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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第十四章［145］ 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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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马德里受到威胁，[1]最先讨论将黄金储备从首都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问题的是希拉尔内阁，[2]不过，直到九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其以胡安·内格林博士为财政部长的政府为止，它也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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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三日，根据阿萨尼亚总统批准的一项秘密法令（decreto reservado），内格林获得内阁的授权，将西班牙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纸币转移到“在他看来最安全的地方”。法令第二条规定，该法令“在适当的时候”将提交议会，但是根本没有提交。[3]几天之内，一万箱金币和金锭被运到卡塔赫纳（25）的一个大山洞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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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卡塔赫纳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兵力充足、戒备森严的大型海军基地，”安赫尔·比尼亚斯写道，“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黄金储备从那里运往其他地方。……也许内阁还没有想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认为，“实际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之后，立即加大了决定运往法国的可能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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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不只是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而且是为了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购买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正如比尼亚斯引用保守共和派人士戈东·奥尔达斯的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足够的钱支付现金”之前，不干涉公约使购买武器变得困难重重，“因为任何以赊账方式购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6]奥尔达斯是政府委托的几位在国外购买武器的代理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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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曾把一些黄金送到法兰西银行换成外汇，在总共大约七百一十吨的黄金储备中，这样送出的黄金合计有二百吨左右。[7]拿到法国兑换外汇的黄金大部分是在转移到卡塔赫纳之后送出的。[8]不过，据武器购买人和最大的资金接收者[9]之一路易［146］斯·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部分运输没有规律，由于在获得法兰西银行发放资金的许可方面的拖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有几次白白浪费了几周时间，没有做成一单生意。[10]戈东·奥尔达斯说，这种拖延是一些重要交易失败的原因，另外，英国的银行也试图“尽量拖延把资金汇往某个似乎不合它们心意的账户”。[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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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布尔戈斯的叛军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反应，通过在西班牙和法国的特工和朋友，他们准确地得到了装运黄金的消息。[12]利用正式公告、电台广播以及发往西方各国政府、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抗议函电并以法律诉讼相威胁，布尔戈斯方面竭尽所能阻挠出售黄金储备，指责西班牙银行同意用黄金储备为共和派的货币担保是“与马克思主义歹徒的恶意串通”，出售黄金储备是一种“掠夺”行为，是对银行基本守则的侵犯，因为银行法规定，黄金储备“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国家领土一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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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储备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作为纸币流通的保证。尽管比尼亚斯没有详细考察消耗黄金储备的法律问题，但他认为，战时的财政状况使得人们必须“规避银行法的严格规定，因为银行法必定禁止为了诸如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之类的目的转让使用黄金储备”。[14]另一方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一笔带过，他满不在乎地评论说，那是“严格按照银行法进行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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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就共和派将黄金运往法国而开展的舆论活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引起了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忧虑，使他们担心法国最终可能将会禁止使用黄金储备。这种忧虑很可能还促使他们——无论是否受到斯塔舍夫斯基的怂恿——决定将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在那里，这些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购买苏联武器和补给，而且可以换成需要的外汇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和补给。在西欧和中欧进行这些交易的主要渠道是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这家银行由（而且始终由）苏联控制，其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种有利因素，[16]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公布过以共和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交易的任何记录，[17]这一因素如今使人们对银行账目可能造假的指控难下定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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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没有发现这一关键时期内格林掌管的西班牙财政部的外汇账目。［147］内格林的门生[19]和战时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断言：“只有胡安·内格林掌握着有关记录。”[20]比尼亚斯特别强调了这种文件资料缺失的状况：“只要找不到共和国财政部和欧洲银行的有关资料……就不可能再现——即使是部分再现——共和国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也不可能确定通过出售运到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所获得的外汇流向了何处。我们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一令人痛苦的结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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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不为人知的是通过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以财政部的名义进行的交易。比尼亚斯写道：“没有探讨过[这家银行]参与共和国国际交易网络的问题，我们担心获得有关资料的难度甚至比欧洲银行的更大。这两家银行紧密合作，即使只是因为共和国包租的大多是英国船只，也可以肯定共和国的外汇资金大量流向了伦敦的这家苏联银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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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信确认苏联同意存放黄金储备三天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的下面这封密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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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罗森堡大使一起与西班牙政府首脑卡瓦列罗商定将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运到苏联事宜。……这一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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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的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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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符合商业准则因而不会被误解。我认为，身为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所发表的下述言论准确无误：“拒绝出具收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这次运输的性质，不可能让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秘密泄露给敌人。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不可能承担任何风险。运输的货物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运输的船只可能因某一次战争行动被击沉。西班牙政府的保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艘船上都有一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管货物，监督航程。……收据将在到达目的地并且列出货物清单之后开具，西班牙银行的代表可以参与清单的制作。制作清单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持续了三个月之久。”[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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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为最初从马德里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万箱金锭和金币中的七千八百箱（其余两千二百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间运往法国和巴伦西亚[25]）开具了正式的收据，收据上有西班牙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的签名。[26]收据显示，“在下列人员之一在［148］场并且参与的情况下：阿图罗·坎德拉、阿维拉多·帕丁、何塞·冈萨雷克[原文如此]和何塞·贝拉斯科”，对七千八百箱黄金中的每一箱进行了开箱、点数和称重。收据提供的运到莫斯科的黄金重量为五亿一千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三克或五百一十点零八吨，根据纯金含量四百六十点五二吨的估计，当时的价值为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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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将近二十年后，内格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作为应内格林的要求开始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该收据的一份副本和内格林所拥有的与存放在莫斯科的黄金有关的大量文件被他的儿子罗慕洛移交给了佛朗哥当局。谈判的要求是内格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法国去世之前不久通过其好友、前司法部长马里亚诺·安索提出的。内格林告诉安索，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执政，这些文件都是西班牙的国家财产。内格林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罗慕洛“希望完成其父的心愿”，将这些文件移交给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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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由安索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草和签署并由内格林的儿子连署以确认其忠实反映了父亲心情的补充文件中，安索表达了内格林“对西班牙而非苏联利益的深切关注”和他的忧虑：“没有支持其权利的文件，在必须清算因两国之间所进行的那一笔可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交易而产生的账目时”，西班牙将被置于“赤手空拳无以自卫”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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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举了一些“压在内格林心头”的其他问题——包括“许多重要的西班牙商船船队”被苏联滞留的问题——之后，安索断言，在西班牙与苏联之间进行任何财务结算时，内格林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被赋予的无条件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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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假定这些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考虑关心的事情，他在晚年对苏联的幻想逐渐破灭，[30]他和那个懵懵懂懂的理想主义生理学教授大不相同，和那个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商定将大量西班牙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政府新人也大不相同。“财政部长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还不确定是否赞成俄国进行的‘伟大实验’。”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写道，“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有助于解释他把黄金运往那个国家的冲动。此外，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民族主义者而民主国家冷眼旁观，苏联是一个盟友，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派的大国。‘黄金储备现在在哪儿？’我问他。‘在卡塔赫纳，’内格林答道，‘在一个海军用来存放弹药的古老的山洞里。’斯［149］大林的运气又来了，我激动地想到。货物已在卡塔赫纳这一情况大大简化了我的问题。苏联船只正在那个大型港口卸下武器和物资。这样的话，不仅是苏联船只，而且还有可靠的苏联行动人员，都近在咫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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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如何想象奥尔洛夫谈到内格林——尤其是从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对他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出众的才华几乎全部用于实现自己的欲望和抱负”的人[32]——时所使用的“政治上幼稚”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鉴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如果不是运到苏联，就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奥尔洛夫告诉内格林，他将与最近到达西班牙的苏联坦克兵一起执行这项任务。“我希望强调的是，当时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他对美国参议院负责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说，“我坦率地告诉财政部长内格林，如果有人听到风声，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我手下用卡车运送黄金的俄国人，他们会杀了我的人，然后，这将成为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政治丑闻，它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国内革命。因此……我问他，西班牙政府能否用某个虚构的名字给我弄到……英格兰银行或美洲银行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到时候……我可以说，为了妥善保管正在把黄金运往美国。……内格林不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的英语说得大概还算不错，可以冒充外国人。就这样，他给我弄了一份某个布莱克斯通先生的证明文件，于是，我成为美洲银行的代表。”[33]比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早八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其所写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不过，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想泄露这位布莱克斯通先生的真实身份。“苏联方面参加行动的只有罗森堡大使选派的一名大使馆随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只知道他将被称为布莱克斯通。当大使介绍他的时候，内格林开玩笑地给他起了这个名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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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已经对把黄金储备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本营巴塞罗那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不仅是为了妥善保管，也是为了购买战争物资。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连提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与希拉尔总理的一次会晤：“我们向他说明，只要他帮助我们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就能独自打败敌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无端敌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中央政府可能妨碍我们的工作，而胜利和拯救大家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最后谈到西班牙银行的黄金有危险，欢迎立即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久之后，希拉尔政府就垮台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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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桑蒂连制订了为至少夺取部分黄金袭击西班牙银行金库的计划。他说：“我们事先知道必须使用武力。我们在马德里大约有三千名可［150］靠人员而且为用专列转移黄金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政府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已经驶向加泰罗尼亚。……我们把我们的意图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作了汇报，并且通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较有名望的同志。计划让我们的朋友不寒而栗。他们反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只会增加对加泰罗尼亚的敌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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