索里尼越来越深地陷入西班牙内战的同时，促使其不停地加大赌注从而削弱意大利在欧洲大陆的实力，直到迫使其乖乖就范，在不可能表示反对的情况下，首先接受德国吞并奥地利，然后接受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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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仅仅稍做犹豫便答应了佛朗哥将军恳请援助的要求，斯大林在采取行动之前却非常谨慎地动摇不定。瓦尔特·克里维茨基是苏联派往西欧的一名以海牙为总部的高级特工，一九三七年底叛逃西方，他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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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三名西班牙共和国高级军官终于受到苏联的接待。他们是来购买战争物资的，他们表示愿意用西班牙的黄金支付巨额货款。……[为了]掩盖这笔交易，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个星期五，斯大林通过苏联贸易人民委员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向西班牙出口、转口或者运输各种类型的武器、军火、战争物资、飞机和军舰”。……共产国际的同路人及其唤起的民众私下里已经对斯大林没有立即援助西班牙共和国感到失望，现在又听说他要与莱昂·布鲁姆的不干涉政策同流合污。实际上，斯大林正在偷偷地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在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说]法国和英国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听任把守着地中海进出口的西班牙被罗马和柏林所控制。一个友好的西班牙对巴黎和伦敦至关重要。不必公开进行干涉，而是巧妙地利用其作为军用物资提供者的地位，斯大林认为有可能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受他控制的政权。做到这些他就可以赢得法国和英国的尊重，争取由它们提出实际结成同盟的建议，然后，或者接受这个建议，或［105］者——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达到其潜在的既定目标，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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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斯大林关于干涉西班牙的中心思想。不过，他也是因为需要向苏联那些可能对他大规模清洗并且枪毙布尔什维克老战友不满的外国朋友做出交代而采取行动。西方世界并没有意识到，当时斯大林对权力的控制多么微妙，愿意为他那些血腥行为进行辩护的外国共产党人和国际著名的理想主义者对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继续存在多么重要。一点也不过分地说，他们的支持对他来说生死攸关。因此，不去保卫西班牙共和国……可能使他失去他们的支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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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年，克里维茨基发表了一系列揭露性文章，后来又于一九三九年出书揭露了一些事情。[41]由于此后他被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支持者斥为江湖骗子，[42]而且由于本书将多次引用他的文字，所以，引述下面这段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段话引自受到广泛尊敬的著名苏联问题学者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在一九四一年克里维茨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神秘自杀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43]“[克里维茨基的]能力和智力确实出类拔萃。他断断续续地在[设在法国、荷兰和意大利的]共产国际谍报组织、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所谓四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7）[内务人民委员部]担任要职。……在这期间，没有什么人他没见过，没有什么秘密他没听说过。……[在他叛逃之前的]最后三年，克里维茨基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对外部门工作，是令人生畏的西欧处的三位负责人之一。关于这个部门——它的任务和他的工作性质——外国几乎没有概念。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组织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对苏联整个政策的制定具有很大的影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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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克里维茨基是江湖骗子的宣传运动成功地围绕着他制造了一种怀疑的气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在多年以后仍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他所提供的证据。例如，休·托马斯认为，在他那部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西班牙内战史的第一版中有必要提醒读者，“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除经证实之外应被认为带有偏见”，而且，“他那本书和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那些文章……可能是由某个著名的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撰写的，后者通常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资助的”，[45]尽管在四年后出版的修订版本中，他把这种说法修改成为“克里维茨基所提供的证据一般可以被接受，虽然他的细节有时不太准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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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历史学家安赫尔·比尼亚斯是西班牙外交部的一名官员，这个僵化死板的人在写给加泰罗尼亚作家胡安·利亚尔奇的一封信中说：“我恳求您不要关心仍在疯传的那些说法，它们大概的意思是，内格林的行为、[他]运送黄金[去莫斯科]及其[处理]共和国财政的方式是由苏联贸易专员斯［106］塔舍夫斯基的操控造成的。不过，仍有像博洛滕那样的绅士，他们拒绝抛弃投奔西方的苏联叛逃者所编造的传奇故事，这些叛逃者并不了解发生在西班牙的事情。”[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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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里维茨基的书籍和文章里存在着某些伊丽莎白·波列茨基——她是被暗杀的苏联特工伊格纳斯·赖斯的妻子——所谓的“错误和夸大之处”，[48]但是事实上，正如后来在他的书中显示的那样，克里维茨基是第一个揭露苏联首席军事顾问扬·К.别尔津将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秘密警察）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财政部长胡安·内格林的苏联顾问阿尔图尔·斯塔舍夫斯基在西班牙所从事的活动的人，他还第一个揭露了国际纵队富有魅力的指挥官埃米利奥·克莱贝尔将军的真实姓名。不过，正如我们所知，更重要的仍然是，他还宣称，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寻求与英国和法国结盟的同时，斯大林头脑里有一个替代方案——与德国签订一项条约。克里维茨基进一步宣称，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斯大林就授权其派往柏林的贸易代表达维德·坎杰拉基，“尽一切力量与希特勒达成一项秘密协议”。[49]尽管谈判没有结果，克里维茨基的说法仍在几年之后得到验证，虽然他的说法与苏联一贯热情支持集体安全的表态相抵触。欧洲最重要的苏联问题学者之一伦纳德·夏皮罗在一九六〇年写道：“这些非常秘密的谈判首先被克里维茨基揭露出来。现在，[德国外长]诺伊拉特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写给[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的一封私人信件证明，确实举行过这些谈判。这封私信清楚地显示，坎杰拉基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与德国达成一项协议进行了试探，但是遭到希特勒的断然拒绝。这份文件保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盟军缴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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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伊拉特在同一封信中解释了希特勒不愿开始谈判的原因：“说到与苏联政府开始会谈的可能性，我与元首的意见一致，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而且正好相反，这种会谈顶多会被俄国人用来达到他们一直谋求的与法国建立某种更紧密的军事同盟的目的，如有可能，还要达到与英国进一步恢复友好关系的目的。”[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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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初期，对于某些历史学家来说，斯大林早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就开始为与德国达成某种政治谅解进行试探的说法不可接受。爱德华·哈里特·卡尔一九五一年写道：“许多苏联流亡者出版的书籍包含了一些对德苏秘密关系，尤其是三十年代的德苏关系耸人听闻的描写，但是，这些描写经常相互矛盾而且尚未得到可靠证据的证实。”[52]因此，回忆深谙内情的克里维茨基早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所写的一篇文章将是十分有趣的，这篇文章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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