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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证据表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打算袭击西班牙银行。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安—西梅翁·比达尔特声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正准备“袭击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夺取黄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更安全的地方”，敦促后者采取“一切措施予以防范”。[37]此外，阿萨尼亚总统也说，一九三六年九月桑蒂连告诉他，全国劳工联合会有四千人“准备来马德里抢夺黄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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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不了了之，然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奥尔洛夫的人马，他对产生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的担心将被证明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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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内格林授予布莱克斯通的名分之后，奥尔洛夫动身前往卡塔赫纳，为了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他要求派来六十名西班牙水手。紧接着，他安排把黄金从山洞里运到码头上。“两周前一个苏联坦克旅已经上岸，”他写道，“此时驻扎在四十英里之外[穆尔西亚以北]的阿切纳。它由在西班牙化名梅莱的С.克里沃舍因上校指挥。克里沃舍因给我派了二十辆军用卡车和二十名最好的坦克驾驶员。……提前一两个小时把六十名西班牙水手送到了山洞。……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当夜色降临时，我驾车向存放弹药的山洞驶去，卡车车队跟在我的后面。”靠墙堆放着几千个完全一样的木箱子。“木板箱里装着金锭和金币——价值几亿美元！一个古老的国家多少个世纪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39]装车用了三个夜晚，从晚上七点直到黎明。奥尔洛夫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在第二或者第三天，发生了一次猛烈的轰炸，有人说，如果一颗炸弹击中旁边那个存放着几千磅炸药的山洞的话，他们都将被炸成碎片。“[内格林信任的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的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他的神经非常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停止装车，不然我们[将被]炸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德国人将会持续轰炸港口，船只[可能被]炸沉。我们必须继续装车。于是，他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助手，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西班牙人，为他们清点黄金[箱子]的数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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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七千八百箱黄金装上四艘苏联商船运往敖德萨，[41]并于［151］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在莫斯科移交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42]一位同事向克里维茨基描述了苏联港口的反常情况：“码头四周全部清空并被特种部队包围起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从船坞穿过这一清空地带把一箱箱黄金扛到铁路旁边。[43]他们搬运了几天这些沉重的黄金并把它们装上货运列车，然后在武装押解之下运往莫斯科。他试图向我估计他们在敖德萨卸下的黄金数量。我们正走过广阔的红场。他指着我们周围几英亩的空地说：‘如果把堆放在敖德萨铁路调车场的所有装着黄金的箱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红场这里，它们将把这里全部堆满。’”[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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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比这种形象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正如收据所显示的那样，在七千八百箱黄金中，只有十三箱装的是金锭，另外七千七百八十七箱装的都是金币，成百上千万金币——美国的美元，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比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法郎，荷兰的盾，英国的沙弗林，德国的马克，意大利的里拉，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俄国的卢布和西班牙的比塞塔——中有一些古币，还有一些极为罕见，金币本身的价值超过了它们的纯金含量。如果我们借用上面那种形象的描述，这些金币可以铺满整个红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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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稀有古币从来没有以其本身的价值在西班牙财政部的账本上登记过。可是却非常仔细地将假币、残币或者黄金含量低于法定标准的钱币列了出来。[45]另一方面，苏联人也没有对这些本身价值大大超出其黄金含量的稀有古币做出说明。根本不可能把所有金币都熔化了，特别是重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零三点三克的葡萄牙古币，在苏联的正式收据中，专门列出了这一重量，这些金币的价值显然远远超过其所含估计约为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三克纯金的价值。[46]至于在其余的金币中还有多少稀有古币，那也许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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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钱币和金属部的罗杰·布兰德估计金币总数超过六千万枚，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是为了发现是否存在有价值的钱币而把它们整理一遍，我非常怀疑值得不值得这么做。”他还认为：“当时的钱币市场比现在的市场小得多，即使其中的一小部分它都可能接受不了。”[47]他说的这两个问题肯定不错，但他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为了找出假币和残币，苏联人确实把这些钱币全部整理了一遍。[48]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下面这个问题：难道苏联人不会在打算把有价值的钱币逐步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掉的同时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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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马修斯声称，几个月后内格林失望地发现，苏联人不仅把金币熔铸成金条，而且还要为此收取高额费用。[49]“由于按重量计算金币的价［152］值高于金条，因此，他要求停止这种加工并对苏联要求收费表示抗议。”[50]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提出过抗议或者曾经将他所谓的关切告诉过任何内阁成员。同样没有证据证明的是，苏联人曾向西班牙财政部退赔过任何高额收费或是西班牙财政部收到过根据稀有古币本身的价值支付的款项。因为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肯定知道黄金储备包括稀有古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在同意运往苏联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就这些古币给予西班牙财政部适当的确认？在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安赫尔·比尼亚斯的研究依据的就是这些文件——显示，西班牙财政部没有得到对稀有古币价值的确认，只是由于出售这些黄金的订单的生效，金币所含纯金的价值记在了它的账本上，无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声称它熔化提炼了多少纯金。[51]此外，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要求苏联人停止熔化提纯金币的记录。相反，内格林的支持者比尼亚斯证明，西班牙财政部一九三七年开出的涉及出售三百五十八点五吨黄金（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的十五份订单经内格林批准全部生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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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从未披露那一批葡萄牙古币的最终去向，也没有披露经过他们细致检查的六千万枚金币中究竟有多少稀有古币。除了二十年后马修斯的说法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内格林曾经与苏联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没有持客观立场的人见证过这些金币的熔化提纯，因此，怀疑苏联人甚至可能将他们发现的稀有古币据为己有然后代之以本国的黄金储备完成西班牙的订单并非毫无道理。在缺乏苏联档案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下面的情况增加了稀有古币命运的不确定性：可以肯定，即使是随船到达敖德萨并于点数、称重时在场的四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也没有亲眼看到将金币熔化与提纯。总之，不许他们返回西班牙。“可能是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比尼亚斯写道，“为了避免有关黄金运往何处的消息泄露出去，他们应当留在莫斯科。”[53]他描述了他们在苏联首都的困境：他们根本没有准备长期留下来，因此非常担心他们在西班牙的家人，也为其他个人问题忧心忡忡。最终，他们的家人到莫斯科与他们团聚，但是他们始终希望返回西班牙。[54]在西班牙银行进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比尼亚斯看到了跟随黄金到达莫斯科的四名银行雇员之一阿图罗·坎德拉写给银行副总裁胡利奥·卡拉维亚斯的“一封感人的信”，恳求后者“暗中让他们离开这里”。[55]“一九三八年夏天，”比尼亚斯证实，“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采纳帕斯库亚的建议，允许他们离开苏联。[56]……苏联政府坚决要求他们绝对保持沉默，但是允许他们离开。共和国政府建议银行把［153］他们分派到设在斯德哥尔摩、美国、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代理机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们离开莫斯科。”[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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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参与黄金行动的苏联高级官员，有证据表明，至少两人被枪毙，尽管无从了解他们的死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运送西班牙黄金有关。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两人均在正式收据上签了名）因所谓反苏“右倾托派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科还被指控“试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58]另外，有证据表明，与运送黄金直接有关的内格林的经济顾问斯塔舍夫斯基也在大清洗中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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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赫尔·比尼亚斯得出结论，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在离内战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就已几乎全部用光，[59]我们仍然必须询问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向苏联国家银行出售黄金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它们被转到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并被存入西班牙财政部在那里开设的账户，这些外汇也用光了吗？由于该银行的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而且财政部在该银行所开账户的记录从来没有公布过，另外，由于没有找到财政部自己的有关文件，因此，当比尼亚斯得出他的结论时，这个问题应当还没有找到答案。一九八〇年四月在纽约西班牙学会进行的一次交谈中，比尼亚斯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法国的苏联银行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属于共和国的外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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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西班牙与苏联之间的金融业务所进行的全面研究必须考虑苏联向内格林政府贷款的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比尼亚斯尝试进行了这种研究。他根据共和国的档案资料指出，内格林的策略是，确保从苏联得到长期贷款，以尽量保留剩余的黄金储备。这一策略并不成功。一九三七年秋天，内格林指示帕斯库亚申请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位大使十月二十九日回复说：“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催促贷款。可是你不知道迅速落实有多么难。他们[苏联人]非常精明，办事拖沓，有时完全靠不住。”比尼亚斯接着写道，苏联人答应提供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的两千万美元，同时坚决要求像迄今为止那样通过出售存放的黄金支付战争物资的订单，“因为，为了完成这些订单，苏联必须进口原材料，结果一定会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比尼亚斯披露，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斯大林才批准了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但是附带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三千五百万美元须以同［154］等价值的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须在四年之内偿还。[61]根据苏联的消息来源，由于黄金储备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已经用光，可能不得不为购买当年年底运往西班牙的武器另外提供贷款，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比尼亚斯能够看到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料，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不排除最后运送的苏联货物是以贷款取得的。”[62]另外，他在发表于《欧洲研究评论》的一篇文章里证实：“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当时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帕斯库亚[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后者同意了内格林提出的总计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帕斯库亚立即返回巴黎，随后，内格林本人亲自与苏联在西班牙的代表接触，商讨这笔贷款业务的细节。没有发现关于这次磋商结果的文件。”[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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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提到消息来源的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内格林为自己要求的贷款担保，却不告诉任何人它存在何处。“没有说明，没有可以帮助澄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丝毫信息。”[64]内格林的朋友帕斯库亚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最后结果，因为内格林存心对我采取了令人心寒的相同策略，什么情况都不说，偶尔还会闪烁其词。”[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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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九年，在内格林去世几个月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报道，不仅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全部用光——它提到一封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由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签名的要求出售剩余黄金的信件作为证据——而且在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仍欠五千万美元没有还。“内格林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这篇报道补充说，“因为他在所有与使用黄金和贷款有关的命令上都签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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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九三八年底运到西班牙的武器，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它完全忽略了苏联没有计算在内的下列情况：稀有古币的价值，西班牙财政部在巴黎苏联银行开设的账户上的不为人知的外汇存款数额，运到苏联的西班牙原材料和工业产品，[66]由于运到法国的时间太晚以致无法在一九三九年保卫加泰罗尼亚的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可能最终运回了苏联，[67]内战结束时向西班牙政府购买的商船可能没有付款，还有据说转移到苏联的机械设备。[68]由于苏联控制的巴黎银行如本章前引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证词所证实的那样从未公布过内战期间它与西班牙财政部业务往来的任何记录，由于内格林关于这一问题的个人记录五十年来“未被呈堂”，不仅使人们——像比尼亚斯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对一九三六年十月运到莫斯科的大量黄金所换取的外汇进行准确的核算，而且使人们不可能对共和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其他财政经济往来进行准确的核算，甚至到了今天，它们仍然被怀疑和猜测笼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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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理报》“黄金储备全部用光”的说法，因达莱西奥·普列托［155］不以为然并且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无论我对胡安·内格林的看法如何，我断定他不会制造可怕的骗局，在去世之前安排……交给佛朗哥一份没有实际价值的文件[运到莫斯科的那些黄金的正式收据]。”他列举了用西班牙的资金为法国共产党谋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对《今晚报》的补贴以及法国共产党秘密拥有的法国航海公司购买了十几艘轮船，[69]然后，普列托继续写道：“即使所有这些费用都由运到苏联的黄金储备支付，它也不可能全部用光。我再说一遍：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为了给自己辩护，苏联将会伪造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证明文件。由于内格林进了坟墓，他无法否认造假专家模仿的签名的真实性。”[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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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黄金运往苏联之前内阁进行磋商了吗？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说进行了磋商。[71]可是，海军部长普列托却说没有进行磋商。他写道：“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先生得到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一项法令[九月十三日的秘密法令]的批准，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保护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作为当时政府的一员，我同意承担我对这项法令负有的责任，尽管我和其他部长都不知道这项法令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当时的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否清楚这一点。[72]装运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发现这件事情纯属偶然，当时正在按照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的指示装运黄金，到达卡塔赫纳之后有一些与我的部门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73]很难相信普列托在到达卡塔赫纳之前对运送黄金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奥尔洛夫的说法与他的说法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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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还宣称，内格林在卡塔赫纳见到他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恼怒”。“他肯定认为我是去那里打探消息的。他没有对我说明他在场的原因。我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因为海军基地司令告诉我，财政部长要求他派水手装运黄金……而他已经答应了。我对基地司令的应允表示认可，我对这件事情的参与也到此为止。”[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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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提供的证据有利于证明普列托最初并不知道把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计划。在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奥尔洛夫说，在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之前，他决定要求西班牙政府下达一道沿地中海航线部署军舰的命令。“我知道这种命令只能由普列托下达，……而他对黄金行动的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我]请求他与卡瓦列罗总理交涉此事，安排海军部长普列托给西班牙军舰下命令。……没过几天，财政部长内格林和……普列托来到卡塔赫纳，那道命令下达了。”[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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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说普列托安排了必要的海军保护，尽管这无意中与他所宣称的内格林“只是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才把黄金转移到苏联的说法[76]自相矛盾。“由于必须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他写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他也满意地听取了情况介绍，然后直接亲自负责，安排一支海军舰队一路护送到突尼斯近海。”[77]但普列托却说，不仅最初他不知道把黄金运往苏联的计划，而且没有人向他请求海军护航，他也没有建议提供海军护航。[78]他举出卡塔赫纳驱逐舰队司令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所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位舰队司令宣称，没有任何西班牙军舰为苏联商船护过航。[79]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暗示，这封信可能正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写的。[80]无论如何，西班牙舰队司令的说法与苏联海军武官兼军事顾问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正好相反。库兹涅佐夫负责在公海保护黄金的安全，他明确地说，包括“自由”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支舰队把苏联商船一直护送到北非海域。[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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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托还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下列说法斥为“谎言”：“内格林坚决要求充分告知阿萨尼亚总统”，而总统“对这个计划感到惊喜”。[82] 阿萨尼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普列托反驳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用对待内阁部长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家元首，他们向大家隐瞒了一切，甚至在这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阿萨尼亚极为愤怒。……他对我说，他打算立即辞职。尽管我很同情他，但我仍然努力让他冷静下来。‘你的辞职将意味着共和国的崩溃，’我对他说，‘因为，鉴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照宪法产生一位继任总统的事实，这可能被其他国家用来作为终止[外交]承认的借口。’”[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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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可以得出大致可信的以下结论：（1）尽管内格林得到政府和阿萨尼亚总统签署的九月十三日法令的批准，授权他将黄金储备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一个月后他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时并没有与内阁磋商，也没有征询普列托或阿萨尼亚的意见；（2）如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说，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但那只是在内格林和卡瓦列罗决定把黄金运往莫斯科之后；（3）对答应派水手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表示认可的普列托很可能被要求提供海军护航，他甚至有可能建议提供海军护航，因为，认为可以在他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是异想天开。实际上，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当时内格林与普列托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内格林还告诉帕斯库亚，他经常向普列托咨询“各种问题，不仅因为他看重普列托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因为他们相互信任和忠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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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普列托为什么否认他对运送黄金负有责任？答案是，他第一［157］次否认发生在一九四〇年，那是战后他与内格林的不和最严重的时期。另外，人们也许会问，一向不信任莫斯科的普列托为什么要合作？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想法不可能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想法有多大不同，尽管与普列托一样不信任莫斯科，卡瓦列罗仍然认为，除了把黄金运往苏联之外，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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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戈·卡瓦列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普列托和其他运送计划参与者的态度无疑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他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在没有说明地点的情况下，[内格林]要求政府授权把黄金从西班牙银行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黄金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而采取的正常行动；因为，如果失去了用来购买武器的黄金，共和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内格林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后来，由于担心敌军登陆，他决定将黄金运往国外。运到哪里去呢？英国和法国是那个不干涉公约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吗？不可以。那么，我们还能把它运到哪里去？除了正在用武器和食品帮助我们的苏联之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它不断供给我们的战争物资。……另外，我们还用黄金购买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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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肯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对共和国有利，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重大的财产——当时价值五亿美元，按现在（一九八七年）的黄金价格计算大约七十六亿美元——转移将使西班牙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的友好政策。在其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黄金的第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公认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承认，在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到莫斯科之后，“共和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还承认，把黄金转移到莫斯科有利于“增强苏联对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决策的影响”。[86]可是，三年以后，比尼亚斯来了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声称，断言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共和国置于某种依附境地是“具有严重的反共偏见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愚蠢的论点”，这些人不明白，由于为了得到武器共和国必须依靠苏联，因此，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强它对苏联的依赖程度。[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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