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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届政府确认西班牙对所有国家的友好感情并明确表示最忠实地遵守国际联盟盟约，同时希望，仅仅作为回报，其他国家将像我国对待它们那样对待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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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届政府向陆海空三军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同时也向正在保卫共和国宪法的民兵致以最热情的问候。它的崇高目标配得上这些英勇的战士，他们改善社会的合法愿望将使他们成为这一目标的坚定捍卫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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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必须让外国舆论注意到合法的形式，议会于十月一日根据宪法的规定开会。共产党的喉舌《工人世界报》的负责人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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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合法代表，二月十六日根据人民的自由意愿选举产生的议会议员，今天上午开会。政府根据共和国宪法在议会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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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期间，当违背人民的意愿强加于合法共和国的战争正在前线进行时，本届政府得到了议会的正式批准。它由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迄今为止一直如此。国家元首信任它，今天，它以议会的信任……加强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一边是拥有合法机构的共和国。……另一边是军队的叛国者，法西斯恶棍，西班牙国内外各个阶层的冒险家。文明世界现已可以作出判断；它完全站在我们一边。帮助合法的西班牙政府是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帮助叛乱者是一种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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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于十二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之后，左翼共和派的喉舌以与共产党人相同的政治术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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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昨天的共和国议会会议所显示的。它也是民主共和国政权的连续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同时它还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不可动摇的决心，它决不允许其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在这场血腥的内战所掀起的激情与欲望的风潮中荡然无存。［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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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世界注视着全体马德里人民和西班牙人民所进行的这一场不同寻常的斗争时，共和国保持着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法制生活。考虑到时势危急和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的特殊情况，它的所有基础机制运转正常。没有什么被废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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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议会昨天再次举行会议使某些似是而非的论点不攻自破，持有这些论点的人，尤其是西班牙国外的那些人，热衷于对一场捍卫合法权利的人民战争百般责难，在一些具有古老民主传统的国家甚至不必谈论这些权利，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像其他国家许多年前所经历的一样，西班牙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巩固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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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那些容忍德-意干涉西班牙所犯下的国际罪行的政府正确评价这场斗争的意义过分了吗？面对国内的敌人，在二月大选中获胜的西班牙人民将在几天之内打败野蛮的叛乱者。但是，面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机器，它无章可循，只能开诚布公地诉诸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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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企图废除西班牙宪法的叛乱爆发四个多月以后，七月十七日之前世界各国与之保持着热情友好关系的同一个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个政府的合法接替者、同一个议会、同一个共和国总统以及同样的公共机构行使着同样权力，履行着同样的职责。这不意味着什么吗？要不然就是，面对以这些机构为目标的不可容忍的侵略行为，这个世界无动于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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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以后，流亡中的共产党人、共和派人士和社会党人仍然希望对国际舆论施加有利于西班牙共和派事业的影响，他们竭尽全力掩盖一九三六年革命的深度。实际上，一些人甚至坚称，内战期间共和国宪法没有遭到破坏。例如，前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内格林的热情支持者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断言：“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到[内格林政府被左派组织联合推翻的]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在共和国合法政府控制的所有地区，宪法是法律，事实上存在而且有效，在叛军控制区，它只是法律。”[17]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政治歪曲和欺骗使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变成了尖锐的批评家。内战之前马达里亚加是阿斯卡拉特的朋友及其在国际联盟的同事，对后者的“能力、正直和知识分子的纯洁性”赞赏有加。当阿斯卡拉特抛出上面的谬论时，我们可以再次引用马达里亚加的那句话，他“背离了寻求真理的严谨路线，堕落成为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走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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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为了保证西方民主国家继续承认西班牙政府是合法政府，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留在他的职位上批准政府的法令、履行宪法规定的各种职能至关重要。能否说服他无限期地这样做下去非常令人怀疑，不仅因为他对革命以及随之出现的暴力行为的敌意众所周知，而且因为他相信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在战后所写的一封信中，他坦率承认了自己的悲观情绪：“大家知道，从一九三六年九月起，我竭力对政策施加有利于折中解决的影响，因为打败敌人是一种幻想。”[19]一九三七年夏天，著名的共和派知识分子、阿萨尼亚左翼共和派的保守派成员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记录了下面这段与总统的谈话：“‘战争注定要失败，彻底失败，’阿萨尼亚说，‘但是，如果战争奇迹般地获胜了，只要还有可能，我们共和派[即共和派各个政党的成员]将不得不登上第一艘船离开西班牙。’我对他的说法表示同意，然后接着说：‘如果您认为……战争注定要失败而且共和派难逃悲惨的命运，那您为什么不谋求和解？’‘因为我不能谋求和解。’他立即答道。我从他眼中不难看出，他的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极度痛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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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坚信战争注定失败，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政府由于敌军进攻首都的威胁迁到巴伦西亚的三周前，阿萨尼亚决定转移到巴塞罗那。有人担心，他可能从那里越过边境进入法国，然后在法国辞去总统职务。“与总统一起商定的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我们大家全部迁往巴伦西亚。……第一个离开的是阿萨尼亚先生，他没有像商定的那样待在巴伦西亚，而是去了巴塞罗那。这是为了更靠近边境。他没有与我们商量，也没有跟谁说一声。”[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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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指责也许并不十分公平。阿萨尼亚的多年知己何塞菲娜·卡拉维亚斯写道：“有人说，当总统通知他们无论他们是否同意他打算当天下午离开马德里时，一些部长提出了强烈抗议。‘这肯定是违反宪法的。’一名部长告诉他，‘显然，打开监狱并向犯人发放枪支都要更符合[阿萨尼亚依赖的]宪法。此外，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恰恰是你几天之后将会去做的事情。’”卡拉维亚斯否认了下述指控：如果不是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警觉，阿萨尼亚已经从巴塞罗那逃走了。“毫无疑问，他多次想到辞职，而且有几次决定这样做，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逃跑。……他认为，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他的责任，尤其是因为他知道，在另一边，只是由于被指控为他的朋友或支持者，许多人进了监狱或者已经被处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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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萨尼亚确实没有辞去总统职务，但是，这是由于共和派对他施加了压力，特别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九三八年四月阿萨尼亚曾经通知普列托，由于无法按照自己的愿望解决政府危机，他打算辞职。关于这件事，普列托在内战结束以后把他的［164］回答记录如下：“你不能辞职……[因为]你的辞职将给一切带来消极影响，而且因为你是共和国的化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那些没有与佛朗哥结盟的国家的尊重。由于这种尊重，我们仍然能够存在，你一旦辞职，这种尊重将荡然无存。”[23]人们应当记得，在阿萨尼亚听说黄金运往苏联的消息后，普列托曾用同样的论点劝他不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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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塞德威克在他为这位总统所写的传记中记述道，一九三六年十月，当阿萨尼亚离开马德里时，新闻界报道说，他打算巡视东部和加泰罗尼亚前线。“许多文章说他不是去视察前线，还有人说他‘胆怯地’逃离了马德里，尽管当时共和派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可以守住马德里。”[24]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土崩瓦解，不出三个星期，残缺的政府便步了阿萨尼亚的后尘。原来的外交使团几乎无人留下；许多共和国的缔造者和知识分子，例如[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和马达里亚加，不是已经离开西班牙，就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离开马德里之后，阿萨尼亚去了巴塞罗那。他的敌人说，他选择巴塞罗那为的是能够靠近法国边境，以防共和派的军事溃败；他的朋友说，他在那里居留为的是以他的存在帮助控制加泰罗尼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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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乎没有人对总统职位的权威或者总统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制止革命的能力或愿望抱有幻想，尤其是阿萨尼亚本人。“从内战爆发开始，”《阿萨尼亚文集》的编辑者胡安·马里查尔证实，“他发现他可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其中之一是对革命暴力的象征性制约。”[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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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共和派人士和普列托一样，阿萨尼亚的悲观情绪及其随时可能辞去总统职务的危险让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大伤脑筋。“我们收到的关于阿萨尼亚先生态度的报告……让人放心不下。”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证实，“我们担心他天生的悲观情绪因与世隔绝而加剧，这可能导致他做出某种无法改变的决定。”[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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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萨尼亚的批评者说，真实的恐惧也像悲观情绪一样影响着他的战时行为。拉尔戈·卡瓦列罗回忆说，在马德里，每当他有公事去与阿萨尼亚商量时，总统总是问他政府打算何时离开。“一直等到没有退路的最后时刻吗？我提醒你，我可不想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拖着游街。”[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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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困扰他的是担心自己可能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写道。[29]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曾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初两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内战期间置身事外，他在证明阿萨尼亚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威严的气质”的［165］同时确认了这种担心。“[他]备受肉体恐惧的压倒性折磨。……这种恐惧比他更强大，以致他没有想到要掩饰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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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描绘了一个更为勇敢的人物，[31]与前议会议员、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马里亚诺·安索描绘的一样。“渐渐地，”安索写道，“关于他胆小如鼠的骗人鬼话暗中滋生出来……还有一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推波助澜。……[内战之前]我与他共同面对过无数威胁，但我从没有看见他失去自制或尊严。……在警卫室和圣器室，在贵族和银行界的高层会议上，他们想要他的脑袋。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消灭他的肉体才能恢复他们想要的局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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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阿萨尼亚的内心是否坚强，辞职的想法肯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正如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他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府首脑，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他“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团的囚徒，在这个集团中，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钱不值。在伴随军事叛乱出现的社会动荡中，他被迫目睹使共和国沾上鲜血的暴力行为。人们不必太了解他也能理解……他为无力制止暴力行为而忍受的痛苦。……有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犯下罪行之后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想担任一个杀手共和国的总统。’这句名言使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在敌对阵营，没有人谴责类似的罪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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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瓦斯—切里弗注意到姻兄弟的极度痛苦，他证实，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设法劝阻了阿萨尼亚辞职。[34]塞德威克写道，一九三六年夏天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一方面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真诚的温和派人士坚决要求阿萨尼亚将他本人和他的职务视为共和国必要的对外象征，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行事的人必须维持一种民主西班牙的假象。“于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阿萨尼亚成为双方必不可少的傀儡。这位敏感严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笔作枪的勇士、纸上谈兵的专家、典型的宪政主义者，他决不想在一场实际战争中，尤其是一场其结果可能预示他在西班牙实现民主的抱负希望渺茫的内战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他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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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对阿萨尼亚总统和许多共和派领导人的悲观情绪心知肚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在信上署名的还有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这封信显示斯大林非常重视外交手段的作用，他在信中向卡瓦列罗提出以下建议：“西班牙革命走的是它自己的［166］道路，在许多方面与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同。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在西班牙，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千万不要排斥共和派领导人，而是相反，务必把他们吸引过来使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首先必须保证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派别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动摇犹豫。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从而阻止他们以此为由公开干涉，这是非做不可的，外国公开干涉构成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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