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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困扰他的是担心自己可能落入法西斯分子之手，”共产党人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写道。[29]保守共和派领导人米格尔·毛拉曾在一九三一年的最初两届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内战期间置身事外，他在证明阿萨尼亚具有“过人的智慧和威严的气质”的［165］同时确认了这种担心。“[他]备受肉体恐惧的压倒性折磨。……这种恐惧比他更强大，以致他没有想到要掩饰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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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阿萨尼亚的私人朋友和姻兄弟西普里亚诺·里瓦斯—切里弗描绘了一个更为勇敢的人物，[31]与前议会议员、阿萨尼亚的左翼共和派成员马里亚诺·安索描绘的一样。“渐渐地，”安索写道，“关于他胆小如鼠的骗人鬼话暗中滋生出来……还有一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推波助澜。……[内战之前]我与他共同面对过无数威胁，但我从没有看见他失去自制或尊严。……在警卫室和圣器室，在贵族和银行界的高层会议上，他们想要他的脑袋。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有消灭他的肉体才能恢复他们想要的局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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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阿萨尼亚的内心是否坚强，辞职的想法肯定一直压在他的心头。正如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沃诺斯所指出的那样，阿萨尼亚是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他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府首脑，但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他“成为一个政治力量——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集团的囚徒，在这个集团中，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钱不值。在伴随军事叛乱出现的社会动荡中，他被迫目睹使共和国沾上鲜血的暴力行为。人们不必太了解他也能理解……他为无力制止暴力行为而忍受的痛苦。……有人在马德里模范监狱犯下罪行之后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不想担任一个杀手共和国的总统。’这句名言使他受到人们的尊重，因为在敌对阵营，没有人谴责类似的罪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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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瓦斯—切里弗注意到姻兄弟的极度痛苦，他证实，安赫尔·奥索里奥—加利亚多设法劝阻了阿萨尼亚辞职。[34]塞德威克写道，一九三六年夏天以及随后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一方面是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和真诚的温和派人士坚决要求阿萨尼亚将他本人和他的职务视为共和国必要的对外象征，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按照莫斯科的旨意行事的人必须维持一种民主西班牙的假象。“于是，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阿萨尼亚成为双方必不可少的傀儡。这位敏感严谨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笔作枪的勇士、纸上谈兵的专家、典型的宪政主义者，他决不想在一场实际战争中，尤其是一场其结果可能预示他在西班牙实现民主的抱负希望渺茫的内战中扮演任何角色。不过，他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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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宫对阿萨尼亚总统和许多共和派领导人的悲观情绪心知肚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大林给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了一封信，在信上署名的还有人民委员会议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伏罗希洛夫。这封信显示斯大林非常重视外交手段的作用，他在信中向卡瓦列罗提出以下建议：“西班牙革命走的是它自己的［166］道路，在许多方面与俄国所走的道路不同。这是由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而且还要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在西班牙，议会道路可能被证明是一种比在俄国更有效地推动革命发展的手段。……千万不要排斥共和派领导人，而是相反，务必把他们吸引过来使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首先必须保证政府得到阿萨尼亚及其派别的支持，尽可能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动摇犹豫。为了防止西班牙的敌人说它是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从而阻止他们以此为由公开干涉，这是非做不可的，外国公开干涉构成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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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还包括其他建议：（1）“在一个像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家里，农民非常重要，必须重视他们。可以颁布关于农业问题和税务问题的法令，这些问题事关前线农民的利益。”（2）“有必要把城镇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政府一边来，无论如何也要通过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没收以及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贸易自由为他们提供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立场的机会；否则的话，这些群体就会投靠法西斯主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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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前共产党人阿马罗·德尔·罗萨尔写道，“证明了三位共产党领导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向另一位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享有国际政治声誉的社会主义者表达的对西班牙人民的爱。”[37]我们已经知道，内战爆发之后不久，罗萨尔就背弃了拉尔戈·卡瓦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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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的回信中，拉尔戈·卡瓦列罗写道：“你们正确地指出了俄国革命与我国革命发展过程中明显存在的不同之处。的确，正如你们自己指出的那样，两国的各种条件不同。……但是，作为对你们[关于议会道路]的说法的答复，应当指出的是，无论将来保留议会制度与否，我们当中没有热心的支持者，甚至共和派当中也没有。……我完全同意你们关于共和派政党的说法。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参与政府的工作和战争行动。他们很大程度地参与了地方、省级和国家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目前出现的情况是，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努力维护他们各自的政治特性。”[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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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些情绪低落、无能为力的共和派领导人在为革命裹上一层温和的外衣方面起到了某种有效的作用。就连众所周知与世隔绝、悲观失望的阿萨尼亚总统也在沉默了六个月之后决定公开支持官方关于内战的说法。针对国外民主人士的观点，官方说法否认这场内战是一场阶级斗争，而是把它解释成为一场全体西班牙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反对外国入侵者及其西班牙卖国贼帮凶的斗争。阐明了官方说法的道理之后，阿萨尼亚宣称，共和国正在战斗，他没有提到践踏一九三一年宪法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167］政治动乱。他也只字不提在左派阵营内部进行的将会决定未来革命走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斗争。“[我们]大家都在战斗，”他宣称，“工人和知识分子，教师和资产阶级——是的，正在战斗的也有资产阶级成员，工会和政党以及所有团结在共和国旗帜下的西班牙人，我们大家都在为西班牙的独立以及西班牙人民和国家的自由而战。”[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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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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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马德里最后的日子》，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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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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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共产主义与西班牙内战》，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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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易斯·费希尔一九四一年写道，“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来没有超过七百”（路易斯·费希尔，《人与政治》，第498页）。这个数字大致得到了一九七三年的一份苏联文献资料的确认。这份苏联文献资料声称：“人们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被离奇地夸大了的在西班牙参与军事行动的苏联人的人数。事实上，整个内战期间，只有两千多一点苏联志愿者在西班牙为共和派战斗和工作，其中包括七百七十二名飞行员、三百五十一名坦克手、二百二十二名军事顾问和教官、七十七名海军专家、一百名炮兵专家、五十二名其他专家、一百三十名制造飞机的工人和工程师、一百五十六名无线电话务员和其他信号设备人员以及二百零四名翻译。更重要的是，同时出现在西班牙的苏联人从未超过六百至八百。”（苏联科学院，《与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合作，1936—1939》，第328—329页，着重体是我加的）不过，一九七八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提供了一个“大约三千名苏联志愿者”的数字（《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五卷，第550页）。根据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汇集的一份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三百多名苏联人——既有平民也有军人——的名单，见何塞·路易斯·阿尔科法尔·纳塞斯《西班牙内战中的苏联顾问》，第153—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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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班牙空军司令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一九四〇年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苏联飞行员没几个月就轮换一次，因此，内战期间总共上千名苏联飞行员在西班牙驾驶过飞机（这次采访的速记记录现存胡佛研究所）。据希特勒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说，为了积累飞行经验，德国飞行员也经常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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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我如何以及为什么离开国防部》（法文版序言），第2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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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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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被（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胡利安·戈金引用，见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工人时代》。另请参阅戈金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写给我的信（现存胡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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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摘自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发表的声明，这份声明是那个英国代表团亲手交给我的，当时我是合众社派到巴伦西亚的记者，因此，外国新闻检查官允许我向合众社驻伦敦办事处传送这份声明。这段话没有在我查阅过的任何报纸上刊登（见参考文献：伯内特，博洛滕，《从巴伦西亚发给合众社的报道，没有公开发表的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对英国下院议员代表团的声明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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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实例见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曼彻斯特卫报》。不出人们的意料，同一天的《真理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条新闻。另请参阅拉尔戈·卡瓦列罗向阿索尔公爵夫人以及另外一些女议员发表的声明，载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光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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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内阁总理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的演说》，第9页，引自卡洛斯·M.拉马《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危机》，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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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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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工人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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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左翼共和派不是唯一一个试图掩盖左派控制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所发生的变化的自由主义党派。实例见共和国副总统、共和联盟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向全世界发表的广播演说，载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政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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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政治报》。着重体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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