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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部关于法国航海公司的独具特色的著作中，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坚持认为，把黄金运到莫斯科使苏联不仅可以控制它对西班牙的武器供应，而且可以控制西班牙在苏联国外进行的任何采购，因为这些交易必须通过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付款。此外，他们断言，苏联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使它得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进程”。[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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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西班牙政府置于在财政上依赖苏联的境地，［158］使它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一旦武器禁运解除——这是其外交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人们也许要问，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为什么没有尝试把运走的黄金留下一些以便在需要时购买武器和外汇从而保留哪怕是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这是因为内格林担心敌军在卡塔赫纳登陆，事实使这种论点毫无说服力，正如比尼亚斯指出的那样，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兵力充足、戒备森严，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民族主义者知道，试图攻占卡塔赫纳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海军，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因此，人们不仅必须怀疑那些对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具有正常的判断力，而且必须怀疑他们对苏联的诱骗和控制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抗。人们还应当怀疑他们在认可苏联人的结算时的判断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认真的核查或监督。即使进行过这种尝试，在内格林死后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中，或是在比尼亚斯于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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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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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一月，黄金运到莫斯科两个月后，根据奥尔洛夫本人的描述，他收到了斯大林的姻兄弟保罗·阿利卢耶夫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获得“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尽管奥尔洛夫没有说明获奖的原因，但它只可能与运送黄金有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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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佛朗哥将军对马德里的大举进攻，见何塞·曼努埃尔·马丁内斯·班德上校的《向马德里进军》（一九八二年修订版），该书根据马德里军事历史部门的文献资料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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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赫尔·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0页和《莫斯科的黄金》，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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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原因：西班牙的红色统治》影印了该法令的文本，见附录十三。另请参阅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3—134页。在一九五四年出版于墨西哥的回忆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内格林要求授权把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转移到“一个他没有说明的安全的地方”（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203页）。这可能是因为必须绝对保守秘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告诉总理它们将被运往何处。事实上，拉尔戈·卡瓦列罗明确同意将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然后运往苏联。因此，安赫尔·比尼亚斯——我们已知他是内格林的坚定支持者——把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声明作为“必须谨慎地阅读”其回忆录的理由之一（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43页注释50）几乎没有什么道理。另一方面，他对卡瓦列罗下述说法的非议言之有理，该说法有关发往莫斯科的出售部分黄金的命令：“内格林和我必须签署这些命令。我签署了两三个。后来，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内格林独自签署了它们。”（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第204页）正如比尼亚斯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列罗“在其任期内”签署了“所有关于出售黄金的命令，包括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三日期间的前六个命令”（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不过，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卡瓦列罗的错误说法——比尼亚斯称之为“诽谤内格林的骗人鬼话”——并不能使比尼亚斯断言《我的回忆》被“蓄意修改”（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4页）或者用其他毫无根据的说法质疑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138页注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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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比尼亚斯说，九月十五至二十一日期间，通过铁路运送了一万箱黄金，他还提供了火车发车的准确时间，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46—147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的文章《黄金，苏联与西班牙内战》，载一九七九年一月号《欧洲研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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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39和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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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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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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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送黄金到法国兑换外汇的详细账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47—89页；另请参阅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83—101页以及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内战的黄金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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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一份资金接收者的名单以及他们接收的金额，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7页；补充信息另请参阅第121—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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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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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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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0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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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引自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105—121、114—115和119页。另请参阅佛朗哥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阿拉贡信使报》上发布的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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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5页。关于银行法的某些规定，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3—34页。为了规避这项法律，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批准了一些关于出口黄金和划拨外汇的秘密法令，尽管是在已经开始把黄金运往法国之后（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8—39和132页）。另外，关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批准的那项使出售黄金合法化的秘密法令，见《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553—557页。黄金储备全部运到国外、纸币流通失去任何黄金保证之后过了很长时间，这项法令获得批准。据比尼亚斯说，共和国领导人从来都不承认这项法令的存在（发表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号《历史16》上的文章）。这并不奇怪，如果这项法令泄露出去，那将使比塞塔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变得几乎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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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胡利奥·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最后一个乐观主义者》，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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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227页。比尼亚斯承认——但是后来又予以否认——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87页），在他看来，把黄金运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它们（《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182—186页）。另请参阅马里亚诺·安索《我是内格林的内阁部长》，第309—311页。前西班牙驻苏联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在他的文章《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中论述了认为把黄金运往英国、法国、瑞士、美国或墨西哥不切实际或不明智的理由（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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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关于该银行进行交易的绝密状态及其不公布共和国政府交易账目的情况，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362页。关于与该银行有关的更多信息，见比尼亚斯《内战中的西班牙黄金》，第81、227—229和460—461页。另请参阅他在纽约西班牙学会发表的声明。对最近几年这家银行与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和舆论工具之间暧昧的财务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让·蒙塔尔多的杰作《法国苏联银行的秘密》。据该书作者说，这家银行以“法国最神秘莫测的银行”而著称。尽管如此，他仍然搜集到了“数千份原始文件”。“我的调查不容易进行；我遇到了典型的苏联式的特殊防范制度，苏联人是保密艺术的大师。”（蒙塔尔多，《法国苏联银行的秘密》，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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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实例见因达莱西奥·普列托《西班牙的动乱》，第二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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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萨尼亚的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说，内格林是帕斯库亚的“医学同事并向他提供稳定的保护以换取某种为人不齿的效忠”（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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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发表在一九七〇年六月至七月号《对话记录》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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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比尼亚斯，《莫斯科的黄金》，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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