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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秋天……斯大林似乎觉得一个成功进行谈判的有利时机正在来临。斯大林的乐观态度可以用德国以优惠的条件新增了对苏联的贷款这一事实来解释。于是，人们立即在政治局听到了斯大林［107］十分招摇的声音：“好啦，如果希特勒给了我们这些贷款，我们怎么还能认为他要对我们发动战争？”决定向苏联提供贷款确有其事，但是，其他问题仍没有变化。不过，斯大林充满信心而且不会放弃。一九三六年秋天，斯大林好像再次认为希特勒将同意谈判。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仔细审查了预备好的所有资料。……为谈判进行准备的工作交给了苏联贸易代表坎杰拉基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柏林]常驻代表。……一九三七年春天，坎杰拉基与前面提到的那个国际事务人民委员部的特派员一起前往莫斯科。当他们到达那里时，政治局的气氛为之一振；所有人都在谈论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它将使我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欧洲，希特勒和斯大林将要玩弄一个大花招。现在还不能说最终谁将骗到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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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人们对这些幕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间，苏联还是集体安全和国际联盟的主要拥护者。我们不能断言斯大林的最终目的如克里维茨基所说是与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也不能断言他仅仅是把这一选择当作集体安全万一无效所采取的预备措施。我们知道，集体安全肯定无效，而且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造成其无效的主要原因是苏联的支持，因为，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欧洲政治家内心担忧：集体安全可能导致与德国的战争，纳粹政权的垮台将使欧洲布尔什维化。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英法两国对西班牙内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另外几次左右了欧洲形势的重大事件所采取的政策的根源正是这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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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斯大林对在西班牙冒险的小心谨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一批苏联大炮、坦克和飞机才与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一起到达西班牙。尽管所有说法恰恰相反，但是，正如我在战后得以与之随意交谈的何塞·米亚哈将军、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等高级军官所证实的那样，它们不是在那之前到达的。例如，空军司令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说，第一批苏联轰炸机、坦克和大炮十月到达西班牙，第一批战斗机十一月二日到达西班牙。这一情况后来得到共产党控制的第五团指挥官胡安·莫德斯托的证实。莫德斯托写道，第一批苏联坦克十月下旬到达，十一月，苏联飞机“结束了德国和意大利飞机肆无忌惮地轰炸西班牙首都的局面”。[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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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了估计运往西班牙的苏联武器总数。一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原始资料说：“苏联送给西班牙政府八百零六架军用飞机，主要是战斗机，三百六十二辆坦克，一百二十辆装甲车，一千五百五十五门大炮，大约五十万支步枪，三百四十支榴弹发射器，［108］一万五千一百一十三挺机关枪，十一万多颗炸弹，大约三百四十万发子弹，五十万颗手榴弹，八亿六千二百万个弹壳，一千五百吨黑色火药，鱼雷艇，防空探照灯装置，汽车，无线电台，鱼雷和燃料。这些战争物资没有全部到达目的地，因为……苏联从其他国家租用的一些船只被意大利人击沉或者进入叛军控制的港口。”[55]同样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另一份原始资料提供了内战期间苏联“设法运往”（“удалось направить”）西班牙的武器的以下分类（根据由苏联军事历史研究所提供的官方统计数字）：六百四十八架飞机，三百四十七辆坦克，六十辆装甲车，一千一百八十六门大炮，两万零四百八十六挺机关枪和四十九万七千八百一十三支步枪。[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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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联对西班牙的其他军事援助，左派控制区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军事行动负责人塞希斯孟多·卡萨多证实，在九月份的下半月，“国防部出现了一些苏联将军和军官，据说他们是‘军事专家’而且被称为‘友军顾问’”，接着，从那一天开始，轻型武器陆续到达。[57]另一方面，马德里保卫战期间的参谋长、与苏联军事顾问工作关系密切的比森特·罗霍说：“具有作战能力的苏联专家在第一批武器运到之前于十月份到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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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俄国人没有向西班牙派遣苏军地面部队，但是，在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国际纵队的第一批部队便参加了军事行动。国际纵队由共产国际倡议组建，[59]据加里波第（18）旅旅长卡洛·彭基耶纳蒂说，除了极少数例外，国际纵队的指挥官全部都是共产党员。[60]另外，化名加略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路易吉·隆哥——他是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多年后接替去世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成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说，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四日，第一批五百名志愿人员到达他们的训练基地阿尔瓦塞特。[61]据苏联方面估计，可能有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多达四万两千名反法西斯人士作为志愿者前往西班牙。[62]志愿者当中有一些俄国流亡者，主要是居住在法国的俄国流放者，据苏联作家Л.К.什卡伦科夫说，他们“并不隐瞒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这一事实，他们想为自己赢得原谅和返回祖国的权利”。[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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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武器及其手下一些最好的外国干部的过程中，斯大林小心翼翼地避免与意大利和德国发生严重的冲突。克里维茨基证实，斯大林“特别告诫他的政治委员，为了消除使苏联政府卷入战争的一切可能，苏联对西班牙的援助必须以非官方的名义秘密进行。由这些政治委员传达下去的他在那次向所有参加这一行动的高级军官发号施令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远离炮火！’（подальше от артиллерийского огня）”[64]不［109］过，在地理上距离战场如此遥远的苏联具有严重的后勤问题，因此，它在向西班牙供应武器的过程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任何飘扬着苏联或者共和国国旗的船只都有可能受到法西斯潜艇或飞机的攻击，从而被佛朗哥击沉或掳走。”前面援引过的一份苏联原始资料写道，“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四日，苏联船只受到八十六次攻击。‘共青团号’‘季米里亚泽夫号’和‘布拉戈耶夫号’被击沉，‘彼得罗夫斯基号’‘第二个五年计划号’‘联盟舵手号’和‘斯米多维奇号’被掳走并被带到叛军所控制的港口。无论飘扬着什么旗帜的船只，只要怀疑船上装载着苏联运往西班牙共和国的货物，法西斯分子就会攻击并且击沉它们。”[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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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尽管斯大林起初希望共和派军队迅速获胜，但他最终作出判断，将这场战争拖延下去有利可图。据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头子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说，一九三七年夏天，一位从莫斯科返回西班牙的苏联将军告诉他，政治局对西班牙采取了一种策略。“在那之前，”奥尔洛夫写道，“政治局的政策是，用武器装备、飞行中队和坦克部队尽力帮助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迅速战胜佛朗哥。但是，政治局现在[已经]得出结论，如果交战双方都不能取得压倒优势，如果西班牙内战尽可能长期打下去从而使希特勒更长久地陷在那里，对于苏联更加有利。……政治局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计谋让[我]大为震惊，它想让西班牙人民长期流血以赢得时间。”[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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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难以想象苏共政治局的马基雅维利式计谋能让奥尔洛夫这样一个冷酷老练的特工大为震惊，但是，他对斯大林决定尽量使西班牙内战拖延下去的说法符合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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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国务院，《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2页。关于一项在大量德国文件和口头证词的基础上对内战爆发最初几天佛朗哥将军争取获得希特勒援助的努力所作的认真细致的研究，见安赫尔·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12—401页。据比尼亚斯说，希特勒在七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夜间决定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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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维尔纳·博伊梅尔堡《为西班牙作战：神鹰军团的故事》，第22—29页；武尔夫·布莱，《西班牙飞行员的书》，第23—27和31—32页；马克斯·霍约斯，《佩德罗和巴勃罗们：在西班牙飞行、生活和作战》，第15—22页；奥托·申普，《专制的西班牙》，第69—71页；鲁德·施塔赫，《执行秘密任务的军队》，第10—26页；汉内斯·特劳特洛夫特，《在西班牙当战斗机飞行员》，第29页；德国报刊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一九三九年五月由德国最高统帅部发行的题为《我们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防军》特刊；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民族观察家》。根据上面提到的德国报刊所发表的关于德国干涉的官方报道，一九三六年十月德国派出了第一支装甲特遣部队。它编制完整，由两个坦克连和一个运输连组成，除了参加战斗之外，还为西班牙人建立了一所学校，教他们使用装甲车辆、枪支大炮和火焰喷射器。根据同一报道，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支由战斗机、驱逐机和侦察机组成的完整的空军部队到达西班牙，另外还有情报人员和防空部队。在上面提到的《国防军》特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施佩尔将军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六千五百名德国“志愿军”到达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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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主要战犯的审判》，第九部分，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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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比尼亚斯说，七月二十八日，这批飞机中的第一架到达摩洛哥的得土安，飞机驾驶员阿尔弗雷德·亨克“用他的飞机满载部队……每天在得土安与塞维利亚之间往返几次”（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85—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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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据比尼亚斯说，七月二十八日，这批飞机中的第一架到达摩洛哥的得土安，飞机驾驶员阿尔弗雷德·亨克“用他的飞机满载部队……每天在得土安与塞维利亚之间往返几次”（比尼亚斯，《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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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见德国外交部代理国务秘书汉斯·海因里希·迪克霍夫所提交的备忘录，收入《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55—156页。另请参阅《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168、222、230、265和391—392页；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回忆录》，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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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是元首说的”，希特勒七次有代表性的演讲》，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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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德国外交官汉斯·施蒂勒提交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标明的日期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被比尼亚斯在《纳粹德国与七月十八日》一书中引述，见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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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九一八至一九四五年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三卷，第279页。另请参阅德国驻罗马大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论述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利益的部分内容（本章将在后面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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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莱昂·巴伊比发表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今报》上的文章。另请参阅皮埃尔·贝尔尼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五日《争论报》上的文章；皮埃尔·加克索特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老实人》上的文章；皮埃尔·多米尼克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和九日《共和国报》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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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诺曼·J.帕德尔福德的《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法和外交》对不干涉政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关于违反不干涉公约的情况，见戴维·T.卡特尔《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另见丹特·A.普佐《西班牙与列强，1936—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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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九三六年九月九日伦敦《工人日报》。关于苏联忧虑的更多迹象，见卡特尔《苏联外交与西班牙内战》，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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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实例见华金·阿拉拉斯《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史》，第四卷，第266—170页；曼努埃尔·阿斯纳，《西班牙内战军事史》，第25—30页；《揭露在西班牙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秘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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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何塞·马利亚·希尔·罗夫莱斯，《不可能和平》，第705—7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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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赫伯特·R.索思沃思，《佛朗哥圣战的神话》，第24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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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谢尔瓦，《西班牙内战史》，第一卷，第709页。另请参阅里卡多·德拉·谢尔瓦《关于悲剧根源的文件：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前夕背景情况的档案分析》，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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