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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还包括其他建议：（1）“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家里，农民非常重要，必须重视他们。可以颁布关于农业问题和税务问题的法令，这些问题事关前线农民的利益。”（2）“有必要把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政府一边来，无论如何也要通过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没收以及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贸易自由为他们提供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的机会；否则的话，这些群体就会投靠法西斯主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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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前共产党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证明了三位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向另一位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享有国际政治声誉的社会主义者表达的对西班牙人民的爱。”[37]我们已经知道，内战爆发之后不久，罗萨尔就背弃了拉尔戈·卡瓦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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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你们正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与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的不同之处。的确，正如你们自己指出的那样，两国的各种条件不同。……但是，作为对你们[关于议会道路]的说法的答复，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将来保留议会制度与否，我们当中没有热心的支持者，甚至共和派当中也没有。……我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共和派政党的说法。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和战争行动。他们很大程度地参与了地方、省级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目前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努力维护他们各自的政治特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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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情绪低落、无能为力的共和派领导人在为革命裹上一层温和的外衣方面起到了某种有效的作用。就连众所周知与世隔绝、悲观失望的阿萨尼亚总统也在沉默了六个月之后决定公开支持官方关于内战的说法。针对国外民主人士的观点，官方说法否认这场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解释成为一场全体西班牙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入侵者及其西班牙卖国贼帮凶的斗争。阐明了官方说法的道理之后，阿萨尼亚宣称，共和国正在战斗，他没有提到践踏一九三一年宪法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167］政治动乱。他也只字不提在左派阵营内部进行的将会决定未来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斗争。“[我们]大家都在战斗，”他宣称，“工人和知识分子，教师和资产阶级——是的，正在战斗的也有资产阶级成员，工会和政党以及所有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西班牙人，我们大家都在为西班牙的独立以及西班牙人民和国家的自由而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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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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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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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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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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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易斯·费希尔一九四一年写道，“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来没有超过七百”（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8页）。这个数字大致得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一份苏联文献资料的确认。这份苏联文献资料声称：“人们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被离奇地夸大了的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人的人数。事实上，整个内战期间，只有两千多一点苏联志愿者在西班牙为共和派战斗和工作，其中包括七百七十二名飞行员、三百五十一名坦克手、二百二十二名军事顾问和教官、七十七名海军专家、一百名炮兵专家、五十二名其他专家、一百三十名制造飞机的工人和工程师、一百五十六名无线电话务员和其他信号设备人员以及二百零四名翻译。更重要的是，同时出现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未超过六百至八百。”（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28—32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不过，一九七八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提供了一个“大约三千名苏联志愿者”的数字（《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五卷，第550页）。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汇集的一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三百多名苏联人——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的名单，见何塞·路易斯·阿尔科法尔·纳塞斯《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顾问》，第153—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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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苏联飞行员没几个月就轮换一次，因此，内战期间总共上千名苏联飞行员在西班牙驾驶过飞机（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为了积累飞行经验，德国飞行员也经常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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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法文版序言），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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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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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金引用，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工人时代》。另请参阅戈金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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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摘自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是那个英国代表团亲手交给我的，当时我是合众社派到巴伦西亚的记者，因此，外国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向合众社驻伦敦办事处传送这份声明。这段话没有在我查阅过的任何报纸上刊登（见参考文献：伯内特，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报道，没有公开发表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英国下院议员代表团的声明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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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曼彻斯特卫报》。不出人们的意料，同一天的《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向阿索尔公爵夫人以及另外一些女议员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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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阁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的演说》，第9页，引自卡洛斯·M.拉马《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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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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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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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左翼共和派不是唯一一个试图掩盖左派控制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自由主义党派。实例见共和国副总统、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向全世界发表的广播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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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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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巴勃罗·德·阿斯卡拉特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号《左派新闻》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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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与我同时代的西班牙人》，第407—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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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阿萨尼亚文集》，第三卷，第558页。在写给罗伯特·A.弗里德兰德的一封信中，与阿萨尼亚关系非常密切的普列托证实，从内战爆发的第一个月起，总统就“预见到了共和派的失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号《历史学家》）。另请参阅何塞菲娜·卡拉维亚斯（阿萨尼亚的密友）的《阿萨尼亚：被称为曼努埃尔先生的那个人》，第245—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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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政治轶事》，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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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拉尔戈·卡瓦列罗，《我的回忆：致一位朋友的信》，第187页。在其没有发表的回忆录《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记录》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声称，他与阿萨尼亚商定，总统将把他的官邸安置在巴伦西亚，见第482页。“在前往巴伦西亚途中，”卡瓦列罗接着说，“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共和国总统决定去巴塞罗那。我仍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另一方面，阿萨尼亚声称，他与内阁一致同意转移到巴塞罗那，而且他是希望第二天在巴塞罗那找到内阁的部长们才离开马德里的。“他们推迟了离开的时间而且没有告诉我商定的变化，他们后来把自己安置在了巴伦西亚。我在巴塞罗那待了七个月，我相信，我在那里是有用的。”（《阿萨尼亚文集》，第四卷，第817—818页）据阿萨尼亚派的不管部长何塞·希拉尔（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巴塞罗那只是几个政府可能的落脚点之一。十月中旬，五名部长离开马德里考察可供选择的城市：阿利坎特，卡塔赫纳，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希拉尔告诉我：“卡瓦列罗想去巴塞罗那。起初决定政府将于十月十五日迁往巴塞罗那。这就是普列托为什么要去那里察看情况，[但是]巴塞罗那自治政府可能表示了反对意见。由于这个原因，政府不去那里了。”（采访速记记录的打字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直到十一月初才作出了（迁往巴伦西亚的）最终决定。在此期间，阿萨尼亚于十月十九日离开马德里，也许如其姻兄弟所说，他认为卡瓦列罗决定将政府迁往巴塞罗那（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不为人知的肖像：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人生》，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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