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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号《读者文摘》。比尼亚斯说，内格林是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的“推动力量”，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90页；但是，后来再谈到这个问题时，关于究竟是西班牙当局还是苏联当局想出的这个主意，他没有作出结论（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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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见贡萨洛·莫亚的文章《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先生：一个被人遗忘的伟大的社会党人医生》，载一九七七年七月九日《胜利报》。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帕斯库亚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医学博士”，“在内格林的要求下”被派往莫斯科，是“[内格林]绝对信任的人……以近乎奴性的忠诚依附于他”（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8页）。通常不骂人的共和派法官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把这位大使称为“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我的回忆》，第242页）。提到马塞利诺·帕斯库亚的文字非常少。马德里国家历史档案馆得到了他的私人文件，一九八九年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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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见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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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比尼亚斯所提供的实际运往苏联的黄金重量是五百一十吨，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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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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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帕斯库亚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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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四章［145］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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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德里受到威胁，[1]最先讨论将黄金储备从首都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问题的是希拉尔内阁，[2]不过，直到九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其以胡安·内格林博士为财政部长的政府为止，它也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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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根据阿萨尼亚总统批准的一项秘密法令（decreto reservado），内格林获得内阁的授权，将西班牙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纸币转移到“在他看来最安全的地方”。法令第二条规定，该法令“在适当的时候”将提交议会，但是根本没有提交。[3]几天之内，一万箱金币和金锭被运到卡塔赫纳（25）的一个大山洞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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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卡塔赫纳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兵力充足、戒备森严的大型海军基地，”安赫尔·比尼亚斯写道，“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黄金储备从那里运往其他地方。……也许内阁还没有想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认为，“实际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之后，立即加大了决定运往法国的可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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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不只是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而且是为了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购买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正如比尼亚斯引用保守共和派人士戈东·奥尔达斯的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足够的钱支付现金”之前，不干涉公约使购买武器变得困难重重，“因为任何以赊账方式购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6]奥尔达斯是政府委托的几位在国外购买武器的代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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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曾把一些黄金送到法兰西银行换成外汇，在总共大约七百一十吨的黄金储备中，这样送出的黄金合计有二百吨左右。[7]拿到法国兑换外汇的黄金大部分是在转移到卡塔赫纳之后送出的。[8]不过，据武器购买人和最大的资金接收者[9]之一路易［146］斯·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部分运输没有规律，由于在获得法兰西银行发放资金的许可方面的拖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有几次白白浪费了几周时间，没有做成一单生意。[10]戈东·奥尔达斯说，这种拖延是一些重要交易失败的原因，另外，英国的银行也试图“尽量拖延把资金汇往某个似乎不合它们心意的账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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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布尔戈斯的叛军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反应，通过在西班牙和法国的特工和朋友，他们准确地得到了装运黄金的消息。[12]利用正式公告、电台广播以及发往西方各国政府、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抗议函电并以法律诉讼相威胁，布尔戈斯方面竭尽所能阻挠出售黄金储备，指责西班牙银行同意用黄金储备为共和派的货币担保是“与马克思主义歹徒的恶意串通”，出售黄金储备是一种“掠夺”行为，是对银行基本守则的侵犯，因为银行法规定，黄金储备“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国家领土一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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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储备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作为纸币流通的保证。尽管比尼亚斯没有详细考察消耗黄金储备的法律问题，但他认为，战时的财政状况使得人们必须“规避银行法的严格规定，因为银行法必定禁止为了诸如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之类的目的转让使用黄金储备”。[14]另一方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一笔带过，他满不在乎地评论说，那是“严格按照银行法进行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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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就共和派将黄金运往法国而开展的舆论活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引起了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忧虑，使他们担心法国最终可能将会禁止使用黄金储备。这种忧虑很可能还促使他们——无论是否受到斯塔舍夫斯基的怂恿——决定将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在那里，这些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购买苏联武器和补给，而且可以换成需要的外汇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和补给。在西欧和中欧进行这些交易的主要渠道是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这家银行由（而且始终由）苏联控制，其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种有利因素，[16]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公布过以共和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交易的任何记录，[17]这一因素如今使人们对银行账目可能造假的指控难下定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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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没有发现这一关键时期内格林掌管的西班牙财政部的外汇账目。［147］内格林的门生[19]和战时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断言：“只有胡安·内格林掌握着有关记录。”[20]比尼亚斯特别强调了这种文件资料缺失的状况：“只要找不到共和国财政部和欧洲银行的有关资料……就不可能再现——即使是部分再现——共和国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也不可能确定通过出售运到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所获得的外汇流向了何处。我们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一令人痛苦的结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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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为人知的是通过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以财政部的名义进行的交易。比尼亚斯写道：“没有探讨过[这家银行]参与共和国国际交易网络的问题，我们担心获得有关资料的难度甚至比欧洲银行的更大。这两家银行紧密合作，即使只是因为共和国包租的大多是英国船只，也可以肯定共和国的外汇资金大量流向了伦敦的这家苏联银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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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信确认苏联同意存放黄金储备三天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的下面这封密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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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罗森堡大使一起与西班牙政府首脑卡瓦列罗商定将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运到苏联事宜。……这一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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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的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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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符合商业准则因而不会被误解。我认为，身为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所发表的下述言论准确无误：“拒绝出具收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这次运输的性质，不可能让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秘密泄露给敌人。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不可能承担任何风险。运输的货物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运输的船只可能因某一次战争行动被击沉。西班牙政府的保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艘船上都有一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管货物，监督航程。……收据将在到达目的地并且列出货物清单之后开具，西班牙银行的代表可以参与清单的制作。制作清单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持续了三个月之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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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为最初从马德里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万箱金锭和金币中的七千八百箱（其余两千二百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间运往法国和巴伦西亚[25]）开具了正式的收据，收据上有西班牙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的签名。[26]收据显示，“在下列人员之一在［148］场并且参与的情况下：阿图罗·坎德拉、阿维拉多·帕丁、何塞·冈萨雷克[原文如此]和何塞·贝拉斯科”，对七千八百箱黄金中的每一箱进行了开箱、点数和称重。收据提供的运到莫斯科的黄金重量为五亿一千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三克或五百一十点零八吨，根据纯金含量四百六十点五二吨的估计，当时的价值为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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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将近二十年后，内格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作为应内格林的要求开始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该收据的一份副本和内格林所拥有的与存放在莫斯科的黄金有关的大量文件被他的儿子罗慕洛移交给了佛朗哥当局。谈判的要求是内格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法国去世之前不久通过其好友、前司法部长马里亚诺·安索提出的。内格林告诉安索，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执政，这些文件都是西班牙的国家财产。内格林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罗慕洛“希望完成其父的心愿”，将这些文件移交给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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